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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屋小记年龄的算术，通常用加法，自落生之日计，逾年加一；这样算我今年是四十五岁。不过这其实也就是减法，活一年扣除一年，无论长寿或短命，总归是标记着接近终点；据我的情况看，扣除的一定是多于保留的了。孩子仰望，是因为生命之囤满得冒着尖；老人弯腰，是看囤中已经见底。也可以用除法，记不清是哪位先哲说过：人为什么会觉得一年比一年过得快呢？是因为，比如说，一岁之年是你生命的全部，而第四十五年只是你生命的四十五分之一。还可以是乘法，你走过的每一年都存在于你此后所有的日子里，在那儿不断地被重新发现、重新理解，不断地改变模样，比如二十三岁，你对它有多少新的发现和理解你就有多少个二十三岁。

　　二十三岁时我曾到一家街道生产组去做工，做了七年。——这话没有什么毛病：我是我，生产组是生产组，我走进那儿，做工，七年。但这是加法或减法。若用除法乘法呢，就不一样。我更迷恋乘法，于是便划不清哪是我，哪是那个生产组，就像划不清哪是我哪是我的心情。那个小小的生产组已经没有了，那七年也已消逝，留下来的是我逐年改变着的心情，和由此而不断再生的那几间老屋，那些年月以及那些人和事。

　　那是两间破旧的老屋，和后来用碎砖垒成的几间新房，挤在密如罗网的小巷深处，与条条小巷的颜色一致，芜杂灰暗，使天空显得更蓝，使得飞起来的鸽子更洁白。那儿曾处老城边缘，荒寂的护城河水在那儿从东拐向南流；如今，城市不断扩大，那儿差不多是市中心了。总之，那个地方，在这辽阔的球面上必定有其准确的经纬度，但这不重要，它只是在我的心情里存在、生长，一个很大的世界对它和对我都不过是一个悠久的传说。

　　我想去那儿，是因为我想回到那个很大的世界里去。那时我刚在轮椅上坐了一年多，二十三岁，要是活下去的话，料必还是有很长久的岁月等着我。V告诉我有那么个地方，我说我想去。V和我在一条街上住，也是刚从插队的地方转回来，想等一份称心的工作，暂时在那生产组干着。我说我去，就怕人家不要。V说不会，又不是什么正式工厂，再说那儿的老太太们心眼儿都挺好。父亲不大乐意我去，但闷闷地说不出什么，那意思我懂：他宁可养我一辈子。但是“一辈子”这种东西，是要自己养的，就像一条狗，给别人养了就是别人的。所有正式的招工单位见了我的轮椅都害怕，我想万万不可就这么关在家里并且活着。

　　我摇着轮椅，V领我在小巷里东拐西弯，印象中，街上的人比现在少十分之九，鸽哨声在天上时紧时慢让人心神不定。每一条小巷都熟悉，是我上小学时常走的路，后来上了中学，后来又去“串联”又去“插队”又去住医院……不走这些路已经很久。过了一棵半朽的老槐树是一家有汽车房的大宅院，过了大宅院是一个小煤厂，过了小煤厂是一个杂货店，过了杂货店是一座老庙，很长很长的红墙，跟着红墙再往前去，我记得有一所著名的监狱。V停了步，说到了。

　　我便头一回看见那两间老屋：尘灰满面。屋门前有一块不大的空场，就是日后盖起那几间新房的地方，秋光明媚，满地落叶金黄，一群老太太正在屋前的太阳地里劳作，她们大约很盼望发生点儿什么格外的事，纷纷停了手里的活儿，直起腰，从老花镜的上缘挑起眼睛看我。V“大妈，大婶”地叫了一圈儿，又仰头叫了一声“B大爷”。房顶上还蹲着一个老头，正在给漏雨的屋顶铺沥青。

　　“怎么着爷们儿？来吧！甭老一个人在家里憋闷着……”B大爷笑着说，露出一嘴残牙。他是说我。

　　应该有一首平缓、深稳又简单的曲子，来配那两间老屋里的时光，来配它终日沉暗的光线，来配它时而的喧闹与时而的疲倦。或者也可以有一句歌词，一句最为平白的话，不紧不慢地唱，反反复复地唱，便可呈现那老屋里的生活，闻见它清晨的煤烟味，听见它傍晚关灯和锁门的轻响。

