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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章 保守派卷土重来

　　欲正确预见新政会对公民投票带来何等影响，应该考虑到1937年正好介于罗斯福入主白宫和珍珠港事件爆发之间——也就是战前罗斯福执政的中间时期。“大萧条”带来的艰辛生活和节俭之风已经被固定下来，当时98%美国家庭年收入低于5 000美元。除接受救济的人外，人均收入为1 348美元。通常情况下，这笔收入要支撑一对父母和一到两个孩子的生活，一家人挤在有四五个房间的公寓或是有6个房间的独栋房里。房子几乎全是租来的——经过1929～1933年的经济调整，只有少数中产阶级美国白人才有自己的房子。另一方面，缴税也无从说起。大部分人不用支付任何所得税，1937年最高收入者——美国米高梅电影公司的路易斯·B·梅耶的收入是1 161 753美元、爱德华·鲍斯少校427 817美元、IBM（国际商用机器公司）的托马斯·J·沃森419 398美元及乔治·华盛顿·希尔380 976美元——他们收入的大部分都被用于各项开支或存下来。

　　1937年5月或6月至1938年4月的大部分时间里，阿尔杰·希斯都在纽约30街埋头打字，忙碌不停。8月，他们夫妇二人和惠特克·钱伯斯一起休假，驱车前往新罕布什尔州观看《屈身求爱》。理查德·尼克松当时正在接受联邦调查局考查。他并没有什么可疑之处，只是想做一名特工，并且已经接受了联邦调查局的考查，他在给法学院院长的信中写道：“从那时起，他们就一直在调查我的品行。”但他最终被美国联邦调查局拒绝了。对于同代其他人来说，1937年却是转运的一年。乔·路易斯打败了詹姆斯·布拉多克，成为世界拳击重量级冠军。科罗拉多州的奇才中卫拜伦·怀特成为全美最佳选手。魅力十足的安·谢丽丹在药店里被星探发掘，取代刚刚去世的珍·哈露，成为新一代性感女星。玛丽·马汀将开始她的百老汇首演《永爱老爸》，其合唱团中不乏吉恩·凯利和范·强生这样的实力唱将。总之，对于美国艺人及25岁的“美国甜心”金格尔·罗杰斯来讲，1937年都是了不起的一年。那些见着金格尔纤纤柳腰就眼红的家庭主妇们不知疲倦地购买各种塑身衣，使得当时还叫作荷属东印度群岛的橡胶种植园主们乐得合不拢嘴。

　　杜邦公司的药剂师们开发出一种名为“氯丁橡胶”的合成橡胶，但其重要意义直至5年后日本人来到东印度群岛种植园时才被发现。几乎所有令人兴奋的发现都发生在实验室里（磺胺治疗精神分裂症的胰岛素休克疗法，从煤、空气和水中提取合成的一种叫“尼龙”的聚酰胺纤维），所以大多数美国人并不知情。因为企业不敢贸然尝试新产品，所以为了寻求市场，它们依然如20世纪20年代一样坚信推销的力量，在1937年主要流行“强行推销”的方法。乔治·华盛顿·希尔在这方面是开路先锋。与之抗衡的有骆驼公司，它用整版广告宣传其产品“通过加快消化液流动速度和增加碱性，骆驼牌香烟，助消化的良药”。一个叫约翰尼·罗维蒂尼的小个子服务生日复一日地在广播电台呼喊“呼叫菲利普·莫里斯”，声音不绝于耳。老黄金牌香烟则声称它们的产品经过氧弹式热量计测试过英制热量。

　　几乎所有行业都涌现出别具匠心的商贾。约翰·D·洛克菲勒于1937年去世，可谓具有象征意义——他象征传统资本主义，在《美国名人录》中大胆地把自己列为“资本家”。之后，凭借新的操纵推销之术，并且借鉴A·C·尼尔森的“广告效果”调查报告，企业改由经理人管理。各种机智巧妙的广告层出不穷。比如，李施德林在广告中表示可以减少“高达86.7%”的病菌。又如，女人们患上了“忧郁星期一”综合征，因为她们担心自己“脸蛋黯淡无光、皮肤老化起皱、双手粗糙干燥”；男人们因“满脸胡楂儿”被解雇，因身材瘦小被女孩无视，因没有泰龙牌拉链被人瞧不起。（当时大多数长裤依然使用纽扣。有女人在场时，一个男人不会直接告诉另一个男人裤子的纽扣开了，而会神秘兮兮地说“现在1点钟”。这句暗号对泰龙的顾客来说毫无杀伤力，唯有其他可怜虫才会偷偷摸摸地确保自己没有“中门大开”。）

　　1937年，人们的休闲时间逐渐多起来，家庭生活也受到影响。经济不景气时期开始了非全周工作日制度后，工会就坚持一星期5天工作制。在娱乐方面，广播和电影仍然保持霸主地位（那一年《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 》 第一次被搬上荧屏，纳尔逊·埃迪和珍妮特·麦克唐纳第一次在电影《五月时光》中深情对唱），但随着空闲时间的增多，选择更多样化，比如业余摄影、集邮、下中国跳棋、玩宾果游戏、打高尔夫、骑自行车、滑雪、打保龄球及打垒球，都风靡一时。美国国家橄榄球联盟已经到了第4届东西部冠军淘汰赛，但职业橄榄球的伟大时刻还只能等着电视的盛行。

　　1937年1月20日，富兰克林·罗斯福在其第二次就职演讲中说到他发现“全国1/3的人住不好、穿不暖、吃不饱”。而在知识分子阶层中，抗议社会一直都是压倒一切的主题，直到“二战”爆发才转移了他们的注意力。全国2/3住得好、穿得暖、吃得饱的人对其他人的疾苦毫不关心。股市大崩盘以来，年轻人第一次时兴说俚语。女孩说男孩“滑”；男孩说女孩“正”，即使他知道他可能被捉弄。顶级的赞美则是“在点子上”和“够意思”。1937年，几首最流行金曲的歌词都让人捉摸不透，像“迷魂阵”、“水果糖”、“三个怪人”及“弗洛基”，那年全是这种类型的歌曲。

　　对美国政府而言，这也是奇怪的一年。罗斯福参与总统竞选赢得了非凡的胜利，加上他高超的政治手腕和民主党在国会的绝对优势，比起第一个百日，罗斯福现在应更得心应手了。但事实并非如此，事情并未朝着他想象的方向发展。有时，他似乎失去了对国家甚至是对民主党的控制，而后者本应对他感激涕零，所以情形愈加让人担忧。这种困境的部分原因源于总统的错误判断，虽然他的失算那时还不明显。当然，他有权认为击败兰登取得一边倒的胜利是因为自己领导有方，并认为他的领导面对的最大障碍——也是人民意志的最大障碍，是最高法院。

　　他在记者招待会上指责最高法院“陈腐”，但并未获得良好的效果，之后一年，他再未对最高法院公开发表过意见。即便如此，他反对工资工时制时也没有胡佛态度强硬，只说这种做法无异于制造出一片无论国会还是立法机关都不能擅自闯入的“三不管地带”。然而，与此同时，他也在酝酿自己的计划。早在法院向其叫板之前，他就对法院心怀芥蒂。1932年竞选期间，他评论说，股市大崩盘期间，共和党操控了联邦政府各个部门——包括白宫和国会，“我还想加上最高法院”。因此，他把这视为党派倾向。或许他是正确的，但包括国会议员在内，都坚信最高法院和宪法高于政治。这一战略失误后，他又出现了另一个战术上的失误。他的苦苦挣扎却暴露出如约翰·甘瑟所言“品行卑劣”、“故弄玄虚”、“不坦诚”以至“近乎欺骗”的弱点。他给人的印象是偷偷接近“九老”，暗中下手，就像约翰·兰道夫评论马丁·范布伦的一样，他“划着消音桨到达目的地”。

　　在那多雨的1月，罗斯福第二次宣誓就职时，如果耳朵高度敏感，起初的桨声还能被听见。后来他告诉朋友，“当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休斯说到‘支持美国宪法’时，我想说：‘是的，但据我所知，宪法足够灵活，能够解决任何新产生的民主问题……’”其实他在接下来的演讲中也说过类似的话，休斯也听见了。总统说，美国人民决心共同前进，他们“坚信每个受欢迎的政府部门都会通过有效的方法实现他们的愿望”。一位盯着休斯脸庞的新政派说：“毫无疑问，休斯听懂了他的话。”

