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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一章 大者宜下【原文】
大国者下流,天下之交,天下之牝。牝常以静胜牡,以静为下。故大国以下小国,则取小国;小国以下大国,则取大国。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大国不过欲兼畜人,小国不过欲入事人。夫两者各得其所欲,大者宜为下。
【今译】
大国要像大海居于江河下游那样,使天下百川河流交汇在这里,处在天下雌柔的位置。雌柔往往能够以安静守定而胜过雄强,这是因为它安静且能处下的缘故。因此大国如能对小国谦下忍让,就可以取得小国的信任,并使其甘心归附;小国若能对大国谦下有礼,就可以见容于大国。所以,或者大国对小国谦让而取得小国的信服,或者小国对大国谦让而见容于大国。而无论是大国谦下以求得小国的信服,还是小国谦下以求得大国的见容,两者都不外乎见容或求容于对方。故而为了达到目的,两国都应该谦下忍让。但是这其中的关键,还是大国首先应该谦下忍让。
【解析】
大者宜为下
“大者宜为下”乃是老子对于统治者提出的一种殷切期望。他认为只有大国做出谦下忍让的样子后,小国自然便会仿效,对大国更会谦下忍让,主动归附。如此,各国之间便能够和平相处,人民便可安居乐业了。老子之所以会提出这样的观点,与他当时所处的社会环境是密不可分的。
春秋时期,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乱世。当时,周王室大权旁落,沦落为一个只相当于二流的诸侯国。因此,天下失去中心,于是各诸侯国之间群雄争霸,连年战争,大国不断蚕食小国。在这种连年征战的局面之下,百姓们饱受战争蹂躏,痛苦不堪。而老子作为一个“以百姓之心为心”的哲人,自然在内心悲悯天下苍生。他在关注玄之又玄的宇宙大“道”的同时,也始终将目光投注到社会政治层面,发表了诸多政治方面的主张。诸如“无为而治”“以无事取天下”“绝圣弃智,绝仁弃义”等等。不过,总结可以发现,这些都是老子从一个统治者如何治理内部社会的主张,期望统治者不要用政令、徭役、战争等骚扰人民。但是,仔细想一下,便会发现,其实这种主张并不完备。因为,一个君主可以不去主动发动战争,进而使人民不受战争的折腾。但是,他却无法阻止别人发动战争来进攻他的国家。这样的情况下,百姓便不可避免地要陷入战争之中了。可能正是考虑到这一点,老子在这里又进一步提出了这种“大者宜为下”的观点。这种观点其实便是老子对统治者处理国际关系的一种期望,即他希望大国能够不自恃其大,而是主动表示出一种谦下忍让。如此,小国自然更不会主动找岔儿了,更会表现得谦卑忍让。如此一来,天下自然就太平了。当然,这毕竟只是老子提出的一种政治主张而已,各国的统治者能不能听从就无能为力了。事实上,根据春秋战国时期群雄争霸,战争不断的历史事实来看,老子的这种主张即使偶尔起到了作用,可能避免一些战争的爆发,但从整体来看,显然这只能是一种带有理想色彩的政治见解。
虽然老子的“大者宜为下”的政治见解,并未成为春秋战国时期的主流政治哲学,但其高超的政治智慧依旧是不可否认的。可以说,老子的这种见解,抓住了两个国家之间保持和平共处的关键。即使是到现代,两个国家之间能够保持和平,其关键也在于大国能够首先保持一种谦下忍让的风范。事实上,春秋战国时期,如同孔子的仁政不可能得到统治者的青睐一样,老子的这种“大者宜为下”的国际关系主张也不可能得到实施。因为在那样一个失去秩序、弱肉强食的时代,众多诸侯国彼此虎视眈眈,即便没有伤人之心,也不可能没有防人之心。在这样一种彼此间充满怀疑和不信任的整体氛围中,拥有强大的实力才是生存的最可靠保障,将别人消灭了自己才会真正安全。所以,管仲、商鞅、李斯这样的法家人物,苏秦、张仪这样的纵横家,白起、廉颇、孙膑这样的军事家才是最受欢迎的。但是,一旦这样的乱世结束,一种稳定的秩序建立之后,彼此之间基本的信任有了之后,“大者宜为下”的主张应该说还是具有相当实用的价值的,不失为处理国家关系的的一种高超的政治智慧。下面这个故事便能体现这一点。
