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奶奶的星星世界给我的第一个记忆是：我躺在奶奶怀里，拼命地哭，打着挺儿，也不知道是为了什么，哭得好伤心。窗外的山墙上剥落了一块灰皮，形状像个难看的老头儿。奶奶搂着我，拍着我，“噢——噢——”地哼着。我倒更觉得委屈起来。“你听！”奶奶忽然说，“你快听，听见了么……”我愣愣地听，不哭了，听见了一种美妙的声音，飘飘的、缓缓的……是鸽哨儿？是秋风？是落叶划过屋檐？或者，只是奶奶在轻轻地哼唱？直到现在我还是说不清。“噢噢——睡觉吧，麻猴来了我打它……”那是奶奶的催眠曲。屋顶上有一片晃动的光影，是水盆里的水反射的阳光。光影也那么飘飘的、缓缓的，变幻成和平的梦境，我在奶奶怀里安稳地睡熟……
我是奶奶带大的。不知有多少人当着我的面对奶奶说过：“奶奶带起来的，长大了也忘不了奶奶。”那时候我懂些事了，趴在奶奶膝头，用小眼睛瞪那些说话的人，心想：瞧你那讨厌样儿吧！翻译成孩子还不能掌握的语言就是：这话用你说么？
奶奶愈紧地把我搂在怀里，笑笑：“等不到那会儿哟！”仿佛已经满足了的样子。
“等不到哪会儿呀？”我问。
“等不到你孝敬奶奶一把铁蚕豆。”
我笑个没完。我知道她不是真那么想。不过我总想不好，等我挣了钱给她买什么。爸爸、大伯、叔叔给她买什么，她都是说：“用不着花那么多钱买这个。”奶奶最喜欢的是我给她踩腰、踩背。一到晚上，她常常腰疼、背疼，就叫我站到她身上去，来来回回地踩。她趴在床上“哎哟哎哟”的，还一个劲夸我：“小脚丫踩上去，软软乎乎的，真好受。”我可是最不耐烦干这个，她的腰和背可真是够漫长的。“行了吧？”我问。“再踩两趟。”我大跨步地打了个来回：“行了吧？”“唉，行了。”我赶快下地，穿鞋，逃跑……
于是我说：“长大了我还给您踩腰。”
“哟，那还不把我踩死？”
过了一会儿我又问：“您干吗等不到那会儿呀？”
“老了，还不死？”
“死了就怎么了？”
“那你就再也找不着奶奶了。”
我不嚷了，也不问了，老老实实依偎在奶奶怀里。那又是世界给我的第一个可怕的印象。
一个冬天的下午，一觉醒来，不见了奶奶，我扒着窗台喊她，窗外是风和雪。“奶奶出门儿了，去看姨奶奶。”我不信，奶奶去姨奶奶家总是带着我的；我整整哭喊了一个下午，妈妈、爸爸、邻居们谁也哄不住，直到晚上奶奶出我意料地回来。这事大概没人记得住了，也没人知道我那时想到了什么。小时候，奶奶吓唬我的最好办法，就是说：“再不听话，奶奶就死了！”
夏夜，满天星斗。奶奶讲的故事与众不同，她不是说地上死一个人，天上就熄灭了一颗星星，而是说，地上死一个人，天上就又多了一个星星。
“怎么呢？”
“人死了，就变成一个星星。”
“干吗变成星星呀？”
“给走夜道儿的人照个亮儿……”
我们坐在庭院里，草茉莉都开了，各种颜色的小喇叭，掐一朵放在嘴上吹，有时候能吹响。奶奶用大芭蕉扇给我轰蚊子。凉凉的风，蓝蓝的天，闪闪的星星，永远留在我的记忆里。
那时候我还不懂得问，是不是每个人死了都可以变成星星，都能给活着的人把路照亮。
奶奶已经死了好多年。她带大的孙子忘不了她。尽管我现在想起她讲的故事，知道那是神话，但到夏天的晚上，我却时常还像孩子那样，仰着脸，揣摸哪一颗星星是奶奶的……我慢慢去想奶奶讲的那个神话，我慢慢相信，每一个活过的人，都能给后人的路途上添些光亮，也许是一颗巨星，也许是一把火炬，也许只是一支含泪的烛光……
奶奶是小脚儿。奶奶洗脚的时候总避开人。她避不开我，我是“奶奶的影儿”。
“这有什么可看的！快着，先跟你妈玩去。”
我蹲在奶奶的脚盆前不走。那双脚真是难看，好像只有一个大脚趾和一个脚后跟。
“您疼吗？”
“疼的时候早过去啦。”
“这会儿还疼吗？”
“一碰着，就疼。”
我本来想摸摸她的脚，这下不敢了。我伸一个指头，拨弄拨弄盆里的水。
“你看受罪不！”
我心疼地点点头。
“赶明儿奶奶一喊你，你就回来，奶奶追不上你。嗯？”
我一个劲点头，看着她那两只脚，心里真害怕。我又看看奶奶的脸，她倒没有疼的样子。
“等我妈老了，脚也这样儿了吧？”
一句话把奶奶问得哭笑不得。妈妈在外屋也忍不住地笑，过来把我拉开了。奶奶还在里屋念叨：“唉，你妈赶上了好时候，你们都赶上了好时候……”
晚上睡在奶奶身旁，我还想着这件事，想象着一个老妖婆（就像《白雪公主》里的那个老妖婆，鼻子有钩，脸是蓝的），用一条又长又结实的布使劲勒奶奶的脚。
“您妈是个老妖婆！”我把头扎在奶奶的脖子下，说。
“这孩子，胡说什么哪？”奶奶一愣，摸摸我的头，怀疑我是在说梦话。
“那她干吗把您的脚弄成那样儿呀？”
奶奶笑了，叹口气：“我妈那还是为我好呢。”
“好屁！”我说。平时我要是这么说话，奶奶准得生气，这回没有。
“要不能到了你们老史家来？”奶奶又叹气。
“我不姓屎！我姓方！”我喊起来。“方”是奶奶的姓。
奶奶也笑，里屋的妈妈和爸爸也笑。但不知为什么，他们都不像往常那样笑得开心。
“到你们老史家来，跟着背黑锅。我妈还当是到了你们老史家，能享多大福呢……”奶奶总是把“福”读成“斧”的音。
老史家是怎么回事呢？奶奶干吗总是那么讨厌老史家呢？反正我不姓屎，我想。
月光照在窗纸上，一个个长方格，还有海棠树的影子。街上传来吆喝声，听不清是卖什么的，总拖着长长的尾音。我看见奶奶一眨不眨地睁着眼睛想事。
“奶奶。”
“嗯？睡吧。”奶奶把手伸给我。
奶奶想什么呢？她说过，她小时候也有一双能蹦能跳的脚。拉着奶奶的手睡觉，总能睡得香甜。我梦见奶奶也梳着两个小“抓髻”，踢踢踏踏地跳皮筋，就像我们院里的惠芬三姐，两个“抓髻”，两只大脚片子……
惠芬三姐长得特别好看。我还只是个小孩子的时候，就觉得她好看了。她跳皮筋的时候我总蹲在一边看，奶奶叫我也叫不动。但惠芬三姐不怎么爱理我。她不太爱理人。只有她们缺一个人抻皮筋的时候，她才想起我。我总盼着她们缺一个人。她也不爱笑，刚跳得有点儿高兴了，她妈就又喊她去洗菜，去和面，去把她那群弟弟妹妹的衣裳洗洗。她一声不吭地收起皮筋，一声不吭地去干那些活。奶奶总是夸她，夸她的时候，她也还是一声不吭。
惠芬三姐最小的弟弟叫八子，和我同岁。他们家有八个孩子，差不多一个比一个小一岁。他们家住南屋，我们家住西屋。