　　我们七八个年轻人占住老屋的一角，常常一边干活儿一边唱歌。七年中都唱过些什么，记不住也数不清。如今回想，会唱的歌中，却找不出哪一句能与我印象中那老屋里缓缓流动的情绪符合。能够符合它的只应当是一句平白的话，平白得甚至不要有起伏，唯颤动的一条直线，短短的，不断地连续。这样一句话似乎就在我耳边，或者心里，可一旦去找它却又飘散。

　　到这儿来的年轻人，有些是像V那样等着分配更好的工作的，有些则跟我一样，或轻或重地有着一份残疾。健康的一拨一拨地来了又一拨一拨地走了，残疾的每次招工都报名，但报名与落榜的次数相等。

　　D的嗓音并不亮，但音域宽，乐感好，唱什么是什么。D只是一条腿有点儿瘸，但除了跑不快，上树上房都不慢。“文革”已到后期，电影院里开始放映一些外国影片了，那里面的音乐和插曲让D着迷。《桥》哇，《流浪者》呀，《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还有后来的《追捕》《人证》，D一律都看八九遍。《拉兹之歌》《丽达之歌》《草帽歌》，D都能用“外语”唱，嘀里嘟噜咿咿呜呜——D说：保证没错儿，不信咱再去看一遍。小T就笑。小T一边梳辫子一边说：“哇老天，您这可是哪国语呀，什么意思知道不？”D一脸不屑：“操心操心，你管它什么意思干吗？”小T说：“不知道什么意思就瞎唱！”D故作惊讶状：“嘿，我说小T，你平时可不笨，长得也挺好，咋不懂音乐呢？音乐！用不着他妈的什么意思。”小T红了脸：“音乐就音乐，你管我长得好不好呢。”小T的话里露出几分满足。

　　小T长得漂亮，自己知道，也知道别人知道。小T也爱打扮，不过在那年月里也真可谓“英雄无用武之地”，无非是把毛衣拆了织、织了拆，变出些大同小异的花样，或者刻意让衬衫的领子从工作服上面鲜艳夺目地翻出来。但那在翻滚着灰色和蓝色的老屋里和小街上，毕竟是一点儿新意。

　　D不光能唱，那些外国电影中的台词他差不多都能背诵。碰上哪天心里不痛快，早晨一来他就开戏，谁也不理，从台词到音乐一直到声响效果，全本儿的戏，不定哪一出。“空气在颤抖，仿佛天空在燃烧……”（语出《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看呀，天空多么蓝啊，往前走，对，往前走不要朝两边看……”（语出《追捕》）“那儿就你一个人吗？”“不，还有它。”“谁？”“死神。”（语出《爆炸》）“俄罗斯是农民的国家，没有城市也能活……”“啊，你描绘了一幅多么可怕的图画……”（语出《列宁在一九一八》）可惜我记不住那么多了。

　　组长L大妈冲D喊：“你整天这么演电影儿可不行，还干活儿不干？”

　　“你瞧我手底下闲着了吗？革命生产两不误嘛。”

　　“你影响别人！”

　　“谁？死神吗？”

　　“滚，没人跟你贫嘴！想干就干，不想干回家！”

　　“啊，您描绘了一幅多么可怕的图画……”D把画笔往L大妈跟前一拍，“中国是人民的国家，不画这些臭画儿也能活！”

　　“好小子，有种的你走！你怎么不走呀？”

　　D跷起二郎腿，闭起眼睛唱歌：“妈妈～，杜哟瑞曼巴～得噢斯绰哈特～哟～给喂突密～？”（Mama, do you remember, the old straw hat you gave to me？）

　　L大妈冲大伙儿喊：“都干活儿，谁也甭理他！”

　　老屋里静下来，只有D的歌声“……我看这世界像沙漠，四处空旷无人烟，我和任何人都没来往，都没来往……”轻轻地有些窃笑。有几个老太太忍不住笑出声，劝D：“算了吧，别怄气，都挺不容易的，干吗呀这是？快，快干活儿。”D说一声“别打岔”，歌声依旧，一首又一首唱得陶醉，仿佛是他的独唱音乐会。L大妈脸上红一阵白一阵。天窗上漏下一道阳光，在昏暗的老屋里变换着角度走，灿烂的光柱里飘动着浮尘和D悠缓的歌声……阳光渐渐移在D的身上，柔和宁静，仿佛舞台灯光，应该再有一阵阵掌声才像话。

