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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轻率易失根本，负重才能致远老子说，“重为轻根，静为躁君，是以君子，终日行不离辎重，虽有荣观，燕处超然。奈何万乘之主，而以身轻天下，轻则失根，躁则失君”。这句话的意思是，厚重是轻率的根本，静定是躁动的主宰。因此君子终日行走，不离开载装行李的车辆，虽然有美食胜景吸引着他，却能安然处之。为什么大国的君主，还要轻率躁动以治天下呢？轻率就会失去根本，急躁就会丧失主导。

　　“重为轻根”的“重”字，可以牵强作为重厚沉静的意义来解释，重是轻的根源，静是躁的主宰。“圣人终日行而不离辎重”，并非简单指旅途之中一定要有所承重，而是要学习大地负重载物的精神。

　　大地负载，生生不已，终日运行不息而毫无怨言，也不向万物索取任何代价。生而为人，应效法大地，有为世人众生挑负起一切痛苦重担的心愿，不可一日失却这种负重致远的责任心。这便是“圣人终日行而不离辎重”的本意。

　　有人说，世界上只有两种动物能到达金字塔顶。一种是老鹰，还有一种，就是蜗牛。鹰矫健，敏捷，锐利；蜗牛弱小，迟钝，笨拙。鹰残忍、凶狠，杀害同类从不迟疑；蜗牛善良、厚道，从不伤害任何生命。鹰有一对飞翔的翅膀，蜗牛背着一个厚重的壳。与鹰不同，蜗牛到达金字塔顶，主观上是靠它永不停息的执著精神，客观上则应归功于它厚厚的壳。蜗牛的壳，非常坚硬，它是蜗牛的保护器官。据说，有一次，一个人看见蜗牛顶着厚重的壳艰难爬行，就好心地替它把壳去掉，让它轻装上阵，结果，蜗牛很快就死了。正是这看上去又粗又笨、有些负重的壳，让小小的蜗牛得以万里长征，到达金字塔顶。

　　对此，有人总结说：有时，有所背负，反而能够走得更远。确实很有几分道理。

　　志在圣贤的人们，始终要戒慎畏惧，随时随地存着济世救人的责任感。倘使能做到功在天下、万民载德，自然荣光无限，正如隋炀帝杨广所说的：“我本无心求富贵，谁知富贵迫人来。”道家老子的哲学，看透了“重为轻根，静为躁君”和“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自然反复演变的法则，所以才提出“虽有荣观，燕处超然”的告诫。

　　虽然处在“荣观”之中，仍然恬淡虚无，不改本来的素朴；虽然安然处在荣华富贵之中，依然超然物外，不以功名富贵而累其心。能够到此境界，方为真正悟道之士，奈何世上少有人及，老子感叹：“奈何万乘之主，而以身轻天下。”

　　人们不能自知修身涵养的重要，犯了不知自重的错误，不择手段，只图眼前攫取功利，不但轻易失去了天下，同时也戕杀了自己，触犯了“轻则失根，躁则失君”的大病。提及身轻失天下，不由让我们想起汉朝的王莽。

　　王莽是皇太后王政君弟弟王曼的儿子，父辈中九人封侯，父亲早死，孤苦伶仃。与同族同辈中声色犬马的纨绔子弟相比，王莽聪明伶俐，孝母尊嫂，生活俭朴，饱读诗书，结交贤士，声名远播。他曾几个月衣不解带地悉心侍候伯父王凤，深得这位大司马大将军的疼爱。加官晋爵后的王莽依旧行为恭谨，生活俭朴，深得赞誉。正当王莽踌躇满志之时，成帝去世，哀帝即位，王莽的靠山王政君被尊为太皇太后，失去了权力，王莽下野，并一度回到了自己的封国。这段期间，王莽依然克己节俭，结交儒生，韬光养晦。为了堵住悠悠之口，哀帝以侍候王太后的名义，把王莽重新召回到京师。随着年仅9岁的汉平帝即位，王莽将军国大政独揽一身，其野心也急剧膨胀。而后，一心想当帝王的王莽，假借天命，征集天下通今博古之士及吏民48万人齐集京师，“告安汉公莽为皇帝”的天书应运而生，王莽也理所应当地由“安汉公”而变为摄皇帝、假皇帝。“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在平定了几多叛乱之后，王莽宣布接受天命，改国号为“新”，走完了代汉的最后一幕。

　　称帝后，他仿照周朝推行新政，屡次改变币制，更改官制与官名，削夺刘氏贵族的权力，引发豪强不满；他鄙夷边疆藩属，将其削王为侯，导致边疆战乱不断；赋役繁重，刑政苛暴，加之黄河改道，以致饿殍遍野。王莽最终在绿林军攻入长安之时于混乱中为商人杜吴所杀，新朝随之覆灭。

　　当了15年新朝皇帝的王莽王巨君，是近两千年来中国历史上争议最多的人物之一，有人把他比作“周公再世”，是忠臣孝子的楷模，有人把他看成“曹瞒前身”，是奸雄贼子的榜首。白居易一语道破天机：“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

　　老子所谓：“及吾无身，又有何患。”人的生命价值，在于其身存。志在天下、建丰功伟业者，正是因为身有所存。现在正因为还有此身的存在，因此，应该戒慎恐惧，不可轻率，安然自处而游心于物欲以外。不以一己私利而谋天下大众的大利，立大业于天下，才不负生命的价值。可惜为政者，大多只图眼前私利而困于个人权势的欲望中，以身轻天下的安危而不能自拔，由此而引出老子的奈何之叹！ 道家做人儒家做事佛家修心大全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