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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三章 追逐幸福

　　从1953年朝鲜停战到1957年秋的这段时间被称为“艾森豪威尔的假寐期”。当时美国人认为自己技术超群、所向披靡。然而，令他们沮丧的是，他们发现苏联的火箭技术早已偷偷地超越了他们。在这之后，美国人再不复此前自信。美国计划投资上千亿美元疯狂探索星空，以夺回美国科技的领先地位。然而，年复一年，地球上令人沮丧的发展使美国人遭到了新一轮的自尊侵蚀。对那些珍视1953～1957年短暂休整的人而言，那是一个单纯的黄金时代，如同失去的纯真童年般那样让人哀悼和怀念。

　　这段假寐期虽不很辉煌，但也不像美国知识分子描述的那样虚无。在知识界看来，这是沉闷无味、骄傲自满、物欲横流、追求享受的年代，大众社会分崩离析、随波逐流、毫无个性、道德败坏，整个社会笼罩在无聊厌烦和恶俗的氛围当中。在那个浮游无根的时代，小城镇的旅馆被41 000家汽车旅馆取代。还有更多意想不到之处，比如你只需要花25美分就可以躺在一张能够刺激性欲的床上。梦想破灭的美国，其宗教态度已经堕落到了打电话听祷告的地步，《现代电影》杂志连载了“明星如何找到信仰”系列。还有预先包装好的60秒解决所有精神困扰的锦囊。照此看来，20世纪50年代中期没有任何值得赞扬之处。在这期间，身份的标志就是高级职员专用厕所的钥匙，男子气概要靠加入“美身牌刮脸香水俱乐部”来体现，民主就是给有钱人投票，排场就是用松木装饰房间，经济标志则是“阁下应该购车”。

　　那时有很多小玩意儿。技术变命对美国人有着前所未有的巨大魅力。人们好奇地谈论着晶体管，说着这些还没有他们的鞋带头大的锗片和硅片，它们既可以被用在像国会议员赫伯特的小收音机上，又可以给助听器供电（这种助听器小到可以装在眼镜架上），还能为战斗机减轻1 500磅。这些小玩意儿用处大着呢！只有苦行僧一般的人才会鄙视席梦思公司促销的国王型和女王型甜梦牌床垫。虽然看到汽车旅馆坐便器的座圈上盖着写有“为了保护你的健康，本座圈已消毒”的纸条时人们会觉得很荒谬，但洁癖还是比不讲卫生要好。洛斯阿拉莫斯等国家实验室外，技术人员们正在致力研究如何使人们的生活更加舒适，还是让人高兴的。

　　虽然新发明本身没有错，但数目之多真是令人眼花缭乱，比较突出的有：中央吸尘器、乙烯基塑料地板、按键式电话、立体声调频收音机、洗衣烘干一体机、汽车自动变速装置、开车入场商店、带空调的公共汽车、电热毯、电动地板打光器、电动卷笔刀、电动开罐器和电动地板打蜡机。这些发明一个接一个地出现，逐渐成为美国中产阶级家庭的日用品。渐渐地，这些更实用的新产品一点儿一点儿地改变了日常生活。20世纪50年代中期，“摇摆世代”意识到，生活中数不清的方面都变得更容易、更安逸、更方便、更有趣了，换句话说，更宜居了。几乎同时，他们想起了“大萧条”。带着敬畏和恐惧之情，他们意识到：那已经永远离他们而去了。

　　“大萧条”的确已经离他们而去了，到处都是日渐富裕的迹象。自然资源、“二战”后的全球政治变化、人口情况、西欧经济的变化以及美国人的工作热情，都是造就繁荣的原因。美国制造了世界上一半的商品。战后，美国国民生产总值翻了一番（20世纪70年代初期，又再翻了一番）。美国的海外投资从120亿美元增加到800亿美元。单是美国通用汽车公司的预算规模就已经达到了波兰全国的预算规模。

　　这一切的结果是，美国的生活水平提高到了让世界其他国家无法理解的高度。几乎60%美国家庭报告的工资收入都达到了中级资产阶级水平。自20世纪40年代后期以来，家庭平均收入已从3 083美元上升至5 657美元，即使考虑到通货膨胀，也意味着上升了48%。按照阿道夫·伯利的说法，美国正处于“疾驰的资本主义”阶段。无产阶级正在转变。流水线上的工人和他们的妻子都可以开着昂贵的新汽车，还投资股票。1954年5月的《财富》杂志指出：“是改变美国中产阶级消费者旧形象的时候了。他们不是，而且几年前就已经不是小房东或药店老板了。如果说到最典型的形象，最合适的也许就是底特律的车工。”

