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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章 笼罩在原始恐怖的阴云下

　　1937年12月12日，就像4年后那个晴朗的星期日一样，是美国海军船舶的休息日，“帕奈”号军舰上的官兵也在享受周末。这艘重达450吨的浅水军舰设计的初衷，仅仅是为了保护美国航运和美国公民免受长江沿线游击队的侵扰。但前两天，舰上的船员们都在通宵达旦地工作。南京即将被日军攻陷，蒋介石的外交官建议美国人离开南京。星期六整整一天，巡逻舰搭载美国驻华使馆人员、外国记者、摄影师和美国商人离开南京。“帕奈”号满载着人，在日军大炮近距离攻击下，起锚开航。日军炮火的侵袭不断，“帕奈”号往上游方向航行27英里后就在附近一片安静的水域停靠下来，旁边还有三艘标准石油公司的油轮。随后，美国的孤立派指责“帕奈”号为中国油轮“护航”，罪有应得。这种说法简直荒谬可笑，根据条约规定，长江是一条国际水道，插哪个贸易国国旗的船只都有，所以谈不上为任何国家护航。

　　事实上，“帕奈”号指挥官J·J·休斯少校选择在那里泊船自有原因。12天前，驻日美国大使就把美国军舰的位置及其可能执行的任务告知了日本政府，休斯也早早给军舰插上了星条旗。攻打南京的日军军官也知道休斯的确切位置——但后来却证明，这反而造成了他和军舰以及标准石油公司油轮的不幸。下午1点半，两架三菱战斗机俯冲轰炸并扫射军舰和油轮，直至它们全部沉没。后来，运输幸存者的救生艇也遭到日军的机枪扫射。其中，两名美国水兵和一名平民遇难，11名船员受重伤。美国大使约瑟夫·C·格鲁回忆起“缅因”号战列舰于1898年被炸沉的遭遇，以为美国将对日宣战。

　　但事情却没有按照同样的轨迹发展。日本以各种解释和道歉为托词，美国很快接受了。美国国务院同意日本所言其攻击只是一次“失误”，可是事实并非如此。上海军事调查法庭后来发现的证据无可辩驳地表明，沉船命令是日本军官下达的。唯一可能的解释是，此次事件意在试探美国的勇气。如果是这样，攻击者有理由感到高兴。在东京，格鲁被告知，门户开放政策在中国行不通——如果中国果真关闭国门，最大的入侵者是日本皇军。这个观点其实互相矛盾，但侵略者并不在意。现在他们知道，美国是一只纸老虎。盖洛普曾组织关于“帕奈”号事件的民意测验，发现70%美国人赞成美国从远东完全撤出，包括撤出神职人员和传教医生。“显然，除了格鲁先生外，美国没人记得‘缅因’号沉船事件。”塞缪尔·埃利奥特·莫里森犀利地写道。

　　有些还记得此事的人可能会指出，“缅因”号被炸飞的地方离美国大陆92英里，而“帕奈”号沉没的地方却距离美国大陆7 000英里之遥。距离问题在20世纪30年代比在20世纪70年代的影响大得多，这意味着信使无法立即乘班机回国，因为不存在这样的国际航线。一年半以后，泛美航空公司才开通跨大西洋定期航线。即使只是从美国西海岸飞到美国东海岸，仍然要花一天一夜。只装载邮件的中国“飞剪”号从旧金山飞到马尼拉要花费59小时48分钟。大多数美国人出国（人数很少）都乘坐远洋轮。一艘顶级蒸汽船从纽约到罗马需要10天。如果船长技术娴熟加上天气适宜，从加利福尼亚州出发也要15天才能到达东京。只要了解战前在美国人印象中，海洋浩瀚无边，这样“大萧条”时期的孤立主义就很好理解了。

　　当然，还有一些其他原因。和平主义者不断强调无法想象如上次那般愚蠢又恐怖的战争还要再上演一次。1918年的美国鄙视欧洲盟友，因为它们赖账不还。英国尤其惹人讨厌，只有在东部沿海地区和南方一带，亲英派才多些。既然如此，对旧世界的不满在政治层面自然有所体现。正如理查德·H·罗维雷和小阿瑟·施莱辛格所指出的那样：“在海洋中，美国孤立派一直最喜爱太平洋，原因很简单，因为太平洋不是大西洋……孤立主义与美国政治中引入的 ‘欧洲观念’相悖，但它从来没有反对引入‘亚洲观念’，因为几乎没有人曾试图介绍它们。那些更激进的孤立派的确仇恨欧洲。”而且，人们可能对东部那些富有又有教养但偏爱欧洲的人仇恨更深。

　　1937年，这种情绪被人们的无知所恶化。国外事务被国内萧条所掩盖，美国人无暇顾及他人的麻烦。而且每次国际危机加深，美国人的注意力就会被国内发生的事情所吸引，以下为各阶段的对比，颇具启发性：

　　随着“帕奈”号军舰沉入水底的人们没有被遗忘，但正如总统在事变的两个月前就发觉的一样，为他们申冤的时机还未到。在“外出巡视”回来的路上，总统就曾在芝加哥停留，准备为公共工程署的一个名为“外链桥”的项目主持落成典礼。当天，总统下榻芝加哥枢机主教乔治·威廉·芒德莱恩家。芒德莱恩是第一个反对极权主义的高级教士（也正是这位大主教曾骂希特勒是个“奥地利的裱糊工人，破裱糊工”）。第二天，在典礼上，罗斯福放飞了一个试探性的“气球”，他说：“无法纪的现状正在世界蔓延。疾病开始蔓延时，为了控制疫情，保护社会不受疾病的危害，大家会赞成对病人进行隔离检疫。”总统说，热爱和平的国家必须和世界上各国配合。这富有文学色彩的布道是罗斯福总统的特色所在，正如总统所望，这的确引起了全国的注意，却是震耳欲聋的反抗声。社论以及私人来信都指控他是个好战者。隔离侵略者？口吻太像伍德罗·威尔逊了。一份具有典型意义的电报发到了白宫，内容是：如果你“憎恨”战争，就不要试图通过这样的言论煽动战争。他已经触碰到了这个国家最敏感的神经，一夜间，他就被逼到了防守地位。后来，他向一个朋友坦言：“你努力引导人们向前，回头却发现无人跟随，这是件多么糟糕的事情啊！”

　　不过，还是有几个跟随他的人。芒德莱恩枢机主教就是其中之一，还有纽约的犹太教拉比史蒂芬·魏斯，以及曾任胡佛国务卿的亨利·L·史汀生。在这个“检疫”提议被否决后，史汀生写道：“罗斯福先生似乎认识到，美国尚无法接受强大的政治良药。”当然，总统小心多了。尽管国际联盟谴责日本的侵略行为，美国国务院还是平心静气地在一次会议中与日本外交官讨论远东形势，而这种行为很难被看作“检疫”。伊克斯认为总统“多少已经有放弃这个‘检疫’方案的想法了”。

　　其实这只是假象，富兰克林·德兰诺·罗斯福的领导工作是复杂的，说话也会前后不一致。他不是温斯顿·丘吉尔，在黑暗中孤独地呐喊。他必须留在战场上战斗，在那里展现他的才华。他很少让自己与群众意见的距离拉大。但是他也从未否定那次“检疫”献词。相反，他在默默地实施这一方案。12月21日，他说美国是不可能与20世纪的世界隔绝的，虽然他不会不惜一切代价换来和平，在安大略省金斯顿市，他保证，如果加拿大受到攻击，美国不会“袖手旁观”。

　　他会时常重申自己对战争的憎恶，甚至会赞赏这个自己曾经讨厌的《中立法》。罗斯福是自威尔逊以来第一位在国际事务中确立了美国国际地位的总统，并且在孤立主义盛行时扭转了乾坤。但在国际事务中，无论总统做什么、朝什么方向，都会激起强烈抗议。双方的自由派参议员（惠勒、海勒姆·约翰逊、皮特曼和博拉）已经团结起来，共同支持美国堡垒。博拉认为，外交手段就是“强权政治”，《时代周刊》那时仍然坚持孤立主义观点，发表文章表示担心“罗斯福过于热衷国际强权政治”，并称赞博拉，甚至一段时间内的所有国外新闻报道都加上“强权政治”这一标题。去过西班牙参加反对佛朗哥战争的美国人，会被吊销护照。日本一半的石油和废铁都是美国公司供应的，这是日本与中国打仗必不可少的。此外，国家防战委员会甚至设法禁止传播“帕奈”号被炸沉的新闻短片，因为这“难免会触怒美国人”。

　　就在这几个月里，戴斯委员会发现新政是共产主义性质的，但与此同时却忽略了一件事，那就是库格林神父在布朗克斯的一次集会中向纳粹敬礼并高呼“如果我们消灭所有在美国的犹太人，他们就会觉得德国的手段都不算什么了”。戴斯委员会对库格林神父的“十字军”、公民保卫联盟、基督教阵线、美国爱国者、公司以及德美同盟等这些组织的行为视而不见。右翼组织恐吓国会，有时会得逞。众议院否决了罗斯福请求拨款巩固关岛防护的提议，原因是东京很可能把此事说成是挑衅性行为。最后投票结果是205∶168，众议员兼广告商布鲁斯·巴顿兴高采烈地呼喊“关岛，关岛，不要算了”。这下好了，关岛丢了。珍珠港事件后一星期，日本将其占领。1944年8月收复关岛时，将近8 000名海军陆战队员伤亡。

　　1937年4月底，国会延长了《中立法》，《纽约时报》以社论形式报道：“在这个国家，通过了名不副实的《中立法》可能标志着孤立派情绪的高潮。”《纽约时报》太过乐观了。9个月后，印第安纳州众议员路易斯·勒德洛提出一条荒唐的立法，至此才到达顶峰。勒德洛称，国会宣战也要在全国范围内的公民投票通过后才能生效。罗斯福总统写信给议长威廉·B·班克里德说，这样的修正案无法处理国际事务。然而，国内投票显示，73%的公民支持这个想法。第二次测验显示支持率降到了68%，这使决议又被退回委员会。与此同时，议会投票结果为209票赞成、188票反对。幸好赞成人数不足2/3，正如罗斯福对班克黑德说的那样，美国躲过了一劫，否则其他国家将可以肆意对待美国，并逍遥法外了。

　　同年，墨索里尼就说“民主是风吹散的沙粒”，有时看起来确实如此。美国国务院受到《中立法》的制约，对日军的种种行为束手无策，如日军抢占中国广西省，到达中南半岛边界，并在越南凉山与法国官员交好——接下来的30年，军火通过这里，输向越南。孤立派一直是高度敏感的，有时甚至有些偏执。总统的一举一动都被看成别有用心，当英国国王和王后决定访问美国时（目的是要对“辛普森事件”做些弥补），众议员汉密尔顿·菲什危言耸听道，美国会重新沦为英国殖民地，波士顿众议员乔治·霍尔顿·廷克汉说“美国的外交正在偏离轨道，走向邪恶”，参议员博拉建议总统在同英国国王和王后谈话间歇，不妨顺便问问两位，1914～1918年向美国借的213.385亿美元，何时能还。

　　记住反对派们的本性是非常重要的。正因为这些本性，也正因为罗斯福总统深知美国正处于危险境地，他才陷入了一种历史性的进退两难中。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他不得不开启新的先例——扩大总统的权力。后来这些权力被那些忘记了国会才拥有宣战权的总统们滥用，但如果不这样做，用塞穆尔·埃利奥特·莫里森的话说：罗斯福总统自己也有可能因为无法履行总统誓言而自食遭受弹劾的恶果。当批评者们在国会肆行时，罗斯福与赫尔已看到欧洲发来的外交电报。1938年，他们看到了捷克斯洛伐克危机的临近，看到了希特勒的狼子野心，看到了英法两国政府一无胆量，二无应对的本领。无论是伦敦的白厅还是巴黎的奥赛河岸奥赛码头，都为之战栗不安，唯恐战争再次爆发。当然，美国政府里也不乏对战争前景不看好的失败主义者。在上一财年，为军队配备新武器的计划被压缩到只限购1 870支加兰德步枪。大概因为将军们都很实际，因为要钱太凶，国会很难批准。然而罗斯福却看到了其他的出路。最固执的孤立派都相信只要将美国打造成防守的要塞之地，定能万事无虞，所以他们也愿意建立强大的海军。这便促成了罗斯福总统在1938年1月28日前往国会，要求拨款10亿美元建立“两洋”海军。

