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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巴金致成都市川剧院的一封信

　　按 半月前，省川剧艺术研究院副院长杜建华打电话告诉我，原成都市川剧研究所副所长戴德源在1961年市川剧院编印的内部资料中，发现巴金致成都市川剧院的一封信。此信是为祝贺成都市川剧院成立一周年而写的，表达了他对川剧的深情，并提出发展川剧事业的建议。原信在“文革”中丢失。后经林捷（时任市川剧院党支部副书记兼第二团团长）证实了此事。信中许多情况和意见，我都听巴老讲述过。在巴老百岁之际，发现了这封未收入《巴金全集》的信，实在令人高兴。

　　2003年8月8日

　　成都市川剧院：

　　今天是成都市川剧院建院一周年的节日，市川剧院的同志们知道我喜欢看川戏，来信要我对川剧的演出提一点意见。我拿起笔，却不知道写什么好。说实话，我只是一个普通的观众。我自小就爱看戏。我生在成都，到十九岁才离开四川，不消说，看川戏的机会很多。在四川的时候，我并不觉得自己对川戏有特殊爱好。可是1936年，我在上海重看川戏就有一种旧友重逢的感情。1940年年底，我第一次回到四川后，由重庆坐船到江安去看朋友，船在泸县停了大半天，我上岸去随便走走，忽然听见有人在唱《情探》，我居然站在一家商店门前听完了半张唱片，我觉得多么亲切、多么高兴。喜欢听乡音，这是人之常情。我对川戏的偏爱，也是可以理解的。

　　然而说到偏爱，也并非盲目崇拜，不辨好歹。有一个时期（1944年下半年到1946年上半年），我住在重庆民国路，附近就有川剧院，我记不起是“一川”或“二川”了，总之，买票方便。但是我去看过三次或四次，就不想再去了。和尚与西装少年同台，演员在台上随便开玩笑。那些做黄白生意发财的观众最欣赏的是色情的东西。每次我都等不到戏终场就走了。我有几个爱好川剧的外省朋友，抗战期间他们也曾在重庆住过几年，但那个时候他们是不看川戏的。他们爱上川戏，还是解放以后的事。川戏在上海演出，得到很高的评价，也是解放以后的事。1936年川戏班在上海演出《评雪辨踪》，观众寥寥无几。1954年曾荣华和许倩云两位同志在上海演《彩楼记》就受到观众们的热烈的欢迎。观众变了，剧本也改得好了，演员的表演也进步了。要是我再拿抗战后期在重庆看过的川戏跟最近几年先后在上海看到的几个川剧团的演出比一下，真可以说是有天渊之隔。

　　从1954年起我在上海看过四次川剧的演出。在剧场里也常常遇见外省的朋友。大家谈起来，对川剧的喜爱都是相同的，意见也差不多。都说川剧剧目多而好，表演有独特的风格，台词精练而又风趣，生活味道很浓；有人甚至说川剧从剧本到表演都够得上三个字的评语，那就是“精”“深”“美”。自然这是指好戏说的。我过去也看过一些坏戏。川剧团在上海演出的剧目中也有坏戏，也有还不曾整理好的戏，至于好戏像《柳荫记》《翠香记》《评雪辨踪》《拉郎配》等等都是经过了多次修改和加工的。去年9月我看过青年演出团的《拉郎配》，加了一场新的《武拉》，而且，改得的确比1957年在这里演出的更好了。我最近无意间读到原来的《鸳鸯绦》，才懂得所谓“化腐朽为神奇”的意义。几个主要人物的外表，似乎没有什么差异，可是精神面貌不同了。人物的性格鲜明了，主题也突出了。本来是歌颂封建统治者的戏现在变成了揭露封建统治者罪恶的讽刺喜剧。原来那个做替死鬼的大头、小吹董大也变成了观众最喜爱的有血有肉的董代了。《拉郎配》的确是一个最受外省朋友欢迎的好戏。去年我在北京遇见一位向来不看戏的朋友，他忽然拉住我说：“想不到川戏的喜剧那样好。”他指的就是这个戏，从这里也可以看出解放十年来戏改工作的巨大成绩。

　　我常常听见人们谈到川剧中的喜剧，都说它好，川剧团在各地演出的喜剧也比较多些。不过我觉得有些戏似乎还需要更好的加工，要是都能够整理到《拉郎配》那样完整就更好了。《乔老爷上轿》也是近几年中整理出来的很好的喜剧，倘使再花一点点功夫也就可以跟《拉郎配》媲美了。像这样的戏都是应当列入世界喜剧名作之林的。

　　其实川剧的剧目那么丰富，称得上好戏的岂止喜剧而已！像去年9月青年演出团在上海演过的《治中山》就是一本激动人心的好戏，虽然还不够完整，但是在现有的基础上加工也并不困难。这个戏在上海只演了一场，可是好些看过戏的人都赞不绝口。《焚香记》也是感染力很强的好戏，听说出国演出团在柏林演完这个戏，谢幕多到二十二次。两个多月前陕西省戏曲演出团的秦腔古典剧《赵氏孤儿》轰动了上海文艺界。我曾经这样想：为什么川剧团不把这个戏带出来呢？1956年年底，我在成都陪西德剧作家魏森堡（《十五贯》的德文译者）看过这个戏的一段，觉得很不错。有些外省朋友说，川剧表演以“三小”见长。我不大同意这种说法。所以我倒希望今后川剧团出川巡回演出，在喜剧之外，也带些正戏和悲剧出来。培养演员也一定能做到全面发展，不会只限于“三小”的。

　　最近几年来，川剧在党的领导下对于新生力量的培养做了很多的工作，也有了不小的成绩。许多人谈到这一点，都表示钦佩，我也听见一些同志在公开的会上称赞川剧青年演员成长的迅速。据我这个外行看来，就数量和普遍说，恐怕没有一种剧种在这方面比得上川剧。但是在去年到上海来的青年演出团中我还没有见到一位像姚璇秋同志（潮剧演员）那样成熟的演员，姚同志是在1953年才开始学戏的。我对去年看到的《白蛇传》感到美中不足的地方，就是我看见的，还只是演员，不是民间传说中的白蛇和许仙。为了表演身段和功夫，忽略了人物，也可以说是“得不偿失”罢。好的演员便不是这样。例如阳友鹤同志，这里好些文艺界的朋友特别欣赏他的演技。一位有名的剧作家说，看阳友鹤同志的戏就像看齐白石的画一样，淡淡的几笔就把人物勾出来了。

　　巴金与川剧大师阳友鹤

　　我说这些话绝非故意挑剔。我不过提醒同志们：在社会主义的大竞赛中不能有片刻的松懈；别人跑到前面去了，就应当迎头赶上。这种道理同志们一定比我更清楚，用不着我饶舌了。作为爱好川剧的观众，我愿意在这个喜庆的日子里，代表我全家（连我的九岁的男孩也喜欢川剧！）向川剧院的同志们表示祝贺与感谢。川剧院的同志们在1959年已经打了很漂亮的胜仗。在这个伟大的60年代中，川剧的前途是无限美好的，川剧院的同志们一定会取得更大的胜利，演出更多更好的戏为我们伟大的时代和英勇的人民服务。

　　巴金

　　1960年1月9日 李致文存：我与川剧（第四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