　　“大萧条”时期的幸存者还没有来得及感受新繁荣，就开始变得与时代格格不入了。经济繁荣是这些人年轻时以为不可能实现的梦想。他们的消费本能胆小保守。如果他们总共有100美元，他们会把它全部存起来。然而，节俭突然变得不合时宜。在“二战”后成年的美国人不了解那些拮据的岁月，他们会花光现有的和未来将得到的每一分钱。“大手大脚”成了恭维话。这些挥霍无度的人像1929年的投机者一样依靠赊欠过日子，但他们买的不是股票，而是消费品。对于他们来说，生活靠的就是分期付款。1952～1956年，美国消费者的债务从274亿美元增至425亿美元，增长了55%。分期付款信贷增长了63%，此数据在汽车行业几乎增长了100%。虽然这是繁荣时期，个人可支配收入却仅仅增加了21%。新一代美国人把自己抵押给了未来，却显然还过得很享受。谈起“债务整顿”和周转性信贷计划，他们很不以为意。这种形势下，诞生了一种新兴职业——债务顾问，他们的职责就是为这些人处理信贷和还款出谋划策。

　　即使是那些生活在新郊区的高新家庭，也几乎没有存款。在长岛的莱维敦和伊利诺伊州的帕克福雷斯特地区，储户的平均银行存款为300美元。年轻夫妇习惯于按月扣所得税和一次性的抵押贷款，因此对利率的高低毫不关心。他们在分期付款购买物品时，只关注每月需要支付多少钱。他们将生活保障寄托于银行贷款的圈套、附有特定付款和债务条件的优惠券上，而银行自然乐意效劳。威廉·怀特说，银行提供的是“储蓄之处”，而不是推广“储蓄的理念”。

　　错愕的父母们称这些年轻人为“蝗虫”，他们的哥哥姐姐们也很惊讶。常常听见30多岁的夫妻讨论那些20多岁的夫妻：“我们在他们那个年纪时，做梦也不会想到要欠债。”但在过去，美国人并没有医疗保险和广泛的社会保障机制提供保障。如果遇到紧急情况，现在的年轻人总会弄到贷款以渡过难关。这显然违背了严格的个人主义信条——马克思·韦伯所说的新教徒道德，但身处社会发展阶段的享乐主义年轻人明确指出，正是个人主义引起了“大萧条”。人们发现，在广告中，新教徒道德的有些用语渐减少，如“强迫”、“强制”、“向上”和“控制”等已经显得不合时宜了。年轻人争辩说，消费不仅可以带来乐趣，也是更明智的选择，有些人认为这样也更爱国。一个广播电台录制了一首五声合唱曲，结尾是“买买买，今天需要什么就买什么”，每天都要反复播放70次。

　　即使你买的是你并不需要的东西，你至少促进了经济繁荣。任何与潮流不符的路线都会令人感到惊悚。纽约一家报社报道说，“节俭之风的兴起”将“影响政府”。麦迪逊大道援引塞缪尔·巴特勒的话：“所有的进步都基于每一个人都希望过上超出他收入水平的生活。”沃尔特·汤普森广告公司的研究人员居然向人们引用出自本杰明·富兰克林的名言：“难道不是有朝一日能够尽情购物和享受奢侈品的强烈欲望推动着劳动和产业吗……如果没有这样的刺激，人们的天性会让他们逐渐变得懒惰，而奢侈难道不会使消费市场出现供大于求的局面吗？”（引用这句话时，广告公司说：“这看起来才是成熟的思想，修正了他早期关于节俭之风的广为人知的论述。”）

　　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坚持认为客户主宰一切的说法毫无意义。需求是被操控的，认同是被设计的，公众生活在有组织的欺诈之中。这就是消费者，了解它对于理解新经济进化的重要性，就如同了解杜勒斯，才能理解美国外交政策。在郊区的住宅区，这被称为“美好的生活”。这意味着其满足了人们的贪欲——跃层的住宅、双车库里停着两辆车，以及游艇、海景房，东西坏了或过时了就添加更多的新物品（这完全得益于发明“过时”的奇才们）。在朦胧的未来，受过大学教育的孩子们也将开始重复这样的过程。但这种繁荣的心理不仅仅限于郊区居民，也包括正在不断壮大的中产阶级群体。这是必然的，因为批量生产需要大规模的消费来保证。处于较为底层的美国人收入较低（年收入在4 800～5 200美元）无法搬到帕克斯雷斯特、帕克默希德和德雷克赛尔清溪这些地方去，便常常购买其他相关产品，特别是那些电视广告上宣传的啤酒、牙膏、止痛药、洗发露、配好的蛋糕料、轻泻剂、洗涤剂、剃须刀、润肤露、香烟，以及对大多数家庭来讲的大笔开支——购买新汽车。在商品的大肆宣传中，观众们被不断地推到广告品牌的浪潮中，不断购买新商品，资金不足就向可靠的信贷公司借款，以获得那被胡乱吹嘘的美好生活，否则就有失去这珍贵的一切的危险，以及脱离群众的危险。