院子中间，十字砖路隔开四块土地，种了一棵梨树和三棵海棠树。春天，满院子都是白花；花落了，满地都是花瓣。树下也都种的花：西番莲、草茉莉、珍珠梅、美人蕉、夜来香……全院的人都种，也不分你我。也许因为我那时还很小，总记得那些花都很高。我和八子常在花丛里钻来钻去。晚上，那更是捉迷藏的好地方，往茂密的花丛中一蹲，学猫叫。奶奶总愿意把我们拢到一块儿，听她说谜语：“青石板，板石青，青石板上……”“咳，是星星！”奶奶就会那么几个谜语。八子不耐烦了，又去找纸叠“子弹”；我们又钻进花丛。“别崩着眼睛！唉……”奶奶坐在门前喊。“没有，我们崩猫呢！”八子说。有一只外头来的大黑猫，是我们的假想敌。“猫也别崩，好好的猫，你们别害巴它！”奶奶还在喊。我们什么都听不见了，从前院追到后院，又嚷又叫，黑猫蹿上房，逃跑了。
八子特别会玩。弹球儿他总能赢，一赢就是大半兜，好的不多，净是大麻壳、水泡子。他还会织逮蜻蜓的网，一逮就是一大把，每个手指缝夹两只。他还敢一个人到城墙根去逮蛐蛐，或者爬到房顶上去摘海棠。奶奶就又喊：“八子，八子！什么时候见你老实会儿！看别摔了腰！”八子爱到我们家来，悄悄地，不让他妈知道；奶奶总把好吃的分给我们俩——糖，一人两块，或者是饼干，一人两三块。八子家生活困难，平时吃不到这些东西。八子妈总是抱怨：“有多少东西，也不够我们家那几个‘小饿狼儿’吃的。”我和八子趴在奶奶的床上，把糖嘬得咂咂地响，用红的、蓝的玻璃纸看太阳，看树，看在院里晾衣服的惠芬三姐，我们俩得意地嘻嘻哈哈笑。“八子！别又在那儿闹！”惠芬三姐说话总绷着脸，像个大人。八子嘴里含着糖，不敢搭茬。“没闹，”奶奶说，“八子难得不在房上。”其实奶奶最喜欢八子，说他忠厚。
上小学的时候，我和八子一班。记得我们入队的时候，八子家还给他做不上一件白衬衫，奶奶就把我的两件白衬衫分一件给八子穿。八子高兴得脸都发红，他长那么大一直是捡哥哥姐姐的旧衣服穿。临去参加入队仪式的早晨，奶奶又把八子叫来，给我们俩每人一块蛋糕和两个鸡蛋。八子妈又给了我们每人一块补花的新手绢，是她自己做的。八子妈没日没夜地做补花，挣点儿钱贴补家用。
奶奶后来也做补花，是八子妈给介绍的。一开始，八子妈不信奶奶真要做，总拖着。奶奶就总问她。
“八子妈，您给我说了吗？”
“您真要做是怎么的？”八子妈肩上挂着一绺绺各种颜色的丝线。
“真做。”
“行，等我给您去说。”
过了好些日子，八子妈还是没去说。奶奶就又催她。
“您抽空给我说说去呀？”
“您还真要做呀？”
“真做。”
“您可真是的，儿子儿媳妇都工作，一月一百好几十块，总共四口人，受这份累干吗？”
“我不是缺钱用……”奶奶说。
奶奶确实不是为挣那几个钱。奶奶有奶奶的考虑，那时我还不懂。
小时候，我一天到晚都是跟着奶奶。妈妈工作的地方很远，尤其是冬天，她要到天挺黑挺黑的时候才能回来。爸爸在里屋看书、看报，把报纸弄得窸窸窣窣地响。奶奶坐在火炉边给妈妈包馄饨。我在一旁跟着添乱，捏一个小面饼贴在炉壁上，什么时候掉下来就熟了。我把面粉弄得满身全是。
“让你别弄了，看把白面糟蹋的！”奶奶掸掸我身上的面粉，给我把袄袖挽上。
“那您给我包一个‘小耗子’！”
“这是馄饨，包饺子时候才能包‘小耗子’。”
可奶奶还是擀了一个饺子皮，包了一个“小耗子”。和饺子差不多，只是两边捏出了好多褶儿，不怎么像耗子。
“再包一只‘猫’！”
又包一只“猫”。有两只耳朵，还有点儿像。
“看到时候煮不到一块儿去，就说是你捣乱。”
“行，就说是我包的！”
奶奶气笑了：“你要会包了，你妈还美。”
“唉，你们都赶上了好时候。”我拉长声音学着往常奶奶的语调，“看你妈这会儿有多美！”
奶奶常那么说。奶奶最羡慕妈妈的是，有一双大脚，有文化，能出去工作。有时候，来了好几个妈妈的同事，她们“叽叽嘎嘎”地笑，说个没完，说单位里的事。我听不懂，靠在奶奶身上直想睡觉。奶奶也未必听得懂，可奶奶特别爱听，坐在一个不碍事的地方，支棱着耳朵，一声不响。妈妈她们大声笑起来。奶奶脸上也现出迷茫的笑容，并不太清楚她们笑的是什么。“妈，咱们包饺子吧。”妈妈对奶奶说。奶奶吓了一跳，忙出去看火，火差点儿就要灭了；奶奶听得把什么都忘了。客人们走后，奶奶的情绪一下子低落了，说：“你们刷碗、添火吧，我累了。”妈妈让奶奶躺会儿。奶奶不躺，坐在那儿发呆。好半天，奶奶又是那句话：“唉，你们都赶上了好时候。”爸爸、妈妈都悄悄的。只有我敢在这时候接奶奶的茬：“看你妈多美，大脚片子，又有文化，单位里一大伙子人，说说笑笑多痛快。”“可不是么。我就是没上过学。我有个表妹……”“知道，知道。”我又把话茬接过去，“你有个表妹，上过学，后来跑出去干了大事。”“可不真的？”奶奶倒像个孩子那样争辩。“您表妹也吃食堂？”我这一问把爸爸、妈妈全逗乐了。奶奶有些尴尬：“六七岁讨人嫌。”奶奶骂我只会这一句。不知为什么，奶奶特别羡慕别人吃食堂，说起她羡慕或崇拜的人来，最后总要说明一句：“人家也吃食堂。”
后来，一九五八年，街道上也办了食堂。奶奶把家里的好多坛坛罐罐都贡献了出去。她愿意早早地到食堂门口去等着开饭。中午，爸爸、妈妈都不回来，她叫我放了学到食堂去找她。卖饭的窗口开了，她第一个递上饭票去：“要一个西红柿，一个……嗯……”她把“一个”咬得特别清楚，但却不自然；她有些不好意思，但又很骄傲似的。现在回想起来，她大概是觉得自己和那些能出去工作的人相仿了，可她毕竟又没出去工作过。
是在我上小学二年级的时候，那些日子，奶奶晚上总去开会，总不让我跟着。“又不是去看戏！”奶奶说，脾气变得很急躁。
我跟着奶奶看过不少老戏。奶奶做补花挣了钱，就请别人看戏，请八子妈，请姨奶奶，也请院里的另一个老太太，自然每次都得请我——她的“影儿”也得占一个座位。奶奶不会看戏，每次看戏之前都得请教那“另一个老太太”。那个老太太懂戏，也并非真懂，用现在的话说也就是个“名人爱好者”。什么梅兰芳、姜妙香、袁世海、张君秋……奶奶和我都是从她那儿得到启蒙的。我坐在剧场的椅子上睡觉，我是为中间的十五分钟休息来的；休息的时候小卖部卖酸梅汤，我使劲说渴，至少可以喝两瓶。奶奶总是说：“我年轻时候什么戏也没看过。”她大约是为补上这一课来的；平时胡同里几个老头、老太太在一块儿聊天，谁都比奶奶懂戏。奶奶什么事都要强。不过只有一回，奶奶和那个老太太是都看懂了，不是戏，是电影《祝福》。看完了，奶奶直哭，那个老太太也直哭。“那时候可不就是那么样儿。”那个老太太说。“可不就那么样儿。”奶奶说。两个人的眼睛都红红的。我不声不响地跟在奶奶身后走。最惨的不是祥林嫂最后摔倒在雪地上，而是她捐了门槛，高高兴兴地回来的时候。奶奶后来总爱给别人讲《祝福》，还是把“福”念成“斧”的音。不过她再也不愿意看那个电影了。
