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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章 空间生产的生活意蕴面对成就与问题都日益突出的空间变革，列斐伏尔运用生产逻辑对空间变革进行理解、概括与反思，认为空间变革的本质是空间生产。笔者认为，在生产逻辑的背后，存在更为深刻与现实的生活逻辑。从生产逻辑走向生活逻辑，从生产时代向生活时代转换，是当代社会的重要趋势。但从生产时代向生活时代转换，并不意味着生活逻辑是一个不需要澄清、不会出现问题的范畴。揭示空间生产的可能生活问题，厘清空间生产、空间变革的合理生活内涵，对理解和解决诸多空间问题，建构合理的城市哲学，具有基础意义。

　　一

　　列斐伏尔用“空间生产”这个范畴来概括我们遭遇的空间变化，特别是席卷世界的城市化浪潮，其意义是双面的。一是突出了空间的主体性、实践性。空间不再是一个没有内容的容器，而是一种由人的实践所创造，同人的存在具有密切互动关系的人化空间。一是突出了当代空间变革的深层问题。当代城市化等空间变革主要由生产逻辑所主导，空间成为掌握权力、资本的强势集团生产和再生产自身地位、利益的工具。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范畴的双面性，根源于其所使用的“生产”概念的双面性。一是广义上的生产，作为“能指”的生产，也就是一般意义上的人类活动，人的实践。以这种一般性的生产概念为基础，所谓空间生产，就是空间变革、空间实践。一是狭义上的生产，作为一种“所指”的生产，特指近代特别是晚近以来由理性主义、经济主义、资本与政治权力所主宰的生产，也就是一种异化、片面、有问题的实践和变革。以这种特指性的生产概念为基础，所谓空间生产，就是以一种片面的生产逻辑为主导，在资本与权力主导下的异化的空间变革、空间实践。在能指与所指的统一中，列斐伏尔用生产逻辑来揭示空间问题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政治批判与方法论意义。

　　但问题在于，生产范畴、生活逻辑是否能够成为揭示空间等当代社会变革、现代性问题的核心范畴、唯一逻辑。笔者认为，对生产问题的理解需要引入生活范畴。空间生产之所以存在问题，成为一种有问题、需要得到批判与反思的进程，其重要原因是空间变革的目的发生了偏离，空间只服务、服从于片面的生产，而脱离了全面的生活；是空间与生活的关系没有得到有效澄清，人的生活、主体的生活，没有成为空间变革、空间实践的自觉目的。对生产范畴的深入理解离不开生活范畴，揭示空间变革等当代现代性问题，需要引入经过反思的生活范畴。

　　在马克思看来，生产、分配、交换、消费是一个统一的过程，而消费的真正本质，是人的生产、劳动力与主体的再生产。可以说，马克思所说的消费，在一定意义上就是生活。在马克思看来，近代资本现代性的根本问题，是把利润与财富的增长和生产作为根本的目的，而把人的生活过程，作为人的再生产的消费过程从属于这种以利润为目的的片面的生产过程。生活逻辑的自觉与突显，对克服资本现代性具有重要的认识和实践意义。恩格斯曾经对生产进行过经典论述，认为生产包括两个方面：人的生产与生活的生产。在恩格斯那里，生产是人类社会存在的重要的基础进程，但生产的基础是人的生产，而生产的目的是人的生活。离开了生活范畴，生产范畴必然走向片面与异化。恩格斯对近代曼彻斯特的空间生产进行了深刻的揭示和批判。在恩格斯的那个时代，曼市的空间布局以资本生产为核心，工厂作为商品和利润的生产基础处于中心，工人居住在工厂外围环境恶劣的棚户区，资本家居住在更外围的环境优美的区域。在空间实践这个层面，以曼市为代表的资本现代性的最大问题，就是把空间变革沦为为资本、为少数人谋利的工具，而没有成为服务于更多大众的生活的进程和实践。生活特别是普通大众的生活被遮蔽、被牺牲，是资本与权力逻辑主导下的空间生产、空间实践的最根本问题。

