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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6 不可或缺许冠杰

　　1992年2月23日，香港的一户人家开了一个大Party。严格来说，这是好友间的私人聚会，但它却是“无线”张罗的，在丽晶酒店办了场子，还请了观众，生生搞成了一场香港流行乐坛盛典。

　　看看参加聚会的人员，我们很难想象如今的娱乐圈还有谁能有这么大面子，把这帮人聚在一起：张国荣、谭咏麟、梅艳芳、甄妮、泰迪·罗宾、钟镇涛、陈百祥、叶蒨文、林忆莲、关淑怡、伦永亮、张学友、李克勤、吕方、刘锡明、杜德伟、草蜢、邝美云、刘小慧、周慧敏、周启生、刘德华、黎明等，这还不包括电影圈的赵雅芝、毛舜筠、吴君如、吴家丽、麦嘉、柯受良、曾志伟、徐克、吴宇森等人。

　　在Party上，谭咏麟拿出一张1967年11月1日香港大会堂演唱会的门票，虽然已经过去25年，但票面崭新，看得出谭咏麟一直精心地珍藏着这份回忆。当年，17岁的谭咏麟连温拿乐队的前身“Loosers”都还没有组建，像个小粉丝一样去听偶像的演唱会。25年后的这次聚会上，谭咏麟又唱起了偶像的一首歌，并将它称呼为“神的歌”——《天才白痴梦》。

　　谭咏麟口中封为“神”的偶像，其实也是当年所有巨星共同的偶像，因为这个人没法超越，他是许冠杰。

　　这场Party，就是为许冠杰退出歌坛而举办的。就在这一年，许冠杰在红馆连开了41场“告别乐坛演唱会”，创下当时香港歌手在红馆举行演唱会的最高纪录。演唱会是向公众告别，而Party实在应该算是私人聚会，也正因其私人性质，已经宣布“告别歌坛”的张国荣才会开了金口，当众与许冠杰合唱了粤语流行歌曲中的经典《沉默是金》。而在此前张国荣宣布“告别歌坛”时，许冠杰为他做了一首歌《急流勇退》，后来听说张国荣已经有了《风再起时》，于是许冠杰将这首歌留给了自己。

　　娱乐传媒向来不着调，他们动不动就给人“封王封后”，若按照每年电影奖项要评出“影帝”、“影后”的惯例，这么多年下来，流行乐坛上的“天王”“天后”名号根本就是顶不值钱的大帽子。可话说回来，虽然娱乐传媒不靠谱，虽然帽子满天飞，“神”这个字毕竟代表着某人在这个圈子里顶尖的地位，40年下来，直接封“神”的只有两个，一个是许冠杰，一个是张学友。

　　说起娱乐传媒不靠谱，有个通病就是善于夸大。按说传媒的大忌就是使用最高级形容词，可现在网络、报纸上的“最美教师”“最美司机”“最美医生”已经屡见不鲜，娱乐传媒动不动就“著名歌星”“天皇巨星”，就连只唱过一两首广场歌的小艺人都可以顶上“歌星”的帽子。

　　娱乐工业需要宣传营销噱头，大家一笑而过也就罢了，更可恨的是不顾事实乱写。比如许冠杰的父亲许世昌本是个教师，业余爱好传统音乐，擅长二胡和小提琴。母亲李倩云确实唱过粤曲，也公开演出过，但本职身份是电台的广播员。可在传媒笔下，二老不知道什么时候变成了“著名国乐大师”和“歌剧学者”。

　　民国时期的大师伉俪家庭确实是有，但绝不会多到数不过来，更不可能默默无闻。如果真像传媒报道的那样，放在20世纪80年代，“著名国乐大师”和“歌剧学者”这样的两口子，到哪儿都得算是国宝，可我们咋就不知道呢？

　　许冠杰后来有首歌，叫《父亲的钢琴》，曲子是周启生作的，歌词是许冠杰自己填的。歌词很故事化：男孩9岁生日的时候，父亲送给他的礼物是一架钢琴，并抱着他讲述了一番人生大道理，要当好歌星、要用音乐点亮人生云云。