　　20世纪50年代中期，对消费者欺诈和操纵的概念已然不新鲜，但人们开始普遍意识到这种现象是基于这个时期对消费者消费驱动力的研究，而这种驱动力正变得越来越复杂。其诱人性遍及生活的方方面面。广告界那些善用花招的人之大言不惭，有时让人惊讶不已。他们为建立在肥皂的香味、泡沫的结构和纺织物的洁白度上的帝国自豪不已。他们自吹自擂（用他们的调查和销售数据来支撑），说从俄勒冈州到科德角的抽烟者全都改抽万宝路牌香烟；人们扔掉了普通短裤改穿纺织机之果牌的骑师式短裤；人们向信贷公司借钱，以便他们的妻儿可以肯定地回答那个有名的问题——菲利普·怀利说，这个问题被植入了所有针对美国女性的广告中：“太太，你够条件吗？”

　　斯佩克托尔斯基谈到这些有创意的广告员时，说：

　　上帝保佑我们，这些人创立风格，制造时尚，宣扬美国其他人民的梦想。无论他们做什么，几星期或几个月之后，在森林湖和圣巴巴拉市以及交通干道区的同行都会进行类似的活动。通过像 Vogue 杂志上的专栏“人们正在谈论……”这样的渠道，他们规定的一切常常在贝弗利山、格罗斯角和塞威克利等地方流传和谈论。他们告诉我们买什么，我们向上帝发誓，就买什么。

　　斯佩克托尔斯基开始着迷于这些生意经。其他人却有自己的意见，说这是故意鼓励非理性行为和冲动购物，是对别人隐私的侵犯；说人们成为受害者，激发人们的欲望是奴役的一种形式。评论家认为，他们可以在艾森豪威尔引领的美国繁荣的表面现象下，察觉到深刻的动乱征兆。酗酒和服用镇静剂成瘾的人数的数据令人担忧。1957年毒品的销售量是战争结束时的8倍。商店的盗窃案件也大为增加。在伊利诺伊州的一个社区里，商店的扒手并不是如人们想的那样贫困潦倒。警察局局长说，她们是家庭主妇，老公是年薪8 000美元的中层管理者。她们每星期都做礼拜，活跃在小学家长会中，参加桥牌俱乐部以及每星期消费50美元。

　　加尔布雷思困惑于社会的双重标准，他说：“从给定的原材料中增加产量的任何行为都是好的，也是重要的；而任何抑制或减少产量的，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都是错误的。”那些宣扬自我放纵和累积个人财富的人，称颂商品私有，却逃避公共服务——教育、公共卫生、消除城市公害的运动等。根据这一思路，加尔布雷思认为：“毫无疑问，在纯粹的金钱方面，做投机者或妓女比当教师、牧师或警察回报更大。”年青一代已经被“庸俗预处理”，路易斯·克罗嫩伯格写道：

　　“就像做衣服的材料已做过缩水预处理一样。”埃德蒙·威尔逊写道： “生产、消费和利润在这一代发挥的作用，代替了我们祖辈时宗教的作用。”他说，这样的事情甚至不容许讨论，因为“它们已经取代了《圣经》和耶稣基督的神圣”。一些观察家认为，广告推销员似乎是推销精神病的掮客。沃尔特·李普曼痛斥他们为“新野蛮人”，加尔布雷思在一篇引人注目的文章中谴责消费主义，同时也为后来的作家提供了衡量与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不同的社会标杆：

　　今天，那些提出温和批评的人，也可能看起来像一头狮子。今天，持各种社会准则和政治信仰的人，都在追求舒适和时尚。如果一个人有争议，就会被看作令人不安的因素。创造性被认为是破坏稳定的标志。把《圣经》中的一个比喻做小小的修改，那就是庸人引领庸人。