　　在萨克看来，空间是客观与主观的统一，具有深刻的主体性，尤其需要从主体（主观）的角度理解空间。“不同的空间概念主要源自于关于空间的不同看法。即使面对的是同一个空间结构，但当这个空间结构为各种不同的模式，诸如科学模式、社会的科学的模式、艺术模式、神话巫术模式、儿童模式、实践模式以及社会模式等所考察时，这些各不相同的模式对同一个空间结构的评价可能完全不一样。”“在不同的时代和文化氛围里，人们是以不同的方式来看待和评价地理空间的。”人性具有全面性，人的需要具有全面性，生活具有全面性，人们对空间的关系与态度也具有全面性。但在科学与理性的主导下，人们日益强调以科学与理性逻辑为基础认识和对待空间，走向了空间问题上的理性异化、科学异化、生产异化。“所有的个人和群体不只是用一种思想模式来评价空间及其特性，甚至也不只是用一种思想模式来评价一种单一的形式、形状或场所。”“由于民族国家越来越复杂，国家的规模不断增大，加之社会思想分裂成具体的学科，所以，人们很少尝试研究空间关系与整个社会之间的关系，而更关心的是一个特定的空间构型怎样影响行为的特定方面。”显然，需要回归一种更为全面的空间关系，从一种以理性和生产逻辑为主导的人与空间的单向度关系，回归到以全面的生活为基础的人与空间的全面、全维度关系。

　　城市化是空间生产的首要领域，在芒福德看来，近代以来城市发展的根本问题，是城市化与人的尺度、人的需要严重背离。在应然和趋势的意义上，“城市通过集中物质的和文化的力量，加速了人类交往的速度，并将它的产品变成可以储存和复制的形式。……它不但集中了传递的扩大这一遗产所需的物质手段，而且也集中了人的智慧和力量。这一点一直是城市给我们的最大的贡献”。“城市的任务是充分发展各个地区，各种文化，各个人的多样性和他们各自的特性。”“城市的主要功能是化力为形，化能量为文化，化死的东西为活的艺术形象，化生物的繁衍为社会创造力。”但在现实中，城市呈现异化发展的趋势。城市被扭曲为追求财富与权力的工具，成为奴役大多数人的场所和工具。“大都市表面上一片和平景象，一切运转得井井有条。但暴力的深度和广度突然加大了。”“20世纪的城市历史也许可以叫做一部奇怪医疗故事，这种治疗方法一方面寻求减轻病痛，另一方面却孜孜不倦地维持着导致疾病的一切令人痛苦的环境——实际上产生的副作用像疾病本身一样坏。”回归城市发展、空间生产的人性目标，以人的尺度和需要，以人的全面生活规范城市化、空间生产，对解决日益严重的城市问题、空间异化，具有基础意义。

　　笔者认为，现代空间观的最大问题，是从客观、客体的角度，而不是从主体的角度来理解空间，没有把空间变革理解为“革命的实践活动”。马克思对费尔巴哈的批判，在方法论上适用于从客观出发的空间观。“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仅仅从客体的角度理解空间，是生产与空间生产走向狭义化、异化，成为远离、背离人的主体需要，与主体的全面生命活动、全面生活进程相背离的重要方法论原因。人是一种具体的存在，空间与主体的关系是一种全面的关系。在马克思看来，所谓具体，就是多样性的综合。“具体之所以具体，因为它是许多规定的综合，因而是多样性的统一。”人的具体性就是人性的多样性，以及这种多样性的对象化实现。人是一种总体性、整体性的存在，人的需要和存在的每一个方面都会以对象化、空间化的形式存在，因此，人的总体性与整体性也就对应于空间的多样性。没有多样性的空间，也就没有人的具体性。狭义的空间生产的最根本问题，正在于把空间生产片面化，用一种单一的逻辑主导空间实践。