　　有媒体就根据这歌词发挥想象，说许冠杰出生在一个中产之家，9岁的时候就拥有了一架钢琴。

　　其实，这是个充满想象的艺术创作，真实情况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儿。

　　许冠杰一家是1951年从广州搬迁到香港的，当时家里已经有了4个男孩，就是现在被称为“许氏一门，文武英杰”的4位。许冠杰还有个小妹叫许珠迪，这个女孩的公开资料很少，不知道是在广州还是搬到香港后出生的。1973年“香港小姐”比赛的第14名佳丽也叫许珠迪，是不是许冠杰的小妹很难说。凑巧的是，那一届的“港姐”第5名正是许冠杰的好朋友赵雅芝。

　　许家搬到香港后，最初住在钻石山类似贫民区的地方，一家人挤在一间木屋里。许冠杰的三哥许冠英回忆说，屋子小挤不下一家人，孩子们只好睡在门口，每天早上头发都会被雾水打湿。1953年，香港政府开始兴建公屋安置底层市民，到了1960年，许冠杰一家才成功申请入住到九龙深水埗区的苏屋村。苏屋村落成的时候，共有5152个单元，有三万多市民居住，黄家驹、蔡枫华、周启生等很多音乐人都是从苏屋村走出来的。

　　苏屋村在当时算是条件很好的公屋，入住人家有一定的经济能力，但绝不是什么高档社区。在钻石山居住的时候，大哥许冠文还得为一家的生计，尾随着运米的车去偷米。等到1960年搬家的时候，许冠杰都已经12岁了。这样想想，他9岁的时候哪里会有什么钢琴？

　　父亲鼓励许冠杰当好歌星、用好歌创造人生价值，这也是许冠杰的艺术想象。事实上，他父亲根本不允许他学音乐。

　　大部分孩子多的家庭都有个共同点，那就是弟弟的爱好受到哥哥的影响，哥哥会下棋，弟弟多半也跟着学会了。许冠杰的音乐道路，就是由哥哥带着弟弟玩出来的。大哥许冠文喜欢音乐，带着弟弟们听“猫王”，有次还学着“猫王”穿上了粉红色的衣服。三哥许冠英回忆说，在那个年代，穿粉红色衣服“是一件很大的事”。1964年，The Beatles巡演到香港，引发了全港西洋流行音乐的热潮，很多青少年试着组建乐队，许冠文也赶时髦地邀请同学到苏屋村练琴，就是在这时，许冠杰跟着大哥的朋友学了乐器。

　　许世昌是不喜欢孩子们学音乐的。固然有一部分原因是老一辈人更喜欢传统的粤曲、很难接受西洋音乐，但平心而论，那年头也没有练功房，一帮半大小子在屋里鼓捣乐器，确实是很烦人；况且他们一个个都留着长头发、打扮得“不伦不类”，在许世昌的眼里这就是不学好。为此，在电视上出现The Beatles的镜头时，许世昌根本不让许冠英和许冠杰看。后来许冠杰会考及格，许世昌才默许他可以玩吉他。

　　在父亲同意后，许冠杰拥有了一把电吉他，并组建了一支乐队“Harmonicks”，他是贝斯手兼主唱。乐队很快解散，之后他又加入了“Bar Six”乐队，这支乐队的主唱叫冯伟林，他后来加入了林子祥客串的“玉石乐队”（Jude），成为双主音之一。他走后，“玉石乐队”的主唱才是日后香港“飞碟”唱片的音乐总监郑子固。

　　1966年，“Bar Six”乐队改名为“Lotus”（莲花乐队），由许冠杰担任主音歌手。乐队的贝斯手叫苏雄，他也在另一支著名乐队待过——“罗文四步合唱团”（Roman and the Four Steps）。

　　据香港乐队的鼻祖级人物泰迪·罗宾回忆，当时全港到处是乐队，一个小小的比赛都能有几十支乐队参赛。这些乐队属于青年人在一起“玩”的性质，成员不稳定，技术水平更是参差不齐，他们面临的出路只有3条：一是解散，二是转入幕后，三是坚持音乐。

