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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们写什么——李致《终于盼到这一天》读后

　　杨泽明

　　作为一名文艺工作者，我几乎终日以书为伴，用书香滋养自己的思想，让心灵充满阳光；领略艺术无穷的魅力，探寻创作坎坷的蹊径。最近，我抱着学习和取经的态度，认真拜读了李致老的散文集《终于盼到这一天》，从中深受启发，获益非浅。冥冥中我的脑子豁然一亮，蓦然明白了：散文是社会大波澜里喷涌出的浪花，是探察心灵的窗口。血管里流出来的自然是血，经过民族血管过滤的才算是真正的好作品。回答了我关于“今天，我们写什么？”——这样较长时间困扰我的一个问题。

　　是的，在我们这个散文的泱泱大国，自新文学运动以来，散文一直是文坛的主力。其实绩也在小说、诗歌、戏剧之上。据1997年《光明日报》载：“有人统计，目下全国各报刊每天平均刊发20多万字的散文，一年约刊出七千多万字。”由此看来，“今天，我们写什么？”显然是一个老掉牙的话题，尤其是面对新世纪的文坛，提出这样的问题仿佛十分幼稚可笑。其实，当今文坛的许多作者，并没意识到这是一个值得引起我们重视和急待解决的问题。如果一个作者，倘终日徘徊于亭子间，凭一点儿肤浅的感觉，便大写些时装口红，美酒咖啡，花儿鸟儿，猫儿狗儿，等长吁短叹、无病呻吟的文字垃圾。除了在“八卦”小报小刊捞点儿散碎银子外，只能对社会生态环境造成污染！不错，大题材的确能够写出大文章（当然，缺乏艺术概括力和表现力的作者例外），而小题材无论怎么“注水”或添加“三聚青胺”也难免仍然是小。我并非题材决定论者，我是想说选择题材乃是决定作品成败的不可忽视的关键因素之一。我们在读李致《终于盼到这一天》的同时，不妨让我们回顾一下上世纪“散文热”高峰期的盛况，重温巴金的《随想录》、丁玲的《“牛棚”小品》、韦君宜的《思痛录》、杨绛的《干校六记》、白桦的《百年悲情》、金辉的《百年黄河》等等取精用宏、气度不凡的上乘之作，像沉雷、警钟和杜鹃啼血般的呐喊撼动读者心扉，感人肺腑。而正是这样一批思想厚重、立意高远、文笔隽永，颇有卷舒风云之色的文字，让人们触摸时代脉搏的跳动，感受历史灼人的体温，领略人生沉浮的悲欢。唤起人们警醒与反思。直面这批颇具震撼力和渗透力大著，可见散文选材的重要。

　　然而，当“散文热”的浪潮渐次消退之后的文坛，厚重沉雄的散文便有如凤毛麟角般难得一见了，大量充斥报刊的是：花前月下的卿卿我我，顾影自怜的无端惆怅，绵软无骨的小情小趣，甜腻腻、酸溜溜的唠叨、自恋等等，无形中引人迷惘，催人衰颓。此类既缺血又缺钙的散文，题材本身就具有先天性局限，连“小摆设”恐怕也未必够格，只能说是空壳散文。究其根源，首要的是物欲膨胀、道德危机，导致不少作者价值观的巨大变化，使散文在文坛低下了高贵与尊严的头颅，日趋世俗化、贵族化；其次是有的作者不适应多元化、众声喧哗、浮躁、真假难辨的生存空间，导致散文失去的评判优劣的尺度和部分读者的疏离；再有便是散文理论滞后，不少人仍习惯于把散文置于“小摆设”的边缘地位。理论家们对于在“伤痕”和“反思”文学中倏然异峰突起的“散文热”的内在因素、外在条件及得失，懒于从理论上进行梳理、从哲学的高度加以阐述。依然轻车熟路沿用“传统”与“古典”的理论对新时期的散文进行解构。显然缺乏理论创新的精神和跨越的勇气。今天，当我们面对新世纪散文令人堪忧的现状时，我们不得不郑重思考和严肃对待：今天，我们写什么？这是任何一位严肃的作者都无法回避的问题。