　　现实中的诸多空间问题，在本质上都同经济逻辑与权力逻辑对空间变革的主导有关。在狭义的生产逻辑主导下，空间变革主要呈现出以下问题与矛盾：其一，从空间的物质形态看，宏观空间生长无序与微观空间发育不足相同步。权力与资本往往会选择建造宏大建筑、开辟宽阔的道路，以体现其力量与权威。但在这些宏大建筑的背后，往往就是狭小、无序的破旧建筑，在宽阔道路的背后也往往是狭窄的道路。而这些宏大建筑的内部也往往存在诸多凌乱、无序的场所。这是在权力与资本逻辑主导下的空间生产的必然。其二，从空间的权利归属看，不同主体之间的空间权利不平等。在资本与权力逻辑主导下，空间成为一种生产资料，成为生产和再生产权力、资本、利润、剩余价值的生产资料。掌握权力与资本的主体，成为空间生产的主体，并可能能够通过空间生产获取更大的利益，并掌握更多更宏大的空间。而处于权力与资本掌握下的主体，则成为空间生产、空间运作的工具，只能拥有相对狭小的空间，甚至没有属于自己的居住、生活空间。这其实导致了公共空间的不断私有化，所谓的公共空间成为强势主体实际占有的私有空间。而普通人的生存、生活与活动空间则日益狭小。其三，从空间所承载的社会关系看，空间风险不断加剧可能导致激烈的社会冲突。主体之间不平等的空间权利关系如果继续恶化，社会关系的空间风险将日益聚集，并可能以各种意想不到的形式爆发。空间权利是一种基本的主体权利，在前现代，空间权利表现为土地权，在现代性语境下，空间权利不仅表现为土地权，也表现为建筑、道路等的所有权、使用权、收益权等。土地等空间权利历来是导致社会冲突、社会变革的重要原因，当这些权利的不平等日益加剧时，必然导致综合性的社会风险，并最终成为政治风险。

　　厘清空间变革的生活本质，使空间生产回归全面的生活逻辑，实现空间生产的伦理基础的转换，是解决诸多空间问题的重要基础。

　　二

　　20世纪晚期以来，人类深刻地从生产时代进入生活时代。不同的学者与思考者对这种转换有不同的表述。波德里亚把这个新的阶段称为消费社会；丹尼尔·贝尔称之为后工业社会；利奥塔等称之为后现代；麦克高希则称之娱乐时代。在《世界文明史》中，麦克高希认为，人类社会已经深刻地从以工业为基础的时代，进入以传媒、娱乐为代表的新阶段，他称之文明四；目前正在进入的以数字化信息为基础的新阶段，他称之为文明五。“将娱乐作为取代过去500年旧文明的新文明的基础，这似乎有点奇怪。然而，这占优势地位的文化的表征在20世纪晚期正在发挥着强烈的吸引力。计算机图像创造了一种新的引起感观兴奋的景象，以及从能产生幻觉的机器中得到乐趣的新的机会。”笔者认为，这种文明转变的深层本质是从以大工业为基础、以物质财富增长为目标的生产时代，进入了以人的尺度和需要的更多满足为目标的生活时代。生活成为20世纪晚近以来的时代主题。从“生产文明”向“生活文明”的转换，是现时代的重要特征或者说趋势。

　　虽然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文明，但是，不管文明以何种技术、关系为基础，都需要以空间的形式实现。文明与空间是一种必然同步、相互确认的关系。不同时代的文明具有不同的空间形式，也具有不同的空间问题。从历史转换看，在文明的早期，前生产时代、前工业时期，人类还没有掌握大规模生产、大规模改造自然的技术、工具、手段，在这种条件下，人类居住、交流、生产、生活等的空间都更多体现出与自然的接近、对自然的尊重。虽然有了一些较大的城市、大的聚集区，但在总体上，人类的城市率不高。近代以来，以工业革命、科技革命为代表，人类开始进入生产时代，也就是大规模改造自然，大规模生产财富的阶段，同时，也进入了大规模生产空间的阶段。诸多现代城市、大都市不断崛起，人类的城市化率不断提高，人类日益建构起与自然相异的空间。大体量的工厂、道路，是这个时代的空间表征。20世纪后期以来，在已经具备巨大商品与财富生产能力的基础上，人们开始追求日益复杂、全面的生活，商业、娱乐业、传媒业的重要性与作用日益增长，大型甚至巨型的商业建筑、娱乐建筑、传媒建筑、居住建筑，成为这个时代的空间表征。