　　两星期后，总统和首席大法官再次碰头。那年，最高法院同意出席年度司法晚宴，出席的每个人都发现罗斯福和休斯心情舒畅。休斯为什么如此兴高采烈，原因无从知晓。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的好心情则来自一个私下里的玩笑，但这个玩笑很快就会被公众知晓。司法部长霍默·卡明斯回顾司法记录时发现一条建议：为每位年龄达到70岁但没有退休的老法官委派一位新法官协助工作，为司法部门增添活力。该文件上写的年份是1913年，署名是时任司法部长詹姆斯·C·麦克雷诺兹——如今法院“四骑士”中最反对新政的一个。卡明斯指出，如果该方法应用于最高法院，总统就能任命足够的自由派法官，扭转6∶3或5∶4的反新政大潮。追根溯源，这就是举世闻名（同时臭名昭著）的“法院改组计划”的源头。

　　“就是要这条建议，霍默！”罗斯福大叫道。然后他飞往里约热内卢开会，留下他的司法部长草拟法案。卡明斯认为计划很稳妥，但在司法招待会上他有点儿心神不宁，还对同事窃窃私语：“我觉得自己太像一个阴谋家了。”罗斯福也觉得是个阴谋，这也是他在司法晚宴上如此高兴的原因。他觉得那个场合颇具讽刺意味，又可暗中算计他人，甚合他意。1937年2月4日，罗斯福和卡明斯向内阁和民主党国会成员公布了S.1392号法案。对此，伊克斯很高兴，反正并非他要向国会提案此事，而需要负责此事的国会官员们对此一声不吭。驱车行驶在返回宾夕法尼亚大道的途中，来自得克萨斯州的众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哈顿·萨姆纳斯，突然对别人说：“伙计们，这回我要退出了。”没人懂这句话的真正含义，但副总统加纳做出了相同的决定。

　　果不其然，美国公民自由联盟重新活跃起来，加入反对法院改组的斗争中。和它同阵营的还有美国商会、全国制造商协会、美国革命女儿会和一个以右翼报纸出版商弗朗克·甘尼特为首的宪政委员会。上述这一切，早在预料之中。但社会上也掀起了一股自发的抗议浪潮，参与者来自美国退伍军人协会、基瓦尼俱乐部和妇女俱乐部。最令人沮丧的是，参议院的独立自由派——博拉、海勒姆·约翰逊和伯顿·K·惠勒也站在法院那边。这次，罗斯福毫不留情。在一次炉边谈话中，他指责最高法院越权否决刚被选民认可的改组方案。在“五月花”号举办的一次民主党豪华晚宴上，他呼吁党员效忠，支持通过S.1392号法案。惠勒大声反驳：“靠工于算计、拉拢投票和在法院安插人手的行径，从来就不能完成自由主义大业。”参议员爱德华·R·伯克更是不留情面地对一个纽约游行团体说，宪政正“命悬一线”。

　　与此同时，最高法院准备不再忍气吞声。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休斯满不在乎地告诉朋友：“如果要我主持大会，我也可以。”但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其实处处小心提防。当总统说到最高法院老龄化且人员不足，无法处理好繁杂的上诉案件时，休斯决定反抗。据伯顿·K·惠勒回忆，休斯打电话邀请他去家里做客。惠勒一进门，休斯就郑重其事地对他说“孩子出生了”，并递给他一封信。他很快读完信，内容与他预想的一致。信中说，法院办案并未延误，也没有人担子过重，即使总统的指责属实，增加法官也只会妨碍日常事务的处理。此外，最高法院内部高度团结。布兰代斯和范·德温特还在信上签了名。惠勒临走时，休斯说：“我希望你广泛宣传它。”惠勒遵嘱第二天早晨在参议院司法委员会宣读了这封信。很久以后，他回忆道：“当时会议室里静得连针掉在地上都听得见。”

　　这一事件使得法院改组受阻。更有趣的是，保守党法官开始显现出前所未有的自由气象。3月29日（新政派立马把这天称为“白色星期一”），法院撤销了禁止妇女儿童最低工资的原判，又通过了《瓦格纳法》。令政府宽慰的是，还通过了社会保险法案。后来范·德温特宣布他决定退休，这意味着S.1392号法案毫无意义。总统任命雨果·布莱克接替他的职位，这样一来，新政派在最高法院占了绝对优势。但罗斯福认为法案关乎他个人威望，所以拒绝撤销法案。他更疯狂地安插自己的心腹，硬逼参议院多数党领袖乔·鲁宾逊上位。结局极为不幸：7月14日，鲁宾逊心脏病突发身亡，去世时手里还攥着《国会议事录》。

　　现在普通民主党人也开始造反。罗斯福以38∶37的一票优势成功任命来自肯塔基州的阿尔本·巴克利接替鲁宾逊，击败了密西西比州的帕特·哈里森。副总统在鲁宾逊的送葬火车上密谋了撤销S.1392号法案的计划，他挑衅地告诉总统：“你输了，你选票不够。”加纳是正确的，但他的造反也意味着他不再是罗斯福的竞选搭档了。在秘密会议上，司法委员会认为法案不合时宜。接下来，参议院以70票赞成、20票反对否决了该法案，在这样暴动的气氛中又通过了总统曾经否决的一项农业贷款法。5年多来，罗斯福第一次在参议院立法中惨败。接下来，国会一片混乱，大多数他支持的项目——工资小时法案、行政机构重组法案、综合农业方案和建立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地区分局的提议，都在这次会议中逐一被否决。向白宫挑战，这在1936年是任何民主党人都无法想象的，如今却变成了现实。

　　最高法院改组计划失败了，其深远影响难以估量。但总统已经完成了他的近期目标。州际贸易条款的解释已被极大地拓宽了，因为“九老”年事已高，有的去世，有的退休，这让罗斯福很快有机会安插心仪的首席大法官和8位大法官。可是代价极高，年轻的众议员林登·约翰逊也看清了这一点。约翰逊是对的，罗斯福考虑有误，这使得南方民主党和共和党合作——后患无穷，之后历任民主党总统和约翰逊本人都深受其害。

　　1937年2月4日，罗斯福向国会递交最高法院改组计划的前一天，他就已经致电底特律的约翰·L·刘易斯。和美国数百万中产阶级一样，罗斯福被报道激怒了，据悉通用汽车公司的工人静坐罢工，工厂陷入瘫痪，造成通用汽车公司每天亏损100万美元。包括罗斯福在内的任何一个20世纪的总统，都主张进行劳资谈判，不赞成非法侵入。罗斯福告诉刘易斯，罢工威胁经济繁荣大业，而经济繁荣正是政府引以为傲之处。1934年3月，他曾成功地用这套说辞对付劳联，那时劳联正计划率领全国汽车工人罢工。后来劳联乖乖取消了罢工，75 000名工人气急败坏地退会或撕毁了会员卡。现在又有工人起来闹事。总统很同情他们，但罢工得不是时候。刘易斯完全赞同这一说法，而且在刘易斯看来，工人暴动是个人的耻辱。把煤矿工人工会组建好后，产联就倾注全副人力、物力组建钢铁工业工会。他不打算再在其他行业与雇主们较量，而是决定极尽所能说服汽车工人，让他们相信眼下装配线必须继续运转。

　　可这样做远远不够。劳工领袖错误估计了罢工者们的火暴脾气，甚至那位激进的具有立陶宛血统的西德尼·希尔曼也没感觉法院以9∶0的票数反对的《全国工业复兴法》有什么大不了，他只因为布兰代斯也投了反对票而闷闷不乐。希尔曼抗议说，那位大法官曾经致力于关闭血汗工厂，可是现在他却“为它们重新开张扫清了道路”。但废除《全国工业复兴法》实际上却为造反开了方便之门。工人们受够了，也做好了豁出命去的准备，这场纷争结束之前，他们中的一些人真是这样做的。这次罢工的支持者并不多。通用汽车公司深受广大市民喜爱，它的汽车也很畅销，而且不知为何，它还赢得“仁慈雇主”这样的良好声誉。但其实这种说法缺乏依据。通用汽车公司20名高管的年薪平均高达20万美元，而工人全年只领到1 000美元。其侦查工人的间谍系统在美国遥遥领先，那些牢骚满腹的人最终以莫须有的罪名被革职，工长控制着装配流水线的速度（传送带把车架传送到工人手中，他们会固定并拧紧螺栓、胎环、挡泥板、发动机座、车门和车轴，一个小时又一个小时，永不停歇），简直毫不留情。“为什么说我是共产党员？”一名工人不满地告诉记者，“就因为我不喜欢每天操作这些该死的机器吗？每天回到家，我已经精疲力竭，和我妻子睡觉的力气都没有了。”另一位工人说：“装配线简直要你的命。提速了，累死人。”