一天晚上，奶奶又要去开会，早早地换上了出门的衣服，坐在桌边发愣。
妈妈把我叫过来，轻声对奶奶说：“今天让他跟您去吧，回来道儿挺黑的。小孩儿，没关系。”
我高兴地喊起来：“不就是去我们学校吗？我搀您去，那条路我特熟！”
“嘘，喊什么！”妈妈给了我一巴掌。妈妈的表情挺严肃。
我跑去找八子，我们俩早就想晚上去一回学校了。我们学校原来是一座大庙，八子说，晚上那儿的蛐蛐准少不了。
学校有好几层院子，有好几棵又粗又高的老柏树，院墙上长满了草，红色的灰皮脱落了很多。天还没黑，知了在老柏树上“伏天儿——伏天儿——”地叫着。奶奶到紧后院去开会，嘱咐我们就在前院玩。这正合我们的心意，好玩的东西全在前院，白天被高年级同学占领的双杠、爬杆、沙坑，这会儿全空着。
“八子，真是跟你妈说了？”奶奶又问。
“真说了。”
八子冲我笑。他才不用跟他妈说呢，他常常在外面玩到半夜，他妈顾不上管他。我常常为此羡慕八子。
我们先玩爬杆，我爬不过八子。又玩双杠，一人占一头，喊一声“开始！”各自从双杠上蹿过去抓对方，几个来回之后，我总是上气不接下气地被八子抓住。八子身体好，也跑得快。跟八子出去玩，我不用担心挨欺负，八子打架也特别厉害。
八子的功课一般，不像惠芬三姐，惠芬三姐很用功，还是少先队大队委。我也是班里的学习尖子，但我至今记得，一有算术比赛，八子的成绩总比我好。他就是不用功，不按时完成作业，语文总考六十几分。小学毕业时，我考上了一所名牌中学，八子只考上了三流学校。现在想想，八子的天资其实比我强，我纯粹是靠了奶奶的督促，靠爸爸妈妈总能在课后帮我补习。谁管八子呢？他晚上不是帮家里干活，就是跑出去疯玩。惠芬三姐是个例外，她不声不响地干活，又不声不响地读书。八子妈嫌她晚上读书费电，她就每天早早地起来在院子里用功。一九六五年，惠芬三姐考上了大学。那时候她戴上了眼镜，更漂亮了，文质彬彬的，有学问的样子。我真羡慕八子有这样一个姐姐。八子却不放在心上，总拿她的“四眼儿”开玩笑。惠芬三姐不屑于理他。八子也不太爱理惠芬三姐。
太阳落了。
“嘟——嘟嘟——”天完全黑下来时，蛐蛐果然不少。“嘟嘟——嘟嘟嘟——”东边也叫，西边也叫。我们顺着声音找，找到了一处墙根下。八子对准砖缝滋了一泡尿，一会儿，蛐蛐就蹦出来，在月光底下看得很清楚。八子很快就把蛐蛐逮住，看看，又扔了。
“老迷嘴，不开牙。”他说。
我们又找，找到一块大石头旁边，蛐蛐不叫了。八子示意我别出声，我们蹲在石头边静静地等，大气不出。蛐蛐又叫起来，“嘟嘟嘟——”八子笑了。
“哟，我没尿了。”
“我有！”我说。
“嘘，小点儿声。冲这儿撒，对准了。”
逮到了一只好的。八子从兜里掏出一张纸，卷成纸筒，把蛐蛐装进去。
月光真亮，透过老柏树浓黑的枝叶，洒在院子里，斑斑点点。那么大的院子里只有我们俩。教室都是原来大庙的殿堂，这会儿黑森森的，静悄悄的，有点儿瘆人。星星都出来了。我想起了奶奶。八子逮起蛐蛐来入迷，撅着屁股扎在草丛里，顺着墙根爬。
我对八子说：“我去看看后院有没有蛐蛐。”
紧后院的南房里亮着灯。我悄悄地爬上石阶，扒着窗台往里看。一排排的课桌前坐的全是老头、老太太。我看见奶奶坐在最后排，两只手放在膝盖上，样子就像个小学生。我冲她招招手。没看见，她听得可真用心。我直想笑。奶奶常说，她要是从小就上学，能知道好多事，说不定她早就参加了革命呢！“我说不定就从你们老史家跑出去了呢。我有个表妹，就是从婆家跑出去的，后来进了共产党……”奶奶老是讲她那个表妹，说她就是因为上过学，知道了好些事，早早地放了脚，跑出去干了大事。我又想笑了：奶奶跑起来是什么样呢？还是用脚后跟跑吗……
讲台上有个人在讲话。讲台两边还坐着好几个人。有个女的老是给他们倒水喝。
我见过奶奶的那个表妹一回，只见过一回，在一个大楼里。奶奶紧拉着我的手，在又宽又长的楼道里走，东问西问。后来人家让我们在一间屋子里等着，屋子里有好多沙发，可奶奶不让我坐，她自己也站着。等了老半天，才来了一个女的，奶奶让我管她叫表奶奶……
讲台上的那个人讲个没完没了。
我还从来没有这么远远地望着过奶奶。她直了直腰，两只手也没敢离开膝头。这下您知道上学的滋味了吧？我又在心里笑。奶奶每天晚上都抱着那本扫盲课本念，有一课是《国歌》，她老是把“吼声”念成“孔声”。“又是孔声！”连我都能提醒她了。她挺难为情，声音变小，慢慢又大起来，念到“吼声”的时候声音又变小，停好一阵，大概是在心里重复……
就在这时候，我忽然听清了讲台上那个人讲的话：“你们过去都是地主、富农，都是靠剥削农民生活，过的都是好逸恶劳，光吃不做的剥削阶级生活……”
什么？再听。
“……地、富、反、坏、右，你们是占的前两位。今后呢？你们还是要认真改造自己……”
我赶紧离开窗台，站在台阶下不知该干什么，脑袋里“嗡嗡”的。地主？奶奶也是地主？
八子来了。“嘿！看，六个！”
我应了一声，赶紧往前院走。
“后院有吗？你怎么啦？”
“后院没有，咱们还上前院吧。”
“前院都没啦！”
“那，咱们玩爬杆去吧。”我拉着八子紧往前院走，我怕他也听见……
奶奶拿回来一个白色的卡片。爸爸、妈妈围在奶奶身边看，样子倒像是很高兴。奶奶直擦眼泪。
“这回就行了，您就甭难受了。”爸爸说。
“就是说，您跟大伙儿都一样了，也有选举权了。”妈妈说。
我趴在床上不说话。这是怎么回事呀？我又不敢问。
“跟了你们老史家，唉……”奶奶又是那句话，说话的声音也有些颤抖，“解放前我也没过过一天舒心日子呀，比老妈子能强多少……”
“您可不能这么想。”妈妈说，“您过的日子再不舒心，也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呀！工人、农民呢？人家过的什么日子？”
