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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部分

　　开端：在美洲的亚洲人

　　1.新西班牙的中国人和美利坚早期的亚洲人

　　亚洲人在来到美国很久以前，就已到达拉丁美洲。最早的亚洲移民是作为从菲律宾的马尼拉到新西班牙（今墨西哥）的阿卡普尔科（Acapulco）西班牙太平洋帝国的一部分。该帝国是建立在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在寻找亚洲的过程中，偶然“发现”美洲的基础上的。

　　欧洲人对亚洲——包括近东和远东——其人、其文明、其富庶传说的着迷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在欧洲人的想象中，亚洲与欧洲是相对的，是“他者”。正如被认为是医学之父的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医生在公元前5或前4世纪所阐释的，亚洲和亚洲人在“所有层面”都与欧洲和欧洲人不同。数个世纪以来，这种东西方的差异是人们不断思索的话题，并形成了这样的西方式理解：欧洲是男性化的，攻无不克的；亚洲是女性化的，正待被征服的。这种世界观直接激励欧洲人寻找亚洲，并影响到他们在亚洲的亮相。它同样也是推动亚洲人移民美洲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罗马帝国时期，最终建立的贸易网络从不列颠群岛延展至印度次大陆。欧洲的朝圣者、商人，以及其他人，通过其所写的零星游记来分享对亚洲的第一印象。1095年，当十字军战士向中东进发，要求再一次从穆斯林手中解救耶路撒冷时，他们重新发现了亚洲。持续近200年的数次十字军东征给了数代西欧人了解中东的第一手知识，包括亚洲其他地区的广袤与富庶。欧洲的旅行者将“东方”描绘为奇特的文化、相异的植物、奇怪的风俗，并帮助将亚洲定义为一个与欧洲相对而立的“他者世界”。

　　13世纪初期，横跨亚洲和东欧的蒙古帝国建立，也维持着欧亚之间的长距离旅行与贸易。13、14世纪所谓的“蒙古和平”（Pax Mongolica），由于亚洲人和欧洲人到远离家乡的地方冒险，而拉近了欧亚间的距离。亚洲物品和亚洲本身为更多的欧洲人所接触。在这期间，旅行者可以相对安全地东去和归来，这些归来的人发现，群众已经准备好听他们讲述东方那片异域土地与丰盈的财富。

　　在这些人中，最为有名的当属马可·波罗（Marco Polo），这名年轻的意大利商人在13世纪末，足迹遍及中东和亚洲，行程24 000千米，历时24年。《马可·波罗游记》中包括众多想象出来的麒麟（unicorns）、异域的性习俗，以及流淌着钻石的山间溪流。马可·波罗将忽必烈的朝廷描述为“金银器皿如此之多，若非亲眼所见，实难令人相信”。

　　1356年出版的《曼德维尔游记》也讲述了关于东方无与伦比的故事，并成为欧洲渴望了解欧亚更广阔世界的读者中非常流行和颇具影响力的一本书。该书作者用的是笔名，据说是一名英国骑士的自传，他描述了圣地（巴勒斯坦）、埃及、阿拉伯半岛，并将中国描述为一个充斥着食人、无头怪兽，同时也是诱人香料、宝石和金银遍地的地方。

　　在15世纪欧洲探险与征服的时代即将来临之时，欧洲富人变得越来越钟爱来自亚洲的进口物品，如香料、丝绸、糖，且供不应求。葡萄牙探险家瓦斯科·达·伽马（Vasco da Gama）依靠一名印度领航员，于1497年成为第一名直接从欧洲到达亚洲的欧洲人。这条航线带他沿着今天南部非洲的大西洋海岸线绕过好望角，到达传奇的印度香料通道。当他两年后返回葡萄牙，其装满香料的货船获得了600%的利润，为葡萄牙在亚洲的殖民帝国铺设了道路，并激发了欧洲人一直持续到20世纪对亚洲的进一步探索。利润远不是唯一的目的。正如英格兰的沃尔特·雷利（Walter Raleigh）爵士在1615年所预测的，“谁控制了海洋，谁就控制了贸易；谁控制了贸易，谁就控制了世界的财富，并最终控制整个世界”。

　　造船与航海技术的进步，以及天文学与地理学的重大突破，使得欧洲的海洋探险成为可能。西班牙的航海家利用当时最先进的航海船只，紧随着在他们之前的波利尼西亚的航海家，开始了对太平洋的探索。到15世纪后期，海洋就不再是阻碍，而很快成为连接世界另一端的通道。

　　受马可·波罗的启发，克里斯托弗·哥伦布也向往亚洲。被他翻阅得已经破旧不堪的《马可·波罗游记》，空白处写满了其评语。通过这些冒险，哥伦布形成了亚洲有着许多基督教皈依者和丰盈财富的认知。当他及其船员于1492年10月12日在加勒比地区发现陆地时，哥伦布想象着他将很快看到亚洲富庶的香料市场和黄金屋顶的房子。然而，当他与随从在第二天早上从“圣玛利亚号”（Santa María）登岸时，发现一切都不是他所期望的。