　　他得到了批准，国会通过了《文森海军法》。与此同时，罗斯福将霍普金斯派往太平洋沿岸视察，他想了解民航客机制造商需要多少时间能转为生产军用战机。霍普金斯后来记录：总统预感到战争正在逼近美国，“并且他坚信空中力量是克敌制胜的关键”。在1938年发表的声明中，罗斯福总统提出的8 000架战机的计划几乎令包括陆、海军高级将领在内的所有人吃惊。陆军航空队的阿诺德将军是唯一的例外，在对总司令做的报告中，阿诺德提到纳粹德国拥有8 000架轰炸机与战斗机，而美国只有1 650名飞行员、寥寥几百架老式飞机，以及13架还没到货的B–17轰炸机。阿诺德将军特别强调了现代武器的交付周期非常长，这13架战机要等到1938年年底才能收到。罗斯福总统当即决定开辟绿色通道，让阿诺德扩建空军。“二战”结束后，阿诺德将军称，没有总统的支持，就无法于1944年在诺曼底一举击溃德国空军，盟军也不能如期在6月6日登陆。

　　在这多事之秋里，缺少军事编制的现实问题使得罗斯福承担起游说者的责任。从来不会有国家洗耳恭听他国讲道理，但至少要尝试。他试图以国家间的相互理解取代相互侵略，尽管这一尝试在西班牙与中国皆已失败，他仍然勇敢地致信英国首相内维尔·张伯伦，提出召开一个大型国际会议的建议：在不付诸武力的情况下，修订条约，保证各国都能获得所需原料。张伯伦拒绝了这一建议，因为他有自己的打算。他在回复罗斯福的提议时说，这一协议会影响大英帝国对纳粹独裁者们奉行的“新政策”。

　　他没有说这项措施将产生多大的影响，但世界将会见证。1938年春，希特勒大叫道：苏台德区（那里山峦叠起，戒备森严，与捷克斯洛伐克接壤）居住的德国人受到虐待。戈培尔进一步指责布拉格窝藏苏联战机，并允许苏联在捷克斯洛伐克领土上建造大型机场。尽管捷克斯洛伐克人否认，但戈培尔根本不接受，依然喋喋不休地指责。在骂声最大时，捷克斯洛伐克开国元勋、前总统托马斯·马萨里克去世了。葬礼期间，因布拉格警方镇压了苏台德区游行示威活动，故苏台德区的代表拒不出席捷克斯洛伐克议会，而希特勒磨刀霍霍，扬言要武力解决。一时间，欧洲陷入令人绝望的危机之中——美国公众通过广播也对此了如指掌。

　　横跨大西洋用广播报道鲜有先例。美国全国广播公司和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曾通过短波传送1930年伦敦海军会议摘要，6名英国广播公司播音员播送了英王乔治六世加冕的盛况。早在1938年，伦敦和芝加哥就互换广播内容，同年，美国人听到了他们的第一个东西海岸互换广播：艾尔·古德曼乐队在纽约的演奏和W·C·菲尔兹乐队在好莱坞的演出。常驻评论员洛维尔·托马斯和“快嘴”弗洛伊德·吉本斯（他一分钟竟然能说217个字）都能直接从通讯社电讯条上取材（不等新闻见报）。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没有固定的驻华盛顿记者，如果临时需要，就派参议员刘易斯·B·施韦伦巴赫顶缺。直到纳粹入侵奥地利（发生在捷克斯洛伐克危机爆发6个月之前），美国才开始严肃报道欧洲大事。整个欧洲一片哗然，纽约的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经理保罗·怀特致电在伦敦的威廉·夏伊勒，要求他做一个巴黎——罗马——柏林——维也纳——伦敦5地的“综述”，时长半小时。他问：“你能办到吗？”

　　夏伊勒有充分的理由说“不”。爱德华·默罗在600英里之外的维也纳，德国军队正在逼近，生命线随时都可能被掐断。即使他俩愿意干，他们还不得不在5国首都分别招聘没有经验的评论员、雇用工程师、租用发报机，协调现场直播衔接下一个城市。更何况，时间还十分紧张。纽约希望“综述”当晚能如约播出，但这一天是星期日，办事处大门紧闭，技术员都在休息，只有管理员负责通信，但他没有权力做主。而复杂的无线电行话，即使用本国语言几乎都无法理解，更不要说用英语了。技术上的困难几乎无法克服，所以说这种想法几近疯狂。但夏伊勒表示，他们会努力尝试。

　　他拨通了默罗的电话，当时默罗正在观看赛斯 – 英夸特手下的暴徒高喊“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元首”在板栗树间行进。渐渐地，两个年轻的美国人一起设计出了基本框架：罗马有国际新闻社记者弗兰克·格维西，巴黎有《芝加哥每日新闻》的埃德加·安塞尔·莫勒，柏林有一位夏伊勒的朋友在报社工作，这位女议员同意牺牲自己的周末到英国广播公司工作室广播。这样，除罗马以外的所有首都信息传输的问题都解决了——那些意大利人没有想出任何方法，能够使格维西的声音跨过瑞士边境传输到日内瓦的大型发报机上。然而，他们可以通过无线电话使他和伦敦方面联系上。于是，他在公用电话亭解说，然后夏伊勒再向纽约方面复述。这样，世界新闻“综述”艰难地开始了，对于未来局势和美国舆论，都影响深远。

　　1914年7月，合众国际社记者卡尔·冯·威甘德就奥匈帝国对塞尔维亚的最后通牒，发了一封138字的电报，该通牒最终引发了“一战”。但威甘德却因此遭到报社批评，说他浪费。现在尽管孤立派势力很强，美国人仍想了解海外发生的一切。春末，暂无战事。捷克斯洛伐克人坚守阵地，希特勒因为打了败仗，也同意谈判。然而奥地利一被吞并，就改变了中欧的战略局面。德国扩张领土，导致捷克斯洛伐克三面受敌。之前英法两国同捷克斯洛伐克签订了条约，而捷克斯洛伐克又一直桀骜难驯，英法两国都感到极为尴尬，后悔有此约定。但是整个夏天都在谈判，看不出要发生什么大事。

　　9月12日，希特勒到纽伦堡参加一年一度的纳粹聚会并发表演讲。正如《综艺报》所说，美国的两大广播公司对该事件的处理截然不同。全国广播公司将实况转播该讲话，但“对欧洲的骚动和紧张气氛采取轻描淡写的方针”；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则认为这是历史性事件，要对其进行大肆宣传。在那个星期一早上，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播音员告诉听众：“整个文明世界正焦急地等待着阿道夫·希特勒的演讲，他的一字一句都可能使整个欧洲陷入另一场世界大战中。”下午2点15分，一位播音员截断节目信号说道：“阿道夫·希特勒在纽伦堡纳粹年会上的讲话，关乎德国外交政策，万众期待，为了让我们的听众也能聆听这一讲话，我们暂停播放伊诺兹·莱特的节目……现在就转到德国纽伦堡。”该演讲由柏林一家短波广播电台转播，听起来比较清晰。第二天，《综艺报》就评论道：“这位雄辩家真是活力四射、煽动人心。让人印象最深的是，在他的鼓动下，在场成千上万名纳粹分子都疯狂高呼‘希特勒万岁’和‘胜利万岁’。”

　　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驻纽约的职员库尔特·埃曼在来自纽伦堡的库尔特·冯·佛斯特梅尔的帮助下，一边播放演说，一边翻译了演说各章节。《综艺报》抱怨全国广播公司工作人员“有意弱化这篇演讲的影响”，也不发表任何社论。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评论编辑是个毫不起眼的60岁老头，毕业于哈佛大学，具有德国血统，叫作汉斯·冯·卡尔滕博恩。下午3点36分，希特勒演说结束后，卡尔滕博恩发表了一篇周密的分析文章：“阿道夫·希特勒已经演讲完了，世界也听到了他的演讲……演讲自始至终，他都明确表示，对于捷克斯洛伐克对日耳曼人的压迫，德国将不再忍气吞声。捷克斯洛伐克必须与苏台德区人达成协议。必须这么办，要不然德国人就要不客气了。”卡尔滕博恩没有漏过任何一个细节，其余再无新内容，无非就是希特勒透露28万德国人正夜以继日地奋战在齐格菲防线上。

　　那时，美国报纸还想和广播电台一争高下，每当有大事发生就发几期特刊。特刊很快就能印好，然后就分给报童们上街贩卖，他们大声喊着“号外 ! 号外 ! 重大新闻”，一时间大街小巷都有人高喊。德国、意大利、捷克斯洛伐克、法国和英格兰开始动员了，大批军队正在向那里开进，舰队也出动了，飞机被派去掩护阵地。污迹斑斑的报纸上印着张伯伦的照片，他总是带着一把雨伞，在高德斯堡、贝希特斯加登和伦敦之间来回奔走。英国孩童戴着小型防毒面具，被送到了乡下；法国人正在公园挖战壕。欧洲随时可能陷入一片火海。

　　数以百万计的美国人第一次在短波上听到希特勒的声音，他的仇恨之深，听众都为之震惊。从他口中说出来的日耳曼语听起来冷酷无情，如同四溢的毒液。那些能说一口流利德语的人能够直接明白他说的话（富兰克林·罗斯福就是其中之一），其余的人就只能依靠翻译了，尤其是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那位首席分析师，据《综艺报》讲，他在“广播历史上听众最多，他的分析最吸引人，仅次于英国国王退位时发表的演讲”。对于像卡尔滕博恩这样上了年纪的人来说，这是一场严峻的考验。从星期一算起，18天内他在纽约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大楼第17层的第9工作室里已经发表了85次即时广播。当工作没那么紧张时，他就在吊床上打个盹。第19天时，有人见他衣衫不整、憔悴不堪。由于公众对德国人心怀仇恨，他把名字也稍微改动了一下，改成H·V·卡尔滕博恩了。一时间，他成为美国最有名气的人物之一。

　　星期一晚上7点半，捷克斯洛伐克摊牌的时刻到了，罗伯特·特劳特接班主持了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报道：

　　特劳特：当世界各国都还在回味希特勒在纽伦堡的长篇大论时，我们接下来会连续收听到伦敦、柏林、布拉格和巴黎4地发回的报道。4位播音员分别是：本台驻欧洲办事处主任爱德华·默罗、美联社记者梅尔文·怀特莱瑟、本台驻中欧代表威廉·L·夏伊勒和《芝加哥每日新闻》记者约翰·T·惠特克。现在是默罗先生从英国伦敦发来讲话……

　　默罗：今夜，伦敦的乐观情绪不高……

　　以上安排听起来非常到位。但只要是资深记者就不难发现，其实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人手不足。尽管他们头衔唬人，但30岁的默罗先生和34岁的夏伊勒先生其实是其仅有的两位分析师——当然在欧洲采访的也必然只有这二人。他们在欧洲大陆四处奔走，通过电话互相联系。他们把这些琐碎的报道融合在一起，这种广播方式真是超乎想象。对于他们巨大的成功，一种可能的解释是因为人们对欧洲局势知之甚少。不过要想找出真正原因，还要过些时日。几个月后，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派埃里克·塞瓦赖德到荷兰加强采访工作，当荷兰人得知他打算当天发回新闻报道时，惊得目瞪口呆。之前所有从荷兰发回美国的报道都是有关郁金香和风车的。在欧洲人心中，广播就是一种娱乐方式——对大多数美国人来说，他们原来也是这么想的。

　　让新闻媒体里的保守派感到震惊的是，通过广播电台报道欧洲的动荡局势不仅可行，而且越来越有效。卡尔滕博恩在第9工作室里任职，此时正一边喝着黑咖啡、吃着三明治，一边接收莫罗和夏伊勒草草搭伙所结成的信息通道源源不断从大洋彼岸发回的准确消息。因为欧洲本地的新闻记者受限于新闻检查，而在美国，言论自由，所以美国人比欧洲人更了解9月的危机。英国广播公司不允许丘吉尔在广播电台发表演说，有人甚至怀疑他可能会破坏和平（这样说有理可证）。一位英国的杂志编辑建议关注捷克斯洛伐克危机的听众调频收听美国的短波广播。