奶奶的脸腾地红了，慌忙点头：“我知道，我知道。我就那么一说。人家过得牛马不如，这我都知道。”
过了一会儿，奶奶又对爸爸说：“你还记得给老史家扛活的刘四吗？后来得肺病死了，剩下刘四媳妇带着仨孩子……那时候我也是自个儿带着你们仨。我就跟你大哥说过，真要是分了家，咱们这份儿由我做主，我就把那一亩多地给了刘四媳妇……”
“您可也别总说这事儿。”妈妈又说，“那是因为您有，不在乎那一亩多。”
奶奶愣了一会儿，说：“可不也是，让我都给，我准不干。还不是剥削思想？”
“行了，”爸爸弹弹那张白卡片说，“这回您就过舒心日子吧。”
奶奶把白卡片用一条新毛巾包起来，说：“打解了放，没什么人告诉我，我也是爱这新社会。我可不想再受你们老史家的气……哟，这孩子八成着凉了吧？我说不带他去……”奶奶才发现我蔫蔫地趴在床上，忙打住话头，哄我去睡觉。
奶奶摸摸我的头：“不烧。准是玩累了。”
奶奶给我打来洗脚水，又摸摸我的头：“明儿奶奶给你包饺子，扁豆馅的，爱吃吗？”奶奶也好像高兴起来了。
直到半夜我还没睡着。我听见奶奶总翻身，大概也没睡着。我不敢动，我怕奶奶知道我在想什么。窗外，海棠树的叶子轻轻地摇晃，露出几颗星星。奶奶怎么会是地主呢？我想起过去奶奶给我讲《半夜鸡叫》的时候……“周扒皮就靠剥削人过日子。”奶奶说。“什么叫剥削呀？”我问。“就是光吃饭不干活儿。”“那我是吗？”“你不是，你还小。”“那您是吗？”……真的，奶奶那时就不说话了，是爸爸把话接了过去：“奶奶不是做补花吗？奶奶老了，我们工作养活奶奶。”……唉，我心里乱七八糟的，一宿都没有睡安稳。海棠树的叶子不动了，仍然看得见那几颗星星……
有好几年，我心里总像藏着个偷来的赃物。听忆苦报告的时候，我又紧张又羞愧。看小说看到地主欺压农民的时候，我心里一阵阵发慌、发闷。我也不再敢唱那支歌——“汗水流在地主火热的田野里，妈妈却吃着野菜和谷糠”。过队日时，大家一起合唱，我的声音也小了。我不是不想唱，可我总想起奶奶，一想起奶奶，声音就不由得变小了。奶奶要不是地主多好啊！
我是解放后出生的，但还赶上了一些旧北京的“尾巴”。大人们都说我记事早。那时候，从早到晚，走街串巷做小买卖的和耍手艺的不断。
一清早，就有挎着笸箩卖烧饼果子的，挎着小一点儿的笸箩卖烂糊芸豆的，挑着挑儿卖老豆腐的。卖烂糊芸豆的还有一块布，你要是多花一分钱，他就把芸豆包在布里，给你捏成一个小芸豆饼。奶奶有时候给我买一小碗芸豆，但绝不让捏成饼，说他那块布“一点儿都不干净”。我就是想要一个芸豆饼，于是哭、闹。奶奶找来一块干净布，自己给我捏。我还是哭、还是闹，说那根本不是芸豆饼，跟卖的一点儿都不一样。奶奶就说：“再不听话，你长大了也去卖芸豆！那个卖芸豆的老头儿就是从小不听话，长大了没出息，去卖芸豆。”
那时候，我们家住在东直门北小街附近。北小街再往北就出了城，很荒凉，破城墙、护城河边长满了荒草，地坛附近全是乱坟岗子，再走就是农村了。总有些赶大车的、拉排子车的从城外来，从北小街走过。马蹄子踩在地上“咕叽咕叽”的。在我的印象里，北小街永远是满地泥泞、满地马粪。马的鼻子里喷着白气，赶车的人穿得很破、很脏，“哦——哦——”地喊着。我心里挺怕。奶奶拉着我的手站在路边，就又对我说：“看你听话不听话，那些赶大车的就是从小不听话，长大了就得去给人家赶大车。”
奶奶总这么说。中午，修理雨伞旱伞的在街上吆喝，我又闹着不睡午觉，我愿意看那个人用猪血把一条条的高丽纸粘到伞上去。一会儿，磨剪子磨刀的又在外面吹喇叭，“呜哇——”，我又想看那个喇叭。奶奶就又是那些话，要么是“不听话就得去磨刀”，要么是“那个修理雨伞的就是因为不听话，才那么没出息”……
自从知道了奶奶是地主（后来我又入了少先队），想起这些事，我心里就对自己说：奶奶可不是看不起劳动人民么？
可是还有另外一些事，让我没法解释。也是我很小很小时候的事。门口来了一个买破烂的女人，敲着一个像瓶子盖似的小鼓儿，背着一个柳条筐，筐里还站着一个比我还小的女孩儿。奶奶拿了几件破衣服交给那个女的。“您要多少？”那女的问，翻来覆去地查看那几件破衣服。“这衣裳可还不算破。”奶奶说。“还不破？您瞧这袖子，这肩膀儿！顶多值……”那女的笑笑，说了个价儿。“那可不卖。”奶奶要收回那几件衣服。那女的抓着衣服不撒手：“那您说个价儿。”奶奶又说了个价儿。“唉，您指着它发财哪？行啦，算我亏本儿！”那女的把衣服扔到筐里，然后慢慢地掏钱。奶奶摸摸筐里那个小女孩的脸蛋儿，奶奶就喜欢女孩子。“多大啦？”奶奶问那女的。“两生儿。”“几个？”“仨，仨丫头！”“她爸做什么？”“没了。”那女的把钱递到奶奶手里。奶奶忽然不言声儿了，愣怔地看着那娘儿俩。她们穿的衣服一点儿不比筐里的衣服好。那女的背起筐来要走，奶奶又把她叫住。奶奶回屋里拿了两件我穿小了的衣服来，给那个女的：“这可不破，我们这孩子穿着小点儿了。”“您要多少？”“不是。”奶奶说，“您要不嫌，就给您这小闺女儿穿吧。”“哎哟，那敢情……”那女的把衣服在小女孩身上比比，笑着，“大妈您瞧，还真挺合适的……”我心里真高兴，又“呱嗒呱嗒”跑回屋去，把我的好几件衣服都抱来。奶奶的眼圈直发红。那女的已经走了。为这事，奶奶总对爸爸妈妈夸我，说：“这孩子大了心眼儿错不了。”
也许这又像妈妈说的，是因为我们有吧？可是我总觉得，奶奶的心肠绝不像个地主。周扒皮会那样吗？
不过，奶奶还是像个地主。住在北小街的时候，逢年过节，奶奶总把爷爷的旧照片摆在桌上，照片前摆两盘点心。我没有见过爷爷，妈妈说她也没见过。照片上的那个男人穿一身缎子衣服，还戴个瓜皮帽，真像黄世仁，也像穆仁智。我想吃块点心，奶奶不让，说那是给爷爷的。
“这个人长得真难看。”我说。
“咳，不许瞎说！”奶奶把我从照片前拉开。
我还是远远地望着那照片：“他怎么长得那样儿呀？”
“他是你爷爷。”
“他是我爸爸的爸爸？”
“嗯。”
“他是您的什么呀？”
奶奶又被逗笑了：“去问你妈，你爸爸是你妈的什么。”
我跑去问，回来告诉奶奶：“是爱人。”
奶奶不言语，像是想着别的事……
