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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环境之殇

　　自然环境主要包括水、空气、土壤、生物和矿产资源这些人类生活周围的物质要素。环境的污染通常被解释为由于人类直接或间接地向环境排放超过其自净能力的物质或能量而产生的负面影响，包括水污染、大气污染、噪声污染、放射性污染等。生态主义者批评“人类中心主义”是环境污染的道德根源。按照“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观念来看，自然环境应该是为人而存在并服务的，因为人是宇宙万物的中心，“人是目的”，应该作为一切价值判断的主体。

　　尽管自然环境不能以人类的方式“说话”或者反抗，但当人类在按照自己的意志去改造自然环境，“与天斗、与地斗，其乐无穷”的时候，环境污染本身通常会跨越自然和物种的边界而开始影响人的生存和生活。根据世界银行和当时的国家环保总局的联合研究报告，中国每年有超过70万人因为环境污染而失去生命，环境污染带来的经济代价，至少占年均GDP的8％—15％，这个数字还不包括因环境问题而造成的健康损失。通过研究1981—2000年的污染数据和1991—2000年的健康数据，清华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等机构的学者发现，由于燃煤等造成的空气污染，淮河以北的居民人均寿命会少5.5年。

　　在中国不断“崛起”的话语讨论中，过去30多年经济发展成就背后所承担的环境代价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在2010年底，中国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与此同时，中国也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能源消费国。早在2008年，中国就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中国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污染的国家之一。在2012年的“全球环境绩效指数”(EPI)排名中，中国在132个国家中排名116位，远远低于同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按照环保部公布的《2012年中国环境状况》的数据，在198个城市4929个地下水监测点位中，优良—良好—较好水质的监测点比例为42.7％，较差—极差水质的监测点比例为57.3％；按环境空气质量新标准评价，113个环境保护重点城市环境空气质量达标城市比例仅为23.9％。

　　环境恶化引发的各种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被广泛视为中国崛起道路上不得不面临的重大国内外挑战。根据原国家环保总局在2008年的数据，自2002年以来，环境保护主管部门接待的环境信访案量年均增长30％，因环境问题而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年均增长29％。从2007年厦门民众“散步”抗议“PX”项目开始，到2014年广东茂名的反“PX”运动，以环境污染为议题的各种社会抗争运动此起彼伏。2010年以来，环境问题，特别是空气质量成为了以微博为载体的社会新媒体的主要讨论话题。美国驻北京大使馆发布北京市空气质量数据，环保人士发起的“我为祖国测空气”运动等质疑政府信息透明公开的活动，让北京的空气质量成为媒体关注的全球性事件。“PM2.5”指数和“雾霾”成为北京民众生活的关键词。2013年政协会议分组讨论中，有政协委员在习近平面前背诵“北京风光，千里雾霾，万里尘飘……空气如此糟糕”，以引起最高领导人对环境污染的重视。

　　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环境问题已经不再是单纯的经济、社会和技术层面的问题，而是一个“体制问题”。中国环保事业的奠基人曲格平先生在媒体疾呼“不消除环境污染，也要亡党亡国”。习近平在2013年7月发给“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2013年年会的信中将生态文明与“中国梦”结合起来。他说：“走向生态文明新时代，建设美丽中国，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重要内容。中国将按照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理念，贯彻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更加自觉地推动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形成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为子孙后代留下天蓝、地绿、水清的生产生活环境。”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三中全会中提出，要“紧紧围绕建设美丽中国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加快建立生态文明制度……生态文明保护的体制机制”。环保部前部长周生贤在《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改革生态环境保护管理体制”的文章，不断强调改革现有生态环境保护管理体制的迫切性。文中写道：“保护环境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进入新世纪以来，党中央、国务院把保护环境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积极探索环境保护新路，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环境保护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是，我国环境形势依然严峻，老的环境问题尚未得到解决，新的环境问题又不断出现，呈现明显的结构型、压缩型、复合型特征，环境质量与人民群众期待还有不小差距。这迫切要求改革生态环境保护管理体制，充分发挥体制的活力和效率，为解决生态环境领域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提供体制保障。”

　　为什么在最高领导人看来“天蓝、地绿、水清”应该成为中国梦的重要内容？这是否可以视为“环境问题就是体制问题”的另外一种表述形式？将环境问题与政治结合起来是一种“中国特色”的现象吗？在中国现有的政治框架下，究竟有哪些“体制”性困境与中国目前的生态环境问题相关？与此同时，生态和环境问题又可能影响或衍生哪些宏观的“体制性”问题？“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建设生态文明制度”，“改革生态环境保护管理体制”的方向是什么？具体如何操作？这些都是中国环境政治研究应该回答的现实问题。 中国地方环境政治：政策与执行之间的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