　　默罗先生很快就变得像卡尔滕博恩一样出名。9月，他自己播报了35次，还组织其他新闻记者从18个城市发回新闻报道116次。作为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欧洲区负责人，他是第9工作室联结欧洲大陆的纽带。信号遇有故障或声音不清时，迷惑的听众们就会听到卡尔滕博恩着急地小声说：“呼叫爱德华·默罗，呼叫爱德华·默罗！”危机刚开始的几天，这种情况并不常发生。从春天开始，欧洲工作人员的数量就大幅增加，一位捷克斯洛伐克女接线员已转接100通电话。因为天气条件好，欧美两方通话也很顺畅，甚至可以和通讯员隔海召开“圆桌会议”。那些听众对照手中承索即寄的“危机地图”，收听默罗或夏伊勒与卡尔滕博恩或特劳特的对话，并且能实时了解法国向马奇诺防线或西里西亚进军的情况。如果你不想太多，这其实很像“大富翁”游戏。

　　9月15日，也就是危机爆发的第4天，广播电台发生了故障。各国军队已经各就各位，外交冲突异常激烈，几乎一小时就要播报一次，希特勒和张伯伦互相看不顺眼——当时还没有人知道英国首相的目光很快就会变得柔和。变天了。短波传输不同于其他普通的频率，它受大气环境的影响很大。日复一日，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频道都收不到信息。卡尔滕博恩呼叫默罗也无法联通，只能靠电报发送消息。突然，让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害怕的事情发生了，全国广播公司驻欧洲的工作人员已经可以接通了，并且信号很清晰。这是因为全国广播公司发现了一个绝妙的解决方法，即开通一条开普敦 – 布宜诺斯艾利斯 – 纽约的短波传输线路。这么一来，从欧洲发出的广播信号要多跑两倍距离，但是也只延迟几秒而已。后来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也依葫芦画瓢，尽管他们还是觉得直播更好。

　　大西洋的天气很糟糕（洋面发生什么事了），当时布拉格的斗争已经白热化。而捷克斯洛伐克因为固执将被他的两大盟友抛弃以示惩罚。9月21日凌晨2点15分，英法两国首相直接冲到捷克斯洛伐克总统爱德华·贝奈斯的官邸，将他拖下床，并直截了当地告诉他，他们的政府要背弃盟约了。尽管有约在先，他们还是不会出兵；捷克斯洛伐克要么向纳粹投降，要么孤军奋战。整整一天，贝奈斯忙于和他的内阁、政党领袖和军事将领们商讨解决的办法，最后累得走路都一瘸一拐的。9月21日下午5点左右，他的政府决定投降。捷克斯洛伐克的公报向世人解释道：“我们别无选择，因为我们孤立无援。”贝奈斯说：“我们已经被卑鄙地背叛了。”

　　下午5点，纽约和新英格兰地区还是上午11点，广播电台技术工作人员仍在抱怨海上糟糕的天气，商船上的水手嘀咕昨天黄昏时古铜色的天空很奇怪。但是无人担忧。那天晨报上的天气预报一栏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只是写着“今日有雨，降温”。

　　的确只写了这样一句话。

　　相比后来的精良配置，1938年美国气象局的设备仍然十分简陋。它缺乏后来那种先进的仪器，比如雷达示波器、喷气式空中观测机、装有电视摄像机的天气情报卫星等。那时的设备仍然主要是16世纪的气压表、17世纪的水银气压表和中世纪的风向标，海洋气象学知识更是稀缺。当时陆地上的前哨站之间可以互换气象报告，但海洋对他们来说依然是神秘的。气象学家搜集海洋的信息完全依赖商船或者飞机上的自动观测。在“大萧条”时期，政府不会允许气象学家坐着昂贵的飞机到处观察天气状况的。因此，气象学家研究大气总是心里盘算，然后胡乱猜测，很早以前他们就知道可能猜测会错得很离谱。现在这一天真的来了。

　　但也许不该把他们当成是无辜的替罪羊。毫不客气地说，美国气象局管理太松散。一些新技术别人已经掌握了，他们还不知道。通过研究风速和气压表读数预测一场大风暴是否会来临，这是所有合格的航海人员都应该会的事，却让经验丰富的气象预报员感到困惑。当他们急需数据时，竟也没有试图打电话互通信息，任由暴风将电线杆卷走，这确实令人感到惊讶。最讽刺的是，《纽约时报》还于9月21日发表社论表扬了气象局。单调乏味的天气预报被印在《纽约日报》第27版左下角。当时，美国历史上危害最大的飓风，也是自1815年9月23日以来第一次袭击长岛和新英格兰地区的飓风，正不断逼近，气象局竟没有发出任何预警。

　　要比较有效地追踪暴风的移动轨迹是可以办到的。大西洋的飓风，也就是海员所说的热带气旋，源于赤道无风带的微小气流波动，这个无风带处于撒哈拉沙漠以西、佛得角群岛以东，是东北信风和东南信风之间的一个平静区域。热带气旋刚成形时，热空气上升，冷空气下降，冷热空气的循环运动逐渐加速，又因地球自西向东自转，带动该气旋按逆时针方向旋转，向西半球行进。该气旋经过洋面的时间越长，它的威力就越大。9月16日早上9点半，巴西货船“阿勒格里特”号的船长最早目击到该飓风，当时飓风距离波多黎各东北350英里，船长发出信号，提醒大家情况不妙。

　　美国距此地最近的气象站位于佛罗里达州杰克逊维尔。这个气象站在预报飓风方面最有经验。但是海洋在长岛、百慕大群岛和佐治亚州之间形成一个三角形，发生在该区域的风暴总是让美国气象学家畏惧。那里的气候最不稳定，所以他们也无法预测会发生什么。他们持续搜索是否有遇难船只发出信号，却无任何动静。若真有商船在那边，那么它们不是缺乏公德心，就是已经葬身鱼腹了。尽管情况不明，杰克逊维尔气象站仍然做出了正确的决定。9月18日星期日和19日星期一，持续两天向外界发出警报。佛罗里达州居民对这样的事情已经习以为常，人们马上买好蜡烛，堵好窗口。许多从新英格兰地区外出的人因为担心会遭遇这场风暴，便乘坐火车回家了。那时，火车跑起来绝对比热带风暴快，但他们最终还是没能逃脱飓风这一劫。

　　星期一晚上，飓风从迈阿密改变方向。杰克逊维尔气象站负责任地宣布“风暴正迅速北上”，也可能会是“北偏东”。风眼估计在哈特拉斯角以南275英里的区域，即北卡罗来纳州旁边。如果吹到哈特拉斯角，风暴就不在杰克逊维尔气象站的辖区范围内了，而归华盛顿。那时天气预报人员就开始犯糊涂了，也因此酿成了后来的祸患。要想了解即将发生的一切，必须清楚地明白一场时速为75英里的飓风，不亚于500颗长崎原子弹爆炸所产生的威力，它所产生的电量是美国6个月用电量的总和。这只是普通飓风的威力，如今这场飓风的速度超过每小时200英里，具体有多快很难说。星期三，离气旋90英里处的哈佛大学蓝山天文台测量的数值始终稳定在每小时121英里，并且伴随着时速186英里的阵风。纽约市区处于风暴中心以西的远方，但帝国大厦顶楼测量到的风速已高达每小时120英里，华盛顿尚不知道这些。库纳德 – 百里公司“卡林西亚”号的船长发来报告，表示晴雨表测量的气压指数已达27.85，这是大西洋海岸测到的历史最低气压读数之一。尽管如此，华盛顿的气象局里那些全国最有经验的气象学家将“飓风”两个字从预报中删去了。直到9月21日下午两点，风暴把大西洋城的木板路掀起，整座房屋也被吹过长岛海峡，华盛顿居然还说“热带风暴”正迅速向海洋移动。

　　纽约和波士顿的气象人员都听信华盛顿的话。每个气象学家都知道海面上很不平静，但热带气旋已经有123年未转向内陆了，他们简直不敢相信这种事情居然会再发生。热带气旋穿过南卡罗来纳州、北卡罗来纳州、弗吉尼亚州、特拉华州和新泽西州，那些安居内陆的气象预报员看到晴雨表随风眼的移动陡降又上升。他们叹了口气：“风过去了。”然而，测量仪器发出警告，风暴远远没有结束。自八点半起，飓风等压线（气压相等的连线）已经拉长成诸多椭圆形，全部指向北方。但预报员一直在说“大风方向不定”，好像今天是放飞大风筝的好日子一样。他们的愚昧无知与残酷的巧合重叠：当时恰好月亮离地球最近，太阳和月亮同时吸引潮水比平时高了一英尺，正在浪头最高时，风暴袭来了。

　　这是气象员始料未及的。他们的气象记录中暗含了一个臆想：既然迈阿密逃过一劫，那么天下都可大吉。他们没有看到（除了他们自己的仪器），当风暴似乎即将由哈特拉斯角向东北移动时，其路径被异常宽阔的高压面阻碍了，高压面几乎覆盖了整个北大西洋。夹在高压面和其他高压内陆之间，气旋无法移动，高压也无法释放。风力只能成倍增长。

　　长岛和新英格兰地区已经连续降雨4天4夜。空气异常温暖潮湿。由于气压在不断降低，耳朵也感到不适。在佛蒙特州，人们在空气中都能闻到海洋的味道。飓风最容易在温暖潮湿的地区发生，而这一次向长达600英里广阔而湿润的平坦地区斜冲过来。更糟糕的是，当气旋就快越过海岸的时候，另一个可怕的气象学原理就要产生作用了。通常飓风一登陆就会变弱，但从新英格兰地区一直到加拿大的陆地上到处是水，这意味着风暴将越吹越猛，和在加勒比海时一样强劲——它能从潮湿的空气中积蓄力量，使得风速越来越快，直到风眼移动速度达到每小时60英里，如龙卷风一般，这样看来，飓风当天晚上就会到达蒙特利尔。

　　从纽约下午1点的广播中可以听出一些预报员已有所醒悟，警告飓风已改变路线，“大概会袭击长岛”，这比即将在新英格兰地区听到的更可怕，但要想实施有效的预防措施已经太迟了。更何况，绝大多数人都错过了这条广播，海岸警卫队也没有接到命令。从开普梅到缅因州一线是世界上最富饶的海滨，却没有任何防护措施。许多令人难以置信的事后来为人所知。例如，一个长岛人几星期前在纽约的商店买了一个气压表，9月21日清晨被寄到，气压表读数小于29，刻度盘显示为“飓风和龙卷风”。他无法相信，拿着它摇了摇，最后把它向墙上掷去，指针读数都没有任何改变。他气急败坏地把它重新安装好，驱车前往邮局打算把它寄回原店。然而就在他离开的那段时间里，他的房子被大风刮走了。

　　整个事情发生得如此迅猛。前一秒气压表汞柱下降到27.95英寸，后一秒就狂风大作。一位在南海岸的人见证了这一过程，他描述道：“高空浓雾滚滚，从海洋那边快速涌动而来”。又补充说：“当浓雾越来越近，我们发现它不是雾，而是水。”狂风怒吼，打得门框噼啪作响，下午两点半，海水形成高高的水墙，不断拍打巴比伦和帕乔格之间的海滩。首阵风暴浪的力量就如此强大，连阿拉斯加州锡特卡的地震仪都有了标识。以每小时100英里向北翻腾的海浪打上佛蒙特州蒙彼利埃的窗口，白茫茫一片。由于40英尺高的凶猛海浪阵阵袭来，一些长岛居民跳上车，飞奔往内陆避难。没有人知道，有多少人因为速度不及风暴而最终丧生，据生还者后来回忆，当时他们不得不一路保持每小时50多英里的速度。离库格一英里远的地方原本是一片修剪整齐的草坪，现在草坪上翻滚着两英尺高的巨浪，附近的一处村舍被风浪冲走了，屋顶还躺着10个人。

　　J·P·摩根在格伦科夫的那栋价值数百万美元的房屋也被吹成了一堆碎片。西安普敦多栋有30个房间的大厦也被风刮走了，但业主根本无法重建，因为大厦所在的那片土地也随风而逝了。17个人被困在房子二楼，海水淹到了他们的胸部，他们在海水中挤作一团。后来，墙也倒了，靠近蒙陶克角190英尺高的麦卡无线电发射塔也被刮走了。布里奇汉普顿的货运站已被吹到铁轨的另一边，重达67吨的普尔曼列车在风中左右摇摆。渔船被风劈成了两半，渔民的棚屋似渔船，顺水漂向了康涅狄格州。整个海岸线已经改变了模样，但显然这还只是一个开始。纽黑文、哈特福德、斯普林菲尔德、北安普顿、佛蒙特和蒙特利尔，预计有1 300万人处在风暴要经过的路径上。但飓风若早来三个星期，预计有6 000人遇难。即使这样，巨浪翻天的长岛海峡到处是残砖断瓦，当天早上还安然舒适的村舍现在已尸横遍野。