奶奶那会儿不是在思念“失去的天堂”吧？上四年级的时候，我开始懂得了“阶级敌人总是思念他们那已经失去的天堂”，就这么想。不过自从我上了小学以后，奶奶已经不再供爷爷的照片了。
唉，奶奶是地主，这个念头总折磨着我。睡觉的时候，我不再把头扎在奶奶脖子底下了。奶奶以为我是长大了，不好意思再那样了。只有我自己知道是为什么。而且我心里也明白：我还是跟奶奶好——这想法更折磨人。星星还是那些星星，在树叶间闪亮。奶奶会死吗？想到这儿，我还是害怕……
经常有个老头儿到我们家里来。奶奶让我管他叫表爷爷。一身农村人的打扮，说是从河北老家来。我很少叫他“表爷爷”，心里只管他叫“馋老头儿”。他一来就盘腿往床上一坐，喝茶、抽烟，满地上吐黏痰。奶奶就得去给他买肉、打酒。有一次爸爸小声对妈妈说话，让我听见了：“要说地主，他才真是地地道道的地主呢。”怪不得他这么讨厌呢，我想。
“馋老头儿”夹一块肉、喝一口酒，谁也不让，好像他就应该到这儿来吃，来喝。
奶奶坐在他对面，陪他说话。
依我看，这“馋老头儿”说的全是反动话。
“老嫂子，您猜怎么着？”他说，“现在难得喝这么口好酒了。有钱你也不敢这么买着喝。”
“是你劳动挣来的钱，你就甭怕。”奶奶说。
“那倒也是。您猜怎么着？村儿里对我还真不错，瞧我这岁数，让我喂牲口。活动活动，身子骨儿倒结实了。”
“你可得好好儿的。”
“那是。再者话说了，你不好好给人家干也得行啊？”他喝得满脸发红，“嗞儿咋”地响。
“给人家干？”奶奶不满意地斜了他一眼，“你这是给自个儿干。过去人家才是给你干哪！”
“说的是，说的是。”那“馋老头儿”连连点头，低头光是吃，不言语了。
“你的帽子摘了吗？”半天，奶奶又问。
“摘了，头年就摘了。”
什么帽子？摘什么帽子？那时我还不懂。
“老嫂子，您猜怎么着？我还真是心服口服。可不是吗？一样爹妈生的，肉长的，凭什么你就光吃不干呢……”他好像再找不出什么词儿来表白了，又说，“我可不像史五爷那么混横儿不说理。”
“史五爷怎么着？”
“还戴着呢。老话儿说了，得人心者得天下，共产党就是得了人心。你史五爷逞能，有你的好儿？”
我越听越糊涂，这家伙到底是不是地主？也许他是装的？可又不像。不过我还是讨厌他，老是满地吐黏痰。还有，一来就吃肉、喝酒，电影里的地主就那样。奶奶还老给他喝。唉，可不是吗？奶奶也是地主呀……
有好几年，对这件事我心里总是惶惶的。我希望那是假的，但愿是那个晚上我听错了。我去想奶奶做过的事，说过的话，一会儿觉得奶奶真是有点儿像地主，一会儿又觉得一点儿也不像。我几次想问妈妈，又怕妈妈真说是。我真想找个人说说。我跟八子说了。八子听了一愣，然后直笑：“你别瞎说了，奶奶要是地主我死了去！”八子也管我奶奶叫奶奶。“真的，我亲耳听见的。”我说。“准保是你听错了。”“也许是。”我说，心里轻松了许多。八子又说：“解放前才有地主呢，现在哪儿有哇？”我的心又一阵子紧：“说的就是解放前。”“反正我敢说，奶奶不是！”八子又拍拍自己的胸脯，“要是，我死去！”八子说得那么肯定，我觉得周围的空气都明澈了许多。那是个夏天的中午，院子里静悄悄的。海棠已经有红的了，梨还是青的，树荫下好凉快。八子揉着一团儿面筋。我们常用面筋去粘树上落的蜻蜓。把面筋放在竹竿的顶端，把竹竿慢慢升高，接近正在“做梦”的蜻蜓，“扑噜噜”，蜻蜓使劲扇动翅膀，但已经被粘住，跑不了啦……奶奶不会是地主，奶奶还总让我教她唱《社会主义好》呢。奶奶不会是地主，妈妈从单位里借来一张桌子，奶奶总是把热锅什么的放在我们家自己的桌子上，说“可别把公家的桌子烫坏了”，她怎么会是地主呢……
一九六六年，我快十六岁了，早已经过了入团的年龄。可我却总入不上。爸爸、妈妈才跟我讲了奶奶的事。
“你知道奶奶的成分是什么吗？”
我心里“轰”地一阵紧张，不吭声。
“你大概已经知道了吧？”
我说不出话来。
奶奶的娘家并不是地主，是个做小买卖的——开一个卖棉花兼弹棉花的小店，总共一间半门脸儿。奶奶从小长得漂亮，父母指望能靠她发财，立志要把她嫁到富贵人家去。那时代，在一个小县城，要想做成富贵人家的贤妻良母，需要长得漂亮，需要把脚裹得特别小，需要会做各种针线活，需要会看公婆和男人的眼色……唯独不需要念书识字，“女子无才便是德”。所以奶奶不能像她的弟弟、妹妹那样去上学，也注定了要有一双小脚儿，要学会恭谦、驯顺、忍气吞声。为什么呢？只是因为奶奶长得好，只是因为她的父母希望攀一门阔亲戚。
父母的愿望竟真实现了。十七岁，奶奶嫁到了老史家。史家是全县的首富，全县将近一半的土地都姓史。不过史家要的仅仅是一个漂亮而且贤惠的儿媳妇，奶奶的父母照样开着那一间半门脸儿的小棉花店。奶奶的父母唯有想到女儿是走了运，才觉得多年的希望没有全落空。
奶奶可真是“走了运”，上有公公、婆婆，下有一大群小叔子、小姑子；公婆之上还活着一对老公公、老婆婆。奶奶既是儿媳妇，又是孙子媳妇。伺候了这个伺候那个，给这个磕了头给那个鞠躬，听完了这个的申斥再去给那个赔不是，似乎老史家主要是缺一个老妈子，缺一个挨骂的，缺一个出气筒，才把奶奶娶过来的。只有奶奶的婆婆还算通些情理，因为她也是那么熬过来的，而且还没熬完。
“你看过《家》吗？”爸爸问我。
我点点头。
“就是那样。那种大家庭都是那样儿。奶奶的地位比使唤丫头也差不多。”
奶奶病了，但是在那个大家庭，专为孙子媳妇做些可口的饭菜，等于是造反。奶奶的父母给奶奶送来些点心，但是得交到老公公那儿去。老地主还稀罕几块点心？但这是规矩。
我听奶奶说起过这件事，奶奶根本没见到那几块点心，奶奶的婆婆说了一句：“人家娘家送来的，她又病着……”于是也遭了一顿训斥。
“你还记得《家》里瑞珏是怎么死的吗？”
我又点点头。
“奶奶生第一个孩子的时候就是那样。老公公、老婆婆不让找大夫，更甭说去医院，他们舍不得花那份钱……”
在伯父前头，我还应该有个姑姑的。我记起来了，奶奶常念叨她那个闺女，“模样儿可俊了，要不是你们老史家，那孩子何至于死呀！”奶奶喜欢女孩子，就是因为她没个闺女。一看见别人的闺女，她就眼热，就想起自己那个死了的女孩子。所以奶奶对妈妈特别好，把妈妈当亲闺女看。
“不是因为别的，因为那是规矩。”爸爸说，“就像你老太爷，出门儿几十里，一泡屎也要憋回来拉到自家的地里。因为那是规矩。那个社会，可笑和可恨的规矩太多了。”