　　近午歌声才停。D走到L大妈跟前，拿过画笔，坐回到自己桌前干活。

　　L大妈追过来：“这就完啦？你算人不算？”D不抬头：“好男不跟女斗。”

　　“什么？小兔崽子，你说什么？！”L大妈气昏。

　　D慌忙起立，赔笑道：“不不不，我是说，法律不承认良心，良心也不承认法律。”（《流浪者》台词）

　　L大妈把画笔摔得满地，坐在门槛上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哭诉，说她这可是图的什么，每月总共多拿两块钱，操心劳神还挨骂，可真是犯不上。如是等等。“是我不愿意你们青年人都分配上个好工作吗？跟我闹脾气顶他娘个屁用！不信你们就问问去，哪回招工的来了我不是挨个儿给你们说好话……”

　　老太太们盼望着这个小生产组能够发达，发展成正式工厂，有公费医疗，一旦干不动了也能算退休，儿孙成群终不如自己有一份退休金可靠。她们大多不识字，五六十岁才出家门，大半辈子都在家里侍候丈夫和儿女。

　　我们干的活倒很文雅：在仿古的大漆家具上描绘仕女佳人、花鸟树木、山水亭台……然后在漆面上雕刻出它们的轮廓、衣纹、发丝、叶脉……再上金打蜡，金碧辉煌地送去出口，换外汇。

　　“要人家外国钱干吗呢，能用？”A老太太很有些明知故问的意思，扫视一周，等待呼应。

　　“给你没用，国家有用。”G大婶搭腔，“想买外国东西，就得用外国钱。”

　　“外国钱就外国钱吧，怎么叫外汇？”

　　“干你的活儿呗老太太——！知道那么多再累着。”

　　“我划算，外汇真要是那么难得，国家兴许能接收咱这厂子……”

　　老太太们沉默一会儿，料必心神都被吸引到极乐世界般的一幅图景中去了。

　　“哎，对了，U师傅，您应当见过外汇？”

　　于是，最安静的一个角落里响起一个轻柔的声音：“外汇是吗？哦，那可有很多种哪，美元、日元、英镑、法郎、马克……我也并不都见过。”这声音一板一眼字正腔圆，在简陋的老屋里优雅地漂浮，怪怪的，很不和谐，就像芜杂的窄巷中忽然闪现一座精致的洋房，连灰尘都要退避。“对呀对呀，纸币，跟人民币差不多……对呀，是很难得，国家需要外汇。”

　　这回沉默的时间要长些，希望和信心都在增长。

　　可是A老太太又琢磨出问题了：“咱们买外国东西用外国钱，外国买咱的东西不是也得用中国钱吗？那您说，咱这东西可怎么换回外汇来呢？”

　　“不，”U师傅细声地笑一下，“外国人买咱们的东西要付外汇。”

　　“那就不对了，都用他们的钱，合着咱的钱没用？”

　　U师傅光是笑，不再言语。

　　很多年以后，我在一家五星级饭店里看见了那样几件大漆的仿古陈设：一张条案、几只绣墩、一堂四扇屏风。它们摆布在幽静的厅廊里，几株花草围伴，很少有人在它们跟前驻足，唯独我一阵他乡遇故知般的欣喜。走近细看，不错，正是那朴拙的彩绘和雕刻，一刀一笔都似认得。我左顾右盼，很想对谁讲讲它们，但马上明白，这儿不会有人懂得它们，不会有人关心它们的来历，不会再有谁能听见那一刀一笔中的希望与岑寂。我摸摸那屏风纤尘不染的漆面，心想它们未必就是出自那两间老屋，但谁知道呢，也许这正是我们当年的作品。

　　冬天的末尾。冻土融化，变得温润松软时，B大爷在门前那块空场上画好一条条白线，砖瓦木料也都预备齐全，老屋里洋溢着欢快的气氛。但阵阵笑声不单是因为新屋就要破土动工，还因为B大爷带来的“基建队”中有个傻子。

　　“嘿，三子，什么风把你刮来了？”

　　“你们这儿不是要盖房吗？”

　　“嗬，几天不见长出息了怎的，你能盖得了房？”

