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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谨言慎行方无尤东汉末年，曹操酷爱幼子曹植的才华，因此想废了曹丕转立曹植为世子。当曹操就这件事征求贾诩的意见时，贾诩却一言不发。曹操十分疑惑：“你为什么不说话？”贾诩说：“我正在思量一件事！”曹操问：“什么事？”贾诩答：“我正在想袁绍、刘表废长立幼招致灾祸的事。”曹操闻言一笑，领会了贾诩的言外之意，也不再提废立之事了。

　　贾诩此举实在高明。长幼废立之事，虽为国事也算家事，但是曹操问起，倘若不说曹操会不高兴；说得深浅分寸不当，亦会引起曹操的不满。贾诩绕了一圈，用袁绍的故事来点破其中的玄虚，曹操自然明白。这样，贾诩既避免了指手画脚的嫌疑，也起到了问有所答的妙处，实为上策。

　　说话就像是做人，说话的艺术，其实也是做人的艺术。《庄子·人间世》讲，“言者，风波也；行者，实丧也”。意思是告诉人们，风一来，平静的水面就起波澜，一句话说错了，人与人之间就跳出问题来。正所谓一言兴邦，一言丧邦。一句话如刀之双刃，口业十分重要。人的行为是事实，行动错了，事情便很危险了。在这里，庄子将人的言与行的后果指示了出来，给人以启发。

　　《增广贤文》里面有这样一句：“逢人只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这句话作为中国人生存的金玉之言而被世代强调。逢人只说三分话，还有七分，不必对人说出，以免别人彻底掌握自己的“底细”。有的人也许认为，自己做人光明磊落，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说三分话岂不是太过阴险了？没有什么见不得人，是指你所做的事没有什么可隐瞒的，并不是说非要尽情向别人宣布。老于世故的人，他只说三分话，就能在社会中如鱼得水、游刃有余。说话本来有三种限制，一是人，二是时，三是地。非其人不必说；非其时，虽得其人，也不必说；得其人，得其时，而非其地，仍是不必说。非其人，你说三分真话，已是太多；得其人，而非其时，你说三分真话，正给他一个暗示，看看他的反应；得其时，而非其地，你说三分真话，正可以引起他的注意，如有必要，不妨择地长谈，这叫做通达世故的人。

　　庄子在《庄子·人间世》中还借孔子的口论述了这样一段人生哲理。他说：“故法言曰：‘传其常情，无传其溢言，则几乎全。’”外交官传达两方面意见的时候，做翻译官也一样，‘传其常情’，很正规，很平常，“无传其溢言”，就是说过分的话不能传，好坏都不能加一点，你能够做到这样，就能保全自己，也能够完成使命。

　　这虽然是一段讲外交官的修养，做外交的哲学，但也是告诉我们做人懂得谨言慎行，才能无尤少祸。俗话说嘴巴闭关，舌头收箭，我们说谨言慎行，其实也是一种耐与恒的做人境界。

　　徐文远是名门之后，他幼年跟随父亲被抓到了长安，那时候生活十分困难，难以自给。他勤奋好学，通读经书，后来官居隋朝的国子博士，越王杨侗还请他担任祭酒一职。隋朝末年，洛阳一带发生了饥荒，徐文远只好外出打柴维持生计，凑巧碰上李密，于是被李密请进了自己的军队。李密曾是徐文远的学生，他请徐文远坐在朝南的上座，自己则率领手下兵士向他参拜行礼，请求他为自己效力。徐文远对李密说：“如果将军你决心效仿伊尹、霍光，在危险之际辅佐皇室，那我虽然年迈，仍然希望能为你尽心尽力。但如果你要学王莽、董卓，在皇室遭遇危难的时刻，趁机篡位夺权，那我这个年迈体衰之人就不能帮你什么了。”李密答谢说：“我敬听您的教诲。”

　　后来李密战败，徐文远归属了王世充。王世充也曾是徐文远的学生，他见到徐文远十分高兴，赐给他锦衣玉食。徐文远每次见到王世充，总要十分谦恭地对他行礼。有人问他：“听说您对李密十分倨傲，对王世充却恭敬万分，这是为什么呢？”徐文远回答说：“李密是个谦谦君子，所以像郦生对待刘邦那样用狂傲的方式对待他，他也能够接受；王世充却是个阴险小人，即使是老朋友也可能会被他杀死，所以我必须小心谨慎地与他相处。我察看时机而采取相应的对策，难道不应该如此吗？”等到王世充也归顺唐朝后，徐文远又被任命为国子博士，很受唐太宗李世民的重用。

　　徐文远之所以能在五代隋唐之际的乱世保全自己，屡被重用，就是因为他在平时说话办事能够谨慎以待，不张扬不放纵。可谓深得道家做人的智慧。

　　有一篇文章叫《说话的温度》，讲述的也是这个道理。“急事，慢慢地说；大事，清楚地说；小事，幽默地说；没把握的事，谨慎地说；没发生的事，不要胡说；做不到的事，别乱说；伤害人的事，不能说；讨厌的事，对事不对人说；开心的事，看场合说；伤心的事，不要见人就说；别人的事，小心地说；自己的事，听听自己的心怎么说；现在的事，做了再说；未来的事，未来再说。”

　　此段描述，与庄子的用意不谋而合。言语能够引起风波，而行动会直接带来结果，做人做事，需要懂得忍耐矜持、谨言慎行，有时不妨多听听别人是怎么说的，这样自然能给自己免去不少祸患和麻烦。 道家做人儒家做事佛家修心大全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