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民间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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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民间文学前年在兰州听一位青年诗人告诉我,他有一次去参加花儿会,和婆媳二人同坐在一条船上。这婆媳二人一路交谈,她们说的话没有一句不是押韵的!这媳妇走进一个奶奶庙去求子。她跪下来祷告。那祷告词是:
今年来了,我是跟您要着哩,
明年来了,我是手里抱着哩,
咯咯嘎嘎地笑着哩!
这使得青年诗人大为惊奇了。我听了,也大为惊奇。这样的祷词是我听到过的最美的祷词。群众的创造才能真是不可想象!生活中的语言精美如此,这就难怪西北几省的“花儿”押韵押得那样巧妙了。
去年在湖南桑植听(看)了一些民歌。有一首土家族情歌:
姐的帕子白又白,
你给小郎分一截。
小郎拿到走夜路,
如同天上蛾眉月。
我认为这是我看到的一本民歌集的压卷之作。不知道为什么,我立刻想起王昌龄的《长信宫词》:“玉容不及寒鸦色,犹带昭阳日影来。”二者所写的感情完全不同,但是设想的奇特有其相通处。帕子和月光,妙在似与不似之间。民歌里有一些是很空灵的,并不都是质实的。一个作家读一点民间文学有什么好处?我以为首先是涵泳其中,从群众那里吸取甘美的诗的乳汁,取得美感经验,接受民族的审美教育。
我曾经编过大约四年《民间文学》,后来写了短篇小说。要问我从民间文学里得到什么具体的益处,这不好回答。这不能像《阿诗玛》里所说的那样:吃饭,饭进到肉里;喝水,水进了血里。要指出我的哪篇小说受了哪几篇民间文学的影响,是不可能的。不过有两点可以说一说。一是语言的朴素、简洁和明快。民歌和民间故事的语言没有含糊费解的。我的语言当然是书面语言,但包含一定的口头性。如果说我的语言还有一点口语的神情,跟我读过上万篇民间文学作品是有关系的。其次是结构上的平易自然,在叙述方法上致力于内在的节奏感。民间故事和叙事诗较少描写。偶尔也有,便极精彩。如孙剑冰同志所记内蒙故事中的“鱼哭了,流出长长的眼泪”。一般的故事和民间叙事诗多侧重于叙述。但是叙述的节奏感很强。“三度重叠”便是民间文学的一种常见的美学法则。重叙述,轻描写,已经成为现代小说的一个显著特点。在这一点上,小说需要向民间文学学习的地方很多。
我认为,一个作家要想使自己的作品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民族特点,离开学习民间文学是绝对不行的。
我的话说得很直率,但确是由衷之言,肺腑之言。
载一九八五年第四期《民间文学》 汪曾祺小全集:在西南联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