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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一些时，上海的官绅为太炎先生开追悼会，赴会者不满百人，遂在寂寞中闭幕，于是有人慨叹，以为青年们对于本国的学者，竟不如对于外国的高尔基的热诚。这慨叹其实是不得当的。官绅集会，一向为小民所不敢到；况且高尔基是战斗的作家，太炎先生虽先前也以革命家现身，后来却退居于宁静的学者，用自己所手造的和别人所帮造的墙，和时代隔绝了。纪念者自然有人，但也许将为大多数所忘却。

　　我以为先生的业绩，留在革命史上的，实在比在学术史上还要大。回忆三十余年之前，木板的《书》（《书》，章太炎早期的学术著作。木刻本1899年印行。）已经出版了，我读不断，当然也看不懂，恐怕那时的青年，这样的多得很。我的知道中国有太炎先生，并非因为他的经学和小学，是为了他驳斥康有为（指章太炎1903年5月发表于《苏报》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文章批驳了康有为主张中国只可立宪，不能革命的观点。）和作邹容（邹容（1885—1905），字蔚丹，四川巴县人，清末革命家。《革命军》是他在1903年留日回国后于5月出版的一部反清革命的书，书前有章太炎序。）的《革命军》序，竟被监禁于上海的西牢（指当时轰动一时的“《苏报》案”。《苏报》是1896年在上海创刊的宣传反清革命的报纸，曾介绍过《革命军》一书。1903年6月和7月，清政府勾结上海英租界当局先后将章太炎、邹容拘捕。次年3月由上海县知县会同会审公廨审讯，宣布他们的罪状为：“章炳麟作《

　　书》并《革命军序》，又有驳康有为之一书，污蔑朝廷，形同悖逆；邹容作《革命军》一书，谋为不轨，更为大逆不道。”结果邹容被判监禁二年，章炳麟监禁三年。）。那时留学日本的浙籍学生，正办杂志《浙江潮》（《浙江潮》，月刊，清末浙江籍留日学生创办，1903年创刊于东京。这里的两首诗发表于该刊第7期。），其中即载有先生狱中所作诗，却并不难懂。这使我感动，也至今并没有忘记，现在抄两首在下面——

　　狱中赠邹容

　　邹容吾小弟，被发下瀛洲，快剪刀除辫，干牛肉作

　　。

　　英雄一入狱，天地亦悲秋。临命须掺手，乾坤只两头。

　　狱中闻沈禹希（沈禹希（1872—1903），名荩，湖南善化（今长沙）人。清末参加维新活动，戊戌变法失败后留学日本。1900年回国后秘密从事反清活动。1903年被捕，杖死狱中。）见杀

　　不见沈生久，江湖知隐沦，萧萧悲壮士，今在易京门。

　　螭鬽羞争焰，文章总断魂。中阴当待我，南北几新坟。

　　一九○六年六月出狱，即日东渡，到了东京，不久就主持《民报》（《民报》，月刊，同盟会机关刊物。1905年11月在东京创刊，1908年11月被日本政府查禁，1910年初又秘密刊行两期后停刊。自1906年9月第7号起至停刊，都由章太炎主编。）。我爱看这《民报》，但并非为了先生的文笔古奥，索解为难，或说佛法，谈“俱分进化”（“俱分进化”，指章太炎在1906年9月的《民报》第7号上发表的谈佛法的《俱分进化论》一文。），是为了他和主张保皇的梁启超斗争，和“××”的×××斗争（和“××”的×××的斗争，“××”疑为“献策”，×××指吴稚晖。吴稚晖（名敬恒）曾参加《苏报》工作，在《苏报》案中有叛卖行为。对此，章太炎分别著《复吴敬恒书》、《再复吴敬恒书》（见《民报》第19号、第22号）予以揭露。），和“以《红楼梦》为成佛之要道”的×××斗争（×××，指蓝公武。章太炎的文章载《民报》第10号，题为《与人书》。文中说：“某某足下：顷者友人以大著见示，中有《俱分进化论批评》一篇。足下尚崇拜苏轼《赤壁赋》，以《红楼梦》为成佛之要道，所见如此，仆岂必与足下辨乎？”），真是所向披靡，令人神旺。前去听讲也在这时候，但又并非因为他是学者，却为了他是有学问的革命家，所以直到现在，先生的音容笑貌，还在目前，而所讲的《说文解字》（《说文解字》，东汉许慎撰。是我国第一部分析字形和考究字源的字书。），却一句也不记得了。