　　1936年年底，全美汽车工人联合会致信通用汽车公司执行副总裁威廉·S·克努森，要求召开劳资谈判会议。克努森回复说，全美汽车工人联合会应寻求与当地工厂负责人协调解决——好像通用汽车公司的政策并非由公司高层确定一样。全美汽车工人联合会领导还在讨论如何应对，工人就毅然罢工了。静坐抗议最先起源于欧洲。两年前，威尔士和匈牙利的矿工曾拒绝出井，直到资方同意加薪。但工人们通宵达旦地静坐示威，宣称工人有权保持既得利益，则是在美国发扬光大的。罢工开始于1936年12月28日，位于克利夫兰的费希尔车身一厂的工人首先开始自发静坐，对传送带上的车架置之不理。说时迟那时快，罢工的热浪蔓延到位于密歇根州弗林特的费希尔车身二厂，然后蔓延到了庞蒂亚克市、亚特兰大市、堪萨斯城甚至“汽车城”底特律，总共有14个州60家工厂的484 711名工人参与了罢工。某些地方的罢工简直不可思议。例如，阿克伦市的凡士通轮胎公司一厂工人在1月29日深夜两点罢工。工长疑惑不解地看着一名传送带末端的轮胎制造工挪了三步到主安全开关前。他们心里都明白这个动作的含义，其他所有轮胎制造工都后退了几步。他拉下了安全开关，工厂顿时鸦雀无声。一个工厂的声音打破了寂静，大叫道：“我们成功了！我们让传送带停转了！天啊，我们做到了！”他身旁的一个工人不禁泪流满面。

　　一些小工厂在其工人静坐罢工后不久便妥协了，但那些大工厂，特别是通用汽车工厂，丝毫不让步。在弗林特，甚至还配有机关枪。在迪尔伯恩，哈里·贝内特是一名前海军拳击手，曾深受亨利·福特赏识，他正在招兵买马，准备招募一支3 000人的私人武装力量，工会营房里还堆积着大量包皮铅头棍棒。身强力壮的年轻人把厂房改造成战斗堡垒。他们手持棍棒和制动部件轮流守卫防御大门，而不当班的人则在一旁打扑克或在汽车底盘旁打地铺睡觉。他们小心保护着公司财产，但谢绝公司管理层入内。当费希尔高管关掉暖气时，人们却在快乐地滑旱冰、载歌载舞。全美汽车工人联合会定期越过警察给他们送食物。

　　1937年，在资方心中，静坐罢工罪行滔天。他们依然认为私有财产与人的生命一样神圣不可侵犯，甚至更甚。公司高管们一直怀疑工会领袖是共产党，现在他们更加确定了。如果那些暴动分子把公司高管拖出大门，用血肉之躯竖起钢铁路障以禁止公司高层入内，那么通用汽车公司还不如把国家还给印第安人。但是，他们的律师劝他们耐住性子。显然，工人这样做触犯法律，为什么不把它交给法律与秩序来解决呢？通用汽车公司果然这样做了，它立即获得了疏散令，听闻消息，公司管理层都兴高采烈。但当记者发现，下此禁令的法官是通用汽车公司的一名重要股东时，该禁令瞬间威严扫地。

　　约翰·L·刘易斯此时登台了。如今，他已经意识到，如果不出面领导汽车工人，他将失去他们的拥护。因此，他通过广播电台发表声明：“产联坚决支持罢工静坐者。”库格林神父辱骂他为“共产党的走狗”。西海岸纳粹头目赫尔曼·施温和墨西哥金衫党头子尼古拉斯·罗德里格斯将军都为通用汽车公司管理层提供了援助。全美制造商协会也在全国上下竖起了反劳工的标牌，代表劳联发言的威廉·格林竟谴责了罢工者。而在总统的椭圆形办公室里，罗斯福、加纳和劳工部长珀金斯则在讨论发表声明的事宜。

　　会后，加纳觉得罗斯福会表明立场，但他并没有。罗斯福保持沉默，这就意味着站在浪尖上的人会是密歇根州州长弗兰克·墨菲，而不是他。通用汽车公司还讨好了另一位法官，这回可非通用汽车公司股东。这次的疏散令威胁罢工工人如果不在2月3日下午3点以前撤离工厂，他们将获刑并被处以1 500万美元罚款。这时，罢工工人郑重宣布，他们都已准备好誓死守住门前的路障。通用汽车公司已经选好了“战场”——位于弗林特的雪佛兰工厂。墨菲命令国民警卫队把这家工厂团团围住，弗林特警方以及手持火钳、棍棒和铁锹的打手也参与了包围行动。底特律、阿克伦、托莱多的全美汽车工人联合会成员也赶来支援罢工行动。罢工者把一块标语牌挂在邮箱上，上面赫然写着“休想通过”。

　　墨菲本打算让警卫队用刺刀收拾罢工者。但在最后关头，他给约翰·刘易斯打了个电话，不安地问他接下来打算怎么办。“你想知道我的答案，先生？”刘易斯咆哮道，“我会亲自进入通用汽车公司雪佛兰四厂。我要责令工人违抗你的命令，决不让步。我要走到厂里最大的窗户前，打开它，脱掉外套，脱掉衬衫，赤裸胸膛。然后，当你命令你的部队开枪时，子弹将会首先射穿我的胸膛。当我从窗口栽向地面的一瞬，你会听到你祖父轻声对你说：‘弗兰克，你确定你做得对吗？’”

　　墨菲犹豫了，他想起他祖父在一次爱尔兰起义后被绞死的场景。流血威胁并非刘易斯的暗喻，它已经在弗林特市上演。14名罢工者在夜晚突围中受伤。警方后来撤退了，罢工者向记者嘲讽地说这是一场“奔牛之战”，这种嘲笑必然遭到警察的暴力还击。州长也筋疲力竭，他撤回了他的命令，还禁止通用汽车公司妨碍人们运送食物给静坐者。怒火中烧的保守派称，墨菲此举打击了通用汽车公司的士气。的确如此，而刘易斯亦如是。总统保持沉默也起了同样的效果。但致命一击要归功于全美汽车工人联合会的灵机妙算。工会在克莱斯勒、福特、纳什和帕卡德等汽车公司都只是象征性地示威，却搞得通用汽车公司翻身乏术。根据美国公民自由联盟的立场，这些公司本应该站在通用汽车公司的一边，实现反工会的团结，而实际上它们都争先恐后地瓜分通用汽车公司市场，为本品牌汽车争取利益。2月7日，通用汽车公司董事不得不将红利减半。这使得大股东皮埃尔·杜邦损失了约25万美元的收入。威尔明顿传话说，在他们看来，坚持原则是对的，但管理层不该头脑发热，更不该让杜邦减收。面对这样的境况，通用汽车公司不得不投降。为期44天的静坐罢工后，克努森终于同意开会和谈。静坐者们听闻此事，高兴得在冰冷的院子里跳起了方阵舞。

　　克莱斯勒汽车公司也让步了，到了夏天，除福特汽车公司坚持罢工到1941年外，每家汽车公司都签署了合同：承认全美汽车工人联合会和年资制，同意成立协调委员会，同意调查生产提速的不良后果，同意一星期40小时工作制，同意加班费是正常工资的1.5倍。工人可谓大获全胜。于是，其他各行各业的工人都开始静坐罢工。在新泽西州，理发师静坐在店里，抗议该店不承认工会；在华盛顿威拉德酒店，厨师坐在冰冷的灶台上；海员坐在码头长椅上；伍尔沃斯公司办事员直接坐在柜台上；女服务员居然召集朋友们占满座位，然后只点咖啡；芝加哥奶妈干坐着不做事，直到提高母乳单价；纽约某电影院放映员中止影片，告诉那些愤怒的观众其报酬太低。