　　文明的转换必然带来空间的转换，而空间的转换又确认并表征着文明的转换。不同时代、不同文明时期的成就通过空间体现，不同时代、不同文明时期的问题也通过空间体现。在前工业社会、前生产时代，政治与宗教权力处于社会关系、社会结构中的强势地位。在这个时期，也就必然具有宏大的宫殿与寺庙。在工业社会、生产时代，工业与资本处于社会关系、社会结构中的强势地位。这个时期，也就必然产生宏伟的工厂。在后生产时代，也就是生活时代，商业、娱乐与传媒在社会关系、社会结构中的地位日益提高。这个时期，人们会发现，城市的最高点、城市的最大建筑或者说标志性建筑往往归属于商业、娱乐和传媒、高档住宅。

　　空间变换的背后其实是人与人关系的关系，人们之间社会关系、社会地位的变化。反思文明与空间的变迁史，可以看到，空间变换始终是以不平衡、不平等的方式进行的。一种空间的兴起，其背后或者说其社会本质是一类人的地位、作用、财富的提升，一种空间的衰落，其背后或者说社会本质是一类人的地位、作用、财富的下降。也就是说，空间转换的背景，是人与人综合关系的关系，是社会关系、社会结构的转换。在文明变迁、空间实践的每个时期，都有其成就，也有其问题。文明与空间同时、同步转换，这种同步转换从来没有以理想的方式进行，一直都是一个成就与问题交织的同时性过程。也就是说，虽然我们正在步入文明与空间变迁的生活时代，生活日益成为文明与空间变化新阶段的主题词，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没有问题的理想的生活时代。既要看到生活时代的成就，也要看到生活时代的问题。对生活时代的问题，可以从诸多维度进行分析和考察。以空间实践为线索，生活时代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生活空间的分化与主体间性的断裂。在吉登斯看来，以城市化为基础，当代社会生活已经呈现出区域分化的现象。作为人们总体性存在的时间和空间被日益分割为不同的区域性时间与区域性空间。一方面，人们需要在不同的时段扮演不同的角色，进行不同的活动；另一方面，人们也需要在不同的功能性区域扮演不同的角色，进行不同的活动。虽然人们会在一定的时段和区域相遇，比如在工作时段和工作区域相遇，或者在消费时段和消费区域相遇，但人们之间已经并不存在传统意识上的总体性，人们日益成为一种被不同时段与区域分割的孤独个体。人们在日益追求和拥有自身的生活空间的同时，日益成为一种非整体性的存在。生活空间的拥有与拓展，在为人们提供更多自由和独立的同时，也成为主体间性断裂的重要原因。一方面，城市内部主体之间的主体间性走向断裂，另一方面城乡之间的主体间性，也更为断裂。“城市导致了资源——尤其是行政管理资源——的集中，从而带来了比部落社会中更广泛的时空距离化。”

　　其二，生活空间在主体之间的不平等分配有扩大和固化的趋势。主体之间生活空间的差异有拉大的趋势，空间权利的不均衡日益严重，空间生活及至生活本身不断走向异化。虽然，从历史看，生活渐成空间变革的主题，在总体上，人们的生活空间在不断改善，但主体之间的生活空间并不平等。空间成为一种商品、资产、资本，正如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所说，资产对人们收入的影响日益扩大。“资本一旦形成，其收益率将高于产出的增长率。这样一来，过去积累的财富要远比未来的收入所得重要得多。”在这种趋势下，空间的既得者，往往会通过空间资产的增值而获得超额的利润、利益。而空间的后进入者，即使努力工作也可能无法获得相对平等的空间。因此，空间作为生活的一种基础内容，就成了一种同人的劳动和付出不对等的存在，在现有的私有权利同官僚权力相结合的制度体制下，这种空间权利的不平等有固化的趋势。没有空间所有制的合理化，也就没有生活权利的合理化。

　　其三，生活空间成为一种偶然性的存在，一种机会性、机遇性、投机性的对象。空间是人们生活与生存的基本条件，但在资本与权力现代性语境下，空间作为一种生活资料，日益成为一种商品，生活空间不断商品化、资本化。这样，就使生活本身更加深刻地成了商品。以空间不断商品化为标志和象征，生活的所有内容也就成了可以交换、交易的商品。这无疑对社会既有的价值观念体系形成了巨大的冲击，使投机成为生活的内容与目标，使生活日益走向异化。人们已有的生活概念，人们对更好生活与生活空间的向往成为空间资本攫取更大利润的工具。“空间的商品化带来了一种具有独特特征的‘人造环境’——表现出新的制度接合形式。这样一些新形式的制度秩序改变了社会整合和体系整体的条件，因而改变了时空中临近与遥远之间关系的性质。”