　　不过，哥伦布在此后的数月探查了附近的岛屿之后，于1493年2月返回西班牙，他相信自己已经完成了抵达亚洲的梦想。他的描述附和了很多在他之前到亚洲的旅行者捕风捉影的描述：奇异的人们、难以置信的财富。他说，那片新土地充满了无限的财富，其居民也准备改信基督教。哥伦布在他1506年去世之前，又三次跨越大西洋，航行到新世界，他一直确信，那就是亚洲。

　　哥伦布的航行，以及后来其他探险者——如阿美利哥·韦斯普奇（Amerigo Vespucci）——的发现，帮助西班牙霸占了中美洲，并建立一个以陆地为基础的庞大美洲帝国——新西班牙。1520年到1540年间，西班牙帝国在美洲增加了超过194万平方千米的土地。1519年，西班牙的征服者埃尔南·科尔特斯（Hernán Cortés）发现了墨西哥大西洋沿岸的韦拉克鲁斯（Veracruz）。阿兹特克帝国于1521年被击败，11年后，弗朗西斯科·皮萨罗（Francisco Pizarro）征服了秘鲁的印加帝国。征服与掠夺战争的暴行使原住民付出了惨重的生命代价。但这一死亡数据与从欧洲传来的疾病——如天花——所导致数百万人的灭绝相比，则显得黯然失色。

　　图1.《美洲世界地图》（Americae sive novi orbis，Nova Descriptio）。这幅美洲地图的显著特点是，马尼拉西班牙大帆船从马尼拉穿越太平洋到阿卡普尔科，收录在被认为是第一部世界地图集之中，作者为亚伯拉罕·奥特里乌斯（Abraham Ortelius），初版于1570年。

　　在他们意识到哥伦布所发现的大陆事实上并非亚洲很长时间以后，西班牙人仍在继续寻找传说中的亚洲帝国。亚洲和美洲在西班牙的想象中被联系起来，成为新世界的两个组成部分，“两种印度人”都能够被征服并皈依基督教。西班牙的新美洲帝国允许探险者继续寻找通往亚洲的跨太平洋贸易路线。但是由于太平洋的广袤，再加上总体上对风向和洋流知识的缺乏，这种探索变得非常艰难。到1522年，葡萄牙探险家费迪南德·麦哲伦（Ferdinand Magellan）的船队成功地实现了环球航行，从大西洋到太平洋，然后再返回。这样，他们就证明了欧洲人向西航行，的确能够到达富庶的亚洲。对西班牙而言，影响要大得多的是航海家兼修士的安德鲁斯·德·乌尔达内塔（Andrés de Urdaneta），他于1565年发现了一条从亚洲经菲律宾到新西班牙的航线。菲律宾作为新西班牙的殖民地被囊括在其太平洋帝国之中。乌尔达内塔的航线，开启了一波由“上帝、黄金、荣耀”驱动的太平洋探险与征服。从墨西哥到北加利福尼亚兴起了军事基地、传教活动和定居点。它同样也拉开了跨太平移民与全球贸易新纪元的序幕。

　　亚洲自身航海探险与贸易的历史，也在将亚洲与美洲联系起来的过程中发挥着同样重要的作用。在欧洲人开始远洋航海任务很久以前，中国航海家郑和自1405年开始指挥了七次针对东南亚和印度洋水域的探险。郑和船队的探险一直远至波斯湾、亚丁湾、东非，以及阿拉伯半岛的南岸。然而，紧随这些成功远航的是，中国的皇帝正式地将中国与外部世界隔绝开来，并终止了中国的航海活动。中国皇帝直到1567年才发布禁止私人海外贸易的禁令。不过，在禁令颁布后，来自中国福建和广东的商人，仍私下驾驶他们的中国舢板去往印度洋和南海的港口。结果，中国舢板每年都去往马尼拉，携带着来自亚洲航海世界的大量物资。马尼拉因位于中国商人与在印度的葡萄牙人共同建立的繁荣贸易的十字路口，而成了生气勃勃的全球市场，正如一名耶稣会信徒历史学家在1663年所解释的，这里流动着“东西方财富”。

　　随着乌尔达内塔联系亚洲和美洲的新航线在1565年开通，跨太平洋贸易随之拉开帷幕。第一艘被称为“马尼拉帆船”的西班牙船从马尼拉出发，并于1565年底抵达阿卡普尔科。马尼拉帆船贸易在8年之后，当“圣地亚哥号”（Santiago）和“圣胡安号”（San Juan）载着712匹中国丝绸和22 300件中国瓷器抵达阿卡普尔科后获得飞速发展。到1576年，帆船贸易得以稳固地确立，并为来自西班牙塞尔维亚的商人所掌控。