汉高祖刘邦死后,吕后掌权。当时的匈奴单于冒顿看汉朝由一个女人掌权,便不把她放在眼里,肆意挑衅。冒顿派人下书给吕后,无礼地称:“你死了丈夫,我死了妻子,我们都不快乐,没有让自己高兴的方法,干脆我们俩凑合成一对吧!”面对一国的掌权者,说这种话显然是极其无礼的。但是吕后考虑到刘邦时期多年的战争已经使国家穷困,人民疲敝,天下亟需休养生息,和匈奴开战是极不明智的,于是强压怒火,忍受着屈辱给匈奴回了信。在信上吕后平心静气地回复冒顿道:“我已经年老衰弱,头发和牙齿都掉落了,走路也不方便。”婉言谢绝了冒顿的“好意”,并且还赠送车马给冒顿,以表达谢意,最终化干戈为玉帛。匈奴看到本是强大一方的汉朝还如此忍让,便自愧失礼,派遣使者前来汉朝认错。
其实,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我们知道,自汉代以来,中原朝廷对周边的国家往往采用和亲政策以维持睦邻友好。所谓和亲,就是将公主或者宗室之女嫁给少数民族首领,并赠送大量财物。而中原朝廷以强大的一方却做出这种略微有些屈辱的事情,实际上便是老子的“大者宜为下”政治智慧的体现,事实也证明,这的确是一项有效的换取和平的政策。
而且,“大者宜为下”的智慧不仅适合于国与国之间,而是具有更为普遍的意义,实际上是老子一向强调的“守柔”“处下”观点的反映。关于这一点,老子在《道德经》许多章节都进行过强调。在第六十六章,老子称:“江海之所以能为百谷王为者,以其善下之,故能为百谷王。是以欲上民,必以言下之。”在第七十六章,则有:“坚强处下,柔弱处上。”
应该说,老子的这种观点得到了中国古人的普遍认同,那些身在高处的人,往往都能够主动将自己放在低处。我们知道,君王应该是天下最有权势的人,但是他们却以孤、寡、不谷(有不善的意思)这样卑下的词汇来称呼自己。诸葛亮以自己的聪明才智辅佐刘备从没有立锥之地到建立了蜀汉江山,可说是建立了赫赫功勋,但仍然自称为“南阳野人”。周公是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为了尊敬贤能,吃饭时如有客人来访,也要放下手中的筷子,吐出嘴里的饭,恭敬地款待他们。孔子是圣人,还不厌其烦的向人请教。即使是小孩子,只要他说的对,孔子都认真地听取。孔子的学生告诉他说:“老师,有人笑话你那么大的学问,还什么都要问。”孔子不以为然,说道:“不懂就问,这难道不应该吗?”并且,不止是中国人,国外的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伟大人物,同样也不约而同地表现出了一种“处下”的风范。
我们再来看一个与大科学家爱因斯坦有关的故事。晚年的爱因斯坦已经功成名就,他的邻居中有个十一二岁的小女孩,常常到他家里去。孩子母亲对女儿的行踪感到奇怪,询问之下,孩子告诉她:“别人告诉我说那里住着一位非常有名的数学家,所以我在做数学作业遇到困难时就去请教他。他也很乐意帮助我。他对所有的问题都解释得很清楚,还说有什么困难问题,都可以去找他。”孩子母亲感到女儿的这种冒失不妥,连忙去向爱因斯坦道歉。爱因斯坦却真诚地说:“事实上,我很希望您的女儿能够常来,因为我在谈话中,从这孩子身上学到的,比她从我这儿学到的还要多呢!”
因此可以说,古今中外的那些伟大的人物身上,都表现出了一种令人感动的谦卑、“处下”的风范。而这也恰恰成就了他们的事业,因为这种“处下”的做人格调,使得他们具有包容一切的胸怀,能够吸纳一切对自己有益的力量,从而推动自己的事业。正如老子所说的,大海居于最低的地方,故能成其大,伟人自甘居于低位,反而成就其在人们内心的高度。相反,那些将自己看得很高的人,则往往遭到人们的鄙视,古往今来的多少自视伟大,将自己看做大众救星的人,最终都成为了历史的笑柄。
具体到我们普通人的现实之中,虽然我们未必是“大者”,但是学会“处下”的智慧,对于我们的为人处事肯定也有十分现实的意义。结合你自己的体会,自负而咄咄逼人的人,你会喜欢他吗?人同此心,因此,做人低调、谦卑一些,必然会使你赢得更多的赞许和信赖,前进的路上获得更多的支持。
【从政之道】
昭王屈身纳贤
