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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子有三宝，慈俭不为先老子传了三件法宝：“曰慈，曰俭，曰不敢为天下先。”在这里，慈，指内心深处纯良与中正的外在表现；俭，指适中适可的行事方式；不敢为天下先，即具体应该如何去做。凡事从“我”着手，恰好解决问题即可，无需过多的形式与修饰，否则，便是冗余。不敢为天下先，即不违背“道”，做事符合“道”的准则，无论是事物内在的道还是外在的道。背“道”而驰，就会冒天下之大不韪，循“道”而行，也有一定的前提要求，即“不敢”的时候，不具备某种能力的时候，没有认清某种“势”的时候，就不要“螳臂当车”，为天下之先。

　　汉文帝极为推崇且深谙“黄老之道”，他是将老子的传世三件宝真正身体力行的一代君主，慈、俭、不敢为天下先，都逐一做到。

　　汉文帝即位不久，就下了一道诏书说：“一个人犯了法，定了罪也就是了，为什么要把他的父母妻儿也一起逮捕办罪呢？我不相信这种法令有什么好处，请你们商议一下改变的办法。”大臣们一商量，按照汉文帝的意见，废除了一人犯法、全家连坐的法令。后来的缇萦上书，废除肉刑，更是文帝仁慈治天下的表现。临淄太仓令淳于意因无心官场，辞官归故成为一名郎中。一次，当地一位豪商的妻子生了病，请淳于意医治，不料病人不治身亡，商人仗势向官府告了淳于意一状，当地官吏判处其“肉刑”，将其押赴长安。淳于意的小女儿陪父前往长安，并托人写了一封奏章传入宫门，乞求皇帝废除惨无人道的肉刑，自己甘愿没为官奴替父赎罪。汉文帝看了信，召集群臣，说：“犯罪受罚，理当如此。但肉刑过于残酷，不利于人改过自新，将之取缔吧！”

　　吕祖谦曾说过：“凡四百年之汉，用之不穷者，皆文帝之所留也。”综观西汉文帝在位的言行政措，有一点特别突出，即“躬自俭约”，文帝敦朴节俭是臣民的表率。《史记·孝文本纪》中记载：文帝即位从政23年间，生活俭朴，身着粗袍；修建陵墓全用泥瓦，甚至连墓室装饰也明令不准使用金、银、铜、锡等贵重金属；所宠爱的慎夫人，也随文帝过着简朴的生活，平时不着一般贵妇穿的拖地长裙，而是像劳动妇女那样“衣不曳地”，所居住的室内帷帐全无雕龙绣凤的纹饰。一次，汉文帝想在宫内修一座露台，就向工匠打听所需花费，当工匠告诉他修成需要百金时，汉文帝马上感叹：“这花费相当于十户中等人家的财产啊。”于是放弃了原先的打算。

　　此外，文帝还经常揽过失于自身，他说：“我听说天之道是祸自怨恨而起，福由行德而生，百官的不对，应该由我亲身负责……我不英明，不能施德及远，以致使边疆的人们不得宁息。”汉文帝下罪己诏非常频繁，无论天象异常或外患日亟，他都要罪己反省。后世许多人认为时为代王的刘恒在继承帝位之前的谦虚不过是一场“不敢为天下先”的表演，即便如此，也是文帝将黄老之术运用娴熟的表现吧。

　　汉文帝学习老子可谓抓住了其精髓所在，故能成为一代名主。后世帝王因此十分推崇于他，却少有人能真正做到，更别说与之比肩了，反而不少人假冒为善，欺世盗名，比如晋武帝司马炎就是其中一个。

　　晋武帝司马炎谋权篡位当上了晋朝的开国皇帝，这位以欺诈起家、取天下于孤儿寡妇之手的君主在他在位的第四年做了一件事，竟然波及后世中国科技的发展，可谓影响深远。

　　太医司马程阿谀谄媚，为讨好皇帝，利用精工绝巧的手工艺，精心设计制作了一件“雉头裘”，奉献上去。司马炎为标榜恭俭，将这件精巧的裘服在殿前烧毁，并下了诏书，认为“奇技、异服，典礼所禁”。机巧技艺、奇装异服是传统文化精神中所反对的，特敕令内外臣民，敢有再犯此禁令的，便是犯法。

　　我们读中国的历史，姑且不论司马氏得天下是好是坏以及对司马炎的个人道德和政治行为又作什么评价，但历来对奇技淫巧、精密工业以及科技发展的严禁，大体都是效法司马炎这一道命令的精神。因此，便使中国的学术思想，在工商科技发展上驻足不前，永远停留在靠天吃饭的农业社会的形态上。

　　电视剧《宰相刘罗锅》中曾用几个场景便将乾隆皇帝效法司马炎的虚伪之举表现得淋漓尽致：他奖赏一位身着补丁官服的虚伪官吏，标榜俭朴；他对西洋供奉的舰船模型不屑一顾……电视是在杜撰历史，也是在重现历史，许多封建帝王都是在老子传世“三件宝”中学到了些皮毛，便自欺欺人。帝王治世之道，便是现代的领导艺术；古代的处世之道，如今依然有着不变的价值。

　　老子的三件宝经过了历代的演绎，后人恐怕已找不出其原本的含义了，只有抓住关键，才能真正在老子的告诫中安守清净，从容处世。 道家做人儒家做事佛家修心大全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