　　现在，约翰·刘易斯的产联的风头已经盖过劳联。产联在底特律市也发展得很快。刘易斯斥资25万美元帮助罗斯福连任总统被曝光后，联邦联合会俱乐部成员个个心灰意冷。《纽约太阳报》警示： 约翰·刘易斯冷酷自私。他耳目众多，得知副总统与他作对时，还大发雷霆：“工人不过是要求每小时25美分这点小钱而已——最早发起反劳工斗争的是一个喜欢侮辱工人、打牌、喝威士忌酒且品行不端的老男人，名叫加纳。加纳想一刀捅进工人们跳动的心脏。无论公开还是私下，无论具体还是抽象，我都反对他。”有人建议产联“试探着”与劳联结盟。刘易斯对此嗤之以鼻：“想‘揣摩’比尔·格林的心思？告诉你，他心里一片空白。”

　　业内人士皆知刘易斯下一个目标是美国钢铁公司。他也承认这一点：“如果我们可以管理好美国钢铁公司，其他公司将随之而来。如果这头盘踞的狮子被打跑，那我敢打赌，邻近灌木丛里的鬣狗会四散到平原去。”产联和美国钢铁公司之间竟可能爆发冲突，这让人震惊。虽然通用汽车公司规模庞大，但在美国钢铁公司（内部员工简称其为“公司”）面前也只能相形见绌。1934年，尽管还处在“大萧条”时期，公司盈利仍高达35 218 359美元，单副产品一项（从水泥到氨，不一而足），年产量逾25万吨。钢厂和矿山从加拿大开到巴西，舰队可与美国海军相媲美，还有数千英里长的铁路轨道。它是美国工业的巨擘。然而，一位普通的钢铁工人虽然工作极其危险，年均收入只有369美元，还要养活6口人。如果在美国有人想发动革命，那么一定是钢铁工人。汽车工人相对富裕，加上现在大肆宣传底特律汽车工人的胜利，钢铁工人也明白了革命的意义。有人注意到，当《摩登时代》在匹兹堡上映时，看到卓别林模仿一个工人在5分钟休息时间里的样子（他的手起先还在不自觉地继续重复摆弄机器的动作，后来逐渐慢下来，只剩拿起一杯水的时间），蓝领工人不会再感到好笑。因为这场哑剧太接近他们跟着机器转的真实生活了，他们希望改变。

　　但是，如何改变呢？有组织的反抗似乎必须付出血的代价。后来的事情令人震惊。1937年的诸多流血事件中，没有一件发生在大垄断钢铁企业。1月9日这个慵懒的星期六，通用汽车公司静坐罢工进入第三个星期，刘易斯正在华盛顿五月花酒店与参议员古费共进午餐。后来酒店门口传来一阵骚动，只见戴眼镜的迈伦·查尔斯·泰勒走了进来，他是美国钢铁公司的董事会主席兼董事长。泰勒向他们深鞠一躬，然后把夫人护送到另一桌后，特意折返同古费和刘易斯交谈。古费离席后，产联主席刘易斯坐到了泰勒夫妇那一桌，大家开心地聊了21分钟。这是五月花历史上最让人惊奇的时刻之一，可惜没有记者在场见证。第二天，当刘易斯应泰勒之邀赴实业家的酒店套房密谈时，酒店大堂也空空如也。

　　起初，他们在讨论哥特式挂毯、中世纪手稿和伊丽莎白时代的戏剧。泰勒发现刘易斯谈吐不凡，则建议他们两个到他纽约的家中密谈，解决大垄断钢铁企业管理层和产联钢铁工人组委会之间的分歧。在此后的会面中，刘易斯谈笑风生，并用数字表明：钢铁工人组委会吸收了足够多的美国钢铁公司工人，即使美国钢铁公司订单堆积如山，想搞垮它也是轻而易举的事。50年来，美国钢铁公司都用枪支武装自己，出动打手与自己的工人做斗争，现在到了休战的时刻，双方应该正式会谈，然后签署合同。泰勒思考了一阵，同意了该建议。8个星期后，泰勒草签了一项协议，同意钢铁工人以后每天工作8小时、日工资5美元、一个星期工作40小时、带薪休假并按照工龄支付工资。然后，他们通过新闻媒体上对外公布。一位工会干部闯入钢铁工人组委会菲利普·莫莱的办公室，说他刚刚听到广播，美国钢铁公司正在与产联会谈。莫莱说他疯了，并把他赶了出去。3月7日双方签订了合同，泰勒的部下也同样震惊，美国钢铁公司总裁本杰明·费尔利斯找到莫莱并对他说，自己是一名矿工的儿子：“就叫我本吧。”莫莱回答：“好的，费尔利斯先生。”

　　此时的刘易斯如日中天。在取得与通用汽车公司和美国钢铁公司和谈的胜利后，一个个工厂都对产联回心转意了，有3 000家公司和产联签订了协议，会员达到300万。隶属产联的工人已经成为一支重要的选民力量，远远超过了工薪阶层。30名纽约神职人员组织起美国牧师工会第一地方分会，获得产联批准；大学生开始唱新的工会歌曲，民主党（支持工会）和保守党（反工会）这两个词有了新的含义。产联取得两次大胜，但这头盘踞的狮子被打跑并不意味着鬣狗四处逃窜，刘易斯用鬣狗比喻美国的小钢铁公司——共和、国民、内陆、伯利恒、杨斯敦钢板钢管等钢铁公司。它们都不愿意和产联谈判，共和钢铁公司大亨汤姆·M·加德拉是小钢铁公司强硬派的代表，他说他宁愿辞去自己年薪13万美元的工作，回家种土豆，也不能满足工人的要求。

　　5月26日，刘易斯下令罢工，共有27个工厂70 000名工人参与。小钢铁公司的保安和受雇于公司却穿着警服的职业杀手增加了7 000人。随后，一份参议院调查表明：“直接用于镇压罢工的总花费高达4 000多万，购存军火价值141 000美元。”工厂内的打手通过邮包和空投获取食物，当地报社附和资方要求复工。加德拉支付罢工线人每星期25美元，同时指责工会领袖“侵犯他人隐私”。他还补充道：“现实反复印证了一个不祥的事实：他们是共产党员。”他不允许“外部鼓动者恐吓忠诚的工作者”。他承诺：“不管是以口头还是书面的形式，我都不会同意和一个像产联一样不负责任、敲诈勒索、残暴无情的共产主义组织签署合同。除非有法律依据逼我这么做。”事实上，《瓦格纳法》就是这样一项法律，它是由总统签署的，最高法院前几天也通过了，但关于这一点，他只字未提。

　　美国阵亡将士纪念日当天，共和钢铁公司外的南芝加哥工厂发生了暴乱。几千名罢工者和他们的家属聚集在工厂东面那片平坦但人烟稀少的草地上。他们正在商议抗议游行的事。罢工一开始，警方就出面阻挠罢工者派出的纠察队，然而此刻，市长爱德华·凯利却宣布，政府允许和平示威。这天天气潮湿炎热，商贩们推着推车贩卖5美分一块的冰砖，很快就被抢购一空。游行者们一接到信号就马上排好队形，展示他们手写的标语：“共和钢铁公司违反《劳工争议法》”，“共和钢铁公司必须签署劳工合同”以及“与产联实现双赢”。两名男子挥舞着美国国旗走在队伍的最前面。记者和摄影师蜂拥而至，派拉蒙影业公司也派来摄制组。队伍像长蛇一般越过田野，还高唱《永远团结》。

　　前行的途中，游行人员看到500名全副武装的芝加哥警察排成一行，拦在去往工厂的路上。这让他们始料未及。事实上，警察这么做直接违背了市长的命令。警察这样壮大的队伍严阵以待，是因为有“匿名人士”透露游行者要冲入工厂占领厂房——这意味着那些手无寸铁的罢工者家属们居然打算在工厂门口将手持勃朗宁30口径重机枪的警察打败。总之，警察相信了这一消息，至少嘴上这么说。罢工队伍正向工厂逼近，一位警长对他们大骂道：“狗崽子们，站住！”

