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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三章 道亦乐得【原文】

　　希言自然。故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孰为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况于人乎？故从事于道者，同于道；德者，同于德；失者，同于失。同于道者，道亦乐得之；同于德者，德亦乐得之；同于失者，失亦乐得之。信不足焉，有不信焉。

　　【今译】

　　少说话才是合乎自然的。因此，狂风不会持续地吹一个早上，暴雨不会持续地下一整天。是谁造成的这种现象呢？是天地。天地（的特殊运作力量）都不能够持久，何况乎人呢？所以，追求“道”的人，就与“道”同行；修德的人，所认同的是有德；失德的人，所认同的是无德。与“道”同行的人，“道”也会乐于得到他；认同有德的人，德也会乐于得到他；认同于失德的人，无德也会乐于得到他。一个人不值得信任，才有不信任他的事情发生啊。

　　【解析】

　　刚猛的力量难持久

　　“希言自然。”意思是，少说话才是合乎自然的。西方有一句谚语，叫做：“话说得越多，误会就越深。”这就像纸上的一个污点，越想擦掉它，纸上被污染的面积就越大。中国也有句成语叫做“欲盖弥彰”，都是说话多的坏处。而“希言自然”，尤其指统治者要少发号施令，相反，应当遵奉无为而治的治国策略。下面的话，说的就是这样的意思。

　　“故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什么是“飘风”呢？“飘风”就是吹得很猛烈的狂风。什么是“骤雨”呢？“骤雨”就是来势很迅疾的暴雨。“飘风”和“骤雨”气势汹涌，咄咄逼人，但是这样的狂风和暴雨是不能够持久的。因为自然界在某一时段蕴蓄的力量是有限的，这与人体在一定时间内的体能是有限的道理是一样的，一个人如果慢慢地走路，可以走很长的时间，可如果很快地跑起来，则一定是持续不了太长时间的。老子此语，意在强调人们的行为应当和缓，在做事情的时候不可操之过急，否则，很可能有如饮鸩止渴，虽然一时缓解了口渴，但是生命却长久不了。

　　“孰为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况于人乎？”老子设问：是谁造成的这种现象呢？是天地。伟大的天地进行飘风骤雨这样的猛烈的运作都不能够持续长久，何况是普通的人呢？

　　在清朝末年，面对衰微的国运，有识之士都意识到社会变革的必要性。然而，对于变革的方式，人们的意见是有着很大分歧的，归结起来，大体可以分作两类，一类倡导温和的改良，而另一类则倡导迅疾的革命。例如，清末民初时的著名思想家严复，就主张欲实现中国的富强当从教育入手，这是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据说，1905年，孙中山先生在伦敦时曾与严复会晤，两人对中国的前途深入地交换了彼此的看法，但是二人的意见是迥然不同的。孙中山提倡以暴烈的革命方式推翻清王朝的统治，从而迅速实现中国的振兴；而严复则对这种革命所可能取得的效果持有不同的看法。最后，孙中山激动地握住严复的手说道：“俟河之清，人寿几何？君为思想家，鄙人乃执行家也。”

　　人们大多认为，面对已经陈腐不堪的中国社会，温和的改良方式是不可取的。后来，还是革命者以武装起义的方式颠覆了旧政权，结束了在中国运行了两千多年之久的封建帝制。然而，中国社会的性质并没有因此而获得实质性的改变，中国人民依然要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泥潭中继续奋斗和挣扎。迅猛的革命，一时之间所取得的效果是非常显著的，但是欲实现中国社会面貌的根本转变，则远非用暴力推翻一个旧的政权就可以迅速完成的。革命固然迅速，然而其如暴风骤雨，不可能持久。

　　老子说，“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激进的革命仅仅是为了夺取胜利而采取的特别手段而已，革命结束后，应该转入持续而稳定的社会建设。美国以革命的形式实现了民族独立，而后经过100多年的发展，终于成为世界强国；日本明治维新，也是在革命之后，进行的一个较为长期的建设过程，经过近100年的反复，日本才走上真正的发展和富强之路。

　　老子的书，只是要写给统治者、领导者看的，但是其高深的智慧具有很强的普适性，对于一般的管理者，甚至普通人，都有着莫大的启迪。“飘风不终朝”的思想告诉我们，做企业也好，做人也好，乃至生活与健康，所有事情都不要急于求成，否则就会适得其反。

　　【为人之道】

　　不同的人生选择

　　我国古代的大诗人屈原，满怀着一腔的爱国热忱，一心崇望着明君贤臣的政治理想，期盼着楚王能够远离谗佞，举贤任能，修明法度，振兴楚国，然而他却“信而见疑，忠而被谤”，遭受到楚王的疏远，被流放至边荒，最终，在楚国郢都被秦军攻破之后，在眼看着楚国日薄西山、隳灭在即的巨大的悲恸之中自沉汨罗，以身殉国。屈原虽然没能够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但是他那高洁坚贞的人格可谓是垂范千古，百世之下，仍时时令人悲慨不已。司马迁称赞屈原道：“其志洁，故其称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污泥之中，蝉蜕于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然皭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而李白作诗叹道：“屈平词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