　　三子愧怍地笑笑：“这不是有B大爷吗？”

　　三子？这名儿好耳熟。我正这么想着，他已经站到我跟前，并且叫着我的名字了。“喂，还认得我吗？”他的目光迟滞又迷离。

　　“噢……”我想起来了，这是我的小学同学，可怎么这样老了呢？驼背，而且满脸皱纹。“你是王……”

　　“王……王……王海龙。”他一脸严肃，甚至是紧张。

　　又有人笑他了：“就说‘三子’多省事！方圆十里八里的谁不知道三子？未必有谁能懂得‘王海龙’是什么东西。”

　　三子的脸红到耳根，有些喘，想争辩，但终于还是笑，一脸严肃又变成一脸愧怍，笑声只在喉咙里“哼哼”地闷响。

　　我连忙打岔：“多少年了呀，你还记得我？”

　　“那我还能不记得？你是咱班功课最棒的。”

　　众人又插嘴说：“那，最孬的是谁呢？”“小学上了十一年也没毕业的，是谁呢？”“俩腿穿到一条裤腿里满教室跳，把新来的女老师吓得不敢进门，是谁？”

　　“我——！妈了个X的”，三子猛喊一声，但怒容只一闪，便又在脸上化作歉疚的笑，随即举臂护头做招架的姿势。

　　果然有巴掌打来，虚虚实实落在三子头上。

　　“能耐你不长，骂人你倒学得快！”

　　“这儿都是你大妈大婶，轮得上你骂人？”

　　“三子，对象又见了几个啦？”

　　“几个哪儿够，几打了吧？”

　　“不行。”三子说。

　　“喂喂——说明白了，人家不行还是咱们不行？”

　　“三子！”B大爷喊，“还不快跟我干活儿去？这群老‘半边天’一个顶一个精，你惹得起谁？”

　　B大爷领着三子走了，甩下老屋里的一片笑骂。

　　B大爷领着三子和V去挖地基，还有个叫老E的四十多岁的男人。三子一边挖土一边念念叨叨地为我叹息：“谁承想他会瘫了呢？唉，这下他不是也完了？这辈子我跟他都算完了……”V听了就呲嘚三子：“你他妈完了就完了吧，人家怎么完了？再胡说留神我抽你！”三子便半天不吭声，拄着锹把低头站着。B大爷叫他，他也不动，B大爷去拽他，他慌忙抹了一把泪，脸上还是歉意的笑。——这些都是后来B大爷告诉我的。

　　三子的话刺痛了我。

　　那个二十三岁、两腿残废的男人，正在恋爱。他爱上了一个健康、漂亮又善良的姑娘。健康，漂亮，善良——这几个词太陈旧，也太普通了，但我没有别的词给她。别的词对于她都嫌雕琢。别的词，矫饰、浮华，难免在长久的时光中一点点磨损掉。而健康，漂亮，善良，这几个词经历了千百年。

　　属于那个年轻的恋爱者的，只有一个词：折磨。

　　残疾已无法更改，他相信他不应该爱上她，但是却爱上了，不可抗拒，也无法逃避，就像头上的天空和脚下的土地。因而就只有这一个词属于他：折磨。并不仅因为痛苦，更因为幸福，否则也就没有痛苦也就没有折磨。正是这爱情的到来，让他想活下去，想走进很大的那个世界去活上一百年。

　　他坐在轮椅上吻了她，她允许了，上帝也允许了。他感到了活下去的必要，就这样就这样，就这样一百年也还是短。那时他想，必须努力去做些事，那样，或许有一天就能配得上她，无愧于上帝的允许。偷偷地但是热烈地亲吻，在很多晴朗或阴郁的时刻如同团聚，折磨得到了报答，哪怕再多点儿折磨这报答也是够的。

　　但是总有一块巨大的阴影，抑或巨大的黑洞——看不清它在哪儿，但必定等在未来。

　　三子的话，又在我心里灌满了惶恐和绝望。一个傻人的话最可能是真的。

　　杨树的枝条枯长、弯曲，在春天最先吐出了花穗，摇摇荡荡在灰白的天上。我摇着轮椅，毫无目的地走。街上车水马龙人流如潮，却没有声音——我茫然而听不到任何声音，耳边和心里都是空荒的岑寂。我常常一个人这样走，一无所思，让路途填塞时间。劳累有时候能让心里舒畅、平静，或者是麻木。这一天，我沿着一条大道不停地摇着轮椅，不停地摇着，不管去向何方，也许我想看看我到底有多少力气，也许我想知道，就这么摇下去究竟会走到哪儿。