　　从1565年到1815年，有110艘马尼拉帆船跨太平洋，航行在马尼拉和阿卡普尔科之间。根据帝国法令，所有西班牙与亚洲的贸易都要经过菲律宾，通过海路抵达阿卡普尔科，然后通过“中国公路”（el camino de China）从陆路到达韦拉克鲁斯，最后跨越大西洋抵达西班牙。每个港口每年只允许两艘船出海，随行的还有数艘其他船只，以保护贸易船只免受不列颠和荷兰海盗的侵袭。这些柚木制成的庞大“海中城堡”长达78～174英尺（1英尺≈0.3048米），排水量可达300～2000吨。航行到阿卡普尔科所费时间漫长，路途艰难，船只要在海上经历非常艰难的6个月，且需要向北航行，以避免西向信风。一项1620年颁布的命令要求帆船在6月结束之前离开马尼拉，以确保它们能够在年底抵达阿卡普尔科。返回马尼拉的航程一般需要75～90天，3月结束之前必须起航返程。

　　帆船带给新西班牙丰富的物资，有来自中国的瓷器、香料、家具、丝绸、棉布、绸缎、鹅绒、麻布，印度的绿宝石、红宝石和钻石，柬埔寨的象牙，暹罗的乌木，锡兰的桂皮，苏门答腊的胡椒，中东的波斯地毯，日本的纸扇、雨伞、漆板、银器。在数个世纪的时间里，马尼拉帆船同样也将200万银比索带到中国，使之成为最初的世界货币。这种史无前例的世界贸易，持续了250年之久。

　　有4万～10万来自中国、日本、菲律宾、南亚以及东南亚的亚洲人代表了第一批从亚洲到美洲的移民，在这250年帆船贸易的历史里，他们从马尼拉跨越太平洋在阿卡普尔科登陆。最早一批移民可能是乌尔达内塔修士于1565年到达新西班牙的那次开拓性航行中的菲律宾水手。另外，也有少数马尼拉帆船的菲律宾水手于1587年在加利福尼亚的莫罗湾（Morro Bay）有短暂停留。在这里，他们再次下水之前同当地原住民发生了冲突。根据一些记载，1769年上加利福尼亚成为新西班牙总督管辖区内的一个省后，菲律宾人是其最早的定居者之一。其他人——大多为水手、仆人、奴隶——同样在两个半世纪的马尼拉帆船时代来到这里。菲律宾原住民和拥有菲律宾人、华人和西班牙人血统的梅斯蒂索人（Mestizos，即混血人）占据其中的多数，但也有相当数量的华人、日本人和南亚人。

　　菲律宾和中国的水手数量最多，作为船员来到这里的人数在60～200人之间。到17世纪，他们已经占据了从马尼拉到新西班牙航船中船员的多数。被称为“印度人”（Indians）的菲律宾水手非常受欢迎。1765年，在西班牙国王的纪念仪式上，马尼拉的西班牙官员弗朗西斯科·里昂多·德·维亚纳（Francisco Leandro de Viana）称赞这些水手时说：“在菲律宾群岛没有一个印度人对海洋没有非凡的热爱，在当前全世界没有任何一个民族比他们在船甲板上更加操作自如，也没有人比他们更加迅速地学习一个好的海员所需要了解的航海术语。”

　　然而，他们所使用的船只肮脏且不适合航海。疾病的肆虐导致很多船员与乘客丧命。在17世纪末的一次航海过程中，佩德罗·库贝罗·塞巴斯蒂安（Pedro Cubero Sebastián）的船在一次长达8个小时的风暴中勉强地存活下来。在抵达阿卡普尔科时，全部400名船员和乘客中，208人已丧命。意大利探险家兼旅行家乔凡尼·弗朗西斯科·杰梅利·卡莱里（Giovanni Francesco Gemelli Careri）在他的一本关于环游世界的书中，描述1697年乘坐马尼拉帆船一章的标题就是“作者去往阿卡普尔科的乏味且恐怖的航行”，认为这次跨太平洋航行“足可摧毁一个男人，或使他对自己生活的所有事物感到不适”。正如他所描述的，船上供应的食品里全是蛆虫，无处不在的寄生虫“在船舱内、食物里和船员与乘客身上四处乱窜”。他同时也注意到，由于所有可用的空间都用来放置货物，船上经常缺乏合适的船员休息区，水手们经常被要求在甲板上睡觉。

　　尽管亚洲船员的技术出众，但他们所得的供给只有西班牙船员的一半，所获得的工资也从未达到承诺的数额。当在跨太平洋航行的后期食品变得愈发稀缺时，他们能分到的食物甚至更少。根据在菲律宾生活的西班牙人赫尔南多·德罗·里奥斯·科罗内尔（Hernando de los Ríos Coronel）的描述，亚洲船员被“像狗一样”对待。科罗内尔时任检察长，是一个生活在菲律宾的西班牙人，是西班牙法庭唯一的菲律宾代表。科罗内尔呼吁改革，他解释说，船上的船员没有足够的衣服过冬，他们因露天睡觉而有可能被冻死。科罗内尔描述，“每天醒来都会发现有三四人死去”。他继续指出，亚洲水手受的苦太多了，“施于他们身上的罪恶罄竹难书”。

　　艰辛与漫长的航程、不公的工资待遇、严酷的工作环境，使很多水手将他们的命运寄希望于新世界。为了防止逃跑，当他们从菲律宾向美洲进发时，船长们只付给他们一部分工资，只有返回菲律宾后，才会支付剩下的工资。然而，这种出海航程非常可怕，很多水手宁愿放弃工资，也不愿再次遭受航海之苦。仅以1618年的一艘船为例，在所有的75名亚洲水手中，只有5人回到返航马尼拉的船上。剩下的70人因为能说西班牙语而很容易地融入当地社会，其中部分人结婚并定居下来。

