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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十八章 上德不德【原文】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上德无为而无以为；下德为之而有以为。上仁为之而无以为；上义为之而有以为；上礼为之而莫之应，则攘臂而扔之。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前识者，道之华而愚之始。是以大丈夫处其厚，不居其薄；处其实，不居其华。故去彼取此。

　　【今译】

　　具有上乘之德的人并不知道自己有德，所以他才具有真正的德；具有下乘之德的人总是自以为没有失去德，正因为如此他其实并没有德。具有上乘之德的人顺其自然，并不刻意表现自己的德；具有下乘之德的人则总想有所作为，并刻意表现自己的德。上乘之仁有所作为，但并不刻意表现自己的仁；上乘之义有所作为，同时有意表现自己的义；上乘之礼有所作为，但它得不到回应时，便会卷起袖子伸出胳膊来强迫别人服从。所以丧失了“道”之后，才会有“德”；丧失了“德”之后，才会有“仁”；丧失了“仁”之后，才会有“义”；丧失了“义”之后，才会有“礼”。而“礼”的出现，正是因为人们天性的忠信不足，因此礼是祸乱的开始。所谓有远见，乃是“道”的虚华，是愚昧的开始。大丈夫应立足于敦厚而避免浅薄，追求朴素，摒弃虚华。要摒弃虚华而浅薄的礼，追求朴素而敦厚的“道”和“德”。

　　【解析】

　　上德与下德

　　此章是《道德经》的下篇《德经》的开篇。而实际上，在帛书本里，则是《德经》在前，《道经》在后，因此此篇也可算是《道德经》的第一篇，所以此篇包含了十分重要的内涵。总体而言，与《道经》所讲的事关宇宙本源、万物运行规律的天道不同，《德经》主要讲的是人德。所谓德，即是人对于天道的顺应，对于自然万物运行规律的顺应。天道与人德共同构成了老子的思想的两个核心观念，乃是老子哲学体系的基本骨架。

　　具体地，老子在该篇中对德进行了精妙的分析，他将德分为“上德”、“下德”。所谓上德，即是顺应了“道”的一种德，其如同大道不可道一样，上德同样是不可言说的，具有上德的人根本就不知道自己是具有德的，所以他才具有了真正地德。打个比方，就像小孩子本身具有的美一样，他自己并不知道自己是美的，所以才真正地给人一种天真无邪的美感，受到每个人的喜爱。而那些具有下乘之德的人总以为自己没有失去德，是有德的，那么这种能被人感觉到的德其实已经不是浑然天成、暗合天道的“上德”了，而是次一个等级的“下德”。正如同一个看上去贤惠温柔的淑女固然是美的，但因为她自己在内心里已经知道自己是美的，因此有目地约束自己的行为、姿势、言语等，刻意维持乃至卖弄这种美，这比起小孩子的纯真无邪之美，已经属于下乘之美了。因此，“上德”乃是一种不可言说，同时又自然而然、具有者浑然不觉的德，而下德则是一种能够画出具体的标准，然后按照标准去执行的德。或者可以这么说，上德即是道家所说之德，而下德则是孔子所提出的儒家之德。

　　通过先秦古籍，我们发现，老子乃至后来的道家人士对于儒家的那套处事规范是很不以为然的，经常对其作出抨击。庄子便曾态度鲜明地指出儒家仁义道德是为大盗准备的，所谓“圣人生，大盗起”。这里的圣人，指的便是具备了“下德”的人，而真正具有“上德”的人反倒不具有圣人的名声。而老子不仅指出了“上德”与“下德”的区别，又具体地对当时的道德进行了一番梳理。他指出，大道无形无名无为无欲，当人的行为暗合大道，便是“上德”；当人的行为不能与大道相合，便产生了一种有意为之的“下德”，并且自以为有德。接下来“德”也开始丧失时，又开始注重博施广济的仁爱；当仁爱也很难做到的时候，便崇尚正直扶持正义；当正直和正义也无法做到的时候，便只能提倡形式上的礼节和修饰了。

　　总体上可以看出，老子虽然不以为意，但也并非对儒家的“下德”一味排斥，只是将其明确地进行了优劣排序。最后，老子又进一步指出，一个人应该尽量“处其厚，不居其薄；处其实，不居其华”。显然，老子反对那种华而不实、刻意为之的“下德”，认为一个人应该尽量追求朴实自然的“上德”，这尽管有些理想主义的色彩，却是老子伦理思想的一种寄托。而这种“上德”、“下德”之辩也显示出了道家思想与儒家思想的不同之处。本来，道、儒之间的这种争执只存在于学术领域，但是，因为自西汉以后的中国奉儒家学说为正统，于是老子的这种思想便具有了更加实际的意义——老子的这种“上德”经常成为了一些知识分子对抗儒家“下德”的一个有力武器。可以说，老子的“上德”、“下德”之辩成为了后世历代中国人——尤其是知识分子伦理生命中的一个重要的命题，乃是中国文化彰显的一个有力的发力点。