　　下午3点40分，耶鲁大学那些著名的老榆树被环形风暴的前沿连根拔起，风眼到达长岛。幸存者还以为自己已经从风暴中活下来了。天气放晴了，天空一片蔚蓝，和风在残骸之间细语。然而这时，远去的咆哮之声再次临近，他们知道噩梦再次来临。事实上，这次的风暴来势更猛，因为暴风眼后的飓风威力最大。这一阶段的威力无从得知，因为经历过的人在傍晚前都不幸离世。但是我们知道，第二个风暴浪摧毁了西安普敦防浪堤，吹散了沙丘，大部分房屋被夷为平地，海水淹没了梅德斯通俱乐部高尔夫球场、蒙陶克公路和长岛纳帕圭海滩铁路，整个长岛被海水拦腰隔断。海浪最凶猛的时候，一对夫妇居然带着两只狗与一位海岸警卫队队员横渡莫里切海湾。上岸后，这个浑身湿透的女人告诉旁观者，长岛正在下沉，听者皆惊愕不已。事实上，长岛的部分地段的确已经下沉了。西安普敦的179栋房屋中有153栋已经完全消失了，其他大部分也破烂不堪，无法住人。在房屋内外，还有29具尸体。

　　实际上，长岛对70英里长的康涅狄格州渔岸起着防波堤的作用，包括纽黑文和布里奇波特（这两地还面临其他问题）。暴露在外的康涅狄格州海岸和蒙陶克角以东的罗得岛州面临更强大的海浪冲击，受灾最严重的城市是位于纳拉甘西特湾口的普罗维登斯。一个100英尺高的巨浪席卷了海湾，码头被冲垮，海浪涌到市政厅附近，路上行人几乎无一幸免。海浪把人冲出汽车，有时从车轮后冲出，从而得以生还。当风浪平息下来时，普罗维登斯市中心已经被深达13英尺的海水淹没，警察驾驶摩托艇在购物中心和交易大厦附近巡逻。成千上万辆汽车在水中亮着大灯，短路的汽车喇叭长鸣，像一场噩梦。

　　与此同时，飓风已经来到康涅狄格州和马萨诸塞州。那个下午，周围一片灰暗，风暴似乎打算遮盖其狰狞的面目。卫斯理大学那座上百年石头教堂的尖塔也被吹倒。新伦敦正发生火灾。在哈特福德和斯普林菲尔德，人们往水里垒沙袋，防止已经暴发洪水的康涅狄格河再度泛滥。难民还在等待救援——现在没人有时间救他们，其中一人就是演员凯瑟琳·赫本，她已经从她父母的夏季别墅涉水到了安全地带，一个小时后，那栋别墅就被海浪冲走了。

　　晚上9点，新罕布什尔州的达特茅斯学院受到风暴袭击，就像耶鲁大学在凌晨4点所遭遇的情景一样。整晚狂风暴雨大作，但第二天清晨的天空“澄澈”，如气象局乐呵呵报道的那样。各项设施还未恢复正常。据纽黑文铁路局估计，有1 200棵树和700根电线杆横亘在轨道上。途径纽约、纽黑文和哈特福德的滨海铁路试图寻找一整列失踪的火车，在新伦敦还有一条300英尺长的轮船横躺在铁轨上，也不知如何处理。美国航空公司正在寻找一架之前停靠在波士顿洛根机场的空飞机，它不知被风吹到哪儿去了。康涅狄格州的所有公路都封锁了。《哈特福德新闻报》把9月21日形容为康涅狄格州历史上“最具灾难性的一天”。社论说：“据不完全消息统计，没有一个社区免于受灾，全部蒙受损失。纽黑文全城停电，到处残破不堪。新伦敦的心脏地带仍是烟雾蒙蒙，废墟一片。”

　　红十字会报告，这次风暴总共造成700人死亡、1 754人受伤、63 000人流离失所。罗斯福总统派霍普金斯率领10万人北上支援灾区，这10万人来自陆军、海岸警卫队和公共事业振兴署。不久就恢复了供电，但是很多在风暴中造成的损失已经无法挽回。新英格兰地区为损失的树木哀伤，仅斯普林菲尔德一个城市就有1 600棵树被连根拔起。有人计算过，飓风刮倒的树木之多足够建造20万所房屋。本季苹果作物也损失惨重。一些海滩别墅在飓风中受损，海滩也被淹没，房主只得低价拍卖。因为只有5%的受损物投过保险，许多工厂自股市大崩盘以来就业绩不佳，遭遇了飓风的重击后更是无以为继，只好歇业。

　　曾有一个乞丐极具想象力，他漫步在波士顿公园，身上挂着一块牌子，上面写着：“给我25美分，我会听你讲你的飓风故事。”一个最经典的故事讲的是纽约白厅大厦顶上的美国国旗在飓风中被撕成了碎片，而白厅大厦内离国旗几英尺远的地方就是美国气象局地区办公室。

　　那年秋天，长岛和新英格兰地区的难民迁移到美国其他地区，他们发现其他地区那些“消息灵通”的男男女女对这场飓风居然一无所知，感到十分惊讶。这也从一个角度反映了这次灾难的严重性。灾情发生后的24小时内，《纽约时报》一直都没能得到任何相关的可靠消息。《波士顿环球报》的编辑们虽然目睹了货轮在他们城市的海港掀翻，但直到飓风登陆两天后的星期五才开始发表采访幸存者的文章。星期日上午，《纽约时报》把零星报道东拼西凑，最终意识到美国正遭受一场史无前例的灾难，比芝加哥大火、旧金山大地震和密西西比洪水更严重。然后，这家报纸用了横跨8栏的头条讲述这次飓风。令人惊讶的是，很少有读者阅读这些内容，即使有人看了也没记住讲了什么，一星期内就抛诸脑后了，成为美国历史上被遗忘的片段。

　　此次灾难之所以会被遗忘，很大一个原因是美国的注意力仍集中在捷克斯洛伐克。欧洲的危机促成了大众传媒的第一次同步经验共享。和后来发生的事不同（如1954年陆军部与参议员麦卡锡对质或1963年肯尼迪的葬礼），捷克斯洛伐克的进展情况都没上电视，只靠广播，影响仍然很大。听众成为无助的旁观者，他们明白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会改变他们的生活，却什么都做不了。9月29日签订慕尼黑协定后，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赞扬广播电台“不仅仅是新闻的传播媒介，还是一股社会力量”。

　　话没说错，但也不是全然如此。广播电台会让恐惧酝酿出更大的恐惧。每个人都一直希望有个皆大欢喜的结局，所以人人都寄希望于慕尼黑协定。时势造英雄，张伯伦是英国人心中的英雄，也是美国人心中的英雄。直到一段时间后，人们才意识到他只是一个懦弱老头，靠出卖坚决果敢又身陷囹圄的盟友换取希特勒不值一文的承诺。丘吉尔明白这一点，他说：“英国和法国必须在战争和耻辱之间做出选择。他们选择了耻辱，却还是要面对战争。”罗斯福心里也清楚这一点，他在给美国驻葡萄牙大使的信中写道：“来自欧洲独裁者的威胁离美国越来越近了。”关于这点，默罗和夏伊勒都心知肚明。他们在巴黎见面后一致认为明年秋收后会有一场战争。H·V·卡尔滕博恩也明白，甚至在张伯伦访问贝希特斯加登前，他就说：“我感觉这只不过是暂时休战。我严重怀疑这次访问是否真的能带来和平。”

　　人们也开始慢慢醒悟。一项《财富》杂志的民意测验显示，只有11.6%的美国人认为慕尼黑协定合理，而76.2%的人认为美国将加入欧洲的全面战争。美国各个地区的意向皆如此。编辑评论说：“这是一条大新闻，一年半前，只有约22%的人认为我们将在未来两三年内卷入对外战争。现在认为我们必然会卷入对外战争的人数量是之前的三倍……曾经我们还感慨‘感谢上帝赐予美国大西洋和太平洋’，如今我们对安全联盟的幻想已经破灭。”

　　总之，捷克斯洛伐克危机把美国从长眠中唤醒，抓耳挠腮，惴惴不安。轰炸、入侵和战争突然间就要发生了，所有这一切直到上一个夏天，美国人连想都不会想。广播电台把国家变成了一个大剧院，挤满了心神不宁的观众，慕尼黑协定签订4个星期后，一位年仅23岁机智的制片人大喊一声：“开始！”

　　新闻人撒谎骗人并非新鲜事，已有一段历史了，颇具传奇式流浪冒险的趣味，而不是完全不光彩。埃德加·爱伦·坡因《汉斯·普法尔历险记》成名 ; H·L·门肯因为编造如何发明浴缸的故事让全国开怀大笑，这个故事竟然还被收录进了一些百科全书。最成功的案例是理查德·亚当斯·洛克的1935年“月亮骗局”，他告诉《纽约太阳报》的读者们“约翰·赫歇尔从男爵”运用“一个新原理设计的巨大望远镜”看到月球上生活着蝙蝠人，读者们不禁睁大了双眼。坡、门肯和洛克很快就被媒体原谅了，因为就像马歇尔·麦克卢汉所说：“冷媒介”不可能煽动起暴乱。但是大众传媒是“热”媒介，广播也从未像1938年万圣节前夜这样“热”过。

　　接受那些“热量”的是当时百老汇最多才多艺、最成功的年轻男子奥逊·威尔斯。他既是导演，又是制片人，20岁时已在广播电台节目《影子》里扮演拉蒙特·克兰斯顿一角。他身着西装扮演恺撒大帝，又以海地为背景扮演黑人麦克白——两部戏都吸金不少。当他为公共事业振兴署准备的作品《大厦将倾》在首演当天被政府下令取消时（出于政治立场的问题），威尔斯开始公然违背禁令。他和他的剧团带着观众穿过街道来到一个空剧院继续演出。后来该剧大获成功，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认为他是演艺界奇才，便邀请他每星期日晚8点在第一广播室广播一部剧，时长1小时。该节目并没有赞助商赞助，所以只能勉强“维持”。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并非高姿态而是这个时段没有太多听众，它的对手全国广播公司同时段播放的《蔡斯和桑伯恩时间》是一星期中最流行的节目。其中，唐·阿米契是主持人，多萝西·拉莫尔是歌手，表演者则是高雅喜剧艺人埃德加·伯根和他的红发木偶查理·麦卡锡。那个木偶是花35美元请芝加哥一个酒保帮他刻的，根据伯根的一幅芝加哥报童素描像。查理已经连续一年半都高坐广播电台收听率第一的宝座。它机智张狂的个性赢得了观众的喜爱，多次出现在广播电台的星期日黄金时段。

　　如果要在戏剧和伯根的木偶戏之间做出选择，大多数美国人会选伯根的木偶戏。万圣节前的一星期，克罗斯利和胡珀的收听率调查结果都显示有34.7%的听众收听《蔡斯和桑伯恩时间》，3.6%的听众收听威尔斯水星剧团的节目。（该项调查结果中有一点故意对广告商隐瞒了，因为这会影响他们的信心，不久我们就会谈到。但平日周末的听众比例大多如此。）当时美国的3 200万个家庭中约2 750万家有收音机。因此，当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在水星剧团播放柴可夫斯基的降B小调钢琴协奏曲前奏（水星剧团的开场曲）时，威尔斯可以预计约100万人会收听他的节目。10月30日，这一数字增长了。

　　9月26日，罗斯福曾经亲自发电报给希特勒，要求他停发最后通牒，提议“目前争议直接涉及的国家”召开会议，而不是兵戎相见。他建议会议立即在一个“欧洲中立国”境内召开，但希特勒根本不听——另外一些会议正在筹备中。当日，奥逊·威尔斯有了新灵感：为什么不把H·G·威尔斯的《世界之战》改编为戏剧呢？他的经纪人认为这个想法很愚蠢，剧作家霍华德·科赫也认为行不通，但这位年轻的制片人执意如此。他是个个性很强的人，最后他说服了其他人，于是科赫就着手把威尔斯的小说改编为威尔斯的剧本。10月25日星期二，离开播还有5天，科赫打电话给水星剧团总编辑约翰·豪斯曼。他垂头丧气地说，科学奇幻小说无法改编成广播剧。水星剧团秘书也同意他的说法。“你办不到！”她大喊道，“那些老掉牙的火星人故事都是胡扯！这是要让我们自己出洋相！肯定会出洋相！”豪斯曼想把剧本换成《罗娜·杜恩》，但奥逊根本就没留讨论的余地，所以改编剧本变成了集体创作。星期四就要播出了，但人人都认为将沉闷无比。