　　西汉初年的文学家贾谊，对屈原也是极为崇赏。和屈原的经历相似，贾谊以其卓绝的才华深受汉文帝的赏识，而屈原在早年也很受楚怀王的倚重，但是不久之后，贾谊就因朝臣的排挤和诋毁而徙官为长沙王太傅，这就意味着他被贬出朝廷，失去了施展自己政治抱负的机会。因此，贾谊常年抑郁不乐，心情十分地沮丧。一日，他来到湘江岸畔，这里曾是屈原的流放之地，他怀着深切的同情和伤悼写下了千载传颂的名篇——《吊屈原赋》。在这篇赋中，贾谊虽然对屈原的不幸遭遇表示了极大的愤慨，但是他也提出了自己不同的意见：“般纷纷其离此尤兮，亦夫子之故也。历九州而其君兮，何必怀此都也？”这就是说，屈原遭受到如此之大的愁苦，也是和他自身的态度有着很大关系的，楚国不容于他，他完全可以游历他国，又何必恋恋不舍地一味怀念故国呢？这就体现出两种不同的价值取向，诚如贾谊所说，屈原如果那样做了，他也就不是历史上的那个屈原了，屈原精神的最为可嘉之处，就在于他毕生持守忠君爱国的坚贞理想，心系楚国，至死不渝，宁可死而殉之，决不生而叛之。如果像其他的政客那样，在一国志不得逞，就转赴他国，那就实在是仅仅为了一己抱负的施展而已，又哪里来的爱国精神可言呢？相比之下，一个是为了祖国的振兴，而一个只是为了个人的发达，在思想品格和精神境界上，孰高孰低，判然分明。其实，贾谊又何尝不知道这样的道理，他这样说的话，不过是为了表达自己激愤之情的反讽之语罢了。

　　还有两个可供对比的事例。周景王二十三年（公元前522），楚国大臣伍奢因为遭受费无忌的陷害而被楚平王杀害，一同被杀害的还有伍奢的儿子伍尚，而他的另一个儿子伍员，也就是伍子胥，则逃离了楚国，后来辗转来到了吴国。伍子胥以自己卓越的才华辅佐吴王阖闾，使得吴国迅速强大起来。此后，为了给父兄报仇，伍子胥带领吴兵连年攻袭楚国。周敬王十四年（公元前506），伍子胥率领吴军在军，而后长驱直入，攻破楚国都城。当时，楚平王已死，伍子胥掘开楚平王的坟墓，鞭尸三百，借以发泄心中蕴藏多年的怨恨。一时之间，楚国危在旦夕，几乎灭国，然而，伍子胥强烈的复仇心态使得楚国上下心怀恐惧，因此对吴国军队给予了猛烈的抵制和反抗，从而使得楚国得以恢复。

　　乐毅是春秋战国时期的另一位名将，曾经颇受燕昭王的信赖，率领燕、赵、韩、魏、楚五国联军攻伐齐国，连下齐国七十余城，几乎将齐国灭亡。到后来，齐国所余之城仅有莒和即墨。乐毅认为，欲征服齐国，不可单靠武力，更重要的是收服人心，因此他对这两座城采取了围而不攻的策略，并且积极做好征服地区的安抚工作。就在这时，燕昭王病逝，新即位的燕惠王在做太子的时候与乐毅不睦，因此，他对乐毅很不信任，而他又听到了人们的谣传，说乐毅在齐国大力收买人心，想破齐之后自立为王。其实这是齐国的离间计，但是原本对乐毅就不信任的燕惠王因此而更加生疑，于是派骑劫去取代了乐毅的兵权。骑劫完全改变了乐毅的宽仁做法，治下颇为残暴，这激起了齐国军民的普遍反抗，于是，燕国所夺之城迅速被齐国收复，燕军很快就被驱逐到了原来的边境线上，而骑劫本人也被杀于乱军之中。

　　乐毅被剥夺兵权之后，因为担心自己受到残害，故而回到了先前居住的赵国。而燕惠王害怕乐毅为了报复自己对他的不公待遇而乘燕国兵败之机劝说赵王来攻打燕国，于是写信给乐毅，向他承认自己的错误，企图诱骗乐毅回到燕国。乐毅识破了燕惠王的计谋，断然拒绝回归燕国，但是表示自己决不会率军攻打燕国。此后，乐毅果然致力于赵、燕两国的友好往来，没有对燕惠王进行报复。

　　伍子胥和乐毅都因国王不明而遭遇不公，尽管有着轻重的不同，但是两人对待这种遭遇的情感取向应当是一致的，可两人的做法却完全不同，这是因为，伍子胥以私仇为重，而乐毅则以民生为重；伍子胥可以“一将功成万骨枯”，而乐毅却不愿因为一己之快而令众多的兵士为之牺牲，广大的百姓为之受苦。这其中所体现出道理的也是：“从事于道者，同于道；德者，同于德；失者，同于失。”