　　游行队伍放慢了脚步，但依然坚定地走向工厂。警察没有再发出警告。一群警察从离工厂约200米远的地方冲出来，袭击了工人们的妻子，警棍刺破了她们的胸膛，另外一群警察举着瓦斯枪或左轮手枪任意扫射。高举国旗的工人大喊道：“我们决不投降！决不投降！我们拥有合法权利！我们拥有合法纠察权利！”但警察大声回道：“你有狗屁权利！浑蛋，你有屁权利！”就在这一刹那，发生了芝加哥警方随后诡辩的“挑衅行为”：几个空汽水瓶迎面飞来，工人们大声嘲笑警察。就在此刻，警察开始扔催泪弹，令人作呕的瓦斯气体笼罩着游行队伍，受惊的孩子们尖声啼哭，游行队伍也乱了阵脚。一场大屠杀爆发了。

　　起初是胡乱射击，但当人群四散逃跑后，警察便向人群扫射。一些警察甚至瞄准个人。一个女人被绊倒了，4名警察冲上去抓住她，用枪托猛砸她的脸。纠察队员们中弹后，个个口吐鲜血，有的倒在草地上一动不动，有的手脚并用毫无目的地乱爬，警察站在他们旁边，朝着背部射击。派拉蒙纪录片记录下了这些场景。纠察队总共10人死亡，90多人受伤。记者把它称为“阵亡将士纪念日大屠杀”，但汤姆·M·加德拉却说：“不用怜悯暴民。就像好打架的艺术家本韦努托·切利尼所言，‘一打起来，拳头就不知轻重了’，有些工人找警察寻衅又想跑，被棒打在地，有些娘儿们也被撞倒了。警察执行的是危险残酷的任务，娘儿们待在那儿干吗？”

　　这部派拉蒙影业公司的纪录片后来被禁播，理由荒谬可笑——怕观众看后引起骚乱，虽然观众多年来对警匪片已司空见惯。《圣路易斯快邮报》发布了颁布该禁令的真正原因，《芝加哥论坛报》却将手无寸铁的游行队伍形容为“蓄意施暴”。麦考密克和赫斯特的报纸都说产联（包括他们的妻儿在内）都是共产党。至少8名工人遇害，其中一人更是残疾老兵，平时为产联舞会卖票，罢工结束前却被无情杀害。即便如此，竟无人受到审讯。后来，没等和产联联签署合同，工人就复工了。加德拉这一招实在高明，罢工者根本无法还手。

　　但是，小罗伯特·M·拉福莱特却有办法。这位威斯康星州参议员发起了一场20世纪30年代最仔细、最重大的调查。他的调查委员会发现：

　　……民众对警察的挑衅仅限于污言秽语或是从游行队伍后方投掷飞弹……根据所有证据，我们认为警方反应过度，严重超出执法范围。警察这样做，不是总体失职，就是蓄意恐吓罢工者。

　　大街小巷贴的大幅图片、参与者和见证者的所有证词以及抽丝剥茧般精心讲述的整个故事，都在点醒那些直到那时还把罢工者设想为疑犯的公众。伤亡名单第一次公布时，罗斯福总统引用莎士比亚的语句，代表中产阶级说：“你们俩的厄运来了。”刘易斯回答道：“那些靠工会会员吃饭、寄宿的人却两面装好人，当工会和反工会者展开殊死较量时，叫嚣各打五十大板，这岂不是很可笑吗？”罗斯福只得辩称，他指的是双方的极端分子。总统认为有必要解释一下，这种情况并不多见。但当他得知那天南芝加哥的极端分子都反对工会时，他站到了工会一边。舆论导向也随之改变，加德拉也最终向国家劳工关系委员会屈服了。小钢铁公司罢工最后赢得了胜利，除了伯利恒钢铁公司外，各钢铁公司都成立了工会。

　　但这一年产联工人被杀戮、殴打的事仍时有发生，劳工部长珀金斯集齐所有劳工事件的情况后评论道：1937年是20世纪工会历史上最野蛮的一年。事实上，它达到了10年来罢工浪潮的顶端。据劳工部估计，1937年有4 720人参与罢工，其中82%的罢工纷争以有利于工会的方式解决。至该年年底，近800万工人加入了工会。《财富》杂志于1937年年底刊登报道：“在过去4年半中，美国一直在经历劳工浪潮的剧痛，可以说，这是我们历史上最伟大的群众运动之一。”

　　1941年，福特汽车公司和伯利恒钢铁公司也被大潮席卷，工会成员新增至1 000万人。在20世纪40年代晚期，这个数字增加到了1 500万。“二战”期间，因为刘易斯声称以扣押军需煤炭的方式“勒索”总统，一时间成为众矢之的。并且，产联后来尴尬地发现，果真有一些共产党员深藏组织内部（李·普雷斯曼时任产联法律总顾问），必须清除他们。即便如此，其初始目标已经达到，且无复失之忧。美国工人有了保障和尊严，随着新一轮经济繁荣的兴起，他们将会迁到郊区，加入到不断扩大的中产阶级队伍之中。

　　但几乎没人注意到，1939年2月27日，美国最高法院宣布静坐罢工非法。可实际情况是劳资双方根本就不管合法与否。自由派认为，如果工会斗争偶尔违法，定是因为资方挑衅。任何人若表示静坐是集体暴力的一种形式，也都会遭到否定或无视。在其他事件中，若说工会和罢工公司管理层一样恶心（如针对田纳西州阿尔卡镇的美国铝业公司罢工的血腥罢工事件和劳联纠察队与产联纠察队管辖权纠纷事件），也会迎来敌意的目光。

　　但若想摆脱历史，没有那么容易。诚然早有先例，人们也不会忘记。工会顺应了历史的发展潮流，但先例就是先例。的确，他们总是顺时而动，但这样反倒更加坚定了反抗者们的决心。通过暴力，美国赢得了独立，解放了奴隶，第一次进入西部，并开垦了它。现在，工人从工业最底层翻身反抗，也是依靠暴力。或许，工会已经忘记了曾经的反抗，行为更为保守，但自由派再也不能否认其他受压迫的组织也有权利造反。因此，尽管出于无知，甚至理想主义，但未来痛苦的种子已经播下了。

　　1937年夏末，总统认为，他应该离开华盛顿开始他所谓的“观察旅行”了。9月，他搭乘的10节空调列车驶出联合车站一路向西，在预先选定的车站停靠，因为他要在车后平台发表简短演讲，特此表现他的政绩（比如“你喜欢你的新高中吗”），享受群众的拥护爱戴。在博伊西，他告诉听众，他就像古希腊神话里的安泰一样“一见到美国人民就浑身是劲”。民众似乎比上次竞选时更热情。但记者们关注的却是另一个现象。总统邀请上来讲话的人总是遵循一个有趣的规律，内布拉斯加州参议员伯克、蒙大拿州参议员惠勒、怀俄明州参议员奥马奥尼，这些曾经反对罗斯福最高法院法案的民主党人，总统都故意不请。在怀俄明州卡斯珀，总统告诉听众：“有些政治家只知道耍耍嘴皮谈论理想，却从不付诸行动，这种人对选民毫无用处。”

　　总统所言极是，对于难以驯服的民主党人来说这可谓是个不小的警告，可是他也没有穷追猛打。像往常一样，罗斯福的心里同时盘算着几件事。他琢磨新的立法、展望来年的总统大选、斟酌外交政策的其他方式、思考罢工，还深思他的财政预算案——他第一次参加竞选时承诺选民实现收支平衡。尽管到现在为止，完成无望，但他仍然希望能尽力争取。今年似乎大有希望。开始几个月，《时代周刊》报道：“上星期，随着‘大萧条’的阴云逐渐散去，全国上下都显示出经济复苏的迹象。”摩根索也在一篇篇报告中指出，美国财政部盈余正在缓慢增加。诚然，公共事业振兴署经济专家里奥·汉德森仍然对物价上涨忧心忡忡，他还写过一篇备忘录，表达他对经济崩溃的忧虑。罗斯福曾读过此文，但他不想再次违背承诺出现赤字。在法庭争论中，他曾向加纳保证：“我说过多次，1938财年将实现预算平衡。如果你要我重复，我愿意再说一次或千万次。”

　　可平衡预算这个药方，胡佛不能用，罗斯福同样也不能用。后来股价大跌。总统很想说，现在的情况“从根本上讲比较平稳”——他真的这样认为，但一想起前任也说过这样的话，他又没开口。其实说与不说并无差别。10月19日是“黑色星期二”，大量股票被抛售冲击市场，行情报单竟比市场交易落后25分钟，可是新的卖出委托还在源源不断地到来，一切迹象显示市场尚未触底。这个冬天总是让人不禁回忆起1929～1930年的痛苦经历。