　　后来有人（没人记得到底是谁），提了一个建议：把它变成模拟新闻播报的形式岂不是更好吗？搞得越逼真越好，甚至模仿罗斯福的声音。这是可以办到的，包括罗斯福的声音，肯尼思·德尔马可以胜任（后来弗雷德·艾伦让他扮演参议员克莱格亨而名噪一时）。在戏里扮演卡尔·菲利普斯的演员（他是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第一位广播员）钻进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录音资料室，再三细听这个广播评论员当时是如何半歇斯底里地描述“兴登堡”号在莱克赫斯特威爆炸的。威尔斯本人在剧中扮演一位普林斯顿大学的科学家。他们的播报以天气报告开场，然后是舞曲和特别新闻播报。演员认为前面部分占用时间太长。威尔斯摇摇头解释说，这才显得更真实。

　　确实如此。捷克斯洛伐克危机期间，公众已经习惯于插播重要新闻，而且那些重大要闻最后都被证实了。事实上，广播已经被公认为重要公告的发布方式，而且广播播报的方式还让人觉得更为可信。自从1936年大选以来，《财富》杂志发现，比起报刊评论员，人们更相信广播播音员所言。事实上，对于许多听众而言，现实（新闻）与幻想（戏剧）之间的界线已经模糊不清。威尔斯的广播剧播出后，《综艺报》发表了一篇较为深入的分析，它说“即使向听众再三解释这只是一出戏，很多人仍把它当作真人真事”，因为“每天连播放完后，很多听众来信评论剧中的人物和事件，可见他们对待广播剧有多认真”。

　　此外，这仍是一个尊重名人的时代。在戏中，肯尼思·德尔马扮演的是“内政部长”。因为听众主要来自纽约和新泽西州，剧中还沿用了当地真实的街名，如普拉斯基高架桥、南街、23号公路等。此外，普林斯顿大学随后的一项调查研究发现，还有些其他原因：一是，人智力上和情感上的不成熟；二是，“大萧条”带来的不安全感；（一位受访者说：“从我爷爷那时起就怪事连连，我们不知道现在还会发生什么。”）三是，“最近担心欧洲战争爆发的恐慌心理”，这一点影响最大。

　　威尔斯似乎也有些忐忑。戏剧开始和结束时，播音员都会特别解释，这只是一出戏。哥伦比亚广播电台也4次打断演播，插播同样的说明。他们觉得这样做就没什么问题了，但这一做法是假设听众会从8点一直听到最后，但他们想错了。这时收听率调查结果中被隐瞒的那件事就很重要了，让赞助商泄气的事就是每当进广告或是请了一个冷门艺人时，人们就会拨动无线电指针换台。每个人都喜欢埃德加·伯根和查理·麦卡锡的表演，但他们也只是一个综艺节目的一部分而已。

　　水星剧团的听众相对较少但是很铁，他们首先听到柴可夫斯基主题曲，然后是导语介绍、天气报告，之后听到播音员说“我们现在带你来到纽约市中心公园广场酒店的子午房，在那里你将欣赏到雷蒙·拉魁罗乐队的演奏”。这时就开始不断播新闻，追踪卡尔·菲利普斯和皮尔森教授在新泽西州郭佛米尔镇的进展，并不断传来警笛声和人群的嘈杂声。在那一刻，8点12分，查理·麦卡锡完成了他的第一段滑稽短剧，然后一个温柔的声音响起，开始描述蔡斯和桑伯恩牌咖啡的香味有多么浓郁。

　　近600万人旋转指针从全国广播公司调台到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这时他们听到：

　　播音员：……我把麦克风拿近点。（停顿）现在我们相隔不超过25英尺了。现在你能听到吗？哦，皮尔森教授！

　　皮尔森：是的，什么事，菲利普斯先生？

　　播音员：你能给我们解释下里面的刮擦声吗？

　　皮尔森：可能是它的表面冷却速度不一。播音员：你还认为这是一颗滑落的陨石吗，教授？

　　皮尔森：我不知道它是什么。就金属外壳来看，绝对来自外星球……反正不是地球上的。因为在坠落过程中，与地球的大气层摩擦，陨石会磨出些洞。但这东西很光滑，如你所见，是圆柱形的。

　　菲利普斯：请稍等！发生大事了！女士们，先生们，太糟糕了！这东西有一边开始剥落了！顶部开始像螺丝一样旋转！ 这玩意儿肯定是金属！

　　只听广播里人声鼎沸，然后主持人再回到麦克风前。

　　播音员：女士们，先生们，我从没见过这么可怕的东西！等一下！有人从顶部的空洞里爬出来了。是人……还是什么东西？我看见两个发光体探出黑洞向外望……难道是眼睛？可能是一张脸，也可能是……

　　（尖叫一片）

　　播音员（伴随着抽泣和干呕）：天哪，这东西像灰蛇一样扭动着从阴影里爬出来了。现在又来一条，又来一条！它们看起来就像触须。啊，我可以看到那玩意儿全身了。跟黑熊一样大，还像湿牛皮一样闪闪发光。但那张脸……真是无法形容。我再也不敢看下去了。那眼睛黑溜溜的，就像蛇一样发着微光。嘴是V形的，看不见边缘，似乎还在翕动，口水从嘴里往下滴……

　　播音员暂时情绪失控，停顿了片刻。乐队演奏了几小节《月光曲》。另一个播音员用冷静而又专业的声音接着说：“我们现在转到新泽西州郭佛米尔镇的维尔弥斯农场。”然后又进了几小节德彪西的乐曲，那位播音员继续冷静地说：“现在我们再来听听菲利普斯从郭佛米尔镇发回的报道。”菲利普斯说，当地派出警察检查该物体，但火星人却朝他们喷射火焰。此时响起一片惨叫声和非地球生物发出的尖叫声。一个谷仓起火爆炸了，然后麦克风也失灵了。刚才那位播音员小声说：“女士们，先生们，由于情况失控，郭佛米尔镇直播暂时中断，显然那里的送话机发生了故障。只要一修好，我们就马上回来。”现在形势更加严峻了，新泽西州的警察已被燃成灰烬。“本州驻特伦顿区民兵司令蒙哥马利·史密斯陆军准将”代表新泽西州州长发表了一份公开声明，说默塞尔和米德尔塞克斯两县，西至普林斯顿，东至詹姆斯堡（都是真实的地名）全部戒严。新飞船还在着陆，刚刚奇迹般逃离魔掌的皮尔森说，外星人入侵者配备一种武器，“怎么说好呢，我想是……热射线武器”。

　　现在第二个播音员也忧心忡忡地说：

　　播音员：女士们，先生们，我要发布一个消息。虽然令人难以置信，但我们通过科学研究得出一个肯定的结论，那就是，正如我们亲眼所见的，今晚登陆新泽西州农田的奇怪生物就是火星侵略军的排头兵。

　　他慌里慌张地说，火星人已经歼灭了新泽西州的国民警卫队。整个新泽西州和宾夕法尼亚州东部都已戒严。总统也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内政部长（听起来就像罗斯福的声音，甚至还模仿他的措辞）请求各部门恪尽职守，并祈祷上帝保佑。美国空军被一举歼灭。一个话务员断断续续地说：

　　接线员：这里是新泽西州纽瓦克……这是新泽西州，纽瓦克！ 警告！有毒的黑色浓烟从泽西沼泽蔓延开来，到达南街。防毒面具根本没用。请尽快朝空旷地带疏散……汽车使用7号、23号、24号公路……避免行驶到交通拥堵的路段。雷蒙德大道现在黑烟弥漫……

　　唯一幸存的播音员雷·柯林斯站在纽约的屋顶上，在广播电台中间休息之前发来这段广播。只听警钟正在敲响，警告纽约市民赶快撤离城市，火星人要来了。“哈钦森河快速路还能通车。但别走通往长岛的大桥……那里堵死了。”此时背景传来唱诗声。你同时可以听到柯林斯的声音，他哽咽着读出公告：“火星人的圆柱飞船已经降落在全国各地。一艘在布法罗市郊外，一艘在芝加哥，还有一艘在圣路易斯……”

　　当柯林斯的讲话接近尾声时（晚上8点32分），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节目主管戴维森·泰勒被叫出第一广播室控制间，有人打来紧急电话。他离开了，回来的时候脸色惨白。已经有60%的地方广播电台都中断了直播，提醒听众本故事纯属虚构，而纽约警察也包围了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大楼。演员和技术人员都禁止在广播剧结束后离场，因为他们需要回答一些紧急问题。当泰勒回到控制间时，柯林斯正在描述像摩天大楼一样高的火星人如何走上普拉斯基高架桥，准备涉水通过哈得孙河。还有几秒钟就休息了，所以，泰勒决定让柯林斯说完，柯林斯装成瓦斯中毒的样子说：

　　柯林斯：……现在他们举起了他们的金属手。完蛋了。烟冒了出来……黑烟滚滚，笼罩了整座城市。街上的人可以看到。他们正向东河跑去……数千人倒下了，像一群老鼠。现在黑烟的蔓延速度更快了。已经到达纽约时代广场。人们想跑开，但根本没有用。他们像苍蝇一样成片死去了。现在黑烟飘过了第六大道……第五大道……还有100码……还有50英尺……

　　4号操作员：2X2l呼叫电台 ……2X2l呼叫电台2X2l呼叫电台 …… 这里是纽约。一个人都没有了吗？还有人在电台吗……2X2l……

　　然后终于到了休息时间，一个固定播音员告诉听众，他们正在收听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奥逊·威尔斯和他的水星剧团节目。接下来会播放节目的下半部分，虽然下半部分讲稿措辞严谨，但已经没用了。休息前，成千上万的美国人已经尖叫着冲上街头，各州州长极力让他们的人民相信，并未宣布戒严。教堂前挤满了哭哭啼啼的人，请求主在火星人到来前赦免他们的罪行。普林斯顿大学调查发现，总共约有170万人相信它是真正的新闻广播，约120万人忧心忡忡想为此做点什么。该研究指出，“有几个小时真可怕，从缅因州到加利福尼亚州，都有人以为那手持热射线武器的狰狞怪物已经把所有奋起反抗的美国部队消灭了。他们在劫难逃，世界末日马上就要到了”。

　　每个州的电话接线员都忙得不可开交。地方广播台说，人们打入的电话是以前的6倍，而纽约的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和警署接线总机已经被打爆。滨河大道已经难以通行，因为路上挤满了哭天抢地的民众。新泽西州北部情况最糟，因为据说那些怪物最先在那被“发现”的。一家人哭着抱成一团，惊慌的人们在田野间盲目奔跑，有车的人也如无头苍蝇般疯狂乱开，人们都拼命逃难，免得被闷死、烧死。火车站和公共汽车站人满为患，人人都惊慌失措，想赶快买到票上车，不管去哪儿。纽约有个女人打电话给美国南方汽车总站询问消息，她气喘吁吁地说：“麻烦快点，世界都要灭亡了，我还好多事没做呢。”

　　当多萝西·汤普森写到“这个广播节目根本不可信”时，没听过节目的人不免嘲笑那些疯狂逃难的人愚昧无知。然而，现实并非如此简单。不管汤普森小姐怎么说，《世界之战》的技术水平的确高超，即使今天听来也会令人不寒而栗。如果说恐惧心理与教育水平低、经济条件差有关，那么最易大惊小怪的该是那些小学都没读完并靠救济过活至少已达三年的人，若是有钱人也受到蒙骗就说不过去了。普林斯顿大学发现，该节目的听众中，28%的大学毕业生及35%的高收入群体竟然也相信他们听到的是真实的新闻。在南方的一所大学校园里，联谊会的女生抱成一团，哭哭啼啼，还挨个给父母打电话诀别；常青藤盟校中的一名大四学生从瓦萨女子学院访友后开车回校，当他打开汽车收音机听到里面说“普林斯顿沦陷了，黑烟遍布新泽西州，还引发了火灾”时，竟然也信以为真了。