　　有些亚洲仆人也随他们的西班牙主人穿越太平洋，到达新西班牙。帆船携带了数量可观的西班牙乘客，他们是归来的居民、新定居者、殖民地和教会官员、士兵，以及旅行者。亚洲仆人则是为了满足其主人航海和在新家生活的需要。

　　在水手之后，奴隶构成又一拨大规模移民美洲的亚洲人。马尼拉开始的亚洲奴隶贸易，是葡萄牙奴隶贸易商通过葡萄牙广袤的东南亚帝国而展开的。在亚洲的欧洲旅行者，以及在马尼拉的西班牙官员，定期记录抵达马尼拉的葡萄牙船只所装载的香料与奴隶数量。这些船只在印度洋从事贸易时，携带来自非洲的奴隶，同样也有来自澳门、印度马拉巴尔（Malabar）海岸、缅甸、马六甲、爪哇，以及其他地区的奴隶。例如，在1625年，一艘葡萄牙船载着大米、油脂、纺织品和奴隶离开孟加拉驶向马六甲和马尼拉。日本的编年史记载了葡萄牙的奴隶贩子在五岛列岛、平户、长崎带着“数百男男女女”，将他们赶上其“黑船”（black ships），并戴上了手铐和脚镣。葡萄牙的奴隶商人以欺骗和直接绑架的方式获得奴隶，其结果就是，从印度洋世界运抵菲律宾的亚洲奴隶每年达数百人之多。

　　从西班牙南部港口向新世界运输奴隶的许可证，可以追溯到16世纪之初。最初的征服者将非洲奴隶带到美洲。17世纪前半期，流行病令新西班牙的原住民人口大量减少，奴隶就成了一种非常受欢迎的商品。到1607年，墨西哥中部的印第安人口，已从1520年的约2 000万降至150万～200万之间。1492—1650年，大约有30万名非洲奴隶抵达西班牙控制的美洲区域，此外还有33.5万名非洲奴隶抵达巴西。

　　在16世纪以及17世纪初，马尼拉成了跨太平洋奴隶贸易的中心。受马尼拉帆船贸易的促进，亚洲人构成了新西班牙奴隶劳工贸易的又一来源，虽然其数量远不及非洲奴隶。殖民地商人、牧师和军政官员等卷入这一贸易，并都获得了丰厚的利润。1604年，神父佩德罗·奇里诺（Pedro Chirino）发现，来自印度、马六甲和马卢科（Maluco）的奴隶可以卖到最高的价钱，因为“这些人非常勤劳有礼，其中很多还是很好的音乐家；女人则是非常出色的裁缝、厨师、果酱调制者，且服务干净整洁”。据估计，在17世纪，大约每10年就有6 000名奴隶进入殖民地。

　　有的亚洲男性奴隶是技术工人，有的则不是。一个名叫弗朗西斯科·克鲁比（Francisco Corubi）的人在1616年的证词中声称，当他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被一名渔夫掳获，而后卖给了一个葡萄牙人，葡萄牙人将他从果阿（Goa）带到马六甲，然后又带到马尼拉，最终到达墨西哥。1642年，一个名叫加斯帕尔（Gaspar）的25岁奴隶从马尼拉被卖到了阿卡普尔科。加斯帕尔的主人名叫弗朗西斯科·德阿劳约（Francisco de Araujo），“是马尼拉城的市民”，他将对加斯帕尔的监管权转给停靠在马尼拉湾“罗萨里奥号”（Nuestra Señora del Rosario）船上一位名叫曼纽尔·胡安·德阿尔坎塔拉（Manuel Joan de Alcántara）的海员。他们的合同规定，阿尔坎塔拉将“在整个航行中为加斯帕尔提供食物和水”并“保证他的住宿舒适”。当这艘船抵达新西班牙，阿尔坎塔拉被告知“将上述奴隶以最高的价钱出售”。在返回马尼拉时，阿尔坎塔拉将所得交给了阿劳约。作为回报，这名海员可以获得这些所得的三分之一。

　　有些女性被抓来卖为妾或性奴，她们面临着尤为悲惨的折磨。西班牙的官员和贵族因将菲律宾女人带上船做小妾，在到达阿卡普尔科后将她们抛弃而臭名远播。据一名对此充满反感的观察者记载，一名官员让15名女性上了船，“有几个人为他生了孩子，还有一些在阿卡普尔科下船的时候已经怀有身孕”。这种对妇女的虐待，导致了“巨大的丑闻”，而1608年的法令在禁止这种行为方面也收效甚微。西班牙试图限制跨太平洋的奴隶制，但是这种奴隶贸易仍然持续了数十年之久。1626年，一项税法规定每从菲律宾携带一名奴隶，将被课以4 000雷阿尔（reale）的税。1672年，亚洲奴隶在新西班牙获得解放。1700年，西班牙皇家命令禁止亚洲的奴隶贸易。至此，作为跨太平洋奴隶贸易一部分的亚洲奴隶才急剧减少。