　　纽约证券交易所和证券交易监督委员会互相指责，商人说对政府管理丧失信心，新政派抱怨资本家“罢资”。当然，当年195万名工人的罢工也使国家经济严重受创，而经济衰退，就像它字面含义一样，对总统和国家来说，使本就黑暗的一年更加阴霾密布。这次股价的暴跌甚至比上次股票大崩盘发生后的头几个月更甚。1938年春，500万在1933年后找到工作的从业者再度失业，近14%的人口完全依靠救济过活。

　　对于预算平衡，罗斯福还不死心，但罗斯福不是胡佛，百万人失业的景象比起曼彻斯特派经济学更能影响他。这不同于1930年的情况。越来越多的民主党人，包括汉德森和总统儿子詹姆斯，都成为凯恩斯主义的倡导者。罗斯福没有读过凯恩斯的著作——他在交谈中能获得相同信息，就很少再阅读原著。他曾经收到一封1938年2月1日从英国寄出的长信，但不为所动（“三年前我来拜访你时，你曾亲切接待了我，我想大胆地提出一些具有远见卓识的想法”）。信中凯恩斯建议大量增持赤字，在罗斯福看来这绝不可能。一些目标，不管在学者看来多么诱人，在政治层面也难以达成。尽管如此，罗斯福已经接受了有限的赤字，也的确发挥了功效。1934～1935年，它们的确推动了经济更好发展，增加了货币供应量，并推动各项经济指数上涨。罗斯福的顾问们给他推荐了一个凯恩斯主义的解决方案，随着1938年经济衰退不断加剧，总统最后终于让步。4月2日，他乘坐的火车从沃姆斯普林斯驶回华盛顿，总统边吃午餐，边告诉哈里·霍普金斯和国家青年局局长安德鲁·威廉姆斯，他打算放弃平衡预算的想法。12天后，在一次炉边谈话中，罗斯福向国民解释道，他计划向国会申请30亿美元用于修建公共工程、防汛救灾和大兴土木。6月，股市逐渐回暖，道琼斯指数从8月前的99点升至158点。虽然日子依然艰难，但是相对幸福的日子已经指日可待了。

　　但他的批评者根本不为所动。很久以前那些叫嚣最甚的反对者一点儿都不关心时政，只顾着百般诬陷总统。4月第一个星期的炉边谈话中，总统对这些人也嘲弄了一番——他指责大企业控制了“别人的钱、别人的劳动、别人的生命”。他们果然像巴甫洛夫狗一样唾沫横飞。凯恩斯认为，罗斯福说得并不妥当。2月1日，他致信罗斯福，试图向总统提些经营理念方面的建议。他写道：商人并非咆哮的野兽，“即使他们以前劣迹斑斑或者不如你希望的那样驯服，但他们的本性依然像家养动物”。

　　罗斯福获悉凯恩斯的这项建议后，连信都懒得回，他才不想让这个英国人多管闲事。再加上罗斯福是主导民意的专家，绝不会对他的死敌抛出橄榄枝。总之，要想调和总统和美国商界之间的矛盾恐怕为时已晚。因为他们之间说过太多伤害彼此的话，有过太多的白眼，太多的针尖对麦芒，太多植入心底的芥蒂。

　　威拉德·M·基普林格每星期发表的时事通讯在商界很受欢迎，他后来表示商界人士从1934年3月1日就开始对政府反感了。9月的《时代周刊》指出“企业对新政的严厉指责和吹毛求疵几乎成了日常惯例”，但总统本人因为深受爱戴，反对者也只敢暗地攻击，更不必说诋毁他的家庭了。

　　一旦资产阶级从1933年年初的噩梦中清醒过来，并且发现罗斯福的“复兴”并非是要回到“新纪元”的繁荣，就不可避免地会产生更强烈的反应。罗斯福渴望改变，即使他读贵族学校、在有钱人的圈子里混迹，但这些改变也并非有利于富人，而是施惠于被压迫者。但商人们都认为老是谈论“被遗忘的人”，只会挑起动乱。《美国新闻》、《纽约先驱论坛报》和《巴尔的摩太阳报》先后开辟专栏抨击新政，分别由戴维·劳伦斯、马克·苏利文和弗兰克·K·肯特署名。《星期六晚邮报》是人们缅怀过去的独特避风港。它的一位主笔作家愤慨地声明：“说美国商界领导失败了，还不如说整个世界失败了。”邮报还发表文章极力赞成雇用童工：“让美国男孩走向成功的最可靠方式，就是让他们在还没完全长大前去工作。”当卡特·格拉斯谈及新政派时说：“为什么托马斯·杰斐逊连话都不想跟那些人说。”很明显，反对罗斯福的人是以阶级区分的，而不是以党派。

　　1936年的选举结果显示，攻击罗斯福会适得其反。可是攻击不但没有停止，反而愈演愈烈，并且转入地下：在威斯彻斯特郡、橘子郡、格罗斯角、迈阿密海滩、布鲁克莱恩、朗梅多等游览胜地，在格林尼治、谢克海茨，斯科特斯戴尔、肯纳尔沃斯、温内特卡等高级住宅区，在华尔街、斯戴特街、栗树街、拉沙街等工商业中心。有些攻击的形式更为轻松，也很有趣。比如一个精神病学家的故事，讲他去天堂后立即被带去为上帝看病，“因为上帝患有自恋妄想症，以为自己是富兰克林·罗斯福”。还有一个故事说“为什么公共事业振兴署的员工喜欢所罗门王？因为他随意挑选对象，随即就上床睡觉”。名人彼得·阿诺画了一幅漫画，富人们穿着过分华贵的衣服去“穷奢”剧院“给罗斯福喝倒彩”，当罗斯福看到此画时，他潦草地写下一个字“妙”。

　　20世纪30年代末，在上流社会和中上阶层的俱乐部和家庭中流传的反对罗斯福的污言秽语其实并不高明。当然，他们故意相互转告，华盛顿的每一个人都知道那个家伙从老婆埃莉诺身上感染上了淋病（一个黑人传染给埃莉诺的）。罗斯福也因感染性病而濒临死亡，那也是埃莉诺在全国各地挽着异性到处游荡的原因。罗斯福死后，她就想把国家交给苏联人管，她将去莫斯科，在克里姆林宫学习房中术。罗斯福的大儿子“吉米”可能会留下来，他那份卖“保险”给老实巴交的商人的工作可是肥差。

　　约翰·甘瑟于1950年写道：“现在人们往往容易忘记，那些针对罗斯福的造谣诽谤多么阴险恶毒，那些强加于他的中伤污蔑多么不道德……人们忘记了20世纪30年代末，那些‘上流’乡村俱乐部里是怎样的气氛，忘记了银行家午餐会上谈过什么令人毛骨悚然的内容，忘记了打扮入时的食客们在晚宴上怎样肆意闲说流言蜚语。”居然有军职人员还穿着制服就拒绝向国家总统敬酒，有老人在墙壁镶有红木板的城市俱乐部里碎碎念“又一个斯大林——有过之而无不及”或“我们现在倒不如生活在苏联”。甚至有一家波士顿的书店通知总统著作的出版人贝内特·瑟夫，这本罗斯福的演讲集，只有用罗斯福的人皮做封面，书店才肯销售。

　　以下陈词滥调也不绝于耳：“那个人”、“那个家伙”正试图毁掉美国人的生活方式；不能靠乱花钱走出“大萧条”，我们孩子的孩子会为此付出代价；反正领救济的有一半都是外国人，减少救济，加大警力，要闹就闹吧；约翰·L·刘易斯有白宫后门的钥匙；“那个人”的微笑是假的，是通过整形手术移植到脸上去的，他一生没有挣过一分钱，全靠他母亲过活，并且他只是一个犹太人，一个荷兰犹太人后裔，后来竟然改掉名字，摇身一变成为纽约犹太佬。（他们为证实这段话，还为罗斯福设计了族谱，声称罗斯福的老祖宗是范·罗森菲尔德上校，其实根本就没这个人。）