　　第一广播室内，威尔斯正开开心心地跟观众道别：“再见了大家，请记住今晚你得到的这个惨痛的教训，明天或后天可能会用到……如果你的门铃响起，门外却没人，那也并不是火星人！是万圣节到了。”随即，“广播中”的红灯熄灭了，水星剧团也停止了广播。这时，广播室的门铃响起，有人站在门外——他不是火星人，而是纽约警察，决心给奥逊·威尔斯一个教训，叫他终生难忘。开门前，威尔斯和豪斯曼就在控制间接了一个电话，打电话的人火冒三丈。据豪斯曼后来追忆，这通电话是“中西部某个大城市的市长打来的”。“他大喊大叫地要找威尔斯，气得几乎话都说不出来，该市的人们都跑到街上逃难，妇女和儿童蜷作一团躲在教堂里，街上各种打架斗殴，还有人趁火打劫。若真如他所知，整个事情只是一个糟糕的玩笑，他要亲自赶到纽约，朝始作俑者的鼻子挥一拳！”

　　他们挂了电话，门突然被撞开，广播室突然挤满了穿深蓝色制服的警察，豪斯曼所说的“噩梦”开始了——警方隐晦地表示他们的广播剧引起了无数起自杀、车祸和“发生在新泽西某娱乐场所的严重踩踏事件”。此刻，可能警方没找到他们违反了什么法律，因此两人被释放了，但更悲惨的命运等着他们——面对记者。豪斯曼记得，自从广播电台开始报道捷克斯洛伐克危机后，报纸被抢了风头，一直怀恨在心。但记者反驳说，之所以报道此事，是因为这则广播剧就是一个大新闻，的确如此。第二天早上，报纸头条都很耸人听闻：

　　广播掀起战争，惊动全国

　　全国恐慌

　　广播宣布

　　“火星人攻击地球！”

　　恐怖主义浪潮席卷全国

　　电话打爆警局

　　求问广播剧真假

　　豪斯曼苦笑着说：“戏演得惟妙惟肖啊。”戏演得确实不错。足足两天都挤走了希特勒而占领各大报纸头版。那些依然焦急不安的听众持续收听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整点报时（“布 – 洛 – 瓦，布洛瓦牌手表时间，下午9点”），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只能每隔一小时就向听众解释一遍“毫无疑问，整个故事及所有情节都纯属虚构”。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发表了一份声明，说这个节目“令人遗憾”，并提出了一项新的广播法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都有人说威尔斯犯了法，但后来便烟消云散。那时，奥逊·威尔斯和他的水星剧团在全国一炮而红，获得了赞助商金宝汤的大力支持，不再需要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资助了。后来威尔斯还被邀请到白宫参加宴会。总统把他拉到一边说： “你知道吗，奥逊，你和我是美国最好的两个演员。”他似乎是认真的，但威尔斯不知道该如何回答，只是鞠躬致谢。

　　《世界之战》的播出和其他大动乱一样都表明了一个道理：美国人的神经已经越绷越紧了。那时流行这样一句话，举国上下“惶惶不可终日”。《财富》杂志指出，人们开始相信劫数已定却没有说人们陷入绝望。虽然人们可能会觉得未来难以把握，但是心里都有一种力量，他们觉得20世纪30年代已经是美国的谷底，之后必将走向历史性高潮。在这方面，广播也起了作用。同时，欧洲局势日益紧张，危机逐渐加深，自然不容忽视。这段时间，美国焕发生机，弗兰克·布鲁克豪塞回顾那段岁月时写道：“那段时间，确实许多方面都残酷无情、令人心碎，但尽管饱受煎熬、满心痛苦、失望透顶、损失惨重，人们最终扭转了局面。美国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意气风发。”而且，罗斯福号召美国人不要茫然若失。他相信，只要他还在位，在他的英明领导下，美国最终必然会走向辉煌。

　　有时候，夜深人静、炉灰将尽、酒意微醺之际，一般的美国人会回想起1939年的所见所闻，历历在目。如果他早上看《芝加哥论坛报》的话，就会知道，《芝加哥论坛报》发行人兼编辑罗伯特·麦考密克上校不再提倡简化拼写（如简化成“agast”，“staf”，“letlier”，“jaz”，“fantom”）。《芝加哥论坛报》的编辑对新国会联盟反对罗斯福的开支法案（“反抗施舍！”）感到兴高采烈，但对某上诉法院判决小学生无须向国旗敬礼的事件却怒不可遏，对纽约儿童误认“人身保护法”为病名惊愕不已，对参议员塔夫脱首次演讲就呼吁政府厉行节俭深表赞同，为名将卢伽雷告别棒球黯然伤神，对乔·路易斯被“大力士”托尼·盖伦托打伤要缝23针心存敬佩，为波士顿勇士棒球队抛弃旧名改为“波士顿蜜蜂队”闷闷不乐，对新教皇庇护十二世任命保守派弗朗西斯·约瑟夫·史培尔曼为枢机主教欢欣鼓舞。那时有个共产党叛徒叫惠特克·钱伯斯，他到华盛顿伍德利路的阿道夫·伯利家里告密，政府内部有人搞颠覆活动——伯利根本不予理睬。要是麦考密克上校知道了，肯定到处打探风声。当时这个事还没人知道，后来麦考密克就要就此事兴风作浪了。

　　J·埃德加·胡佛也卷入了一场战争，与他交手的不是别人，正是检察官托马斯·E·杜威。杜威认为联邦调查局的窃听器会侵犯隐私，一位曼哈顿的高级警官也指责胡佛“爱出风头”，是“警车里的戴维·贝拉斯科”。联邦调查局局长怒气冲冲地反击：“共产党人昨日在纽约召开的一次会议上，竟指示他们两名最好的写手把我描绘成百老汇明星。”在美国退伍军人协会全国代表大会上，他说：“有些知识分子为所欲为、生活奢靡，这可不是美国的传统。应该有人出于义愤把那些堕落分子揭露出来，公之于众！”虽然那时杜威已经宣布竞选总统，但胡佛这番话可能也并不是存心针对他。

　　那时最畅销的唱片是希尔德加德的《深紫》。弗兰克·辛纳屈仍然为一份每星期25美元的工作疲于奔命，但有天晚上在一家酒店里，哈里·詹姆斯的妻子调大收音机的音量对他说：“亲爱的，听听这个男孩唱歌。”哈里被他的美妙歌声深深感动了，后来他驱车前往新泽西州恩格尔伍德市，在一家叫“乡村小屋”的路边店找到了他，并与他签约合作出唱片。他们的首张唱片《孤注一掷》虽然只卖出8 000张，但辛纳屈现在至少每顿都能吃上饭了。《独行侠》在140个广播电台每星期播放三次，听众达到2 000万人……贝蒂·戴维斯、斯宾塞·屈塞和弗兰克·卡普拉都荣获了奥斯卡奖……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导演了一个女人的失踪 ……鲍比·布里恩不得不12岁就暂别影坛，因为他变声了。

　　在其他方面——或者借用电影圈的说法，在金钱方面，好莱坞当时正处于光辉的鼎盛时期。秀兰·邓波儿只有10岁。票房前三名分别是米基·鲁尼、泰隆·鲍华和斯宾塞·屈塞。每部电影都很了不起、令人称奇、引人入胜、红极一时，当红明星还在高曼的中国剧院好莱坞大道水泥未干前就留下自己的脚印。“二战”前的银幕上，明星们展现的都是美好得令人难以置信的故事。朱迪·嘉兰说服骗子弗兰克·摩根给懦弱的伯特·拉尔打气。在《呼啸山庄》里，劳伦斯·奥利弗、戴维·尼文和曼尔·奥勃朗三人在雾气沉沉的荒原上死命追赶（高喊着“希思克利夫！希思克利夫”）。吉恩·奥特里为西部放歌。罗伯特·多纳特扮演的奇普斯先生令人感到日不落帝国将永远“日不落”。克拉克·盖博有点儿爱搞恶作剧，居然在克劳黛·考尔白面前脱衣服，竟然连内衫都没穿，棉纺厂厂主被吓坏了，一星期之内，纺织品股价就下跌了8.25美元。盖博在《乱世佳人》里居然爆粗口“他娘的”，该片在亚特兰大首映时，听闻此语，联盟国之女联合会主席吓破了胆。更糟的是，盖博领导了反对查尔斯·劳顿的叛变，劳顿方还一直尊称他为“克里斯汀先生”。

　　乔治·阿利斯则彬彬有礼、沉着冷静，因为他一再出演历史人物，一名学校负责人竟然担忧地说，整整一代小学生长大后可能都以为但凡过去的伟人都长得像乔治·阿利斯。在片中，他表现得比格莱斯顿更诡计多端，比达达尼昂和三个火枪手更足智多谋，比所有罗斯柴尔德兄弟更花钱无度。阿利斯能给观众带来快乐，但法国大革命却让他们流下太多眼泪。在《绝代艳后》里，瑙玛·希拉勇敢地坐上囚车奔赴刑台；在《双城记》中，罗纳德·考尔曼坐在瑙玛·希拉身后奔赴刑场，更是伸头就刑，在他人头落地前，知晓内情的人们了解，这是他一生中最乐意做的事，这里是他最好的安息之所。

　　那年冬天对于欧洲和美国来说，都史无前例地寒冷。西班牙有100万人在内战中丧命。海因里希·希姆莱禁止《时代周刊》在德国发行，亨利·卢斯对此倒很高兴。希特勒有型地站在他协助设计的大众汽车前，当时售价396美元。（它涨价了，但样式看起来几乎没变。）1939年，美国举办了两个世界博览会，可以乘坐游览列车一并参观，享受优惠。可是没多少人图这个便宜，大多数人觉得只看一个就够了，而且通常他们都会选纽约的。虽然旧金山的金门博览会设计雅致，航空馆的表演惊心动魄，灯光的布置也美轮美奂，但金门博览会没有新奇小把戏，没有宿营地，没有玉米，没有杂耍，最重要的是，没有格沃尔·惠伦。

　　惠伦已经53岁，但每次出席公众场合都不忘在他的翻领上别一朵栀子花，他是纽约的官方“接待员”。来访的贵宾若没得到惠伦亲自接待，没收到纽约钥匙徽章，都觉得颜面扫地，就像被断绝了外交关系一样。纽约世界博览会（他称之为“明日世界”）被认为是他的杰作。为了迎接所有宾客，他致力于为他们展出所有他们能想到的，上至伟大艺术品，下至裸舞表演，从会说话、会抽烟的机器人elektro到有300种不同语言版本的《主祷文》。“这是悖论中的悖论。”纽约世界博览会闭馆那年，西德尼·M·谢莱特在《哈泼斯》杂志上评论道：“它说好也好，说不好也不好。它既达到了粗俗疯狂的极致，又是所有灵感的巅峰之作。”《纽约时报》记者迈耶·伯杰更将其称为“疯狂牧场”。但回想起来，所有疯狂都不失其清晰的条理，虽有粗俗品味的部分，但毫不影响该活动的初衷。即使纳粹德国没来参加（它是唯一未参展的大国），也没有关系。总之，该博览技术水平极高，对于战后美国的影响也很大。

　　博览会中最吸人眼球的展厅是通用汽车公司的“飞出个未来”，参观人数高达每日28 000人次，每个人都坐在扶手椅上观看，随传送带移动，全程时长15分钟，他们一边观看诺曼·贝尔·格迪斯设想的1960年美国景观，一边听解说。诺曼·格迪斯的预见也不尽准确。他预测未来的美国人身材高大、褐色皮肤且充满活力，大部分时间都在娱乐。（可是他没有提到黑人，显然黑人将不复存在。）1960年美国人已厌恶家居用品，所以在此提及不多。乡村到处是纵横交错的宽阔马路。汽车都装有空调，售价只有200美元。大部分土地被森林所覆盖。住在乡村的美国人可谓最幸运，全村上下只有一家工厂，只生产单一的工业产品，生活自给自足。

　　发明家和工程师使用了一点儿原子能，但他们主要的动力来源是液态空气。通过大倍率的望远镜，月球比以前清楚了100倍。癌症也能治愈了，人均寿命达到75岁。房屋轻巧且可弃置，厌倦时丢弃即可。（丢在哪里并未提及。）大多数人拥有高中学历。每个村都有一个机场，由电梯把飞机从地下机库运进运出。写字楼和公寓都有1 500英尺高，旁边就是14车道收费公路。

　　约翰·布鲁克斯指出了诺曼·格迪斯“飞出个未来”最明显的缺陷，即他未曾提及城市的种种问题，而这将使下一代美国人面临危机。城市内高速公路交错纵横，被划分为住宅区、商业区和工业区。这片梦土只会使更多汽车更快地涌入城市，却未曾想在哪里停放。那才是诺曼·格迪斯“最为准确”的预测，让人绝望的是后来的实际情况也确实如此。正如布鲁克斯评论“飞出个未来”所言：“格迪斯所设想的‘天堂’许多已成现实，唯一的问题是，实现之后的‘天堂’看起来更像是‘地狱’。”