　　还好，困惑中我幸运地拥有李致老的大著《终于盼到这一大》。这本书共30余篇文章，作者以自己真切的感知与慧悟，从不同层面和不同角度，采用缜密精当的艺术构思、“小”中见大的表现手法、简洁凝练的白描语言，敦厚沉雄的清新格调，营造出开阔的境界，深邃的意蕴，揭示“十年浩劫”所酿成的大灾大难——“四人帮”倒行逆施的滔天大罪。同时，作者还将在“人妖颠倒”的非常年月里，自己被摧残、被凌辱的不屈的灵魂活脱脱的摊放在阳光下，供读者阅读和拷问。并与他共同分享把“四人帮”押上历史审判台的欢乐和喜悦！作者文笔非常老到，看似平静超然，但却十分深沉灵动，展示出作者对于白描语言艺术的运用深厚功底，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作者的朴实无华的文风，让我隐隐感到似乎他与他四爸巴金一脉相承。边读边掩卷沉思，我充分领略了醇文如酒、悲文如泣、怒文如刀的情韵。书中多数篇章都是今天我们写什么和怎么写的范文。

　　在“文革”那个黑白颠倒、妖魔横行的年月，血腥与恐怖，令人不寒而栗。记不住是哪一位思想者曾说过这样一句话：“物质的贫乏暴露社会的黑暗，精神的贫乏显示民族的衰老”。“十年浩劫”的日子，我们可说是跟“黑暗”与“衰老”结伴同行。如今，“文革”的灾难随着时间无情的冲刷日渐被人淡忘，甚至集体失忆。特别是当代的青少年，许多人更不知道“文革”为何物。在这样的情形下，我们应当静下心来读读李致老用汗水、泪水和血水浇铸的《终天盼到这一天》——中国“文革”博物馆的一块沉甸甸的基石。当我读着李致老笔下《小屋的灯光》《白发》《我淋着雨，流着泪，离开上海》，以及《“生前友好”戴云》《迟献的一朵小花》等淋漓尽致的倾吐胸中的块垒的篇章，展示出他身处“牛棚”却跟亲人们和友人们患难与共、脉脉相通的情景。读着读着，顿觉心里猛然一热，不知为什么潸然流下了泪水。噢，是作者真诚、炽热、崇高、纯洁的情感如此强烈感染着我，冲击着我，震憾着我！眼前恍然喷涌着深情的大波，迸溅出一束束皎洁浪花，是那样壮丽、奇妙，令人心弦共鸣共振，慨然触摸到那个已经逝去的时代难以平复的伤痕。从而昭示子孙后代：以史为鉴！——“文革”那样的闹剧、悲剧、惨剧，决不能再次在中国的舞台重演！不仅如此，作者还通过对“文革”血泪斑斑往事的回眸与控诉，还让我听到了他对人性、理性和良知回归的大声疾呼，叮嘱人们珍爱今天的生活，让断片的人成为完整的人，构建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

　　读罢《终于盼到这一天》，我可以毫不犹豫地说，让我们直面新世纪机遇与挑战并存、甜蜜与苦涩同在、欢乐与哀伤交织的时代，根植于历史转型期的阵痛中既非天堂亦非地狱的现实生活，以国家的兴衰为己任，与芸芸众生同呼吸共命运。那么，今天我们就写：人性的回归、理性的复苏、良知的再生吧！同时，为了新的一轮“散文热”再次在中国文坛大放异彩，我这里用外国的一位史学家房龙的话作为此文的结尾。房龙说：“真正的艺术家和真正的哲学家一样，是个开拓者。他们离开人们经常走的路，常常一去就是几年，去找一条新路，常常一去不复返。可能在寻找高峰的时候，被洪荒吞噬。……拓荒者在孤独中死去，正好说明艺术家在精神世界里远远走在一般人的前面。”我愿以此与尊敬的李致老共勉！

　　2008年11月21日初稿 李致文存：我的人生（第二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