　　以泰迪·罗宾的乐队为例。泰迪·罗宾最早带着弟弟关伟玩乐队，组成了“Raiders”，之后他又和另一个弟弟关维麟、歌手Robin William Shum组成了“The Striplings”。泰迪·罗宾的中文名字叫关维鹏，最初的英文名字叫Robin，这样，“Te Striplings”乐队就有了两个叫“Robin”的人，必须有一个人要改名才行。当时年轻人玩乐队要扮酷，衣着和发型搞得很像小混混，这种小混混在香港叫作“阿飞”或者“古惑仔”，英语为“Teddyboy”，所以，关维鹏就将自己的艺名改成“Teddy Robin”，中文就是泰迪·罗宾。

　　顺便说一句，当年The Beatles来香港的时候，香港社会对青年群体是十分担忧和警惕的，甚至警察都已经做好了控制局面的准备。据黄霑先生的论文说，当时有媒体采访中学校长，校长们痛心疾首又深表忧虑地说，The Beatles“影响青年人走向疯狂道路、放肆道路”“香港风气已经这么坏，阿飞已经这么多，难道还要提倡这种疯狂的东西，制造更多阿飞吗”？这说明“Teddyboy”在香港社会是不受人待见的，那些组乐队的小青年在很多人眼里就是问题少年，泰迪·罗宾改名，恐怕也有一些叛逆心理在作怪。

　　在“The Striplings”乐队之外，泰迪·罗宾又和关伟及另外两个朋友组成了“Beatniks”乐队。

　　从泰迪·罗宾的经历上看，当时的乐队纯粹就是朋友聚在一起玩，玩几天就解散是很正常的情况。

　　当时有很多乐队比赛，在一次比赛中，“The Striplings”和“Beatniks”都参赛了，但“Beatniks”改名为“The Playboys”。因为泰迪·罗宾在两支乐队都“身兼要职”，所以比赛中他既要在“The Striplings”当吉他手，又要跑去给“Te Playboys”乐队当主唱。

　　这实在是够麻烦的，所以，这两支乐队干脆合并重组，泰迪·罗宾带着“The Playboys”中的关伟、“The Striplings”中的关维麟以及后加入的郑东汉和一位鼓手，组成了“Teddy Robin & The Playboys”乐队，这就是香港流行音乐史上最知名的乐队“泰迪·罗宾和花花公子”。

　　据说，“泰迪·罗宾和花花公子”是香港的第一支华人乐队，这个说法的准确性已经不太重要，但可以肯定地说，他们是香港第一支成功的乐队：1965年，当时的“Diamond”唱片公司与他们签约。“Diamond”唱片公司也被称为“钻石”唱片公司，1970年被“宝丽多”唱片公司收购，1972年“宝丽多”与“飞利浦”联合组成了新的厂牌，它就是无数歌迷心中的圣殿标签“宝丽金”。

　　和“宝丽金”的前身唱片公司签约，看起来“泰迪·罗宾和花花公子”的星途一片大好，但是，当时的唱片业和表演市场并不发达，年轻人出于爱好玩一玩乐队，玩过了也就罢了。从传统观念出发，乐队又不能当饭吃，该念书的还要念书，没书念的也要给自己找一条更有前景的出路。于是，泰迪·罗宾转入了电影，关伟、关维麟和郑东汉都转入了乐坛幕后——郑东汉，郑中基的父亲，24岁就当上了香港“宝丽金”的总经理，后来担任过“宝丽金”亚洲区总裁、“环球”唱片泛亚太区主席、“百代”唱片亚洲区总裁；关伟，曾经担任香港“宝丽金”的总经理、亚洲电视高级副总裁；关维麟，关楚耀的父亲，曾任香港“宝丽金”的制作总监，是谭咏麟的御用监制。

　　乐队解散等于各自转行、重新找工作，就此和音乐无缘；转入幕后等于唱得好被唱片公司慧眼识才，像是公司前台转岗到业务管理部门，更需要机会和运气。剩下的一条出路则是在娱乐圈里打拼，出头了就功成名就，出不了头这辈子就认了，这条路太难，而许冠杰选择的就是这样一条难走的路。