奶奶生了三个儿子：伯父、父亲、叔叔。叔叔还不到一岁，爷爷就死了。爷爷一死，奶奶在那个大家庭里就更没有地位了，没有权也没有钱。想给自己做件衣服，还得打着三个儿子的旗号去跟公公要。算计来算计去，要是能从给三个儿子做衣服的钱里省出一点儿来，自己才能做件汗衫。大概唯因奶奶生了三个儿子，都是史家之后，奶奶才仍然能在老史家吃饭吧。
奶奶还不如让老史家给轰出去呢，我想，那样奶奶现在也就不是地主了。
其实奶奶给他们干的活也足够换来一天三顿饭了。无论什么时候，奶奶总得伺候得公公、婆婆、小叔子、小姑子以及儿子们都吃了饭，她自己才能吃。老妈子也不过如此了，老妈子也是永远吃剩饭。
奶奶真想离开那个家。奶奶的表妹就是不堪忍受那种日子，跑出去参加了共产党。可是奶奶的表妹上过学，碰巧知道了有共产党，奶奶知道什么呢？她想跑也不知道往哪儿跑。再说她也不敢跑，连改嫁她都不愿意，她要守节，她受的就是那种教育。奶奶从二十几岁守寡到今天。
她只盼着儿子们都长大。伯父稍大一点儿，奶奶壮着胆子提出了分家的要求，但立刻遭到公公的痛骂。小姑子、小叔子也旁敲侧击：“嫂子，您要是想改嫁也行，家不能分！”对奶奶来说，这话是最大的侮辱了。奶奶只有自己偷偷地掉眼泪。再说，离开老史家，三个儿子怎么上学呢？上不起。也许是受了她那个表妹的影响，奶奶执意要三个儿子都上学，而且都要上到大学。吝啬而且迂腐的老地主，连屎都要拉到自家地里，自然不忍心把钱送到学校去，奶奶豁出去了，吵、闹、骂他们欺负孤儿寡母。奶奶竟然变得那么勇敢！可不是，奶奶还怕什么呢？她全部的心愿就是她的三个儿子。她不愿意三个儿子将来跟自己似的，更不愿意三个儿子将来跟老史家的人似的。她只知道上学好，她的表妹好，她的表妹之所以好，就是因为上过学。她那时候不知道别的……
我的心一阵阵发疼。我想起奶奶夜里睁着眼睛想事的样子；想起她的叹气声；想起了她的脚；想起她捧着爸爸给她买的扫盲课本，在灯下一字一顿地念，总是把“吼声”念成“孔声”……
“她干吗算地主？”
“她吃了剥削饭。”
“她给老史家干的活儿就不算啦？”我那时真小。
“那是历史，历史造成的。”爸爸说。
唉，历史！“那现在呢？”
“早就不算地主了。奶奶改造得好，早就摘了地主帽子。再说，奶奶干吗不爱新社会呢？她这一辈子，真正有了自由，真正过了舒心的日子，倒是在解放后。现在奶奶和大伙儿都一样了……”
我松了一大口气，在心里骂了一句最难听的话，骂那个“老史家”。
奶奶知道爸爸、妈妈把她的事告诉了我，见了我还有些难为情，又说要给我包扁豆馅饺子，小心地注意着我的反应。
我心里又高兴又难过，不知道说什么好，只说：“包吧。”语气倒像是很勉强。
奶奶转悠过来转悠过去，不说话，偷偷地观察着我的表情。我一看她，她就又把目光躲开。我很想开句玩笑，打破这尴尬的气氛，又想不出逗乐的话。
直到晚上睡觉的时候，我又把头扎在奶奶的脖子底下。
“这么大了还……没臊！”奶奶说。
我觉出她也松了一口气。奶奶的观察力实在是末流的，她难道没有注意到，我有好几年没把头扎在她脖子下了吗？
奶奶活了七十三岁，真正舒心的日子只有那么几年，就是从摘了地主帽子到“文化大革命”开始之间的那七八年。那些年，她整天都很忙，整天都很高兴。她要给全家人做饭，要做补花，要负责全院的清洁卫生。奶奶是全院的卫生负责人。我还记得别人把写了她名字的小红字条贴在院门上时，她是多么不好意思，又是多么掩饰不住地高兴。为这事她得罪了八子妈，八子家的卫生总是搞不好。
奶奶买了一把长把笤帚，扫起院子来不用弯腰。她的腰和背还是老酸疼。早晨，人们纷纷出门上班的时候，奶奶去扫院门前的街道，和所有过往的街坊们打招呼。她愿意被人们看见。说她爱虚荣也行，说她是显摆也对，她把门前扫得很干净。然后她就冲八子和我喊：“可别再糟蹋啦，啊？奶奶刚扫完！”确实是喊给别人听的，但那声音中也确实流露着舒心的骄傲。
奶奶坚持做补花。有时候活儿催得紧，她一直要做到半夜去，急得她就像小学生完不成作业那样。全家人谁也帮不上忙，跟着着急。有一次妈妈说：“我看您就辞了这活儿吧。”“敢情你们都有工作！”奶奶喊。奶奶从没有对妈妈喊过，吓得全家都不敢言语。奶奶盼望能进补花厂，但她知道没什么可能，她的岁数太大了，人家不会要。她总埋怨八子爸不让八子妈进补花厂。“趁她还年轻，你就让她去得了。要不赶明儿后悔一辈子！”奶奶对八子爸说。八子爸笑笑：“是我不让她去吗？”“去不了，”八子妈赶紧说，“这几个‘劳神精’谁管？”奶奶又说八子爸：“让你要这么多！”“是我生的吗？”八子爸抽着烟笑。“不要脸！”八子妈骂。
活儿不紧的时候，和八子妈还有其他几个妇女一块儿做补花，是奶奶最高兴的时候。她们互相称“老刘”“老魏”“老林”。奶奶是“老方”。奶奶非常喜欢这种称呼，在家里也“老刘”“老魏”地念叨，是因为新奇，更透着自豪和满足。“我们老姐儿几个有说有笑的，也不觉着累。”奶奶说。“老了老了，没承想还赶上了好时候。”奶奶说。“唉，你们生的是时候呀！我还有几天儿？”奶奶也常流露出遗憾。
星星。星星。星星。星星……
哪一颗星星是奶奶的呢？
我知道，奶奶是真心爱这新社会的。
那些星星都是死去的人变的，是为了给活着的人把夜路照亮……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奶奶又戴上了一顶“帽子”，不叫地主，叫“摘帽地主”。其实和地主一样，占黑五类之首。所不同的是，“摘帽地主”更狡猾些；一个地主，竟然能够“摘帽”，显见其伪装是何等的高明，其用心是何等的险恶，对社会主义的威胁是何等的不可低估。而且这也成了“刘邓路线”的罪行之一。
奶奶先是不能再做补花了。社会主义的工作怎么能给一个地主呢？后来，也不能再当院里的卫生负责人了。权力当然更重要。
奶奶倒没有哭，她吓傻了。爸爸、妈妈也吓傻了。好多人都吓傻了。好多吓傻了的人也都在做着傻事，做傻事时的样子也都足以把别人吓傻。