　　其四，生活空间的过度非自然化，使生活主体成为一种反季节的温室动物。在科技支撑下，人们建构起各类日益舒适的空间，仿自然、反季节的生活空间，使人本身成为一种反季节存在的动物。人的生活空间成为一种远离自然的空间，人们的生存和生活就成为一种温室性的生活，人也就成为一种大棚蔬菜式的动物。人追求无限度的舒适，正如一些后现代思想家等对大型购物中心的分析。我们日益生活在一个仿真甚至超真实的人化空间中，成为一种以虚拟为基础的存在物，也就成为一种虚拟性的存在。当我们日益生活于仿真、超真的生活，将不再具有真实进入生活，真实改变世界和生活的能力。

　　其五，生活空间的生态足迹日益扩大，不断挑战自然的承载力，使生活本身日益处于增大的风险之中。现代性的一个基本事实是人口不断增长。与此同时，人们的欲望也在不断增长，在竞争中追求无限的舒适、无限的财富、无限的空间。而这些都以对自然的破坏为基础。这种以城市化为代表的空间生产，日益成为风险的制造过程。城市作为一种综合性的聚集过程，也成为一种综合风险的聚集过程。城市在强大的同时，也日益脆弱，随时可能发生始料未及的灾难。空间实践在无序推进的同时，城市在日益变得宏大与精致的同时，也在进行贝克所说的“有组织的不负责任”的风险创造。“在人为不确定的全球世界中，个人生活经历和世界政治都在变为‘有风险的’。”没有对城市化进程的深刻人文自觉，没有对城市之生活内涵的人文自觉、伦理反省，城市化的综合风险将日益增大。

　　总之，现代性已经从追求无限的生产，走向追求无限的生活。从生产转向生活是一种进步，但追求无限的生活，却不是一种进步。对无限生活的追求，不仅没有约束无序的破坏性的生产，反而成为生产无限扩大的动力与原因。无限的生活拉动无限的生产，无限的生产助推无限的生活，构成生产与生活的恶性循环。

　　三

　　吉登斯认为，解决现代性时空问题，“只有从‘社会整合’与‘体系整合’之间的关系的角度才会得到更好的处理”。也就是需要从社会领域与政治领域的关系入手，理顺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关系，才能真正解决现代性所遭遇的时空问题、空间问题。在贝克看来，解决现代性、现代性时空问题的关键在于反思现代性的伦理基础，为现代性奠定一种合理的伦理理念。贝克认为，现代性之所以成为一种“有组织的不同负责任”的风险社会，其重要原因在于以个人为本位的伦理理念。“个人实现自我和成就的伦理是现代西方社会最强劲的思潮。”这样一种“制度化的个人主义”是导致风险的重要原因。以制度化的个人主义为基础，“现代性正在暗中削弱它自己的绝对必要的道德前提”。重建以共同体为导向的伦理，对解决现代性时空问题具有基础意义。而按照哈维、卡斯特尔的思路，解决现代性的空间问题的关键则在于调整以资本为主导的社会关系。在卡斯特尔的眼中，现代城市是一种集体消费的场域，其本质是为了资本的再生产而不断进行的集中化的劳动力再生产。在哈维与卡斯特尔看来，没有对资本逻辑、以资本为主导的社会体制与制度的超越，也就没有对现代性之空间问题的根本解决。

　　笔者认为，当代空间及空间生活的问题，在总体上从属于现代性的问题。空间问题的转换，从“生产性空间”向“生活性空间”的转换，同现代性本身的转换在总体上同步。如果说，从近代工业革命到20世纪中叶，生产是引领时代的核心关键词，那么，到了20世纪后期，生活开始成为时代的核心关键词。后福特制、消费社会、后工业社会等概念的兴起，都是这种趋势的重要表现。我们所处的现代性已经从生产时代进入了“后生产时代”、生活时代。