　　走难走的路，有时候真得靠贵人扶持。

　　当时泰迪·罗宾已经有了经理人，经理人问他香港还有哪些高手，泰迪·罗宾第一个推荐了许冠杰，由此，许冠杰和“莲花乐队”进入了唱片公司的视线，1967年由“钻石”唱片出版了两张细碟。此时郑东汉已经在“钻石”当了录音师，“莲花乐队”的早期歌曲就是他录制的，他甚至还要亲自上场帮着乐队弹吉他。

　　同样在1967年，“莲花乐队”还和刚刚启播的“无线”签约，做一档叫作《Star Show》的节目，这档节目每周5期，每一期半个小时，请一两个乐队或歌手当嘉宾，最后“莲花乐队”再唱两首歌。

　　1971年，“无线”又启动了一个新的节目，叫《双星报喜》。最初，它是个特别节目，但因为受欢迎，改为一周一播，时长还是半个小时。节目设计是以许冠文为节目灵魂，许冠文在香港中文大学学习的时候就是辩论队队长，还在电视台担任过学生辩论节目的主持，嘴皮子蛮厉害的。节目的原意是让许冠文和许冠杰每人唱一首歌，但第一集录完，当时还是电视人的周梁淑怡（现为香港政界人物）就改动了结构，让许冠文专门负责搞笑，唱歌部分全归了许冠杰。

　　1972年，许冠杰和许冠文到美国探望朋友。许冠杰很不习惯，看美国哪儿都不顺眼，吵着要回香港，许冠文就用英文写了一首诗，翻译为中文就是著名的《铁塔凌云》的歌词。当时《双星报喜》的音乐总监就是“香港歌坛教父”顾嘉辉，他帮许冠杰录制了这首歌并在节目里播出，不过，这歌当时的名字叫《就此模样》。

　　现在，一般评价说，《铁塔凌云》开启了香港流行音乐史的粤语歌时代，并和罗文的《狮子山下》共同成为代表香港地域文化的标志性作品。这句话的后半句是对的，但前半句有点儿问题。更准确地说，所谓“粤语歌时代”要等到1974年，它和1972年的《铁塔凌云》（《就此模样》）没什么关系。

　　《铁塔凌云》虽说是在《双星报喜》节目里唱出来的，但从出版意义上来说，则要推后几年。它正式出版于1974年的《鬼马双星》专辑里，也就是在这时才改名叫《铁塔凌云》。

　　那么，能不能将《铁塔凌云》正式出版的时间视为“粤语歌时代”的开创年份呢？还是不能。客观地说，《铁塔凌云》的歌词就是中文书面语，不会粤语的内地人一样能看懂，这算不上纯正的“粤语歌”。即使它早一年出版，“粤语歌时代”也要等到1974年才开始。

　　需要等的，就是1974年仙杜拉的《啼笑因缘》，它的第一句歌词是“为怕哥你变咗心”，这其中的“咗”是广东方言，纯粹是用粤语填词、粤语演唱，与《铁塔凌云》用书面语填词、只用粤语发音演唱，还是有本质区别的。

　　《啼笑因缘》歌词里粤语的痕迹还不多，除了个别粤语方言用字，北方人大概还能看懂。在文化交流中，有些地方语言很容易推广到全国，像北方的词“忽悠”，30年前南方人未必明白是什么意思。粤语也是这样，因为粤语歌和香港电影的影响，内地人多少了解些粤语词汇，比如“无厘头”，已经成为使用率比较高的词了，1998年张惠妹的《牵手》里就有这个词，很难想象再往前推20年，国语歌填词人会拿它填词；而还有些字词我们虽然不用，可也明白意思，比如“低”字，“放不低”“留低”“抛低”这样的词年轻人都懂。

　　但1974年许冠杰的《鬼马双星》就是纯粹的粤语俚语了，我们看它的歌词：“为两餐乜都肯制啊前世撞正输晒心矮滞啊无谓，求望发达一味靠揾丁，鬼马双星绰头劲……” 拿着《鬼马双星》的歌词，内地人就等于捧着本天书，字都未见得全认识，查完字典好歹能念出来，可还是连不成句子，字面意思连猜带蒙都搞不清楚。