　　历史学家估计，第一批亚洲人——笼统地称呼为“中国人”（los chinos）——于16世纪80年代在阿卡普尔科登陆。数量不多但却相对稳定的“中国人”，连同与他们结婚的原住民女人及其后代，比较喜欢在太平洋海岸的城市和村庄，如阿卡普尔科、科育加（Coyuca）、圣米格尔（San Miguel），形成社区，或者在格雷罗（Guerrero）、哈利斯科（Jalisco）、米却肯（Michoacán）等城镇居住。至于沿“中国公路”最大的定居点，是连接墨西哥城西海岸的阿卡普尔科，以及东海岸的普埃布拉（Puebla）和韦拉克鲁斯。根据历史学家小爱德华·斯莱克（Edward Slack Jr.）的研究，从16世纪末一直到19世纪初，亚洲人几乎遍布从西属殖民地墨西哥下加利福尼亚的洛雷托（Loreto）到尤卡坦的梅里达（Mérida）的每个角落。

　　一个规模不大的日本人社区可以追溯到1611年日本官方代表团，当时日本最强大的德川家康幕府，派遣23名商人及1名官员到新西班牙，期望通过谈判与西班牙的美洲官员达成贸易协议。他们驻留长达5个月，带着酒、布和天鹅绒返回日本，但并未达成任何贸易协议。三年之后，日本仙台市的大领主伊达政宗派遣一个代表团经新西班牙抵达欧洲，首次向西班牙马德里朝廷和罗马教廷表达敬意。由支仓常长率领的180名武士和商人代表团，于1614年1月抵达阿卡普尔科。其中的绝大多数代表航行至西班牙，并最终返回日本，还有一小部分则在新西班牙定居并结婚生子。

　　其他亚洲人在美洲不同的地方冒险。1613年，一项关于秘鲁利马的居民统计发现了“来自中国和马尼拉的‘印度人’（Indians）”。从16世纪末到17世纪初，中国的造船者在西班牙控制的下加利福尼亚工作，即今天墨西哥西北部的下加利福尼亚地区。17世纪，来自菲律宾的华人在秘鲁的纺织作坊工作；18世纪初，有关于华人矿工在葡萄牙殖民地巴西的米纳斯吉拉斯（Minas Gerais）金矿工作的记载。

　　沿着新西班牙的太平洋海岸，亚洲人成为渔夫、农场主或种植水稻、玉米、棉花和烟草农场工人。他们在海岸运输物资和人员，在银矿、纺织作坊、制糖作坊做工。在阿卡普尔科、墨西哥城以及普埃布拉，他们从事着各种职业，其中包括在阿卡普尔科的皇家造船厂做工或担任工匠，以及担任舞者、裁缝、制鞋匠和屠夫。很多亚洲人做小贩、理发或经商，销售亚洲棉花和丝织品，或在墨西哥城的主广场销售食品。多米尼加的僧侣在17世纪20年代或30年代游历墨西哥城之时，惊叹于“中国人”的数量，这些“中国人”都皈依了基督教并善于打制金银饰器。他指出，这些人“使西班牙人同样在这一行业变得熟练”。墨西哥城的亚洲人对理发业的垄断，使西班牙人理发师在1635年提交了一份请愿书，抱怨不公正的行业竞争。

　　菲律宾人在制造棕榈酒上获得了明显成功。棕榈酒又称“图巴”（tuba），是一种用棕榈树制成的酒，在菲律宾非常流行。1619年，菲律宾的西班牙政府官员赫尔南多·科罗内尔记载，“菲律宾群岛的原住民印第安人”作为海员抵达墨西哥，抛弃他们的船只，转而在沿海从事有利可图的制酒业。科罗内尔说，棕榈酒非常流行，以至于殖民地的原住民“除了菲律宾人制造的酒外什么都不喝”，而且这种酒跟“白兰地一样烈”。这一商业的成功让科罗内尔开始担忧。不仅是因为这种新的棕榈酒威胁到进口卡斯提尔酒（和税收），科罗内尔还预测，这种随处可见的烈性酒将会对新西班牙的原住民“这个倾向于喝酒和酗酒的种族”造成伤害。

　　有些在新西班牙的亚洲人能够与当地社会很好地融合。他们组成天主教协会，提供慈善服务，并在新西班牙西海岸的民兵组织服役。他们同样会在其社区中获得重要且受尊重的地位。以17世纪生活在瓜达拉哈拉（Guadalajara）的两名日本商人的生活史为例。路易斯·德恩西奥（Luis de Encío）1595年出生在日本，后来采用了这个西班牙名字，他于1620年在小城阿瓦卡特兰（Ahuacatlán）定居，做小商贩。14年之后，他伙同其商业伙伴在瓜达拉哈拉市中心开了一家商店，并与一名叫卡特琳娜·德席尔瓦（Catalina de Silva）的当地女人成婚。到17世纪40年代，恩西奥垄断了所有椰子和龙舌兰酒的销售，并成为当地精英美食的主要供应者。他同时也是瓜达拉哈拉亚裔社区的领袖之一，并在该城引入了人数不多的新移民。其中的新来者之一便是在日本出生，名为胡安·德派斯（Juan de Páez）的男性。