　　在这样一个“后生产时代”，生活成为自觉的目的，也成为问题的重要源头，成为需要反思和确认的重要问题。一方面，生活的重要性日益为人们所自觉，另一方面，生活范畴、生活逻辑在很大程度上还受制于生产范畴、生产逻辑。人们强调生活的重要性，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为了再生产的扩大和继续。也就是说，在目前的格局下，生活还是一个受利用的工具性范畴，还没有上升为一个真正的、经过反思和自觉确认的目的性范畴。一方面，生活正在成为时代精神的重要主题，另一方面，这个不断走向前台的生活范畴还没有得到充分、自觉的哲学与伦理反思。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没有经过反思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如果缺少自觉的反思和确认，生活范畴有可能如生产范畴一样，成为一种没有约束的无限性范畴，成为制造新的问题的恶范畴。在现时代语境下，在空间问题日益突出的时代，在空间与生活的关系日益紧密的时代，在从生产时代走向生活时代的进程中，尤其需要对生活范畴本身，对空间与生活的关系，对空间与生活的具体伦理关系等，进行自觉的反思和确认。

　　所谓伦理，是一种经过主体自觉反思、符合规律、可以持续的，与人相关的综合关系。所谓伦理反思，就是对什么是可持续的多重主体性关系进行合理性厘清、规范性把握。在空间与伦理的关系上，伦理决定空间，有什么样的伦理，有什么样的主体间性关系，人们就会努力建造什么样的空间。人们营建的空间总是体现着某种伦理关系，空间营建必然以某种伦理为基础。同时，空间也会确认和再生产伦理，在某种空间中，往往会生成与其相应的伦理。空间是伦理呈现自身、实现自身的一种必然形式，伦理必然以空间的方式呈现。空间与伦理之间是一种具体、历史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决定的关系。建构合理的生活空间、空间化的生活，离不开对以下几个问题的伦理反思、哲学确认。

　　其一，对空间与生活的多重间性进行伦理反思。一般而言，空间与生活的关系包括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社会与社会等诸多方面，空间生活的合理化，离不开这些关系的全面理顺。具体而言，当下的中国，尤其需要反思和改善三个方面的空间生活、伦理关系：(1)城市与乡村之间的生活差异问题。在马克思看来，城乡关系一改变，整个世界也随之改变。中国的城乡关系虽然在总体上有所改善，但城乡之间的生活差异仍然巨大。没有城乡之间生活的基本平等，也就没有空间生活的真正伦理化。(2)不同区域之间的生活差异问题。几十年来，中国客观上走了一条区域差异化发展的道路，在社会总体发展水平不断提升的同时，不同区域之间的发展与生活差异有拉大的趋势。不同空间区域之间生活水平的差异已经成为影响我国发展与稳定的一个重要问题。没有对这个问题的恰当解决，所谓的空间生活的伦理化也只能是乌托邦式的纸上谈兵。(3)生活改进同自然生态的关系问题。人类生活的改进，离不开自然资源、环境条件的支撑。但问题在于，人类生活的改善是否能够建立在对自然资源、生态环境的无限破坏上。如果继续走一条以无限度破坏自然、无限度使用资源为基础的生活改进之路，人类已经提升了的生活可能会在自然的报复面前突然丧失。生态制约、生态限度、生态伦理应该成为生活伦理、空间伦理的一个基础性内容。

　　其二，对生产和生活的历史与时代关系进行伦理确认。生活与生产是一对相互支撑的范畴，片面注重生产会生成与积累问题，片面注重生活也会生成与积累问题。没有生产逻辑的生活无以为继，同样，没有生活逻辑的生产也难以持久。生产逻辑与生活逻辑不平衡，是现代性之推进包括现代性之空间变革存在问题的重要原因。在工业现代性时期，生产逻辑成为主导逻辑有其历史合理性，这与那个时代人类亟须以规模化的方式从自然中获取生存资料有关。但即使在那个时代，生活范畴仍然作为一种重要的力量而存在。即使是在以逐利为目的资本统治下，资本是为了自身的增值，为了再生产生产者，也需要满足生产者的基本生活需要。只是那个时期，生活范畴是处于一种潜在状态，作为一种工具范畴而存在。在当代城市现代性语境下，消费与需求成为拉动生产的重要力量，而二者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生活范畴。但生活范畴正在成长为一种目的性的范畴，生活范畴的目的化，并不意味着生产范畴已经不再重要，而只是意味着生产与生活关系的转换。生产范畴从一种目的性范畴转换为工具性范畴，生活范畴则转换为一种目的性范畴。在生产范畴与生活范畴这种转换的背后，是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的变化。生产范畴占主导的社会，往往处于少数人获利与幸福的时期，而生活范畴目的化的社会，则意味着更多的普通人可以获得更多的财富、机遇，可以过上更好的生活。