　　夕阳西坠时，看见了农田，看见了河渠、荒冈和远山，看见了旷野上的农舍炊烟。这是我两腿瘫痪后第一次到了城市的边缘。绿色还很少，很薄，裸露的泥土占了太重的比例，落霞把料峭的春风也浸染成金黄，空幻而辽阔地吹拂。我停下车，喝口水，歇一会儿。闭上眼睛，世界慢慢才有了声音：鸟儿此起彼落的啼鸣……

　　农家少年的叫喊或者是歌唱……远行的列车偶尔的汽笛声……身后的城市“隆隆”地轰响着，和近处无比的寂静……但是，我完了吗？如果连三子都这样说，如果爱情就被这身后的喧嚣湮灭，就被这近前的寂静囚禁，这个世界又与你何干？

　　睁开眼，风还是风，不知所来与所去，浪人一样居无定所。身上的汗凉了，有些冷。我继续往前摇，也许我想：摇死吧，看看能不能走出这个很大的世界……

　　然后，暮色苍茫中，我碰上了一个年轻的长跑者。

　　一个天才的长跑家——K。K在我身旁收住脚步，愕然地看着我，问我这是要到哪儿去。我说回家。他说，你干吗去了？我说随便走走。他说你可知道这是哪儿吗？我摇摇头。他便推起我，默默地跑，朝着那座“隆隆”轰响的城市，那团灯火密聚的方向……

　　想起未开放的年代，一定会想起K，想起他在喧嚣或寂静的街道上默默奔跑的形象。也许是因为，那个年代，恰可以这孤独的长跑为象征、为记忆、为诉说吧。

　　K因为在“文革”中出言不慎，未及成年就被送去劳改，三年后改造好了回来，却总不能像其他同龄人一样有一份正式工作。所谓“改造好了”，不过是标明“那是被改造过的”（就像是“盗版”的），以免与“从来就好的”相混淆。这样，K就在街道生产组蹬板车。蹬板车之所得，刚刚填平蹬板车之所需。力气变成钱，钱变成粮食，粮食再变成力气，这样周而复始。我和K都曾怀疑上帝这是什么意图。K便开始了长跑，以期那严密而简单的循环能有一个漏洞，给梦想留下一点儿可能。K以为只要跑出好成绩，他就可以真正与别人平等，或者得一份正式工作，或者再奢侈些——被哪个专业田径队选中。

　　K推着我跑，灯火越来越密，车辆行人越来越多……K推着我跑，屋顶上的月亮越来越高，越来越小，星光越来越亮越来越辽阔……K推着我跑，“隆隆”的喧嚣慢慢平息着，城市一会儿比一会儿安静……万籁俱寂，只有K的脚步声和我的车轮声如同空谷回音……K推着我跑，在我的印象中一直就没有停下，一直就那样沉默着跑，夜风扑面，四周的景物如鬼影幢幢……也许，恰恰我俩是鬼（没有“版权”而擅自“出版”了），穿游在午夜的城市，穿游在这午夜的千万种梦境里……

　　K是个天才长跑家。他从未受过正规训练，只靠两样天赋的东西去跑：身体和梦想。他每天都跑两三万米，每天还要拉上六七百斤的货物蹬几十公里路，其间分三次吃掉两斤粮食而已。生产组的人都把多余的粮票送给他。谈不上什么营养，只临近大赛的那一个月，他才每天喝一瓶牛奶，然后便去与众多营养充足、训练有素的专业运动员比赛。年年的“春节环城赛”我都摇着轮椅去看他跑。年年他都捧一个奖杯或奖状回来，但仅此而已，梦想还是梦想。多少年后我和K才懂了那未必不是上帝的好意相告：梦想就是梦想，不是别的。