　　胡安·德派斯1608年出生于日本大阪，当他从马尼拉乘帆船去往新西班牙时，年仅10岁。他可能是日本反基督教净化驱逐时耶稣会会士照料的孤儿。尽管出身卑微，但他在17世纪30年代通过其金融和法律服务生意得以很好地立足，并获得路易斯·恩西奥的赏识而与其女儿玛格丽塔（Margarita）结婚。德派斯作为瓜达拉哈拉最富有的人之一，也跻身这个城市精英之列，成为萨波潘市（Zapopan）的市长，同时也是瓜达拉哈拉大教堂的主管。他广为结交社会精英，成为很多牧师、西班牙殖民地官员的朋友，并被选为一笔可观财产的执行人。1675年，在他67岁去世时，德派斯最终的安息地就是瓜达拉哈拉大教堂里圣克里斯图（Santo Cristo）的圣坛基座。

　　也许新西班牙最为有名且受人尊敬的“奇诺人”（chino）是米拉—卡塔琳娜·德圣胡安（Mirrha-Catarina de San Juan），她是一名1620年抵达普埃布拉的受虐性奴，去世时成了受穷人和富人共同尊敬的神圣女人。米拉的确切出生地和家世已无从得知。17世纪的教堂传记告诉我们，米拉出生于一个“遥远的地方”，这个地方可能是在中国、莫高（Mogor）或印度。1618年或1619年，她在12岁时就从其家乡被葡萄牙的奴隶贩子抓走，被囚禁并被强奸。她同其抓捕者航行到过印度洋的数个港口城市。在印度西海岸的柯枝（Cochin），她接受洗礼，之后在马尼拉被卖给西班牙船长米格尔·德索萨（Miguel de Sosa）。

　　米拉乘坐一艘马尼拉帆船同她的新东家一道跨越太平洋，而后在索萨船长普埃布拉的家中工作、生活。1624年，船长去世时，米拉获得了自由。她继续在帕德雷·佩德罗·苏亚雷斯（Padre Pedro Suarez）的家中从事家政服务工作，苏亚雷斯命令她与一名叫多明戈·苏亚雷斯（Domingo Suarez）的亚洲奴隶结婚。二人于1627年完婚，不过当时米拉已立志将其一生献给基督。17世纪40年代，在丈夫和东家都去世之后，米拉开始了她作为世俗圣女的生活。晚年，她作为一名在穷人和病人中工作的医者和天主教理想主义者而闻名。当她在1688年去世的时候，信徒们非正式地将她生前住的地方崇为圣地。米拉的葬礼有很多群众参加，包括一些墨西哥殖民地身份最为显赫的人。耶稣会也提名她为圣徒。

　　在17世纪90年代的墨西哥宗教审判期间，教堂拒绝了这一提名。该审判是西班牙宗教审判的延伸，旨在重新确立天主教信条传统在新世界的实践。关于米拉的传记也被责难为巫术，教堂命令所有关于她的传记和肖像一律清除。尽管有官方的定罪，米拉·胡安在墨西哥仍是一位受到高度尊重的人，尤其在她的家乡普埃布拉。位于阿卡普尔科到韦拉克鲁斯“中国公路”上的普埃布拉，有众多的在美洲出生的混血西班牙人，这些人想推进这个城市在西班牙帝国和基督教历史中的重要性。米拉成了普埃布拉新出现的混血阶层的女英雄，这些人将她视为当地的圣徒，尽管她是一个外来者。米拉的神圣愿景以互补的方式将亚洲和美洲联系起来。传闻她进行了多次精神旅行，在这些旅行中，她去了美洲和亚洲的不同国家，并见证了日本天皇、印度皇帝和中国皇帝皈依基督教。作为来自亚洲并皈依基督教和本地化的奇诺人，她代表了当时新西班牙两种重要的历史联系与抱负：欧洲对亚洲和基督教皈依者的探寻，以及征服新世界的成功精神。

　　在19世纪，德圣胡安成了普埃布拉的“中国女孩”的灵感，成墨西哥女性的标志，也成了墨西哥混血人和原住民——而非其亚洲血缘——的荣耀象征。在普埃布拉的“中国女孩”以其本土的出身、与众不同的行为、发型、着装，代表了当地文化的魅力与力量，而不是欧洲人的舶来品味。或许是为了向米拉致敬，她们典型的着装是宽松的带有丝绸和珍珠刺绣的白上衣，类似修饰的伞裙，以及来自印度类似围巾的纺织品。她们衣服的红、绿、白颜色，也是墨西哥国旗的颜色，而她们的裙子上通常有墨西哥的鹰和蛇的图标。普埃布拉的“中国女孩”占据着整个19世纪的绘画、雕塑，以及其他形式的大众文化。直到今天，德圣胡安仍是墨西哥最具象征性的形象之一。她的坟茔坐落在普埃布拉城市中心18世纪耶稣教堂的圣物供奉处。而为她建立的巨大雕像和喷泉，则成了当地的地标。