　　【为人之道】

　　魏晋风流，上乘之德

　　我们知道，在中国历史上，曾经出现过一个思想自由旷达、文化光辉夺目、名士奇人辈出的被称作绝响的时代，那便是魏晋时代，又被称作是魏晋风流。之所以如此，便是因为当时的众多知识分子在思想和行为上所表现出来的豪放不拘、纯朴自然。通过下面的几个人的故事，让我们一窥其貌。

　　竹林七贤之一的阮籍，颇具才名，但因为看不惯当时的司马氏的统治，天天故意喝得醉醺醺的，以躲避政治。据说他经常独自一个人驾车野游，随意而行，走到哪儿没有路了，便大哭一场返回来。

　　阮籍非常孝顺，但是却并不严格遵守儒家礼教所规定的孝道。有一天，他正在和人下围棋，邻居跑来告诉他，他母亲逝世了。下棋的对手一听，立刻便要终止下棋。没想到阮籍却不同意，执意要求将这局棋下完。不仅坚持下完棋，而且，在棋下完后，阮籍还违反礼教规定的居丧期间不得饮酒的规定，一下子喝了两斗（这个斗是盛酒器，并非计量单位）酒。然后，阮籍吐血数升。在母亲将要下葬时，阮籍又不顾礼教的约束，吃了一个蒸肫，又喝了二斗酒，然后看了母亲尸体一眼，说了一句“完了”，就大哭一声，又吐血数斗。

　　因为阮籍是当时名人，许多达官名人都来吊唁他的母亲。但是，阮籍非但不接待并对来人表示感谢，而是披散着头发坐在那里，连正眼都不看别人一眼，并非常轻蔑地朝来客翻白眼。一次，当时的名士裴楷来参加葬礼，阮籍依旧只是朝他翻白眼。裴楷却一点也不在意，按礼节吊唁了便走了。出来后，有人对裴楷说：“凡是吊唁，主人哭了，客人才依礼哭两声。既然阮籍不哭，你为何还要哭呢？”裴楷回答说：“阮籍是方外之士，可以不拘礼节；我是世俗中人，所以按礼行事。”后来又一位名士嵇喜来吊，阮籍同样翻白眼，嵇喜不太愉快地走了。嵇喜的弟弟嵇康听哥哥说到这件事后，便抱着酒和琴前来吊唁，这次阮籍非常高兴，和嵇康竟然在母亲的灵柩旁又喝又唱。

　　一次，阮籍的嫂子要回娘家，阮籍前来与她告别。有人讥讽他的行为不合礼数，阮籍却说“礼难道是为我设的吗？”邻居家有个少妇长得颇有姿色，在街上开了个酒馆，是个“卖酒西施”。阮籍经常到她的酒馆里喝酒，醉了，便躺倒在“卖酒西施”的身边。这显然是不大合适的，但是阮籍并不避嫌。“卖酒西施”的丈夫知道了，因为知道阮籍的性子，并不怀疑阮籍和自己妻子有什么。

　　在魏晋时期，行为狂放自由的绝不仅仅是阮籍一个人，而是一种群体的行为。竹林七贤中嗜酒的刘伶，经常大白天裸体躺在屋子里，有人看到后便讥讽他，他却说：“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裤衣。你们怎么跑到我的裤裆里来了？”据说他嗜酒如命，经常一个人驾着鹿车，抱着一壶酒出门野游，并让一个仆人拿着铲土的工具跟在后面。他对仆人说：“我如果死了，就地把我埋了就是。”

　　不仅知识分子如此，就连魏文帝曹丕都是一个不拘礼的人士。据说曹丕已经被曹操选为继承人，但还没有称帝时，建安七子之一的王粲死了。身为王粲好友的曹丕亲自为其举行了葬礼。在王粲下葬的时候，该曹丕念悼词，他却出人意料地说道：“我们就不来那些虚套了，王粲生前喜欢听驴叫，我们就每人学一次驴叫来送送他吧！”于是，葬礼上竟然响起了一片嘹亮的“驴叫之声”。这叫声不仅响彻四野，也响彻千古。