　　【从政之道】

　　王莽改制的失败

　　王莽（公元前45～公元23），字巨君，魏郡元城（今河北大名县）人。王莽出生之时，正当汉元帝在位之际，而汉元帝的皇后王政君则是王莽的姑姑。王莽早年以德行著称乡里，克行恭俭，勤奋博学，不仅对待母亲极为孝敬，而且悉心养护寡嫂和侄儿。汉成帝阳朔三年，即公元前22年，王凤病重，王莽在伯父的榻前尽心服侍，殷勤之至，数月如一日。这令王凤十分感动，他临死时着力向皇太后王政君和皇上推荐王莽。在伯父的举荐下，24岁的王莽踏上仕途，担任黄门侍郎，后来升为射声校尉。这一时期的王莽，礼贤下士，清廉俭朴。他还经常用自己的俸禄周济门客和穷人，深受众人爱戴。永始元年，即公元前16年，王莽被封为新都侯、骑都尉、光禄大夫和侍中，一时炙手可热。数年之后，38岁的王莽更是升任大司马，威临天下。

　　但是，第二年，汉成帝驾崩，汉哀帝继位。这样一来，哀帝的祖母傅太后和母亲丁太后两家掌握了朝政实权，王莽被迫告退，隐居新野。公元前1年，哀帝继位6年之后，便驾崩了。随后，王政君以太皇太后的身份临朝称制，王莽再次被任命为大司马，而8岁的刘衎被拥立为皇帝，即汉平帝。从此，王莽掌控了朝政大权，野心逐渐膨胀起来。他一面大力铲除异己，一面积极培植党羽。六年之后，14岁的汉平帝被王莽毒死（也有人说是病死的），年仅两岁的孺子婴被立为皇太子，而王莽则自称“摄皇帝”，意即代理的皇帝。公元8年，王莽干脆废掉孺子婴，假名禅让，正式登皇帝位，并且改国号为“新”。

　　王莽登基之时，社会矛盾十分尖锐，这主要是由西汉后期严重的土地兼并所造成的，少数人占有了大面积的土地，这导致一方面大量的田地荒芜闲置，而另一方面又有很多人少田甚至无田可种，因此，国家的经济很不景气。在这种背景下，王莽推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公元9年，王莽下令变法，颁布了两个解决土地兼并的办法：王田制，民间田改属朝廷所有，私人不得买卖。如果一家男子不满八人，田超过九百亩，应将多余的田分给本族或邻居的无田人，原来没有田的人，按男口每口给田一百亩。民间奴婢改称为私属，不得卖买。犯卖买王田私属罪，重则处死，轻则放逐到边远地区。接着，王莽又废除行用已久的汉五铢钱，别造金货1种、银货2种、龟货4种、贝货5种、泉货（铜制）6种、布货（铜制）10种，共货币六类28种。私用五铢钱，与卖买王田私属同罪。

　　王田私属又加一个革新币制没有收到任何效果，反而导致农商失业，交易废滞。公元12年，王莽被迫取消王田私属的禁令，准许置卖王田不算犯罪，卖买奴婢暂不治罪。王莽所谓改制的主要部分完全失败了。

　　为了打击商贾对民众的盘剥，分享商贾的利益。公元10年，王莽下令实行五均六莞法。五均赊贷法对商贾与高利贷商人，可能发生一些抑制的作用，但小工商税烦杂细碎，广大的生产者都受到了严重扰害。六莞中害民最显著的是铸钱。王莽改币制一次，小工商业者、农民就大量破产一次。制度推行的结果是导致社会混乱，民众怨声载道。暂行即废王田私属制度和坚持不废五均六莞制，王莽主观上是想用来抑制某些豪强，避免民众大起义，结果恰恰是加速大起义的爆发。王莽知道这个事实，便接连地发动侵略战争，企图对国内民众表示威武，并缓和阶级矛盾。结果又恰恰是加速了大起义的爆发。

　　公元9年，王莽派使官到边外诸国，收回汉朝所给印绶，改授新朝印绶。公元12年，王莽诱杀高句骊侯，又改高句骊为下句骊，引起高句骊、夫余诸族的不断反抗。王莽改句町王为侯，又诱杀句町王。公元16年，王莽发动20万人攻击句町，兵士饿死疫死约十分之六七。西南地区各族纷纷起兵反对王莽。

　　公元17年，王莽下令没收官吏家财产4/5，允许下属告发长官，奴婢告发主人，无市籍的下层豪强怨恨了，王莽统治失去了基础。公元23年，在起义军攻击下，长安城破。长安市上小工商业者响应起义军，攻入王莽宫殿，斩杀了王莽。

　　王莽治理大国，改革的措施一道接一道，势如疾风暴雨。他的初衷是迅速解决社会问题，缓和社会矛盾，但结果却是引起社会的剧烈动荡，导致政权崩溃，他本人也落得个悲惨下场。老子讲：“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王莽改制的失败，充分见证了这两句话中所蕴含的深刻道理。 道德经全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