　　在两篇惊人的杂志文章中（《哈泼斯》1936年5月的报道《他们憎恨罗斯福》和《新共和》1938年9月14日的报道《他们依然憎恨罗斯福》），马奎斯·蔡尔兹对这些憎恨者加以分析。他在第一篇文章中写道：“有个现象，将来的社会历史学家即使不感到惊讶，也会感到困惑：为什么如今美国上流社会成千上万的男男女女都对总统罗斯福满怀狂热的憎恨呢？没有其他词语可以表达了，就是憎恨。”他继续写道：“这是深恶痛绝、怒火中烧，毫无道理可言。”蔡尔兹还表示：“这种情绪或多或少地充斥于整个美国上流社会，简直成为一种偏执。”

　　尤其让蔡尔兹困惑的是，从很大程度上说，大多数责骂总统的人“自1933年3月的低谷以来，收入都恢复起来了，银行差额也补上了”。有些人的股票价值翻了一倍，甚至三四倍，“有些甚至涨到了10倍”。公司股息增长超过40%。那些富人的收入也没有被征收重税（一人年收入16 000美元，仅需交税1 000美元）。罗斯福的税收方案将绝大部分税务负担以加工税和消费税的形式转移给了消费者。

　　虽然如此，富人们——蔡尔兹称他们为“2%”，认为美国政府好像是一个别的国家的政府，他们重复着“罗森菲尔德”的谣传，其实就是逐字引用戈培尔的谣言小册子。有些人竟公然叫嚣，他们宁愿选希特勒也不选罗斯福。这些虽然都是一派胡言，却表明了他们的仇恨之深。阿特沃特·肯特于1936年6月退休，原因是他不愿意在罗斯福当政的时候经商；杜邦公司副总经理也非常气愤，因为他的仆人在公共事业振兴署找到收入更高的工作离他而去了；罗斯福谈论伯利恒钢铁公司原总裁时说：“告诉尤金·格雷斯，他再也不能一年挣100万美元了！”其实也就这么一回，但伯利恒钢铁公司某主管听见后，竟然心脏病发作了。蔡尔兹发现，富人们的愤怒传染给了中层白领，因为他们对老板仍不胜钦佩，依旧迷信20世纪20年代那些陈规行话。谩骂罗斯福成为一种身份的象征，但与“富有”阶层（依然被称作“那2%”）不同，他们不会受到工会的威胁，政府要从金融家和大商人手里夺权也于他们无碍。

　　对此，总统的真实想法令人疑惑。在麦迪逊广场花园大会上，他曾说他欢迎他们的仇恨，但是他不喜欢任何人散布这种情绪，更不用说被恨的是他和他的家人了。蔡尔兹写到“他好像并不介意”。其实他介意，而且有据可证。雷蒙德·莫利有一篇报告，描述罗斯福本计划做一次和解性演讲，论述美国工业所扮演的角色，他先让新政派重复那些“福赛特世家”（指有钱人）所传的谣言，直到面色铁青，很明显那次演讲最终“更像是一根刺而非橄榄枝”。总统告诉诺曼·托马斯，他是在挽救资本主义，但是不满资本家对他的批评。在一场新闻发布会上，罗斯福平静地拿出某全国性通讯社给各报编辑参考的“机密报告”给大家看，也没有评论一言，原来那篇报告暗示罗斯福已被证实有梅毒。

　　只要罗斯福还活着，这2%的人和他们的追随者就会抨击他即使再无伤大雅的措施。1939年，罗斯福提议提前一星期庆祝感恩节以延长圣诞购物季——这是对小型企业的恩惠，但整个国家为此产生了很大的分歧：25名官员同意、23人反对（包括缅因州州长，他吃掉一罐沙丁鱼罐头，以示抗议），这个争议只好通过国会两院的联合会来解决。即使在总统即将去世时，仍然有人辱骂、诋毁他，其中之一是《小孤女安妮》的创作者哈罗德·格雷。1945年总统患病前不久，格雷漫画中的人物沃巴克斯爸爸一想到罗斯福还要连任就受不了，毅然赴死。总统的葬礼后，格雷让他起死回生，“最近这里的政治气候已不同往日”，那些体面的有钱人有机会透透气了。

　　沃巴克斯爸爸以及剧作者都属于以前西奥多·罗斯福所说的极端分子。仇恨曾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达到巅峰，但在珍珠港事件后日渐减少。弗雷德里·刘易斯·艾伦认为，他们的怒气“在1934～1935年越来越高，直到1938年前后也从未消退。似乎只能通过内在消耗的方式，才能减弱稍许”。同时，他们津津乐道于罗斯福1937年的逆转，就像阅读笛福所著的《瘟疫年纪事》。总统在1938年使经济迅速好转，他们为此深感沮丧，但对于罗斯福秋天的再次失败，又不禁兴高采烈。

　　显然，新政已日落西山。两个“百日新政”几乎已经耗尽了政府的立法创造力，少数未通过的措施也与美国日益强大的保守主义背道而驰。国会山进行改革的热情几乎消耗殆尽了。1936年11月，唯有罗斯福这样具备卓越领导天赋的人才能保住他规模巨大但组织涣散的联盟。下一次，就唯有靠战争了。美国南方是其薄弱环节，而保守阵营则在法院改革的斗争中日益牢固。

　　来自得克萨斯州的众议员马丁·戴斯同时也是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主席，他解释说，把保守阵营定义为南方人是不对的，因为它拥有“来自几乎所有小城镇和农村的国会议员的支持”。它的敌人是“那些来自大城市的人……他们政治上受外国人和迁居城市的黑奴的操控”，“其代表还暗中破坏新政”。

　　对新政的暗中破坏自始至终都存在，发生变化的是国会议员本身。正如一个愤怒的新政派所言，“农民们都忘记了他们曾经和贫民窟的人一样食不果腹、山穷水尽，是总统拯救了二者”。其所言极是，但已无关紧要。戴斯提倡的逆城市主义在农村是一股强大的新生力量，它对市井老油条的做事方法和思想都持反对态度，本质上是因为逆城市主义本身就很保守。1938年的民意测验显示，总统声望不堕的同时，其施政方法和能力已遭到质疑。此外，支持他的根基已经发生了变化。《财富》杂志一项测验显示，约62%的选民仍然支持他，但那些觉得他至关重要的人（相对于那些认为他管理国家功大于过的人）占比从34.9%下降到17.7%。虽然自从《文学文摘》预测大选结果失败以来，人们对民意测验已不太相信了，但即将到来的中期竞选却证实了该趋势，国会议员们通过阅读邮件也感觉到了总统支持率在下降。

　　最后一项新政改革措施是1937年年初提出的《 公平劳动标准法》。这项法案经历了一场噩梦。法案规定每小时酬劳不得低于40美分，每星期工作时长不得多于40小时，加班工资是原工资标准的1.5倍，不得雇用16岁以下的童工。刚开始，雇主可以支付每小时25美分，8年内逐渐调整以达到标准。回想起来，规定似乎并不苛刻。即便如此，最初它也因法院改组计划被束之高阁，又被工资标准较低的南方诸州置之不理。这次“外出巡视”让罗斯福确信美国人民支持他，于是呼吁国会在他的“外出巡视”结束后召开特别会议。《公平劳动标准法》在众议院提出后，没有通过，后来又被提出，却再度失败。最终，1938年6月下旬，它终于获得通过，被送往白宫要求罗斯福签字。

　　那时，罗斯福已决定要对国会采取行动。优秀的民主党人必须在改选中获胜，其他失败者必须离开美国政府。那年春，他曾以“亲爱的阿尔本”致信阿尔本·巴克利，因后者的竞争对手肯塔基州州长“快活人”钱德勒在预选中呼声很高。罗斯福在信中形容，巴克利的对手是“一个危险人物……与休伊·朗类似，但是能力不足”。接着，他邀请约翰·L·刘易斯到白宫，并劝他力挺巴克利，不惜人力物力。最后——本应该是最后，罗斯福总统宣布，他会亲自在肯塔基州做巡回政治演说支持巴克利。不幸的是，当地公共事业振兴署负责人因为希望讨好总统，而为巴克利造势，这个错误被斯克里普斯 – 霍华德报团揭露，可以说是一个丑陋的序曲。