　　1939年6月中旬到纽约世界博览会参观的外国游客中有个说话结结巴巴的英国人，名为乔治六世，他承天恩担任大不列颠和北爱尔兰以及其属地的国王、印度帝国的皇帝、英联邦的元首、基督教的保卫者。陪同他的是王后（闺名为伊丽莎白·安吉拉·玛格丽特·鲍斯 – 莱昂），还有一大群礼宾人员、秘书和助手。这很可能是惠伦一生中最重要的时刻了。惠伦系着飘逸的白领带，满脸堆笑，亲自领着英王逛了一圈，一直恭送到海德公园才离开。

　　那天，罗斯福大尽地主之谊。他亲自驾驶定制的福特汽车载着这些尊贵的客人各处参观，这辆车可以手动刹车。他还给客人提供热狗，并应英王要求，倒上鲁伯特啤酒。在华盛顿，60万人夹道欢迎，约翰·南斯·加纳咯咯笑道：“英国人来啦！”凯特·史密斯应英国王室的请求唱起了《月亮爬上山顶》。整个过程都很低调，但政治意义重大。三个月前，希特勒占领了捷克斯洛伐克的残存国土。现在战争迫在眉睫，而美国总统要让全世界都知道，美国并非只有发点儿消息给威廉大街（德国外交部所在地）这么点儿能耐。美国是一个沉睡的巨人，他说，现在她正要醒来，侵略者们要当心了。德国元首承袭其一贯的魅力称美国总统是“诡辩的犹太人”，并补充说，“他妻子和黑人完全相像的样貌”表明她是个“杂种”。

　　德国国会崇拜希特勒，美国国会却联合起来反对罗斯福，白宫面对这样的差异，心里很不是滋味。总统要希特勒保证，不攻击弱国；威廉·L·夏伊勒描述当他们的首领庄严承诺不会入侵美国时，“那些大腹便便的代表们是如何哄堂大笑的”。孤立派代表参议员奈说，罗斯福“是自找麻烦”。罗斯福在中期选举中播下的种子，已经由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收获了恶果；慕尼黑协定曾震惊全美，委员会本有望废除《中立法》，却以12票支持、11票反对落空，这其中投支持票的包括沃尔特·乔治和盖伊·吉列，罗斯福早就想让他们退休了。

　　查尔斯·A·林白是影响力仅次于总统的公众人物，听他讲话的广播电台听众人数是最多的。“有人说我们的边境线在欧洲，我们绝不能被这样的宣传误导。”他说，“我们东有大西洋，西有太平洋作为天然屏障，还有什么可担忧的？海洋是一个难以克服的屏障，甚至现代化飞机也难以逾越。”他越来越强硬了。参议员阿瑟·H·范登堡发誓，任何情况下都不让美国人参战。那年夏天，厄尔·白劳德在美国弗吉尼亚大学夏季政治研究所演讲时，有人问他，斯大林是否会与希特勒结盟。白劳德后来回忆道：“我回答说，他们要结盟比我当上美国商会主席还难。”弗里兹·库恩因伪造和盗窃罪被判刑，他领导的德裔美国人同盟便叫嚣说，他是罗斯福统治下的首个政治犯。8月20日，希特勒首次下令让波兰割让但泽（波兰称格但斯克），第二天柏林又和莫斯科共同公布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波兰人真是走投无路了。然而，美国军事分析家还一直在强调波兰的道路修得不好且“路上全是泥”，似乎“二战”可能会因为天气不好而取消似的。

　　美国过分崇尚简单化，以至于无法理性地讨论外交政策和国家安全面临的威胁。张伯伦没明白为什么英国人的安全仰仗捷克斯洛伐克的防御工事苏台德区，美国舆论也固守海洋屏障坚不可破的偏见。但是，罗斯福和赫尔意识到，大英帝国不再是世界上最强大的稳定力量了，慕尼黑协定已经暴露了它摇摆不定的软弱。英国舰队仍然威力不减，但如果法国沦陷，英国就只能退守到岛上作战了，地理政治重心必然会西移。希特勒已宣称，他的终极目标是“整个世界”，德国特工在阿根廷也相当活跃。罗斯福相信他可以保证他这一代人不受战争侵扰，但代价极高：下一代人将不得不孤军奋战，处于绝对的劣势。林肯说，若顺应民意，万事皆可成；反之，皆不成。那么，现在的民意是什么？盖洛普博士报告65%的受访者赞成抵制德国，57%希望修订《中立法》；51%相信1939年会爆发欧洲战争，58%认为美国将被卷入这场欧战；90%表示，如果美国遭到入侵，他们会参战反击，而10%表示，即使美国没有被入侵，他们也愿意参战。

　　美国若宣战，无疑会引起暴动。总统不得不照顾公众的情绪，这就令他为难了。但现在他至少可以采取两项重要举措：向国会随时通报情况和加强武装力量（当年夏，美国的武装力量还不及波兰）。总统不知道（知道了也无法证实）希特勒已经决定在5月摧毁波兰，继而是英国和法国。但提供给总统的情报服务相当不错，那些堆积如山的数据都直指唯一的结论：德军准备冲出国界，侵略邻国。

　　7月的最后一星期，总统邀请国会政要到二楼椭圆形办公室。罗福斯请国务卿赫尔坐在他身旁，亲自展示了各种证据说明希特勒的野心，并预计盟军胜负难料。他还要求修订《中立法》。希特勒曾向罗斯福亲口承认，美国有一种力量让他印象深刻，那就是“疆域辽阔、富饶无比”。为什么不以此威逼他？根据目前的《中立法》，美国禁止向任何一方出售武器。修订《中立法》能威慑纳粹独裁者，维护和平。总统对他的客人说：“我连最后一发子弹都打出去了。现在得再装点儿子弹在弹夹里。”

　　他其实是在向博拉求助，因为只要他同意，参议院会一致认同。但是他不同意：“今年不会发生任何战争，所有这些恐慌都是人为造成的。”

　　绝望的赫尔说：“你来我办公室读读电报吧。”

　　博拉面无表情地说：“我在欧洲有消息来源，比起那些国务院的消息，我认为我的消息更可靠。”后来他解释其来源是外国报刊。

　　赫尔气得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加纳清点了赞成废除禁运令的人数后，对总统说：“嗯，长官，我们还是面对现实吧。你票数不够，就这么简单。”

　　罗斯福平静地对他们强调，若出事了是他们的责任，然后就问候晚安道别了。

　　还有一件事让罗斯福操心——国防。5年来，美国海军这时才第一次在大西洋演习，还是以参观纽约世界博览会为借口，那是美国海军可以想到的唯一理由了。1939年，最为难忘的海军事件莫过于“角鲨”号潜艇竟在离朴次茅斯港240英尺的水域中莫名其妙地沉没了。众议院已经批准499 857 936美元作为陆军军费，其中5 000万美元划给陆军航空队，计划将原有的5 500架飞机增购至6 000架，博拉用鼻子哼了一声说：“虚张声势，神经过敏。”这一次被他说对了。和英国喷火战斗机、法国纽波特战斗机及德国me–109战斗机相比，美国的飞机根本就不是对手。即使是美军基地新采用的新型P–40战斗机也只能配备一些在螺旋桨转动时能同步开火的机关枪——这是1918年的设计了，而且这些飞机还在试验阶段。

　　5月，总统再次展现了他知人善任的能力，任命美国陆军准将乔治·C·马歇尔为总参谋长（他宣誓就职当日，德国入侵波兰）。马歇尔手下有22.7万名士兵，但只有7.5万人配备了武器：加兰德步枪、斯普林菲尔德步枪、20年前制造的机关枪、1918年停战后由欧洲运来的法国75毫米口径炮等。8月，段澜中将把他的第一集团军集结起来演习。他板着脸报告兵力不足，手下缺少24 600人、3 063挺机枪、348门榴弹炮和180门野战炮。相比欧洲方面，《时代周刊》 评论“美国军队看上去就像几个小男孩带着玩具枪”，迪安·艾奇逊援引老段子评论美国军事准备不足：“上帝关照小孩、酒鬼和美国。”J·P·摩根坐船到苏格兰射猎松鸡，他说：“如果他们发动战争，我可就不能打鸟了。”美国人的目光短浅可见一斑。

　　波兰时间9月1日凌晨5点20分，欧洲战争开始。当时，一架德国战机轰炸普克——这个格但斯克湾西北海岸的小渔村兼波兰空军基地。凌晨5点45分，德国“石勒苏益格 – 荷尔斯泰因”号战列舰打出的第一发炮弹，就直接命中了波兰建在维斯特布拉德半岛的一个军事转运仓库。德国国防军发动了第一次进攻，当时下着淅淅沥沥的小雨，天灰蒙蒙的。4小时后，即华盛顿时间深夜两点半，总统床头的电话铃响了，是驻法大使打来的。“我是比尔·布利特，总统先生。”

　　“说吧，比尔。”

　　“刚接到托尼·比德尔从华沙打来的电话，总统先生。德军的几个师已经攻入波兰境内，战况激烈。托尼说，有报道称，德军的轰炸机在城市上空盘旋。然后电话信号就中断了……”

　　“好吧，比尔，战争最终还是来了。愿上帝保佑我们吧。”

　　刚开始时，德军进展异常顺利。德国总参谋部曾估算，他们只需一个月就能征服波兰。实际经过11天，战争已经基本结束，没有结束的只有希姆莱新集中营的惨叫声。9月25日发行的《时代周刊》 给读者介绍了一个新词：“这不是领地之争，而是一场以速战速决为特征的——闪电战。”收听欧洲短波广播的美国人，每半分钟就听到一个令人振奋的11个音符——来自肖邦的《波兰舞曲》，这标志着虽然波兰其他地区被迅速占领了，华沙广播电台仍然是自由的。9月17日凌晨4点，苏联军队从后方冲入波兰。华沙广播电台停止了播放。等到它再次发声时，听到的却是透着得意扬扬的纳粹德国国歌《德意志高于一切》。

　　肯尼思·克劳福德在《国家》杂志中委婉地质疑：“罗斯福政府果真保持中立吗？当然不是。美国难道真的可以在下一场世界大战中置身事外吗？几乎不可能。”但是白宫却不这样说。罗斯福在9月3日的炉边谈话中宣布：“美国会保持中立，但我也不能强迫每一个美国人都在思想上保持中立。”在总统的首次战时新闻发布会上，《纽约太阳报》记者菲尔普斯·亚当斯问道：“我们真能置身事外吗？”罗斯福稍微停顿了一下，慢条斯理地回答：“我不仅由衷地希望如此，也相信我们可以办到，政府也会为此努力。”罗斯福加强了拉丁美洲的防御，他建议美洲会议警告军舰，不要在加拿大以南进行海军行动，在随后巴拿马的声明中正式发出。在第二次新闻发布会上，有记者问他，美国领海向欧洲延伸的部分有多远。他含糊其辞道：“美国利益要它有多远，它就有多远。”记者质疑：“能延伸到莱茵河吗？总统先生。”总统大笑了起来，解释道：“我仅指海洋。”

　　罗斯福的确在考虑这个问题。美军唯一可能与大批德军正面交锋的地方是公海。英国客轮“雅典娜”号被一艘德国U型潜艇击沉。在英格兰，愤怒的美国幸存者与杰克·肯尼迪（驻英大使肯尼迪22岁的儿子）座谈。这个年轻人说，“我们仍然坚持中立，《中立法》依然有效”，使大多数人很不满意。罗斯福也不满意。现在战争已经开始，他的政策也随之变化。在他看来，中立不过是指美国兵不向德国兵开枪，因此并不妨碍利用制海权帮助盟军。罗斯福对“交战潜艇”关闭了美国水域（潜艇当然是指纳粹派来的），并呼吁国会召开特别会议，说明如果他国“现购自运”，就允许它们购买美国军火。罗斯福夫人在她的专栏中曾得出这样的结论：“不管我们多么不愿意这样做，都有必要使用世界的力量保护文明，直到这个世界的精神力量足够强大，使接受裁军最后成为可能。”那才是她丈夫心中真正的“中立”。