　　其三，对生活本身的张力和限度进行伦理反思。反思现代性的历史，反思空间现代性的生成和变迁，生产逻辑之所以能够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成为左右现代性、空间现代性，左右时代精神的主导逻辑，生活逻辑之所以没有成为一种目的性范畴，而沦为一种工具性范畴，其原因是多方面的。而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生活逻辑本身，生活范畴的哲学基础，生活本身的有限性、规范性等问题，没有得到有效澄清。人们主要是以无限性思维来理解生活，认为生活是一种没有约束的过程，把生活的改善和提升理解为一种没有尽头和约束的过程。这实质上是以一种欲壑难填、欲望无限式的思维在理解生活。反思人本身的历史变迁，可以发现，人作为一种自然有机体、社会有机体等的统一，虽然具有无限发展的可能，但这种无限的可能实际上建构在一定的自然、机体、社会边界之内。也就是说，人作为处于特定有利环境下的幸运性、机遇性存在，可以在思维中无限扩展自身的欲望，但在现实进程中，人的欲望的实现和拓展都受到外在与内在双重尺度的制约。一方面，人可以自觉地运用自我尺度与外界尺度两个尺度进行生产、改进生活，另一方面，人的生产与生活的进步又始终受到人的尺度与自然尺度这双重尺度的限制与制约。这双重尺度的制约都提醒我们，需要以有限性思维为基础来重构生产逻辑、生活逻辑，对生活逻辑进行伦理规范、伦理制约。空间生产是为了生活，但如果生活本身是一个无限欲望的满足过程，那么所谓的空间生产终会成为一个问题和风险的制造过程。

　　其四，对空间生活的改进路径进行伦理确认。空间生活的合理化需要观念、习惯、行为、制度等的全面转换。推进空间生活合理化的路径是多样性的。宏观路径与微观路径的统一，是推进空间生活伦理化、合理化的原则选择。所谓宏观路径，就是宏观上的制度变革，即建构一种同生活时代、空间现代性相匹配，对空间生活有规范和引导作用的生活制度。所谓微观路径，就是微观上的行为变革，即实践同生活时代、空间现代性相匹配，立足我们所处此在单元的改进策略。当代空间生活在具有私人性的同时，也具有深刻的公共性，这就需要超越贝克所批判的制度化的个体主义的思路，保持公共领域、公共权力对生活空间的总体关照。同时，对广大的生活个体而言，也需要不断调整自身的生活方式、生活要求，建构一种健康可持续的生活方式、生活空间。宏观策略与微观策略内在相通。但在现实中，我们往往会在某个时期片面地强调宏观策略，强调公共领域对个体生活的全面干预甚至控制；在另一个时期，又片面地强调微观策略，强调私人领域的神圣性。在吉登斯看来，当代现代性语境下，对空间问题而言，宏观与微观并不是一种二元对立的关系。“我们需要通过提出为什么‘微观’与‘宏观’之分并不是特别有用的问题来继续上述思考。”超越宏观与微观的二元对立，统筹宏观建构与微观调适这两种策略，对于空间生产、空间生活的合理化，具有重要意义。

　　总之，空间、生产、生活是一个相互作用的过程。空间生产生活的相互关联，是一个主体社会自然等相互作用的综合性过程。从可持续的生产到可持续的生活，是空间变革、空间实践的重要伦理转换方向，面对这种转换，不仅需要对生产，也需要对生活，进行更为深刻的哲学与伦理反思。 空间与城市哲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