　　如果对20世纪50年代新繁荣带来的生活方式没有体会，那么，15年后对社会反抗的理解就无从谈起。在这方面，像在其他方面一样，时代的特征最容易在新郊区中得到体现。他们并不代表所有美国人（例如，很少有人会死在那里，那里的成年人也几乎都已成家）。但他们确实代表着美国未来的模样。正是在那里，中层管理人员终日过着安逸的生活；在那里，有他们妻子尊崇的贝蒂·弗里丹口中的“女性的神秘”；在那里，未来的嬉皮士和正派人物一起嬉戏在公共的社区游乐场。

　　20世纪40年代初开始的美国国内大规模人口迁移，曾在战后时期以缓慢的步调继续。在整个20世纪50年代，每年都有超过百万名农民离开农场，到20世纪60年代，总共有1 700万农民离开了农场。同时，曾经那样辉煌的城市中心被遗弃，成为穷人的居住区和富人的经营点，其他人远离了市中心。战后，即使在战前就已定居的郊区，如康涅狄格州的斯特拉特福，乘车来往的人也是之前的两倍，再后来是三倍。在新兴城市，乘车上班的人几乎包括了城市的所有男性。每个工作日的早晨，几十万白领骑车或开车到曼哈顿，晚上再回家。20世纪50年代末，曼哈顿岛市政厅以南的人口白天超过100万人，而晚上只有2 000人。在这10年中，超过100万纽约人离开了纽约，在战后崛起的社区生活。约翰·布鲁克斯写道：“夜晚的郊区吸干了市区的人口，只剩下守夜人和无家可归的人。它成了一座兼职城市，像潮水一样涨落……当汽车、通勤列车到达时，它为人潮所淹没；入夜，它被遗弃在黄昏中——人潮退去，为小偷、警察和老鼠腾出了空间。”

　　美国其他城市也一样。1958年前的10年里，定居区建成的1 300万套新住宅中，大约有1 100万（85%）建在城市外。农场和中心城市的难民聚集在乡镇，这些地方，在战胜日本那天尚不存在。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城市丧失了活力。在过去，它曾是雄心勃勃的年轻人向往的地方，现在，这些人已不断流入城市周边社区、弯曲的超级街区、复式花园洋房、红砖迷宫和修剪整齐的草坪。那里居住着新一代人，“摇摆世代”和他们的甥侄辈，在这些新开发区盛行着新的生活方式。

　　其最突出的特征是尤其重视社交技能。农村和小城镇曾被戴维·里斯曼认为是所谓的“内向”男女的大本营。他将他们举止的基础比作陀螺，这形成于他们的幼年时期，由其父母所培养，之后再没有动摇过。“内向”的经典例子就是，英国人即使在丛林中吃晚餐，也要穿上礼服。在郊区，一种完全不同类型的群体正逐渐占上风： “他向的美国人”。他们的动力来自他们渴望不断被人喜欢。里斯曼将之比喻为拾取他人情感脉冲的雷达，其反应是不断调整以满足集体的需求。在希伦戴尔和加登维尔这样的地方，“适应能力强”被看作一种荣誉。

　　这些特点在战后的美国并不算新鲜。西摩·马丁·李普塞特举出令人信服的论证，他说：美国人没有经历过专制制度，重视平等主义，所以总是“他向”的，而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在100多年前就发现了支撑这个论点的证据。他指出，虽然美国人自豪地谈论他们的个人主义，但美国人特殊的才能，也是他们最大的潜在弱点的根源，就在于他们彼此合作的作风。他预言，如果美国失去了这种动力，便会通过牺牲所有其他美德而加强社会性的美德，并创造一种多数人的专政。他写道：“在平等的年代中，无论人们为自己制定了什么政治法律，你都可以很肯定地预见到，对公众意见的信任将如宗教信仰一般，而大多数人将成为先知。”在这种情况下，危险是个体可能会“因自己的渺小和软弱无力而被压倒”。

　　这正是威廉·怀特等批评家认为他们所看到的20世纪50年代郊区的现象。他们认为，大力强调为团体所接受的行为抑制了个人行为，也阻碍了天然领导人的成长，培养出唯唯诺诺之辈。在某些方面，这是不可避免的。美国各地的小企业濒临破产，越来越多美国人被公私官僚机构雇用。1956年，美国越过了一个重要的里程碑，以它本身而言，其重要性不亚于1890年边境关闭：蓝领工人（制造业的工人）的数量被白领（中产阶级和服务行业的人）超过了。越来越多有代表性的工资收入者是非个人实体的文员。在新开发的区域，似乎每个人都受雇于庞大又漂浮不定的合作机构。“摇摆世代”已经成为技术员的一代，成为可互相调换的部件。这些人都知道这一点，而大多时候也喜欢这一点。