燕易王十二年(公元前321年),易王去世,他的儿子姬哙继承了王位。当时,子之作为燕国的丞相,手握大权,地位尊贵。尽管如此,子之的权力欲望还是没有得到满足,他渴望拥有更大的权势。随后,他耍弄阴谋诡计,欺骗燕王哙,燕王上当,把国君之位和权力让给了子之。子之篡权夺位的行为引起了燕国臣民的极大不满。原燕国太子姬平发兵讨伐子之,这一乱就是好几个月。齐王打着为燕国除乱的旗号出兵伐燕,轻松攻克了燕国都城,杀死燕王哙和子之。齐王本来想就此一劳永逸地吞并燕国,但是被燕国人识破,便携带着在燕国掠夺来的财宝回国。随后,燕国百姓拥立太子姬平即位,称为燕昭王。
燕昭王在国家处于极度动荡的时候登上王位,很想振兴燕国,并向齐国复仇。他觉得,人才是强国的关键,便对先朝老臣郭隗说:“可恨的齐国趁着我们国家发生内乱,发兵攻破我国。但燕国现在人口少,力量弱,还不具备报仇雪恨的能力。只有得到贤能的人才来治理国家,才能一雪先王耻辱!先生您如果发现贤才的话,请推荐给我,我一定要重用优待他。”郭隗被燕昭王的决心所感动。他说:“大王您如果一定要招纳贤才的话,就请从我开始吧。如果连像我这样平庸的人都能受到尊敬,那么,比我更加贤能的人即使在千里之外也会赶来归附您的。”燕昭王采纳了郭隗的建议,拜他为相,替他改建了住宿的房屋,像对待自己的老师一样尊重他。果然,各国品行高尚和有才能的人听到这个消息后纷纷赶到燕国,投奔燕昭王,其中包括来自魏国的名将乐毅,来自齐国的名士邹衍,来自赵国的剧辛等等。在重用人才的同时,燕昭王还非常关心百姓的生活,老人去世了,他亲自去吊唁,还经常慰问孤儿,和燕国的百姓同甘共苦,百姓们非常尊敬、爱戴他。
燕昭王招纳的贤才中,来自魏国的乐毅是其中的佼佼者。他是战国初年名将乐羊的孙子,自幼饱读兵书,熟知兵法,具有雄才大略。他原本在魏国作官,但一直得不到魏王的信任和重用。当他听到燕昭王向天下广招贤才的消息后,感觉到施展自己平生抱负的机会终于来了,于是就收拾好行装赶往燕国。燕昭王以最高礼节欢迎他的到来,乐毅深受感动。昭王向他请教兵法,乐毅一一回答,燕昭王非常满意。昭王为发现了乐毅这样一个难得的将才感到万分欣喜,马上任命他全权主持燕国的军事和国防。为了报答燕昭王的知遇之恩,乐毅开始对燕国的军事进行了大幅度的整顿。他先从整顿燕军的编制着手,组建了燕国的第一支骑兵部队,然后把单项兵种从主力部队中分离出来,各自开展独立的专业化的训练。他还组建了一支专门用于对付骑兵冲锋的重装步兵,并且配备有攻击骑兵用的长枪和专砍马腿的马刀。等到各兵种组建齐全后,他又全面更新改良了燕军的装备,针对原来青铜武器不够坚利的缺点,选用坚韧锐利的铁制兵器替代;针对燕军原有盔甲非常笨重的弊端,选用片甲来替代;针对原有木制盾牌不够坚固的缺点,用金属盾牌来替代。军队的装备更新后,乐毅开始运用全新的方法练兵,使用当时诸侯国中最先进的战术来训练部队,燕国的军事实力日益强大。
燕昭王二十八年(公元前284年),燕国经过国君以及大臣的治理,国力大大增强,百姓生活殷实富足。在乐毅的统领下,兵士身体强壮、精神饱满、士气高昂,不畏惧作战。燕昭王觉得报仇雪恨的时机已经成熟了。于是,他任命乐毅为上将军。联合赵国、韩国、魏国、秦国、楚国共同讨伐齐国。六国联军浩浩荡荡杀奔齐国,一路上势如破竹,齐军大败。燕国军队追击败逃的齐军,攻入齐国都城临淄,齐湣王逃到了外地。燕国军队焚烧了齐国的王宫以及齐国先王的祭庙,把齐国国库中的财宝,包括二十八年前齐军从燕国抢来的财宝全部运回了燕国。燕昭王亲自来到济上犒赏三军,乐毅凭借着巨大的功勋被封为昌国君。当时的燕国成为国力仅次于秦国的一等强国。齐国只有聊、莒和即墨三处城池没有被攻下,其余的七十二座城池都为燕国所占领,并且隶属于燕国达六年之久。燕昭王屈身招揽人才,信任重用人才的战略终于得到了丰厚和完美的回报。
这里,燕昭王放下了作为国君的尊严和架子,保持着一种令人尊敬的谦卑与低调。他不仅对来自各国的贤才恭谨有加,放手使用,对自己的国民也充满关切和尊重,这是一种卓越的治国智慧,正是靠这种“大者处下”的策略,他在短短的时间里便使燕国强盛起来,并实现了向齐国复仇的愿望。这个例子,精彩地诠释了老子的深刻思想。 道德经全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