先是惠芬三姐从学校里回来，用了半天时间，把院子里的花全刨了。接着是北屋宋家几个闺女把自己家的硬木大立柜抬到院当中，用斧子给劈了。爸爸也偷偷地烧了几本书。奶奶整天躲在屋子里，掀开一角窗帘往外看；也不怎么做饭，顿顿下挂面。传说垃圾站发现了好几根金条。街道积极分子们怀疑是我们院里的人扔出去的，一是因为我们院离垃圾站近，二是因为我们院里除了八子家成分好，其余的都是黑九类。
惠芬三姐当了红卫兵，一身军装，扎一条武装带，长辫子剪了，剪成了短发。说实在的，我觉得她更漂亮了。
我在学校里也想参加红卫兵，可是我出身不是“红五类”，不行。我跟着几个红五类的同学去抄过一个老教授的家，只是把几个花瓶给摔碎，没别的可抄。后来有个同学提议给老教授把头发剪成“阴阳头”。剪没剪我就不知道了，来了几个高中同学，把非红五类出身的人全从抄家队伍中清除出去了。我和另几个被清除出来的同学在街上惶然地走着，走进食品店买了几颗话梅吃，然后各自回家。
院里很乱，惠芬三姐带了好几个大学的红卫兵，挨家挨户地搜查。像是全院大扫除，各家的东西都摆到了院子里。我们家里也都空了，爸爸、妈妈和奶奶坐在凳子上低声说着什么，很恐怖、很警觉的样子。
“真是没想到。”妈妈说。
“平时看着可是挺老实的人。”奶奶说。
“您可别再这么说了，老实人会藏这些东西？”
“谁呀？藏了什么？”我问。
原来是惠芬三姐带着人从那个最懂戏的老太太家抄出了两箱子绸缎、一盒子金银首饰，还有一本书，书上有蒋介石的像。
“在哪儿呢？”
“已经送走了，连东西带人都送走了。”
我隔着窗户往外看。又来了几个红卫兵，惠芬三姐正和一个挺高挺魁梧的男的说话，嗓门儿很大。她过去可从来不大声说话的。她还说了一句“×他妈的”，从表情上看好像她并没有那么说。也许是我听错了？我们学校的那些女生也都那么说了。我觉得我们男生那么说说还可以……
妈妈让我回学校去住。我上中学的时候住校。妈妈说：“这一阵子先不要回家，有什么事我去找你。”妈妈给了我三十块钱、六十斤粮票，看来够两个月的伙食费了。
晚上，我蹬上我那辆破自行车回学校。我兜里第一次掖了那么多钱、那么多粮票。路上冷冷清清的。已经是秋天了。自行车轧在干黄的落叶上“嚓嚓”地响。路灯的光线很昏暗，影子从车轮下伸出来，变长，变长，又消失了。我好像一时忘记了奶奶，只想着回到学校里该怎么办。那条路很长，全是落叶……
一天，妈妈到学校来找我，对我说，要是想回家就到她的单位去，她在那儿找了一间房；奶奶已经回老家了。
“什么时候？”
“前天。”
“怎么啦？”
“没怎么。我们怕出事，和你爸爸商量，不如先让奶奶到老家去。”
我倒是松了一口气。那些天听说了好几起打死人的事了。不过坦白地说，我松了一口气的原因还有一个：奶奶不在了，别人也许就不会知道我是跟着奶奶长大的了。我生怕班里的红卫兵知道了这一点，算我是地主出身。
“过些时候，我就去看你奶奶，再给她送些东西去。”妈妈说，声音有些抖。
忘记是为了什么了，我又回了一趟家（可能是为了拿一件什么东西）。院里已经面目全非了。花没了；地上刨得乱七八糟的，没人管；每棵树上都钉上了一块语录牌；搬来了好几家新街坊。八子家也搬走了，听说搬到胡同东头的一个大院子里去了。那儿原来住着个资本家，被轰走了，空下来不少好房。
我走进屋里，才又想到，奶奶走了。屋里的东西归置得很整齐，只是落满了灰尘。奶奶不在了。奶奶在的时候从来没有灰尘。那个小线笸箩还在床上，里面是一绺绺彩色的丝线，是奶奶做补花用的。我一直默默地坐着。天黑了。是阴天，没有星星。奶奶这会儿在哪儿呢？干什么呢？屋里没有别人，我哭了。我想起小时候，别人对奶奶说：“奶奶带起来的，长大了也忘不了奶奶。”奶奶笑笑说：“等不到那会儿哟！”……海棠树的叶子落光了，没有星星。世界好像变了个样子。每个人的童年都有一个严肃的结尾，大约都是突然面对了一个严峻的事实，再不能睡一宿觉就把它忘掉，事后你发现，童年不复存在了。
接着是轰轰烈烈的两三年。我时常想起奶奶。但史无前例的事太多，听也听不过来，想也想不过来。不断地把人打倒，人倒不断地明白了许多事情。打人也是为革命，骂人也是为革命，光吃不干也是为革命，横行霸道、仗势欺人乃至行凶放火也是为革命。只要说是为革命，干什么就都有理。理随即也就不值钱。
接着是上山下乡。抡镢头的为革命而抡镢头，养妾选美的为革命而养妾选美；饥寒交迫的为革命而饥寒交迫，挥霍无度的为革命而无度地挥霍。革命又是为了什么呢？
我在延安插队的时候，妈妈来信说奶奶回来了，奶奶岁数太大了，农村里没她干的活，公社给了证明，说奶奶改造得好，态度非常老实。奶奶又在北京落下了户口。
一九七二年我也转回了北京。那年奶奶七十岁，头发全白了。爸爸、妈妈又都到云南干校去了，又剩了我跟奶奶。或者说是，奶奶跟着我。我已经二十出头了。我懂得了什么是历史。很多事情并非是因为人怎么坏，而是因为人类还没有弄明白那些事情为什么是坏。譬如说奶奶，她还不明白地主为什么坏，就注定是地主了。也可以说这是命运，但革命不正是为了把全人类都从那种厄运中解放出来么？
但那还是一九七二年。
我回到北京的时候是半夜。在车站坐了半宿，到家的时候天还不亮。我推推院门，院门开了。我推推屋门，门上有锁。我一愣。院里的人还都没起，很静，谁家屋里传出响亮的鼾声。奶奶这么早上哪儿了呢？还是那四棵树，一棵梨树，三棵海棠，但树叶都被虫子咬得斑斑驳驳的。院里盖起了好几间小厨房，歪七扭八，灰压压的。
北屋门一响，宋家老头出来了：“哟，你回来啦？你奶奶这几天净念叨你呢。”
“我奶奶这么早上哪儿了？”
“你没瞧见？就在外头扫街哪。”
我跑出院门。远远的晨雾中，有一个人影，用的是长把笤帚，是奶奶。后来我才知道，奶奶这么早来扫街，是为了躲过人多的时候，怕让人看见。她现在是以一个地主的身份在扫街，在改造，不是像当年那样是卫生负责人。
奶奶见了我可是立刻就哭了。
我把奶奶搀进屋，劝她，安慰她。我才不说“这是群众运动，您应当理解”呢！她怎么会理解呢？多少大人物不是都不理解吗？只是当我说到“群众的眼睛是亮的”的时候，奶奶才不哭了，连连点头，说街坊邻居对她都不错，街道积极分子对她也不错，居委会主任还偷偷劝她别往心里去，扫起街来也得悠着点儿。奶奶扫街总是超额，甚至加倍。
“还记得八子吗？”奶奶问我。
“当然。”我早就听说八子这几年在街上很出名，外号叫“八爷”，一般的流氓小偷都服他。八子没有去插队。