　　可以肯定的是，他们经常将生活比作乏味的折磨，但他们的绝望是佯装的绝望。如果他们觉得他们被囚禁，那他们的监狱也是史上最舒适的监狱，这一点他们自己也会首先指出。家长式作风已成为一种德政。最普通的例子是美国广播公司给员工发放公司特制的领带。其他公司做得更细：里奇菲尔德石油公司建立模范住宅家园，IBm建立了乡村俱乐部，雷诺兹烟草公司聘请了专职牧师，柯达公司和杜邦公司为员工雇用心理医生。对于那些工作日都在公司埋头苦干的中层管理人员来说，在住宅区实行这样的组织化原则，是再自然不过的了。

　　约翰·斯坦贝克谈到这种新组织时写道：“在我看来，他们看我时，也在我身上找投硬币的口。”这个说法是不公平的。帕克默希德地区雇用穿着制服的工人除草，德雷克赛尔清溪的1 223座花园公寓每年圣诞节举行装饰竞赛，其庭院间的花样极富想象力，以至于每年都有10万费城人参观。新开发区的生活在许多方面都比这些居民们在20世纪30年代的童年生活更好，这不只是因为现在每个人都更加富有。现代企业提供了畅通的升迁之道，让任何中层管理人员都有可能进入威彻斯特郡、公牛谷或布卢隆菲尔德山，所有这些新郊区都是自由而不分等级的，对任何背景的人都很友好，除了黑人（当时黑人有所成就的时代还没有来临）。新入住的家庭发现他们的新邻居很热心，帮助他们整理行李、照顾孩子，一直给他们送来食物，直到他们安顿下来。甚至威廉·怀特也承认，住在郊区的年轻居民“在心地善良和作风正派方面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

　　他们拥有自己的住房，这很重要，因为这实现了美国人长久以来的愿望。他们的集体观念植根于美国的历史：当年的开拓者也很慷慨好客。新一代放松随便，不拘小节，几乎有些过头。运动衫和长及小腿的牛仔裤代替了硬领衫和长筒袜。妈妈们那代人从没有想过不打扮一番就去市中心，现在，女儿们顶着满头烫发夹子就去逛街了。即使有人认为她们的头巾很像东欧农妇戴的三角巾，她们也不在乎。她们关心的是邻里的态度。她们都在做同样的事情，如果她要与众不同，其他人便会很失望。

　　新住宅区的儿童们彼此交换玩具和衣服，好像这些是他们的共同财产，实际上也几乎成为共同财产了。如果小波比的外套穿不下了，就可以送给对门的小比利。母亲在一个陌生孩子身上认出自己家的衣服，是很平常的事情，因为这些衣物到别人之手后又转手了几次。自行车和小型摩托车也可以交换。很多家庭的前门总是敞开的，邻居不敲门就可以进去。里屋的门也逐渐消失了。那些20世纪30年代的大软垫沙发、厚重的地毯和屋里的隔墙也不见了。以往母亲们每天都打扫的只用来摆大餐的餐厅，已经被客厅、饭厅和厨房一体的房间所取代。这些郊区居民即使在有客人来访时，也不会为失去那种大餐厅而难过。大家入席围坐在一起的吃饭方式，已经演变成一锅端、自取的方式。有时会有些别扭，但似乎没有人介意，这样女主人也可以和大家同乐。

　　男主人通常提前就将酒调好，75%的家庭喝的都是马提尼。如果有人在儿童室滋事，他会急忙赶去制止。郊区的父亲们对孩子更加关注，家庭成为陪伴与娱乐的地方。到1954年，美国近2/3的丈夫帮忙做家务，在新开发区，该比例更高。此外，在一定程度上，让年轻父母的父母们惊讶的是，他们发现现在年轻的父亲还会帮着洗碗、做饭和给婴儿换尿布。罗素·莱恩斯抱怨道，年轻的妻子开始将自己的丈夫当兼职雇员或新的佣人来用了。但这些年轻丈夫觉得，在下班回家的路上去超市买些额外的食品、把脏衣服扔进洗衣机里、推着婴儿车上街并不会使自己丧失男子气概。他们认为这对自己和家庭都很好。斯波克是这些年轻父亲们用来给自己的手表对时的大座钟：既然他也认同这些父亲们的做法，那就是对的。