　　有个十三四岁的男孩要跟K学长跑，从未得到过任何教练指点的K便当起了教练。

　　后来，这男孩的姐姐认识了K，爱上了K，并且成了K的妻子——那时K仍然在拉板车，在跑，在盼望得到一份正式工作，或被哪个专业田径队选中。

　　热恋中的K曾对我说过一句话。他说他很久以来就想跟我说这句话了。他说：“你也应该有爱情，你为什么不应该有呢？”我不回答，也不想让他说下去。但是他又说：“这么多年，我最想跟你说的就是这句话了。”我很想告诉他我有，我有爱情，但我还是没有告诉他，我很怕去看这爱情的未来。那时候我还没能听懂上帝的那一项启示：梦想如果终于还是梦想，那也是好的，正如爱情只要还是爱情，便是你的福。

　　U师傅有什么梦想吗？U师傅会有怎样的梦想呢？

　　U师傅的脚落在地上从来没有声音，走在深深的小巷里形单影只，从不结群。U师傅走进老屋里来工作，就像一个影子，几乎不被人发现。“U师傅来了吗？”——如果有人问起，大家才往她的座位上望，看见一个满头乌发身材颀长的老女人，跟着听见一声如少女般细声细气的回答——“来了呀。”

　　我初来老屋之时，听说她已经有五十岁——除非细看其容颜，否则绝不能信。她的身段保持得很好，举手投足之间会令人去想：她必相信可以留住往昔，或者不信不能守望住流去的岁月。无论冬夏，她都套一身工作服，领口和袖口的扣子都扣紧。她绝不在公用的水盆中洗手，从不把早点拿来老屋吃。她来了，干活；下班了，她走。实在可笑的事她轻声地笑，问到她头上的话她轻声回答，回答不了的她说“真抱歉，我也说不好”，令她惊讶的事物她也只说一声“哟，是吗”。

　　“U师傅，您给大伙儿说两句外国话听听行不行？”

　　“不行呀，”她说，“都快忘光了。”

　　小T说：“U师傅，您听D唱的那些嘀里嘟噜的是外语吗？”

　　她笑笑，说：“我听不懂那是什么语。”

　　小T便喊D：“嘿，你听见没有，连U师傅都听不懂，你那叫外语呀？”

　　D走到U师傅跟前，客客气气地躬身道：“有阿尔巴尼亚语，有南斯拉夫语，有朝鲜语，还有印度语。”

　　“哟，是吗？”U师傅笑。

　　“U师傅，我早就想请教您了，您说‘杜哟瑞曼巴’是什么意思？”

　　“你说的大概是do you remember，意思是，‘你还记得吗’？”

　　“哎哟喂，神了。”D挠挠头，再问，“那‘得噢斯绰哈特’呢？”

　　U师傅认真地听，但是摇头。

　　“一个草帽，是吗？”

　　“草帽？噢，大概是the old straw hat，‘那个旧草帽’，是吗？”

　　“‘哟给喂突密’呢？”

　　“You gave to me，就是‘你给我’。哦，这整句话的意思应该是，‘妈妈，你还记不记得你给我的那个旧草帽。’”

　　D点头咂舌，跷着大拇指在老屋里走一圈，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去。

　　小T快乐得手舞足蹈：“哇，老天，D哥们儿这回栽了吧？”

　　D不理小T，说：“U师傅，我真不明白，您这么大学问可跟我们一块儿混什么？”

　　L大妈的目光敏觉地投向U师傅，在那张阻挡不住地要走向老年的脸上停留一下，又及时移开：“D，干你的活儿吧，说话别这么没大没小的！”

　　听说U师傅毕业于一所名牌大学的西语系，听说U师傅曾经有过很好的工作，后来生了一场大病，病了很多年工作也就没了。听说U师傅没结过婚，听说不管谁给她介绍对象她都婉言谢绝。

　　U师傅绝对是一个谜。老屋里寂寞的时刻，我偶尔偷眼望她，不经意地猜想一回她的故事。我想，在那五十几年的生命里面必定埋藏着一个非凡的梦想，在那优雅、平静的音容后面必定有一个牵魂动魄的故事。但是她的故事守口如瓶，就连老屋里的大妈大婶们也分毫不知，否则肯定会传扬开去。

　　应该是一个爱情故事，一个悲剧。应该是一份不能随风消散、不能任岁月冲淡的梦想，否则也就谈不上悲剧。应该并不只是对于一个离去的人，而是对于一份不容轻掷的心血，否则那个人已经离开了你，你又是甘心地守望着什么呢？等待他回来？我宁愿不是这样一个通俗的故事。如果他不回来（或不可能再回来），守望，就一定是荒唐的吗？不应该单单去猜测一种现实——何况她已经优雅而平静地接受了别人无法剥夺的：爱情本身。她优雅、平静但却不能接受的是：往日的随风消散。是呀，那是你的不能消散的心的重量，不能删减的魂的复杂，不能诉说的语言绝境，不能忘记的梦之神坛或大道。