　　可以看出，整个魏晋时期，人们在思想上很大程度地偏离了汉代所尊奉的儒家正统，行为上也很不符合礼教的要求。但是，我们同时应该看到，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文化灿烂、群星璀璨的历史时期，乃至被后世知识分子推崇为一个不会再重现的历史的绝响。现代人更是赋予其一个充满了向往之情的名字——魏晋风流。这是为什么呢？这些看上去与正统思想和礼数格格不入的东西为何会得到人们的敬仰和艳羡？

　　这里其实便涉及到了老子所说的“上德”“下德”之辩。魏晋人士的风流虽然不合儒家礼数和正统思想，但是要知道，儒家所说的“德”其实只是一种充满人为痕迹的“下德”，更遑论“德”之下的“仁”“义”“礼”了。魏晋人士的思想和行为虽然违反了儒家之“德”之“礼”，却与老子所说的“上德”，乃至与“天道”是暗合的。以阮籍为例，他固然在听到母亲去世的消息后执意将棋下完，在母亲的葬礼上喝酒唱歌，但这并不能说明他对母亲没感情，更不能说明他不孝敬母亲。相反，他为母亲的去世竟然吐出数升血，这种深情和孝敬是一般人比不了的。实际上，现实中还真有那种不孝顺的人，他们打爹骂娘，行为如同禽兽，我们绝不会去推崇这样的人，因为他们连德都丧失殆尽，还谈论什么“下德”和“上德”呢。由此可知，魏晋风流之所以风流，便是其暗合了老子所说的“大道”的。

　　不仅魏晋人士，在现实生活或者文艺作品中，我们经常可以见到一些表面上不符合世俗道德的人物，但我们却觉得他们并不坏。在乡间我们有时会遇到一种憨厚朴实的人，他们看上去有些不大“知礼”，但在大是大非面前，他们却能够出人意料地做出清晰的判断，并有着鲜明的态度，比起那些“知书达理”之人的模棱两可更让人肃然起敬。这其实也是那种不合“小礼”，却暗合大道之人。明代的洪应明在《菜根谭》中认为那些性格浑厚朴拙的人，可以培养子孙的元气，其道理便在这里，因为这样的人是暗合了“道”的。

　　魏晋人士的作为，对于我们每个人的为人处世都给出了一定启示。在对世事或别人的行为进行判断时，我们也不要一味死板地以通常的眼光，即“下德”去裁量。如果能够从更高的“上德”的角度去考虑问题，也许我们的眼界能够更开阔一些，生命的格局能够更大气一些。另外，涉及到我们自己，固然应该遵守社会公德，也就是所谓的“下德”，但是，如果你觉得自己的行为有“上德”作为支撑，那么你不一定要顾及世俗的眼光和标准，不拘常礼，不在乎世俗眼光，打破常规，也未尝不可。我们之所以能够冲破这个社会给我们设立的种种规范，因为老子给我们提供了思想武器，我们可以藐视所谓的德，让心灵直接面对宇宙大道。当我们能够做到这一点，就能摆脱一些惯性的思维，更真切地感受到我们的生命本身，也必将能够开拓出更为独立而精彩的人生。这便是我们从老子的“上德”“下德”之辩中得到的启发。

　　【从政之道】

　　孟尝君纳门客

　　在《史记》中有一篇《孟尝君传》，讲的是以贤能著称的“战国四公子”之一的孟尝君的故事。在文章中，身为齐国显贵王族的孟尝君最突出的特点便是善于“纳士”，即招揽有才能的人。因此，各诸侯国的宾客以及许多犯罪逃亡的人，都前来投奔并归附了孟尝君，其府上总共养有几千名食客。孟尝君对于来到门下的宾客都热情接纳，给予优厚的待遇，并且不厚此薄彼，不分亲疏贵贱，一视同仁，关于此，文章记录一些生动的故事。

　　据说孟尝君初次接待宾客时，总是在屏风后安排侍史，让他记录孟尝君与宾客的谈话内容，并故意询问宾客亲戚的住处以让侍史记下。宾客刚刚离开，孟尝君就已派使者到宾客亲戚家里抚慰问候，献上礼物。据说有一次，孟尝君招待宾客吃晚饭，有个人遮住了灯光，那个宾客很恼火，认为自己的饭食肯定比孟尝君的要差一些，于是放下碗筷就要辞别而去。孟尝君马上站起来，亲自端着自己的饭食与他的相比，那个宾客惭愧得无地自容，就刎颈自杀表示谢罪。