　　所有人通过1938年6月下旬的炉边谈话，都亲身体会到总统插手初选的决心。在第75届国会上，他提醒选民，此前当选的民主党议员是在“坚定的自由主义”支持下选出的，他援引长达一年的工资工时之争说道：“以前我们从未有这么多铜斑蛇。”铜斑蛇是一个贬义词，意为美国内战时期同情南方人的北方人。他解释了自由主义原则，又言他觉得自己“作为民主党领袖有权就少数个别事情发表意见。问题在于某些人争取提名为民主党候选人时，是本着以上原则，还是在滥用我的名义。”

　　事情不过如此。然而，报刊主笔已经“成功”地广泛宣传了“法院改组”，使大多数读者并不知道它是指法院改革的一项措施，又说这次总统的新行动是“清洗”行为——不禁让人想起一年前发生在莫斯科的血腥事件。如果读报，人们还会以为总统打算手持镰刀在全国四处乱窜，若有人偶尔不服气与之对抗的话，即使是手无寸铁的老百姓，也会被他砍头，然而，人们不禁要问罗斯福心里真正想的是什么。吉姆·法利知道及时隐退，他逃到阿拉斯加，嘴里叹息着：“‘大萧条’来了。”从任何传统政治观点来看，情况都确实如此。这是国家执政党的领导者，他通常被视为有史以来最高明的总统，却自找不痛快。在中期选举中，通常地方人士的支持远比国家政策重要，出现的问题也往往是地方性问题。1938年这类问题层出不穷：宾夕法尼亚州的腐败事件、加利福尼亚州的养老金计划争议、密歇根州的静坐罢工事件、罗得岛州的赛马场丑闻、马萨诸塞州的贿赂事件、新泽西州的领袖控制问题和随处可见的罢工事件，还有康涅狄格州人们抗议政府耗资1 500万美元修建4车道高速公路的改革方案，该高速公路穿越了格林尼治、斯坦福德、新迦南、诺瓦克、韦斯特波特、费尔菲尔德和特兰伯尔各乡镇。正如詹姆斯·麦格雷戈·伯恩斯所言，“即使总统到全国各地四处扑火，也不能掌握主动权”。

　　但对罗斯福来说，这场竞选活动非同寻常。与最高法院开战后，他就计划重新划分各党派势力。大多数保守派是共和党人，就让共和党成为他们的根据地吧，民主党则被他视为实现自由主义的工具。作为美国首位和平英雄，罗斯福打算凭借其知名度实现其伟大的政治改革。改革运动第一阶段成果喜人，全国人民对罗斯福的热爱未曾消退，他所到之处，人头攒动，人数之多前所未有。在俄亥俄州玛丽埃塔，一名老妇竟然在罗斯福走过的地方弯下腰捧起地上的尘土；在爱达荷州火车必经的安静湖泊边，有人修起一座小小土台，上面竖着两面美国国旗，当总统的班列经过时，他就在两旗之间立正站好，然后恭恭敬敬举起手行军礼。

　　“快活人”钱德勒未得到罗斯福青睐。厚脸皮的钱德勒决心沾总统的光，人们差点把他踢下站台拖走了。他被赶下车后，罗斯福还藐视地瞪他一眼，由此肯塔基州人对总统的意思就确定无疑了。在得克萨斯州，罗斯福表达了对众议员林登·约翰逊和莫里·马弗里克的垂青。在列车后部的平台上，总统任命了一位令参议员汤姆·康纳利深恶痛绝的得克萨斯州参议员到联邦政府任职。因其曾经给最高法院改组计划投了反对票，当康纳利听说罗斯福亲口宣布这个消息时，几乎气得语无伦次。在俄克拉何马州、科罗拉多州、内华达州和加利福尼亚州，总统对器重者的态度更慎重。来自内华达州的参议员帕特·麦卡伦也想沾总统的光，相较钱德勒，麦卡伦手段更高明。总体说来，总统的“外科手术”很成功，当他登上“休斯敦”号巡洋舰时春风得意。在一些大选区，包括肯塔基州，他的人已经赢得了胜利，而麦卡伦在这些选区仅仅勉强入选。对一些不太重要的选区，总统没有利用个人威信影响选举结果。

　　现在，总统的胃口更大了。在佐治亚州巴恩斯维尔，他厌恶地注视着坐在同一平台上的参议员沃尔特·乔治。当时罗斯福想把他从党内铲除，这位参议员说：“总统先生，你公开质疑我的民主信仰、调查我的备案资料，对此我深表遗憾。我接受你的挑战。”罗斯福却自满地回答道：“我们永远是朋友。”其余在场的佐治亚州政治家都战战兢兢，面对这对冤家互掐，他们试图思考如何求得自保。列车还在向北行驶，罗斯福又把南卡罗来纳州的“棉花艾德”史密斯和马里兰州的米勒德·泰丁斯整治了一番。9月初，罗斯福花了两天时间斥责泰丁斯，说他参加竞选“既想借罗斯福的威望，又想要共和党保守派的财力支持，鱼和熊掌兼得”。到了纽约，罗斯福痛骂众议员约翰·J·奥康纳，此人曾是总统前法律合伙人的兄弟，曾利用其众议院法案委员会主席的身份阻碍新政立法。

　　人民投票选举的结果对罗斯福而言是灾难性的打击，也很丢脸——唯有这一次，可以说他在选举中惨败。总统本来想搞垮的10个人，最终只有奥康纳被一个叫拉瓜迪亚的人搞垮了，因为这人魅力十足，背后还有霍普金斯、科克伦和老板爱德华·弗林做后盾。包括泰丁斯、乔治和陈腐的史密斯在内的其他人也强势当选，甚至大获全胜。具有鲜明特色的南部民主党现在成为一股强大的势力。肯尼迪总统在1962年悲哀地发现“自1938年以来，一些民主党人25年来一直投票支持共和党……所以，我们现在正在经历一段非常困难的时期，每当面临立法争议，就难以确保获得多数票”。

　　11月，苟延残喘的共和党与生机焕发的民主党之间摩擦不断。保守派在宾夕法尼亚州击败乔治·厄尔，在威斯康星州击败菲利普·拉弗雷特，在密歇根州击败弗兰克·墨菲。新当选的共和党议员有俄亥俄州的罗伯特·A·塔夫脱和约翰·布里克尔，有马萨诸塞州的莱弗里特·索顿斯托尔，还有纽约州的托马斯·E·杜威。杜威曾和雷曼竞选纽约州州长，差一点儿就获胜了，人们说杜威很可能在1940年当选总统。虽然民主党人依然控制着国会，但自由派在众议院的势力早已减半（林登·约翰逊入选了，但马弗里克落选了）。总之，共和党两年前看似要走上辉格党衰落灭亡的老路，如今却争取到了12个州长的职位、82个众议院席位，并新增了8个参议院席位。原任共和党议员在选举中也都无往不利。

　　选举后的首次新闻发布会上，有人问总统：“你会不会遭遇两党联合的反对派？”罗斯福回答道，他不这么认为。记者说：“我这么认为！”听罢，其他记者都笑了。总统隐晦地评论道：“只怪这些树离森林太近了。”

　　确实如总统所言。追求自由的领导所面对的挑战不在美国，而分别在世界两大洋的另一边——德国和日本。早在1935年圣诞节，罗斯福就致信巴鲁克：“相比于国内事务，包括选举在内，我更担心世界局势。”如今，在最近两次选举中，他更是忧虑感倍增。美国仍然坚持不与他国联盟，那么提醒民众注意大洋彼岸遥远的威胁就极为困难了，非笔墨所能描述。但有一点似乎可以肯定，国会山暂时不会出现联盟政治。即使是反对罗斯福的中坚分子也曾经写道：如果国家面临外敌，他们会听从国家安排。蔡尔兹也承认这一点，他曾在1936年写道：“战争能够转移愤怒，正像‘一战’时威尔逊总统经历的那样”。他还在1938年写道：“有一件事，只有一件事，可能让反对阶级的态度转变，那就是一场战争……这绝非偶然，那些虽然对罗斯福国内政策满腹牢骚的人，对总统的外交政策也只能勉强接受。”

　　这个现象之所以值得注意，是因为那些反对者心中承认的外交政策其实并未制定出来。那时，罗斯福对外交政策的方案还没主意，但他知道他需要制定一个。他自从开始执政就在研究外交政策，但没有成果，形势日趋急迫。12月的一天（那时距离1938年中期选举仅剩11个月），美军停靠在南京长江边的“帕奈”号军舰被日本帝国的飞机炸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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