　　民国元年革命后，先生的所志已达，该可以大有作为了，然而还是不得志。这也是和高尔基的生受崇敬，死备哀荣，截然两样的。我以为两人遭遇的所以不同，其原因乃在高尔基先前的理想，后来都成为事实，他的一身，就是大众的一体，喜怒哀乐，无不相通；而先生则排满之志虽伸，但视为最紧要的“第一是用宗教发起信心，增进国民的道德；第二是用国粹激动种性，增进爱国的热肠”（见《民报》第六本），却仅止于高妙的幻想；不久而袁世凯又攘夺国柄，以遂私图，就更使先生失却实地，仅垂空文，至于今，惟我们的“中华民国”之称，尚系发源于先生的《中华民国解》（最先亦见《民报》），为巨大的记念而已，然而知道这一重公案者，恐怕也已经不多了。既离民众，渐入颓唐，后来的参与投壶（投壶，古代宴会时的一种娱乐，宾主依次投矢壶中，负者饮酒。1926年8月，盘踞华东的北洋直系军阀孙传芳提倡复古，曾在南京举行投壶古礼。章太炎当时担任孙传芳设立的婚丧祭礼制会会长，也被邀参加投壶仪式，但章未去。），接收馈赠，遂每为论者所不满，但这也不过白圭之玷，并非晚节不终。考其生平，以大勋章作扇坠，临总统府之门，大诟袁世凯的包藏祸心者，并世无第二人；七被追捕，三入牢狱（七被追捕，三入牢狱，章太炎1906年5月出狱后东渡日本，在旅日革命者为他举行的欢迎会上说：“算来自戊戌年（1898）以后，已有七次查拿，六次都拿不到，到第七次方才拿到。”至于“三入牢狱”，可考者只有两次，一次是因《苏报》案被禁三年，另一次是1913年8月因反袁世凯被软禁，袁死后始得自由。），而革命之志，终不屈挠者，并世亦无第二人：这才是先哲的精神，后生的楷范。近有文侩，勾结小报，竟也作文奚落先生以自鸣得意，真可谓“小人不欲成人之美”，而且“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了！

　　但革命之后，先生亦渐为昭示后世计，自藏其锋铓。浙江所刻的《章氏丛书》，是出于手定的，大约以为驳难攻讦，至于忿詈，有违古之儒风，足以贻讥多士的罢，先前的见于期刊的斗争的文章，竟多被刊落，上文所引的诗两首，亦不见于《诗录》中。一九三三年刻《章氏丛书续编》于北平，所收不多，而更纯谨，且不取旧作，当然也无斗争之作，先生遂身衣学术的华衮，粹然成为儒宗，执贽愿为弟子者綦众，至于仓皇制《同门录》（《同门录》，即同学姓名录。）成册。近阅日报，有保护版权的广告，有三续丛书的记事，可见又将有遗著出版了，但补入先前战斗的文章与否，却无从知道。战斗的文章，乃是先生一生中最大，最久的业绩，假使未备，我以为是应该一一辑录，校印，使先生和后生相印，活在战斗者的心中的。然而此时此际，恐怕也未必能如所望罢，呜呼！

　　十月九日。

　　（原载1937年3月10日上海出版的《工作与学习丛刊》之一《二三事》一书，后收入《且介亭杂文末编》） 鲁迅散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