“可不是吗，唉！可是他见了我，还是管我叫奶奶。”奶奶说。这似乎使她非常感动。
奶奶又说：“没人的时候我跟八子说，可得好好的，要不将来后悔一辈子。他倒是低头儿听着。别人说他，他连听都不听呢。”
“他进工厂了？”
“没有。先前他想进工厂，人家说他不去插队，不给他分配。这会儿人家给他分配了，他又嫌工作不好，不去，等着。他可倒也不缺钱花，又抽烟，又喝酒。他还老跟我说：像您这么老实管什么用！”
“惠芬三姐呢？”
“咳，还提惠芬呢！分配在外地，二十七八了，还没个对象。她那个对象武斗的时候死了，惠芬总还是想着那个人，时常说点子不着边儿的话，说不是那个人她就不结婚……可那个人都死了好几年啦。这都是八子跟我说的。头些日子，我扫街时候碰上了惠芬，她头也不抬。八子说，她不是光不理我，谁她都不理……”
我想起一九六六年查抄“四旧”的时候了，在院子里，惠芬三姐和一个男大学生说话，那男的又高又魁梧，他会不会就是惠芬三姐的对象呢？
唉！“奶奶，咱们包扁豆馅饺子吧！”我说。世上的事都想明白了好像也不符合辩证法。
“行啊！”奶奶高兴起来，“我给你钱，你去买肉馅吧。”
妈妈给我写信的时候就说，回了北京好好照顾奶奶，想办法给奶奶弄点儿好的吃。奶奶一个人老是熬粥、吃馒头、炒白菜什么的；她不愿意去买肉，怕让人看见说她没改造好。
“您管他那些呢！”我说，“肉铺里卖肉就是为让人吃的。革命就是为让所有的人都过好日子！”
“可还有好些人连馒头、炒白菜都吃不上呢。老家的人，好些贫下中农，吃也吃不饱。”奶奶一本正经的神气。
我真得承认：奶奶的觉悟比我高。我开了个玩笑：“您可不能这么说。您说贫下中农现在还吃不饱，那还行？”
奶奶吓坏了，说不出话来。可不？在那些年，这可不是玩笑。
最后这几年，奶奶依旧是很忙。天不亮就去扫街。吃了早饭就去参加街道上办的“专政学习班”。下午又去挖防空洞。
“您这么大岁数，挖什么呀？还不够添乱的呢！”我说。
奶奶听了不高兴：“我能帮着往外撮土。”
“要不我替您去吧。我挖一天够您挖十天的。我替您去干一天，您就歇十天。”
“那可不行。人家让我去是信任我。你可别外头瞎说去。好不容易人家这才让我去了。”
奶奶还是那么事事要强。
最让奶奶难受的是人家不让她去值班。那时候，无论春夏秋冬，不管刮风下雨，北京所有的小胡同里都有人值班。绝大多数是没有工作的老头、老太太，都是成分好的，站在胡同口，或拿个小板凳坐在墙角里，监视坏人，维护治安。每个人值两个小时，一班接一班。奶奶看人家值班，很眼热，但她的成分不好。
一天，街道积极分子来找奶奶，说是晚十点到十二点这一班没人了，李老头病了，何大妈家里离不开，一时没处找人去，让奶奶值一班。奶奶可忙开了，又找棉袄，又找棉鞋。秋风刮得挺大。
“真要是有坏人，您能管得了什么？他会等着让您给他一拐棍儿？”
“人家这是信任我。”
“就算您用拐棍儿把他的腿钩住了，他也得把您拉个大马趴。”
“我不会喊？”
“我替您去吧。”
“那可不行！”奶奶穿好了棉衣，拿着拐棍儿，提着板凳，掖着手电筒，全副武装地出了门。
我出门去看了看。奶奶正和上一班的一个老头在聊天。还不到十点。两个人聊得挺热火。风挺大，街上没什么人。那老头在抱怨他孙子结婚没有房……
十点刚过，奶奶回来了。
“怎么啦？”
奶奶说：“又有人接班了。”脸色挺难看。
“有人了更好。咱们睡觉。”
奶奶不言语，脱棉袄的时候，不小心把手电筒掉地上了，玻璃摔碎了。
“您累了吧？我给您按摩按摩？”
奶奶趴在床上。我给她按摩腰和背。她还是一到晚上就腰酸背疼。我想起小时候给奶奶踩腰，觉得她的腰背是那样漫长。如今她的腰和背却像是山谷和山峰，腰往下塌，背往上凸。
我看见奶奶在擦眼泪。
“算了，什么大不了的事儿！”我说。
“敢情你们都没事儿。我妈算是瞎了眼，让我到了你们老史家来……”
海棠树的叶子又落了，树枝在风中摇。星星真不少，在遥远的宇宙间痴痴地望着我们居住的这颗星球……
那是一九七五年，奶奶七十三岁。那夜奶奶没有再醒来。我发现的时候，她的身体已经变凉。估计是脑溢血。很可能是脑溢血。
给奶奶穿鞋的时候我哭了。那双小脚儿，似乎只有一个大脚趾和一个脚后跟。这双脚走过了多少路啊。这双脚曾经也是能蹦能跳的。如今走到了头。也许她还在走，走进了天国，在宇宙中变成了一颗星星……
现在毕竟不是过去了。现在，在任何场合，我都敢于承认：我是奶奶带大的，我爱她，我忘不了她。而且她实在也是爱这新社会的。一个好的社会，是会被几乎所有的人爱的。奶奶比那些改造好了的国民党战犯更有理由爱这新社会。知道她这一生的人，都不怀疑这一点。
当然，最后这几年，她心里一定非常惶惑。我不能原谅自己的是这样一件事：那时每天晚上，奶奶都在灯下念报纸上的社论。在那个“专政学习班”里，奶奶是学得最好的一个。她一字一顿地念，像当年念扫盲课本时那样。我坐在桌子的另一边看书。显然是有些段落她看不大懂，不时看看我，想找机会让我给她讲一讲。我故意装得很忙，不给她这个机会，心想：您就是学得再好，再虔诚些，人家又能对您怎么样？那正是“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时候，净是些狗屁不通的社论。奶奶给我倒茶，终于找到了机会。
“你给我讲讲这一段行不？”
“咳，您不懂！”
“你不告诉我，我可不老是不懂。”
“您懂了又怎么样？啊？又怎么样？”
奶奶分明听出了我的话外之音。她默默地坐着，一声不响。第二天晚上，她还是一字一句地自己念报纸，不再问我。我一看她，她的声音就变小，挺难为情似的……
老海棠树还活着，枝叶间，星星在天上。我认定那是奶奶的星星。据说有一种蚂蚁，遇到火就大家抱成一个球，滚过去，总有一些被烧死，也总有一些活过来，继续往前爬。人类的路本来很艰难。前些时候碰上了惠芬三姐，听说因为她“文革”中做了些错事，弄得她很苦恼，很多事都受到影响。我就又想起了奶奶的星星。历史，要用许多不幸和错误去铺路，人类才变得比那些蚂蚁更聪明。人类浩荡前行，在这条路上，不是靠的恨，而是靠的爱……
一九八三年十一月十一日 夏天的玫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