　　这样说来，所谓“粤语歌”，其过程走了三步：首先是1972年《就此模样》这种书面语填词、粤语发音演唱，其后是1974年《啼笑因缘》中用个别字眼小试牛刀，最后由《鬼马双星》完成了歌词的彻底粤语化。恰巧，《鬼马双星》专辑中收录了早期的《就此模样》并改名为《铁塔凌云》，而它也确实比《啼笑因缘》的影响更大，对粤语歌曲的推动意义更深远，这也难怪很多人把《铁塔凌云》当作粤语歌的鼻祖了。

　　《鬼马双星》很快受到香港人的文化认同，它也成为第一首在英国BBC电台及中国香港电台英文台播放的中文歌，奠定了粤语流行曲的文化地位。可黄霑先生认为，“粤语歌”成为一种真正完整的文化形态，还需要再走一步：旋律。

　　歌词和发音固然是粤语歌成形的标志，可在旋律上，以前的歌曲大多改编自广东小调，就算新作也依然有传统的粤曲粤剧的影子，直到顾嘉辉1977年作曲的《家变》和1978年的《强人》，才确立了港乐旋律的新风格，真正“迈上雅俗共赏的大道”。

　　从这个意义上说，现在公认许冠杰为粤语歌的开山鼻祖，这固然不错，但我们不能忽略叶绍德填词的《啼笑因缘》和顾嘉辉的两部作品。

　　和许冠杰以前唱英文歌不同，《鬼马双星》专辑里全是中文歌曲，其中《鬼马双星》和《双星情歌》是电影的主题曲和插曲。据许冠杰和许冠文回忆说，这两首歌要配合电影进度，创作时间比较紧张，但却是在非常闲适的状态下搞出来的，有些歌词就是当时电影的主创人员在一起开玩笑说出来的。

　　这两首歌的录音是郑东汉和冯添枝做的。人手不够，郑东汉还得亲自上阵弹琴。冯添枝也曾玩过乐队，在一支叫“Mystics”的乐队里当吉他手，中学毕业后他就上班了，在电报局当修理员。1970年“宝丽多”收购“钻石”唱片后，郑东汉便拉他到“宝丽多”唱片做监制。冯添枝也是个创作人，他的笔名叫“历风”，经典金曲《陌上归人》和温拿乐队、谭咏麟的一些作品就是出自他的笔下。

　　录音之后，郑东汉和冯添枝将小样给了电台播出。电台方面感觉很新奇，听众反映也不错，郑东汉一想，电影马上要上演了，干脆再做8首歌，凑成一张唱片。可这时留给大家的时间并不多，许冠杰就把三哥许冠英拉了进来，由此我们才第一次见证了许冠英深藏不露的才华：《无情夜冷风》和《夜雨声》都是由他填词、作曲的。这位在电影里经常被大哥、小弟欺负的倒霉鬼，这位香港电影金像奖历史上第一个拒绝领奖的喜剧演员，其实是位在中文和作曲上相当有才华的音乐人。

　　在《鬼马双星》唱响了粤语歌、也唱红了许冠杰后，当年组建乐队玩的年轻人终于在娱乐圈中闯出了第三条路：坚持下去、进入主流。此后，许冠杰的作品《半斤八两》《卖身契》《天才与白痴》都是用粤语俚语填词，延续了“鬼马歌”的风格。

　　相比泰迪·罗宾、郑东汉等早期的音乐人，许冠杰是幸运的。后来泰迪·罗宾也说，当时他其实已经发现了粤语歌的前景，也尝试着把外语歌填上中文词，但他没有信心，担心粤语歌不入流，最终说什么也不敢唱。一个人能被公认为圈里的“神”，并不是个人天赋和努力奋斗那么简单，有时候真需要一点运气。运气往往是平摊在一群人的头上的，没有谁永远走运，也没有谁永远不走运，比如泰迪·罗宾做过尝试，郑东汉和冯添枝也意识到粤语歌会有商业市场，运气都曾经眷顾了他们，可最终走出来的只有许冠杰。