　　作为家庭团结领头者的郊区母亲们大多看起来很年轻，往往其本身确实很年轻。在20世纪50年代，美国女性结婚的年龄从22岁下降到20岁甚至十几岁。高中结婚已经逐渐被认可。孩子们在初中就开始谈恋爱。女孩在那时甚至更早就开始思考婚礼。《纽约时报》一则销售儿童服装的广告说：“她可以对男人产生无限诱惑。”

　　要成功地诱惑男人，就必须很诱人。用怀利的话说，要“够条件”，最好是“很够条件”。为了实现这一幸福的高度，所有年龄段的女性都在衣服、化妆品和制造商声称会产生诱惑的奇妙香水上投入大量金钱。1939年以来，女性的身材尺寸平均缩小了三四号。她们要的不是合适自己尺寸的服装，而是她们喜欢的款式，然后节食减肥以适应这件衣服。“梅特里科尔”一面市就赢得了热烈的大众市场。取得同样效果的还有伊卡璐的新口号：“如果只有一生，何不做一位金发女郎。”一些社会科学家和上了年纪的妇女参政论者担心妇女过于鲁莽地放弃她们来之不易的独立地位，但他们的声音被淹没了。《生活》杂志盛赞女孩们回归家庭的大趋势，《时代周刊》配合封面图，刊登了一篇关于郊区妻子的文章，说她们的“生活很美好……要说她们有什么不高兴的理由，完全难以置信”。卡尔·德格勒写道，真相是“整个美国社会，包括妇女，对女权主义思想都敬而远之”。

　　到了20世纪50年代后期，美国的出生率已逼近印度。在20年里，生育三个及以上孩子的美国妈妈的数量翻了一番。这种现象在女性大学生里越来越多，也最为突出：她们不惜放弃事业，养育4个、5个、6个或更多的孩子。美国大学生中的女生较少（只有35%），明显低于欧洲国家，也低于美国战前比例（40%）。注册入学的大学女生中近2/3没毕业就退学了，而超过半数的男生完成了学业。许多女生离开学校，去做卑微的工作以资助她们还在读书的另一半。这就是所谓的“Ph.T.”（让丈夫读完大学）学位。另一些女生退学是因为她们没有找到伴侣。各校教务处发现，女生在大一、大二时离开学校，是因为她们发现这里可以选择的对象已经不多，想去别处碰碰运气。

　　暂时居住在莱维敦的雄心勃勃的中层管理者，虎视眈眈地盯着威彻斯特郡，对他们来说，合适的伴侣就像亲切的笑声和诚恳的领带一样重要。公司开设培训班，指导公司职员的妻子们什么是应该做和什么是不应该做的。《财富》杂志在访谈中发现妻子们，尤其是年轻的妻子都很认同这种培训。她们认为害羞的妇女应该多参与社交，比丈夫还精明的女性则应该学会隐藏锋芒。当时有几部电影戏剧化地演绎了她们的情形，如《纵横天下》和《女人世界》。这些电影的主题都是公司需要寻求合适的人担任要职，聪明的妻子在各个方面帮助丈夫获得成功，如着装得体、将室内装饰得当、选择合适的陪客、用餐时为上级选择他最喜欢的菜等。

　　大型企业员工习惯于默默无闻，让那些倚之为生的人们失去了信心和独立能力。他们自身没有站稳脚跟也是原因之一。员工就像是地图上的大头针，人事主管可以随意把他们移来移去。每次调动都意味着告别老朋友，在别处再次寻觅朋友。据《华尔街日报》报道，蒙哥马利·沃德公司的一名职员因为工作调动，在婚后26年里和他的家人搬迁了28次。流动性增加成为郊区生活的常态。根据阿特拉斯搬运公司说，现在公司经理一生中搬迁的平均次数是14次，大约每两年半就要搬迁一次。对他们来说，适应新环境的能力非常重要，那些始终居住在一个地方的人是无法理解的。虽然新住宅区对社会化的要求有时未免过分，然而，人们过分依赖于自己的家庭情感，会让情况变得更糟。

　　郊区设施完备，足以满足新住户的需求，居民不可能感到孤独。美国人见到任何团体就想加入的冲动，在这里得到了充分展现。从早到晚，排满了各种组织的集会。伙伴们总能抽出时间聚到一起，打扑克、打桥牌和打保龄球；摄影、观察鸟类、射击、刺绣、乒乓球俱乐部，处处热闹非凡；小学家长会、女性选民同盟、美国人争取民主行动组织、女民兵组织，以及从1958年才开始的约翰·伯奇协会也人头攒动。