　　图2. 《普埃布拉人》，一幅关于19世纪的在普埃布拉的“中国女孩”画，卡尔·内韦尔（CarlNebel）作于1829年。

　　通过殖民和贸易，西班牙的太平洋帝国首次将亚洲和美洲联系了起来。但随着其他欧洲列强将触角伸进亚洲及其市场，西班牙对亚洲的贸易垄断也随之结束。到18世纪60年代，英国成了世界领先的殖民者，其东印度公司将印度次大陆和中国的货物出口到世界其他地方。其结果就是美洲殖民地，包括后来的美国，与亚洲以及亚洲物资的联系变得越来越紧密。最后，随之而来的便是亚洲移民。

　　正如新西班牙人迷恋马尼拉的帆船贸易所带来的亚洲瓷器和纺织品一样，北美洲的定居者同样在18世纪经历了亚洲商品的热潮，尤其是“中国热”。从中国茶、茶壶和瓷雕塑到日本的漆器、东印度的家具、纺织品、小装饰品，以及图画，都进入殖民地，并被视为文明和文雅的象征。例如，乔治·华盛顿就以喜爱异域的物品而出名，例如中国的茶具，即便是他在跟英国作战时，也将这些物品带在身边。在英属殖民地，喝茶是一种非常流行的消遣，数以百万计的中国瓷器得以进口，并在早期美洲人的家庭中或陈列或使用。

　　当然，来自中国的茶叶也加速了北美革命的序幕。它是美利坚人生活和文化所渴望的物品，也是对“英国商业制度背叛”的有力象征。美利坚人每年消费的茶叶超过100万磅（绝大多数是通过非英国渠道走私而来），有些人怀疑美利坚人对这种“魔草”（evil weed）的依赖，是英国使他们变弱并成为受控奴隶的阴谋。1773年，英国国会通过《茶叶法》（Tea Act），该法使英属东印度公司更加容易地直接向殖民地输入茶叶并维持茶税，大众的不满演变成一场抗议运动。美利坚人认为购买东印度公司的茶叶，就意味着接受英国国会向他们征收直接税的权力；又一个“无代表被征税”（taxation without representation）的例证。波士顿的爱国者决定采取行动。1773年12月16日，他们登上三艘东印度公司的船只，将342箱大吉岭茶（Darjeeling tea）倾入波士顿湾。“波士顿倾茶事件”成为北美走向独立战争的主要转折点之一。

　　在新成立的美国，亚洲对美国人仍然重要。它仍被想象为令人难以置信的先进文明和奢华之地，这些都是美国的建国之父们试图模仿的。美国人想尽快地加入同中国有利可图的贸易（欧洲列强已经在这种贸易中获利）。正如历史学家卡里安·横田（Kariann Yokota）所阐释的，这“既象征着美国的独立，也象征着对未来的展望”。在英国于1783年11月从纽约港撤离后不久，美国人就起航去中国。第一艘跑这一航程的船只，是来自波士顿的“哈里特号”（Harriet）。它自1783年12月出发，船上装满了北美当地的人参——中国人用以作为滋补养生之物。这一航行发生在新的美国国会1784年1月14日批准《巴黎条约》，确立美国独立国家地位的一个月之前。

　　此后在1784年2月22日，“中国皇后号”（Empress of China）从纽约出发，激动的群众集体目送悬挂着星条旗的美国船驶向广州。在同一天的同一港口，另一艘船出发前往伦敦，提交美国国会批准的美英之间的和平条约。两艘船出发的时机意义重大。美利坚人终于从英国国王乔治三世的控制下获得了自由，他们希望航海到东印度群岛的“黄金区域”，而此前很长一段时间他们是被禁止进入这一区域的。美国人相信，通过中国能让这个新生国家的经济繁荣与未来希望得到保障。

　　“哈里特号”和“中国皇后号”都没有令人失望。“哈里特号”船长将人参换成了茶叶。当“中国皇后号”在经历14个月的航行于1785年返回时，船上装满了中国茶叶、丝绸、瓷器和扇子，所获得的利润甚巨。此时，中国已向美国开放。在美国独立后的6年时间里，有52艘船驶向印度洋及更远的地方。到1814年，有618艘美国船驶往澳门或广州。对中国的贸易，包括以人参（来自美国东北部的山区地带）和水獭、海豹、海狸、熊的毛皮（来自太平洋沿岸西北部和加利福尼亚），到中国换取茶叶、瓷器、丝绸、家具和其他物品，成了新美国经济的核心构成部分。它帮助很多东海岸的家庭积累财富，将纽约变为美国的商业中心，将欧洲、亚洲、美洲以及太平洋两岸的社会联系起来，从而进入一个新的全球贸易时代。