　　到底是怎样一个故事并不重要。

　　有一次小T去U师傅家回来（小T是老屋唯一去过U师傅家的人），跟我们说：“哇，老天！告诉你们都不信，U师傅家真叫讲究喂，净是老东西。”

　　D说：“有比L大妈还老的东西？”

　　小T说：“我是说艺术品，字画，瓷器，还有太师椅呢。”

　　D说：“太湿，怎么坐？”

　　小T说：“你们猜U师傅在家里穿什么？旗袍！哇，老天，缎子的，漂亮死了！头发挽成髻，旗袍外面套一件开身绣花的毛坎肩，哇，老天，她可真敢穿！屋里屋外还养了好多好多花……”U师傅的梦想具体是什么，也不重要。

　　B大爷七十多岁了。砌砖和泥、立柱架梁、攀墙上房，他都还做得。察领导之言、观同僚之色，他都老练。审潮流之时、度朝政之势，他都自信有过人之见——无非是“女人祸国”的歪论、“君侧当清”的老调。B大爷当过兵打过仗，枪林弹雨里走过来，竟奇迹般没留下一点儿伤残。不过他当的既非红军，亦非八路，也不是解放军。他说他跟“毛先生”打过仗。

　　“哪个毛先生？”

　　“毛主席呀，怎么了？”

　　“哎哟喂B大爷子！毛主席就是毛主席，能瞎叫别的？”

　　“不懂装懂不是？‘先生’是尊称，我服气他才这么叫他。当年我们追得毛先生满山跑，好家伙，陈诚的总指挥，飞机大炮的那叫狂，可追来追去谁知道追的是师傅哇？论打仗，毛先生是师傅，教你们几招人家还未准有工夫呢，你们倒他妈不依不饶地追着人家打？作死！师傅就是先生，‘先生’是尊称，懂不？”

　　“满山跑？什么山？”

　　“井冈山呀？怎么着，这你们又比我懂？”

　　“哪里哪里，你是师傅，啊不，先生。”

　　“噢嗬，不敢当，不敢当。”B大爷露出一嘴残牙笑。

　　他当过段祺瑞的兵，当过阎锡山的兵，当过傅作义的兵，当过陈诚的兵。

　　“那会儿不懂不是？”B大爷说，“心想当兵吃粮呗，给谁当还不一样？就看枪子儿找不找你的麻烦。饥荒来了，就出去当两天兵，还能帮助家里几个钱。年景好了就溜回来，种地，家里还有老娘在呢。唉，早要是明白不就去当红军了？”

　　“您当兵，也抢过老百姓？”

　　“苍天在上，可不敢。冲锋陷阵，闹着玩的？缺德一点儿枪子儿也找你。都说枪子儿不长眼，瞎说，枪子儿可是长眼。当官儿的后头督着，让你冲，你他妈还能想什么？你就得想咱一点儿昧良心的事儿没有，冲吧您哪。不亏心，没事儿，也甭躲，枪子儿知道朝哪儿走。电影里那都是瞎说。要是心虚，躲枪子儿，哪能躲得过来？咣当，挺壮实的一条汉子转眼就完了。我四周躺下过多少呀！当了几回兵，哪回我娘也没料着我能囫囵着回来。我说，娘，你就信吧，人把心眼儿搁正了，枪子儿绕着你走。”

　　“B先生，枪子儿会拐弯儿吗？”

　　“会，会拐弯儿。”

　　你惊讶地看着B大爷，想笑。B大爷平静地看着你，让你无由可笑。B大爷仿佛在回忆：某个枪子儿是怎样在他眼前漂漂亮亮地拐了弯儿的。

　　“这辈子我就信这个，许人家对不起你，不许你对不起人家。”