　　许多之后在公众生活中崛起的美国人，在郊区这种不断相互调整适应的生活中积累政治经验。与之前的住处相比，他们在新居处更容易成为共和党人。从城市中心来到郊区的雄心壮志的夫妇，变更了他们的党派，这也是他们抛弃下层阶级身份的方法。他们的父母曾经是民主党庞大的后援团的成员，而他们却不再如此，他们现在已经达成所愿，于是就想推倒曾经爬过的梯子。战后欧洲工会的扩张，导致了庞大、激进的阶级意识的力量的形成。但美国这里没有。虽然1 800万美国工人已经加入工会，但他们渴望中产阶级的地位，并且常常能得到满足，因此形成了庞大的新中间阶层。他们对自己的新角色感到不安，不相信自由主义，厌恶进一步的社会改革，终于形成了新保守势力。随着罗斯福联盟开始动摇，这股力量将越来越有重要意义。

　　对郊区生活方式最常见的控诉就是太压抑。郊区生活过于随意自如，如果有人要追求个人隐私，就会显得有些格格不入。本用来观景的窗户成了从窗外向屋内窥探的窗口，夫妻如果想避开邻居独处一会儿，可能还需要之后向邻居解释一番。郊区的居民认为他们有权知道一切：“你昨天来例假了吗？”“在店里和你说话的那女人是谁？”或者，“你老公罗杰早上上班时很生气，他怎么了？”

　　“文雅社会”这样的词语被弃用，因为社会已经没有任何文雅可言。直呼其名更是司空见惯的事情，这以前只限于家人和朋友之间，现在已扩展到同事和邻居之间。在办公室聚会或邻里间的鸡尾酒会上，弄清与你交谈的人的姓名变得越来越困难，只有在初次介绍时才会说到姓，之后每个人就只是艾尔、黛比、查克或贝丝。而直呼其名的范围最后又扩大了一圈，几乎包括每个仅仅知道你是谁的人：医生、商人或是别人家的哪个孩子。回到家中的郊区居民会突然发现一个陌生男孩在使用家里的浴室，只需打招呼道：“你好，多丽丝！”在郊区，这是友好的表现，一旦反对这种行为，就会被视为势利眼，被人们指责。

　　郊区里的另一种忌讳就是骂别人的孩子，用前几代人的话来说是“管教”。管教孩子只能是孩子父母才能做的，但他们并没有完全担起责任来。新开发区的孩子是特殊的群体，他们是否能在这种成长的环境中受益，后来成了一个全美争辩的问题。当然，他们从未被忽视。放任孩子做自己想做的事需要花费时间和耐心，而新开发区的父母是全美国最宽容的父母。孩子们还会提出别的要求，花费父母的时间。母亲应该为孩子安排活动，然后带孩子去参加。有时，这需要格罗辛格公司社会指导员的精力和全面的才能，因为郊区的孩子总是一直在忙碌。社会学家们都惊讶于给孩子们安排的生活。每天放学后和星期六，孩子们匆忙地坐上郊区的旅行车去上舞蹈课，到少年棒球联赛会练习，上网球课、航海课，参加话剧组、舞会，学钢琴，参加幼年童子军，上戏剧学校，等他们回到家里，只有吃晚餐和看会儿电视的时间了。他们的时间被安排得太满了，亨利·默里在《代达洛斯》杂志上抗议，孩子们发展个性的机会被大幅削减了，如果还没有完全毁灭掉的话。他写道：“当孩子刚学会走路时，父母就让他和别的孩子一起玩。”“摇摆世代”对个性不是很感兴趣。虽然年长的高管还是会在口头上支持个性，但他们的职员还是更渴望养育出如他们所说的“能与他人和谐相处的孩子”。他们钦佩彼此的这个优点，希望自己也能培养出这一优点，并认为这是下一代在未来获得成功的关键。

　　结果是数以百万计的学生从有自己的意识起，就配备了可以指明方向的雷达，却没有自己内心的陀螺。他们很好地了解到社会所需要的精神品质，却没有被告知这有什么作用；他们熟知如何让自己受欢迎，却不知怎样取得别的成就。一位主教曾说：“让我培养一个男孩到7岁，终其一生，他都会是天主教徒。”宣扬适应环境的先驱们已经花了超过7年的时间，即使是教会也没有做到比他们更彻底的工作。母亲们最先给孩子灌输的是让同伴喜欢自己的必要性，接下来是在沙坑和秋千上进行实践训练，后来的活动是幼年女童子军、少年棒球联盟等。对于与人友善的宣扬无处不在。现代教会的星期日学校教导说，上帝真的只是一个朋友；宗教很有趣，就像电影里的修女，她们也打垒球，坐直升机到处游玩。任何羽翼未丰的路德想培养出自己的个性，都会被大众媒体劝阻，而新郊区学校又会再给他涂上几层良好伙伴关系油彩。