　　可以说，许冠杰不是“走运”，而是有勇气，这就是许冠杰和泰迪·罗宾的区别。

　　公平地说，许冠杰是赶上好时候了。从大背景来说，香港人的身份认同和本土意识已经形成，他们只需要一个本土文化的出口，许冠杰的粤语歌正逢其时，也可以说是时代的必然产物；从小环境来看，香港的娱乐工业已经起步，虽然唱片市场还不成熟，但录音技术和创作条件已经越来越好。更为主要的是，电影已经成为香港文化在亚洲华人圈中的一张王牌，《鬼马双星》《天才白痴梦》《半斤八两》都是借助电影传播的，许冠杰甚至曾跟郑东汉说，唱片要跟电影发行同步，这样才搞得起来。

　　1974年，许冠文带着弟弟们组建了电影公司，开拍的第一部电影就是喜剧片《鬼马双星》，这部电影的香港票房为625万港币，不但甩开当年票房第二名216万的《天网》几条街，还创下了当时香港电影票房纪录。

　　1975年，许氏兄弟拍了电影《天才与白痴》，虽然455万的票房没有《鬼马双星》高，但也获得了当年的票房冠军，排名第二的也是港片中的经典：《廉政风暴》，可惜票房只有254万。

　　1976年，许冠英成为主演之一，许冠武也客串了一把，四兄弟合力创作了《半斤八两》，香港票房853万，刷新了许氏兄弟保持的票房纪录，还捧红了女主演赵雅芝。

　　隔了一年，1978年许氏兄弟又推出了《卖身契》，以782万压过了《醉拳》成为票房冠军，并且打入了中国台湾市场，获得了金马奖的奖项。

　　1981年，许氏兄弟拍摄了《摩登保镖》，据说这是香港电影史上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贺岁片。这时候香港电影的票房纪录已经不是《半斤八两》的853万了，几年没玩电影，冠军被1980年由成龙导演并主演的《师弟出马》夺走了，票房为1102万。许氏兄弟卷土重来，又一次创造了纪录——票房1776万，同时，还为许冠文赢得了第一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男主角”奖。

　　拍完《摩登保镖》后，谁都明白“许氏兄弟”4个字就等于票房，而这哥4个里最红的人就是许冠杰，所以“新艺城”决定邀请许冠杰和光头麦嘉出演《最佳拍档》。许氏兄弟的电影公司其实是嘉禾的卫星公司，要“跳槽”到对手公司的许冠杰也没客气，开出的价码是200万片酬加上日本市场的分红。

　　这狮子大开口让所有人大吃一惊，但“新艺城”算了算账，制片商和院线一般是四六分成，只要《最佳拍档》在香港票房达到2000万，制片商能收回800万，刨去许冠杰的200万片酬，收入是600万，而《摩登保镖》的总投资才500万。这么一算，《最佳拍档》是稳赚的，这还没算东南亚市场的利润。所以，“新艺城”答应了许冠杰的开价，许冠杰也对得起他们，《最佳拍档》第一部香港本地票房2604万，第二部2327万，第三部2929万，连续3年压着成龙一头，年年是票房冠军，成龙电影直到1985年的《福星高照》才缓过来。

　　在许氏兄弟的电影一次次获得票房冠军时，许冠杰的唱片销量也随着电影节节攀高。1974年《鬼马双星》专辑的东南亚总销量大概有15万张，1975年《天才与白痴》卖了20万，1976年《半斤八两》飞升到35万，1978年的《卖身契》更是达到惊人的55万张。

　　20世纪70年代的这4张唱片，奠定了许冠杰粤语歌曲开山鼻祖的地位，1980年，卢国沾在刚创刊的《歌星与歌》杂志上说，“如果将来有人为粤语流行曲写历史，记得把许冠杰写在英雄榜的榜首”。这不是一句场面话，许冠杰确实有他的独特地位：1983年5月5日，他成为第一个在红馆举行个人演唱会的歌手，现在，红馆已经成为香港流行乐坛的“圣地”。