　　在基建队，B大爷随时护着三子，不让他受人欺侮。

　　晚上，三子独自东转西转，无聊了，就还是去B大爷那儿坐坐。

　　生产组的新车间盖好了，B大爷搬去那两间老屋里住，兼做守卫。木床一张，铺盖一卷，几件换洗的衣裳，最简单的炊具和餐具，一只不离身的小收音机——B大爷说：“这辈子就挣下这几样儿东西，不信上家里瞅瞅去，就剩一个贼都折腾不动的水缸。”

　　三子到B大爷那儿去，有时醉醺醺的。B大爷说：“甭喝那玩意儿，什么好东西？”

　　三子说：“您不也喝？”B大爷说：“我什么时候死都不蚀本儿啦！喝敌敌畏都行。”三子说：“我也想喝敌敌畏。”B大爷喊他：“瞎说，什么日子你也得把它活下来，死也甭愁活也甭怕才叫有种！”三子便愣着，撕手上的老茧，看目光可以到达的地方。

　　B大爷对旁人说：“三子呀，人可是一点儿不傻，只不过脑子不好使。”

　　脑子不好使而人并不傻，真是非凡之见。这很可能要涉及艰深的哲学或神学问题。比如说，你演算不出这非凡之见的正确，却能感受到它的美妙。

　　从老屋往北，再往东，穿过芜杂简陋的大片民居，再向北，就是护城河了。老城尚未大规模扩展的年代，河两岸的土堤上柽柳浓荫、茂草藏人，很是荒芜。河很窄，水流弱小、混浊，河上的小木桥踩上去嘎嘎作响，除去冰封雪冻的季节，总有人耐心地向河心撒网，一网一网下去很少有收获；小桥上的行人驻足观望一阵，笑笑，然后各奔前途。

　　夏天的傍晚，我把轮椅摇过小桥，沿河“漫步”，看那撒网者的执着。烈日晒了一整天的河水疲乏得几乎不动，没有浪，浪都像是死了。草木的叶子蔫垂着，摸上去也是热的。太阳落进河的尽头。蜻蜓小心地寻找露宿地点，看好一根枝条，叩门似的轻触几回方肯落下，再警惕着听一阵子，翅膀微垂时才是睡了。知了的狂叫连绵不断。我盼望我的恋人这时能来找我——如果她去家里找我不见，她会想到我在这儿。这盼望有时候实现，更多的时候落空，但实现与落空都在意料之内，都在意料之内并不是说都在盼望之中。

　　若是大雨过后，河水涨大几倍，浪也活了，浪涌浪落，那才更像一条地地道道的河了。

　　这样的时候，更要到河边去，任心情一如既往有盼望也有意料，但无论盼望还是意料，便都浪一样是活的。

　　长久地看那一浪推一浪的河水，你会觉得那就是神秘，其中必定有什么启示。“逝者如斯夫”？是，但不全是。“你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也不全是。似乎是这样一个问题：浪与水，它们的区别是什么呢？浪是水，浪消失了水却还在，浪是什么呢？浪是水的形式，是水的信息，是水的欲望和表达。浪活着，是水，浪死了，还是水，水是什么？水是浪的根据，是浪的归宿、是浪的无穷与永恒吧。

　　那两间老屋便是一个浪，是我的七年之浪。我也是一个浪，谁知道会是光阴之水的几十年之浪？这人间，是多少盼望之浪与意料之浪呢？

　　就在这样的时候，这样的河边，K跑来告诉我：三子死了。

　　“怎么回事？”

　　“就在这河里。”

　　雨最大的时候，三子走进了这条河里，——在河的下游。

　　“不能救了？”

　　我和K默坐河边。

　　河上正是浪涌浪落，但水是不死的。水知道每一个死去的浪的愿望——因为那是水要它们去做的表达。可惜浪并不知道水的意图，浪不知道水的无穷无尽的梦想与安排。

　　“你说三子，他要是傻他怎么会去死呢？”

　　没人知道他怎么想。甚至没有人想到过：一个傻子也会想，也是生命之水的盼望与意料之浪。

　　也许只有B大爷知道：三子，人可不比谁傻，不过是脑子跟众人的不一样。

　　河上飘缭的暮霭，丝丝缕缕融进晚风，扯断，飞散，那也是水呀。只有知道了水的梦想，浪和云和雾，才可能互相知道吧？

　　老屋里的歌。应该是这样一句简单的歌词，不紧不慢反反复复地唱：不管浪活着，还是浪死了，都是水的梦想……

　　一九九六年 夏天的玫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