　　美国社区之间课堂教学的质量和特点各异。在一些社区，麦格菲的读本和死记硬背的学习方法依然盛行。然而，只有一个老师的公立小学正在被淘汰，这些学校的数目从1932年的143 391所下降到1950年的59 652所，到艾森豪威尔时代结束时，又下降到20 213所。受到师范院校和全国教育协会歌颂赞扬的行业的领导者，都是进步教育的倡导者，但这不是真正的进步。它一开始是个运动，致力于把富有想象力的孩子从课堂纪律中解放出来，鼓励其发展自己的个性。接着，随着教育者变得越来越重视发展社交技能，教师对其施加了更大的限制约束，替代了以往强调的对知识素养的获得，让孩子们朝着格塞尔婴幼儿发展量表不断前进。

　　这些学校从不告诉学生他们必须要学的内容，而是让他们自由选修课程。为了避免对学生的表现规定死板的标准（他们称之为“枷锁”），成绩往往只限“满意”或“不满意”两种。“家庭生活”的课程代替了代数、几何、语法和外语。新教育家有时会对传统教育制度充满敌意。埃里克·巴伯是伊利诺伊州帕克福雷斯特中学的校长，他的学校在1954年全美城市联盟举办的“全美学校”竞赛中被评为最好的5所学校之一。他曾经谴责大学招生办公室对大学生入学条件的固执。他说：“所谓‘聪明的学生’，往往离开书本和死记硬背就成了最蠢、最差的学生。在商业、销售、体育、广播领域从事年薪2万 ～10万美元工作的人，智商大多都低于90，这就是最好的例子。”

　　由于时刻警惕着被贬为“适应性差”，学校的教师会参与学生选择朋友、课间休息的游戏甚至休息时的荒谬活动中。教师们不组织班级参观国家纪念馆，而是去农场或杂货店。学生们为了学习成为消费者，会搜集被告知的对自己以后生活有用的信息。负责人在家长教师联谊会上解释说，这样的“实践”环节让学生参与了真实的生活情境，从而避免了所谓的“精英主义”，他们不会关注如何改变生活，而是如何在“没有打乱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情况下去做出改变。巴伯博士在一次教师会议上说，“我们现在是群体的时代”，教师的工作是强化学生性格中外向的部分。所以要教育孩子们，让他们学会“全面发展”，理解个人目的与社会目的是一致的。如果对某个问题存在疑虑，他们会请教彼此。

　　一些家长对此表示反对。他们要求恢复拉丁文、化学和微积分等，这些都是大学和学院要求学习的课程。校长们微笑着摇摇头，回答说：“我们教育的是孩子，而不是某个学科。”他们认为，为了让学生提前为进入消费世界做好准备，他们采纳的是实用、实事求是和脚踏实地的方法。未来一定会证明这一做法的正确性。

　　1957年10月4日，苏联新闻机构塔斯社报道了一个让美国人感兴趣的新闻。它宣布：“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已经诞生了，并且由苏联成功发射……人造地球卫星将为太空旅行铺路，这似乎预示着，现在的一代人将目睹新的社会主义社会的人们，如何用自由自主的劳动，将人类最大胆的梦想变成现实。”

　　要理解该报道的全面影响，你必须记得在1957年，美国仍被视为科学创新的源头。战后一段时间，莫斯科时不时地宣布苏联的伊凡或伊利亚或某人发明出来了某样东西，而苏联以外的人们都知道，这些东西早就被美国人发明了，这些一次次地成了笑话。美国人从小就相信，自己实际上已经垄断了技术创造力。如今，这些骄傲的人摔了跟头。此外，他们还受到奚落。赫鲁晓夫得意地说：“全世界的人都指着这颗卫星。他们说，美国已经被打败了。”实际上，的确是这样。塔斯社称这个空间飞行器为人造地球卫星，字面意思为“旅伴”，或者更恰当一点，可以称为“同路人”。这颗人造地球卫星立刻引起了世界的关注。对美国而言，这件事引起的震惊不亚于当年的股市大崩盘。

　　剪影：艾森豪威尔的黄金时代 美国百年困局与当下危机（套装共10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