　　而孟尝君的招贤纳士也得到了回报，《史记·孟尝君传》中便讲述了孟尝君依靠门客之力成功从秦国逃亡的故事。齐愍王二十五年（公元前299年），孟尝君被齐愍王派到秦国，秦昭王因为久闻孟尝君的贤明，让他担任秦国宰相。但臣僚中有的人劝说秦王道：“孟尝君虽然贤能，但他是齐王的同宗，如果他让任秦国宰相，他谋划事情必定是先替齐国打算，而后才考虑秦国，秦国岂不危险！”于是秦昭王就打消了任命孟尝君的念头，并准备放他回国。但是又有人进言道：“孟尝君在这住了这么久，对于秦国的情况已经很熟悉了，放他回去无异于纵虎归山啊！”秦昭王觉得有理，便把孟尝君囚禁起来，图谋杀掉他。

　　孟尝君知道内情后，十分着急，于是派人去见昭王的宠妾，请她向秦昭王请求放了自己。但那个宠妾提出条件，想要得到孟尝君的一件白色狐皮裘。此裘是孟尝君来的时候所带，价值连城，天下无二。可是，孟尝君已经将它献给了秦昭王了。孟尝君为这件事发愁，并将情况告知了门客。正在大家无计可施之时，宾客中有一位会披狗皮盗窃东西的人称自己有办法拿回这件白色狐皮裘。当天夜里，他化装成狗钻入了秦宫中的仓库，取出献给昭王的那件白狐裘，拿回来献给了昭王的宠妾。秦昭王的宠妾得到后，替孟尝君说情，昭王果然释放了孟尝君。

　　孟尝君被释放后，因害怕事情暴露，立即隐姓埋名乘车逃离，一路狂奔到了函谷关。秦昭王这边听说孟尝君逃走后，果然后悔了，派兵前来追赶孟尝君。孟尝君一行赶到函谷关时正值深夜时分，城门已经关上了，按照规定要到天亮时才打开。正在无计可施之际，宾客中又有个会学鸡鸣的人表示自己有办法。于是他学起了鸡叫，附近的鸡听到后也一齐跟着叫了起来。守关的人听到鸡叫，以为天亮，便打开了城门，孟尝君一行乘机出了函谷关。出关之后不久，秦兵便追到了。他们见孟尝君一行已经离去，无奈只好罢休。这个故事还留下了一个成语，便是“鸡鸣狗盗”，成为孟尝君招纳贤人并最终得到回报的经典例证而为后人所津津乐道。

　　不过，到了北宋时期，著名政治家、文学家王安石却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在其著名散文《读孟尝君传》中提出了与众不同的观点。在文章中，王安石认为，孟尝君所谓的“纳士”，不过是一种只注重表面和名声的行为，并非实质上的纳士。他进一步感叹道，孟尝君所招纳的不过是一群鸡鸣狗盗之辈罢了，哪里是真正的贤士！如果他真地招到了贤士，以齐国强大的国力，即便只得到一个真正的贤士，也可以使齐国成为天下霸主，从而将秦国控制在自己的势力之下，哪里还用得着那些鸡鸣狗盗之士出力相救！而那些贤士之所以不肯归附孟尝君，便是因为不屑于与这些人为伍。这番言论可以说是相当犀利独到的，得到了广泛的认可。在这里，王安石准确说出了孟尝君纳士的一个致命缺点，便是只注重了形式，而忽略了实质。他只是一味来者不拒地接纳宾客，而不问其是否是真正的“士”，这固然使他乐于招贤纳士的贤德名声广布天下，却并未带来实际的效果。关于孟尝君乐于招贤纳士，即使是对其持褒扬态度的司马迁也表示了自己不敢苟同的看法。在《史记·孟尝君传》结尾，司马迁说道，我曾经路过薛（孟尝君的封地），其乡间多暴虐子弟，与邻近的邹、鲁不同。询问原因，当地人回答说：“孟尝君招纳天下的任侠之士，因此许多奸人都来到了这里，总共算下来，这样的人大概有六万余家吧！”最后，司马迁感叹道：天下都传孟尝君以好客自喜，果然是名不虚传啊！显然，司马迁的这句话已经不是称赞，而是有些讽刺的意味了，而这，与王安石的观点不谋而合！总之，按照王、司马两人的观点，孟尝君所谓的“纳士”，是虚大于实的，并未取得什么实效，因此违背了老子所说的“处其实，不居其华”的教诲，可以说乃是老子所奉劝我们的“处实去华”箴言的一个反例。 道德经全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