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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寒夜》与光明

　　李致在《寒夜》开机仪式上讲话

　　很高兴能出席《寒夜》电视剧开机仪式。

　　《寒夜》是巴老在20世纪40年代中期，用两年时间时断时续完成的长篇小说，也是他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脱稿的时间是1946年12月31日深夜，距今正好六十年。《寒夜》写的是抗日战争时期的重庆，书中的主要人物生活十分痛苦和无奈，矛盾冲突既频繁又激烈，人性受到严重的扭曲。巴老真实地写了人性，写了人性的扭曲，十分感人，达到很高的艺术成就。巴老说：我的目的无非要让人看见旧社会、旧制度是什么样子，好人得不到好报，我要替那些小人物申冤。“我如果不能替他们申冤，至少也得绘下他们的影像，留作纪念，让我永远记住他们，让旁人不要学他们的榜样。”

　　《寒夜》刚出版的时候，一位“批评家”指责作者不敢“面对鲜血淋淋的现实”，甚至因为没有喊“哎哟哟，黎明”，主张把巴金这类作者“捉起来吊死”。现在想起来，像是在听一段无知的笑话。

　　我生在成都，在旧社会生活了二十年，接触过不少像汪文宣这样的小人物，其中包括我的长辈。1947年初，因为参加学生运动，我被成都的学校变相开除，去了重庆。巴老在重庆民国路一四五号文化生活出版社开始写《寒夜》，他熟悉民国路和附近的街道。我也在民国路一四五号三楼住过，也常在附近走动，对《寒夜》所写的内容和环境，有一种亲切感。

　　《寒夜》主演：刘涛（左）、吕中（中）、赵文瑄（右）

　　20世纪80年代，有一次我在上海和巴老一起散步，曾经谈到小说《寒夜》。巴老告诉我：在《寒夜》日译本的“书带”上，有人指出这是一本充满希望的书；在法国也有读者说，读了《寒夜》，他感到光明。希望是什么？光明在哪里？我的理解是：不是要把主人公变成娜拉或变成觉慧，更不是要把他们变成斗争的勇士，而是通过深入描写这些小人物在旧社会的痛苦和悲惨的结局，使读者记住他们，以他们为戒。巴老说，书中的“三个人都不是正面人物，也都不是反面人物；每个人有是也有非；我全同情。……不能责备他们三个人，罪在当时的旧社会、旧制度。”我发表《寒夜》，明明是宣判旧社会旧制度的死刑，我有一个坚定的信念：它一定灭亡。其实，早在40年代初，巴老在散文《长夜》里说：“这是光明的呼声，它会把白昼给我们唤醒。漫漫的长夜逼近它的终点了。”拍电视剧《寒夜》，无非是让人们记住这段不应遗忘的历史。电视剧是另一种艺术门类，改编是再度创作，为了适应新的审美观念，必然要在原著的基础上有所挖掘和延伸，但只要把握住巴老上述的要点，就不会违背原著的初衷。

　　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发生巨大的变化，人民生活有所提高。经济转型期间，难免出现各种问题。弱势群体的存在，就是问题之一。他们生活困难，看不起病，孩子读不起书；外出打工有时拿不到工资，又没钱打官司；造成精神抑郁，产生许多不必要的矛盾和冲突；等等。政府关心弱势群体，为他们解决了一些问题。文艺家在歌颂巨大变化的同时，也需要关注弱势群体，为他们呼吁，为他们鸣不平。从这个意义讲，拍摄《寒夜》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上海电视台是我国有影响的电视台，80年代曾与四川电视台合拍电视剧《家·春·秋》，取得很好的效益。这次，以上海为主，有关电视台和有关文化单位参与，四川电视台共襄盛举。中央电视台也很重视拍摄《寒夜》。两岸著名的演艺家共同合作。这对广大观众很有吸引力。

　　今天是巴老逝世一周年。巴老是作家，出版他的书，研究他的作品，通过电视传媒让他的作品与更多的观众见面，是对巴老最好的纪念。

　　预祝《寒夜》电视剧拍摄成功！

　　2006年10月17日 李致文存：我与巴金（第一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