　　随着美国在亚洲存在感的加强，亚洲去往美国和加拿大的新移民不断涌现。很多美国船只雇用菲律宾人当水手、厨师、仆人，以及其他船员，所以菲律宾人最后在很多太平洋的岛屿落脚，在阿拉斯加也有菲律宾人的踪迹。到18世纪晚期，还有一少部分亚洲水手和商人得以抵达美国的东海岸。1784年，“帕拉斯号”（Pallas）抵达巴尔的摩，船上有“中国人、马来人、日本人和摩尔人”，还有一些欧洲的船员。水手约翰·休斯顿（John Huston）来自中国，1829年抵达美国时还是一个年幼的小孩，后归化为美国公民。当1855年纽约州人口统计者造访他在下曼哈顿的家时，他已与一名爱尔兰女人结婚。还有其他一些人，如莱辛·纽曼（Lesing Newman）和约翰·艾斯利（John Islee）二人都出生在中国，后归化为美国公民并生活在纽约，并于19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在跨大西洋的船上从事服务工作。

　　第一名有记载的抵达美国的女性，于1834年由“华盛顿号”船带到纽约港，这艘船为两个中美贸易商人纳撒尼尔·卡尔内（Nathaniel Carne）和弗雷德里克·卡尔内（Frederick Carne）兄弟所有。船上装满了崭新的中国物品（围巾、油漆、双陆棋盘、鼻烟盒、步行手杖、扇子、篮子），目标消费者是美国的中产阶级，一同前来的还有19岁的阿芳妹，她被宣传为一个裹着小脚的“美丽中国女人”。卡尔内兄弟希望阿芳妹能够吸引买家来购买其货物。在他们抵达纽约还不到三周的时间，兄弟二人觅得一个安全的地方，将阿芳妹安置在一个改造的“中国展厅”里，里面还装饰有纸质灯笼、金色和红色的绸缎窗帘、中国家具、中国画。不同报纸对阿芳妹的到来，以及即将进行的展出给予了广泛报道。门票也很快便对那些想一睹来自远东异域女性风采的人发售。

　　图3.阿芳妹，第一位在美国有记录的华人女性，1834年。

　　阿芳妹穿上她的“民族服装”，或符合“她的身份”的布满刺绣的长袍，每天表演8个小时，从上午10点到下午2点，然后再从下午5点到晚上9点。观光者看她使用筷子，听她讲中文。有一名口译者帮助观光者同她交流，而阿芳妹被指示在房间里来回走动，以展示她那双“三寸金莲”，这是最让那些男男女女着迷的地方。观看她需要花费50美分。阿芳妹的展示释放了一个清楚的信息：中国和中国人是外来的、不同的，而阿芳妹的裹脚进一步表明中国人是低下的、劣等的。通过将她归入异域的奇物，卡尔内兄弟和那些围观她的人，进一步巩固了中美之间差异巨大以及西方优越的观念。阿芳妹最终离开纽约，开启了在东海岸的巡演，这次巡演将她带到了纽黑文、费城、华盛顿、巴尔的摩、里士满、诺福克、查尔斯顿、新奥尔良和波士顿。当她在这个国家的首都逗留时，甚至与一些国会议员会面，并到白宫拜访了安德鲁·杰克逊总统。到1848年，阿芳妹与汤姆·苏姆（Tom Thumb）共享展出空间，在P. T. 巴纳姆（P. T. Barnum）展览演出。不过两年之后，当巴纳姆推动另一名“中国美女”成为演出的主角时，阿芳妹就被抛弃了。她最终的命运仍不为人知。

　　到19世纪初，也有一小股亚洲人在美国南方定居。有些可能早在18世纪末就经由墨西哥来到这里。最早有记录的移民可以追溯到19世纪40年代，当时在路易斯安那的波尔恩（Borgne）湖口，建立了一个名叫圣马洛（St. Malo）的菲律宾渔村。1883年，其中一个名叫帕德雷·卡皮奥（Padre Carpio）的原住民告知两名分别来自《时代民主党》（Times-Democrat）和《哈泼斯周刊》（Harper's Weekly）的记者，曾有一名水手，抛弃了他的船在优良港口圣马洛定居，那里有丰富的鱼虾。这100名男性居民住在湖岸的高架屋里，忍受着漫长而炎热的夏日和寒冬，相伴的只有蚊子、跳蚤、沙蝇、鳄鱼和毒蛇。他们需要步行将鳄鱼、鱼、虾送到新奥尔良，并出口亚洲、加拿大、中美洲和南美洲，这一过程是漫长而艰难的。圣马洛城太过于偏远，以至于既没有邮政服务，也没有人来收税，不过其居民仍定期地将钱和信发往菲律宾，同时维持与新奥尔良更大的菲律宾社区的联系。另一个名叫哈辛托·昆汀·德拉克鲁兹（Jacinto Quintin de la Cruz）的菲律宾人，在巴拉塔里亚湾建立了一个更大的名叫马尼拉村（Manila Village）的渔村，1850—1870年，有相当数量的菲律宾人在新奥尔良定居。在1898年菲律宾成为美国殖民地，以及美国的帝国主义促发20世纪初菲律宾的大规模移民很久以前，这些菲律宾人，或者“马尼拉人”（Manila men），已为自己建立了稳固的共同体。他们既代表了作为欧洲长期殖民美洲的一部分而来到这里的亚洲人的延续，同时也是此后数个世纪大规模亚洲移民新时代出现之前的先行者。 美国百年困局与当下危机（套装共10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