　　如今，很多年轻的歌迷对“许冠杰”这个名字已经忽视甚至无视了，在他们的心中，“歌神”是张学友，或者陈奕迅。公平地说，天生一副好嗓子的人有的是，能填词作曲的创作型歌手也层出不穷，受人喜欢和追捧的工业生产线明星更不稀奇，在这些方面，许冠杰做不到“后无来者”。许冠杰的“神”，在于他的作品能够敏感地捕捉到香港经济起飞、社会转型时期的小市民心态，用俚俗的语言和简单的旋律唱出草根心声。

　　在许冠杰身上，承载了几代香港人的“香港梦”。他是从内地来港、廉租屋村中长大的穷小孩；他是凭着自己的努力考入香港大学的学生哥；他是勤奋工作、在唱片销量和电影票房上屡破纪录的青年榜样。他的一生没有绯闻，形象健康，1992年“退出歌坛”的原因竟然是父亲许世昌去世、他意识到自己应该多陪陪家人——说白了，许冠杰就是那个年代“香港梦”的代表，如果香港是个“家”，他就是这个“家”的精神象征。在这一点上，他和梅艳芳很像，梅艳芳被称为“香港的女儿”，她的身世、经历、精神，哪一点不像许冠杰？这样说来，许冠杰岂不就是“香港的儿子”？

　　也许很多年轻的歌迷不熟悉许冠杰，但一定会听过他1978年的一首歌。当时，郑东汉对许冠杰说，中国人最看重过年，外国人过圣诞节有圣诞歌，中国人也需要有贺年歌——于是，便有了这首传唱到今天的《财神到》。

　　说来让人惊讶，在香港流行音乐史上，许冠杰和陈百强大概是仅有的两位从来没出版国语专辑的巨星——如果陈百强不早逝的话，出国语专辑也是迟早的事——不靠国语歌打内地市场，却能把粤语歌唱遍全中国，没有这种开创性，唱得再好也未必是“歌神”。

　　在历史学领域有个观点，大概意思是说，每个国家、每个民族都有一套人为创造出来的文化系统，它可能不是真实的，但经过历代文化的不断强化，久而久之，就融合在真实的历史里了。比如孔子，他提出过什么主张，现代人可能根本不清楚，也不愿意搞清楚，反正一有社会道德问题，我们就愿意搬他老人家出来说事儿。同样的道理，每个领域都有一种“背景音乐”，无论它发生什么变化，演绎出什么剧情，“背景音乐”总会在那里，就像一部史书的源头，讲任何故事都要从它讲起——许冠杰，大概就可以称为香港流行乐坛的“背景音乐”。

　　1986年的“香港十大劲歌金曲”，将“劲歌金曲荣誉大奖”颁发给了许冠杰。在“歌神”面前，其他的歌手统统让位，不在这一年的主题之内。但不得不提的是，1986年的10首“金曲”中，除了顾嘉辉的《当年情》，其他9首全是由外国歌曲重新填词的，这对创作了无数金曲的“歌神”许冠杰来说，不知道是不是一个无奈的讽刺？

　　1986年 十大劲歌金曲获奖名单

　　1. 《将冰山劈开》 梅艳芳

　　2. 《遥远的她》 张学友

　　3. 《当年情》 张国荣

　　4. 《千个太阳》 叶德娴、陈洁灵

　　5. 《千亿个夜晚》 林子祥

　　6. 《几许风雨》 罗文

　　7. 《无言感激》 谭咏麟

　　8. 《朋友》 谭咏麟

　　9. 《有谁共鸣》 张国荣

　　10. 《梦伴》 梅艳芳

　　最佳作曲奖：《当年情》 作曲：顾嘉辉

　　最佳填词奖：《有谁共鸣》 填词：小美

　　最佳编曲奖：《当年情》 编曲：顾嘉辉

　　最佳唱片监制奖：《黑色午夜》 监制：黎小田

　　最受欢迎男歌星：谭咏麟

　　最受欢迎女歌星：梅艳芳

　　最佳乐队组合：太极乐队

　　最受欢迎Disco歌曲：《跳舞街》 陈慧娴

　　金曲金奖：《有谁共鸣》

　　劲歌金曲荣誉大奖：许冠杰 光辉岁月，不说再见：香港音乐时光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