　　但这并非像林白、博拉、范登堡或是惠伦的定义，甚至在起初，大多数报纸编辑也不认同。因此，“现购自运”成为战争时期第一个引起争议的话题。它标志着一个新林白的出现。9月15日，林白在一次广播电台讲话中说“这不是联合起来保护白种人反对外侵的问题”，这是“因为‘一战’的失误而产生的争端”。他的妻子安妮刚刚完成了一本新书《未来的浪潮》，她似乎认为纳粹最后获得全球胜利是必然的。但安妮的母亲在威廉·艾伦·怀特委员会工作，该委员会支持“现购自运”。时至今日，一个家庭分化了，因政见不同而争吵不休。哈罗德·伊克斯公开问：“那个残酷的独裁者一手为美国人授奖，而同样用那只手抢劫和折磨了数以千计的人类同胞，美国人怎能接受这种奖章呢？也许亨利·福特和查尔斯·林白上校愿意回答这个问题吧。”两人都曾于1938年接受过希特勒的奖章。

　　伊克斯的这番言论激起了德国代办的抗议，森纳·威尔斯冷冷地驳回了代办的抗议，突然间，人们热议的话题不只是中立的定义这么简单了，它已经升华为一个爱国主义的问题。罗斯福破例宣布了“有限的全国紧急状态令”。律师和学者都面面相觑，都问何为“有限的全国紧急状态令”。其实这也没什么，只是罗斯福发出警告的一种方式而已。对于这个模糊不清的宣告，唯一努力响应的是电影院经理：每天晚上演出结束时都要播放美国国歌《星条旗》（持续了将近6年）。总统通过与孤立派的激烈交锋，最终取得胜利，他现在能拿到足够的票数了。参众两院通过了“现购自运”修正案。11月3日，抵美的英国商船开始挑选港口引航员了。

　　随后，立法部门暂时风平浪静，可美国人注意到了什么，或者，更准确地说，注意到缺失了什么。不是说欧洲在打仗吗？确实是，但为什么唯一打打闹闹的声音却来自伦敦的音乐厅，落幕时一个鹰身女妖唱起一首难听的民谣《我们要将我们的脏衣服挂在齐格菲防线上》。海上也有战事，但英国人掌握着主动权。西部战线上，希特勒采取的是伺机而动的战略，让法国军队的士气越来越低迷；马其诺防线上，形同关禁闭的法国陆军无所事事，越来越松懈——这就是一名英国将军口中的“世界上最强的军队”，他们“面对着26个师的兵力，竟静坐候令，躲在钢筋混凝土工事后面”。德国人把这称为“静坐战”。参议员范登堡说：“这场所谓的战争，只是25个士兵的静坐和一种对外宣传罢了。”参议员博拉把它称为“假战”，其实说得很对。

　　因此，20世纪30年代以饥饿的呼喊开始，却以慵懒的哈欠结尾。这次没有马恩河战役，甚至连略显大规模的边境冲突也没有。美国历史上的这个时期，国际问题将要压倒国内问题，可是作为时代标志的不过是一些小事。因为《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格兰维尔·希克斯退出了共产党，但几乎没人注意到这点。泰隆·鲍华和他的妻子安娜贝拉从里斯本飞回美国。罗德学者们被召回（拜伦·怀特进入耶鲁大学法学院学习），后来他们都觉得自己相当愚蠢，他们逃脱的只不过是一场无声的对抗而已。战争爆发的前几天，杂货商卖糖按100磅卖，罐头按箱卖，面粉按50磅卖。那些拼命囤货的人也觉得自己很蠢，因为其实粮食并不缺。

　　有一段时间，因为纸上谈兵而使彩头图钉供不应求，兰德·麦克纳利公司生产的大型欧洲地图也很快被抢购一空。纽约交通委员会宣布，地道可以作为绝佳的防空洞。一家在新泽西州巴约讷的标准石油公司的子公司以美国出生的海员取代了当地的德国人。一个地毯制造商把他最受欢迎的产品“独裁者地毯”更名为“自由地毯”。但当人们厌倦了，又后悔当初一时冲动所做出的决定。到了圣诞节，欧洲地图滞销了。埃尔默·罗珀发现，67.4%的人不希望参战。1940年元旦，全国人民更感兴趣的是精力旺盛的田纳西队的瘦小子们能否在玫瑰碗橄榄球赛中打败南加利福尼亚州队的肌肉男。（事实证明他们不能，南加州队最后以14∶0赢得比赛。）点唱机里唱着“安妮再也不住这里了”，邦妮·贝克虽然口齿不清，仍然高唱着“哦，约翰尼”，历数男友的种种优点。在伊利诺伊大学，Pi Kappa兄弟会的一个成员把5只新生小白鼠包在生菜里，一口吞了下去。人们在剧院遮阳棚下排起长龙，等着看贝蒂·戴维斯主演的《卿何薄命》和詹姆斯·史都华出演的《史密斯先生到华盛顿》。罗斯福总统向希特勒发出了最后一封调解信，却获悉他睡着了。然而，他睡不了多久。

　　美国人小像 : 诺曼·托马斯

　　他是美国的以赛亚 注释标题 以赛亚：公元前8世纪希伯来大预言家。——译者注

　　民族的良知，

　　沉默者的喉舌，

　　无产阶级的倡导者，

　　贵族的叛变者，

　　敢于打破沉默的先知。

　　他6次竞选总统，可是没有一个人投票给他。然而，他没有抛弃他的理想主义陷入绝望，也不肯抛弃美国原有制度。到最后，他发现他获得的并不比那些选举成功的人少——同时，他还保持着正直的品格。

　　诺曼·托马斯是一个布道者。这是世代承袭下来的，深植内心。他的父亲、祖父和外祖父都曾是长老会牧师，他从小在俄亥俄州派送沃伦·G·哈宝的《马里昂明星报》，他独自练习抑扬顿挫的声调，直到后来能讲得像布赖恩、德布斯、西奥多·罗斯福一样引人入胜。

　　雄辩家的风格他已掌握，现在需要的是好的演讲内容。从普林斯顿大学毕业时，他还代表毕业生致毕业辞。毕业后，他环游世界，这一经历让他认识到殖民主义的邪恶。回到纽约后，他在曼哈顿破败的春天街当一名社会工作者。春天街的悲惨和贫困让他心碎，他试图寻找解决的方法，沃尔特·饶申布什所办的纽约协和神学院倒是为他提供了一些答案。后来他说：“在纽约市贫民区生活、工作，逼我坚定不移地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战争即将打响，我更加坚持要这样做。其中很大一个因素是道德的驱使。”

　　1917年，战争爆发了。他在竞选中反对战争，还被人扔石头。他与罗杰·N·鲍德温一起创立美国公民自由局（后来改为联盟），1918年他致信尤金·德布斯：

　　我给你寄了一份申请书，申请加入社会党。我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我觉得现在是激进分子站出来承担责任的时候了。我相信有必要建立一个合作制的联邦国家，并且废除我们当前不公正的经济制度，消除基于此制度上的阶级差别。

　　他为这些所动容：

　　……我身边充斥着各种荒谬的不平等现象、触目惊心的浪费、严酷的剥削和纯属人为导致的贫穷。

　　德布斯于1926年逝世，托马斯成为社会党继任领袖。他当时42岁，身高6英尺2英寸，185磅，长着一对带笑的蓝眼睛。他是个温柔的卫道士，一个好脾气的清教徒。很奇怪，他的健康状况总是受人类生存条件的影响。如果世界和平与繁荣，他也活力四射；如果世界水深火热，他的健康状况就每况愈下，但疾病从来都不能阻止他工作。

　　1932年，他知道他无法当选总统，便告诫年轻的跟随者们做好失败的准备，“为你的希望而投票，而不是出于你的恐惧”。他还告诉他们：“不要为你不希望或不想得到的东西投票。”

　　他竞选总统提出的纲领有：公共工程、失业保险、最低工资法案、低价住房、贫民窟清除法案、5天工作制、废除童工法案、老年人健康保险、反共产主义、公民自由、黑人的公民权利和养老金。那时，几乎所有人都认为这些建议很激进。

　　该纲领得到728 860名选民投票赞成，也包括那位来自纽约在大选中获胜的人（指罗福斯）。

　　托马斯的得票在1936年下降到187 342票，他知道原因是什么：“……社会党也很高兴，因为他们看到民主党人通过了一些他们很早以前就提过的政策，例如关税和贸易壁垒、劳动立法、社会立法、社会保障以及……农业政策，如徒置局。”

　　无论哪里有纠察线，他都参加，还到处发表政治演说，不管那里有多危险。1935年3月，他在密西西比州伯德桑县为黑人佃农争取权益发表演讲，一群喝醉酒的白人暴徒把他从讲台拖下来，狠狠揍了他一顿，把他丢到县界之外。其中一个骂他：“我们不需要任何该死的北方杂种来告诉我们该怎么对待黑鬼。”

　　三年后，他到泽西市发表演讲，反对该市市长弗兰克·海格（此人说过“我就是法律”）。海格禁止公民集会，并警告托马斯不要参与其中，但托马斯还是来了。海格让警察狠狠揍他，把他赶过哈得孙河，并下令禁止他再进泽西城。一小时后，他又回来了。警察又把他打了一顿丢了出去，他躺在曼哈顿人行道上鲜血直流。这次他到联邦法院告状，法官对市长和他的中队发出禁令，托马斯虽然缠着绷带依旧刚正不阿，他在泽西市日报广场面对广大听众谴责“海格主义”。

　　苏联恨他。他在苏联“大清洗”期间访问莫斯科后竟宣称：

　　相信个人尊严的人看来，只有一个标准能判断社会的好坏，这就是它在何种程度上接近人皆自由的理想。除非你相信某种无政府状态是可行的，或找到证据证明确实存在一种高人一等、为大众拥戴的统治阶级，那么人们也自然会服从。否则，除了民主制度，没有其他方法可以建立理想社会。除了民主制度，还有一条道路就是暴政。

　　列夫·托洛茨基呵斥道：“诺曼·托马斯自称社会主义者，那是误解。”但托马斯很坚决：必须要保持美国原有制度。他相信新政一定会让钢铁行业国有化，但他也相信，罗斯福的当选是“对美国的救赎……对福利国家的救赎，近乎一场革命”。

　　在“二战”中，他反对拘留日裔美国人，也反对罗斯福提出的无条件投降的要求。他认为，如果纳粹党胜利，无异于被打入“地狱最底层”，但他认为讲清楚什么是民主和平条件将更加合理。

　　1945年，他几乎是孤军奋战地谴责美国使用原子弹：“我们将为此付出代价，我们会遭到百万人怨恨，并且那种怨恨会越来越深，直至超出我们的想象。”

　　1948年，他最后一次参与竞选总统，只因为他看到亨利·华莱士是如何被共产党操纵的。大选第二天，一个著名的纽约民主党人说：“不该落选的人落选了。”朋友问他：“你指的是杜威吗？”他说：“不，是托马斯。”

　　在以后的岁月里，他不再作为一名候选人发表演讲，而是作为和曾经一样的传道者四处演说。1960年，他意识到必须裁军并将发生生态危机。他坚信，美国向别国提供军事援助最后将带来灾难，他也相信马歇尔计划是英明的。

　　一路走来，他写了20本书。他精力旺盛得令人难以置信。在他80岁时，因关节炎而一瘸一拐，可是尽管疾病缠身，身体也已变形，他依然乘汽车或火车全国到处走（为了省钱，他都睡上铺），发表演讲反对越南战争。那些曾发誓谁也不信的大学生却愿意挤在大厅里，听他谴责战争的罪恶。但他从来不鼓励他们用暴力解决问题：

　　好生活的秘诀就是要有正确的信仰，并且用正确的价值标准来衡量这些信仰。异议和异议者让我们重新评估这些价值并坚持真理至上。起义本身并不是一种美德。如果它是的话，我们一些英雄的水平就极低了。

　　曾经有记者问他什么是他多年的成就。以下是他的部分回答：

　　我想能活到我这么大的岁数，至今仍坚持信念或尝试着坚持信念，就是一种成就了……能够带着某种明确的满足入眠……因为想到自己在一些事情上付出过，比如在公民自由种族关系以及一些其他领域。我认为，在美国公众无动于衷甚至怀有敌意之前，保持社会主义的想法，也可算是一种成就吧。

　　1968年12月，他在睡梦中辞世，总统约翰逊、副总统汉弗莱、州长纳尔逊·洛克菲勒、美国驻联合国大使阿瑟·戈德堡、纽约市长约翰·林赛都表示哀悼，并高度赞扬了他的贡献。他一直坚持信仰，这一点每个人都认同。

　　但他们忘了提及诺曼·托马斯回答记者提问时的最后一句话：“以上这些就是我的成就了。如果要说的话，其实并不多。”

　　其实并不多，只留下了一道不朽的光辉。 美国百年困局与当下危机（套装共10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