浩劫一“斑”——读李致《终于盼到这一天》
您可以在百度里搜索“李致文存:我的人生(第二卷) 艾草文学(www.321553.xyz)”查找最新章节!
浩劫一“斑”——读李致《终于盼到这一天》
王小遂
收到李致同志惠赠新作《终于盼到这一天》。按照自己先读序跋的读书习惯,首先在他的《后记》中读到“本书的主题是:勿忘‘十年浩劫’。”不觉微微一震。因为众所周知,十年“文革”浩劫,至今仍与“反右”等一样,属于写作禁区。尽管防民之口,百密一疏,有关“文革”中刘少奇、彭德怀的最后年月,林昭、张志新们的惨遭杀害,老舍、傅雷们的以死抗争,季羡林的《牛棚杂忆》以及更多的厉史真相已越来越为更多的人知晓,谁还想“文革”实行“全封闭”已不可能。但每当触及此中情事,有些人总觉得是“不入耳之欢”,依然是能禁则禁,能封则封,能忘记最好。李致却居然以此为本书主题,而且明确无误地声称,“十年浩劫是中国历史上的大事,绝不应该忘却,应该从各个不同角度记录下这场‘史无前例’的灭难,以便子孙后代吸取教训,成为购建和谐社会的动力”。
须知,作者曾经是相当长期分管意识形态、文化工作的一位领导干部或曰官员,他对这类敏感问题的禁忌和利害,是应知应解一清二楚的。“不容青史尽成灰”——也许正是这样一种历史责任感,他才写出了印成了这本文集吧。难能之处,正在于此。
应该说,作者在这场浩劫中所遭遇的磨难,较之那些失去生命,失去亲人,失去健康,失去思想,失去才华的受难者“松活”多了,远不是“顶级”的,但却是相当“普及”的。也是他说的“各种角度”之一吧。我和我的许多朋友,相信还有更多的人,都有过类似的经历。许多遭遇,如批斗、抄家、逼供、外调,种种“触及皮肉”和“触及灵魂”的折磨,……却只是程度上的差异,而无本质上的不同。浩劫之“浩”,于此可见一“斑”。
文集中给我印象尤其深的是《我淋着雨,流着泪,离开上海》。是写他秘密的上海之行,探望身处逆境的叔父巴金的。我没有见过巴金先生,照片上倒是见得不少。印象里先生是一位满头白发慈眉善目的忠厚长者。当人们在“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能那样温良恭俭让”等口号蛊惑和煽动下,凶残代替了人性,暴行被说成革命,声望极高的巴金老人成了“文革”第一批受害者。作为老人亲属的李致,自然格外牵肠挂肚地惦记着老人家的处境。因而不顾干校纪律,有了上海之行。
文中刊载了李致与巴金的两封信,李致写道“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前一段时候,我暂时没有给你写信”。巴金的回信中也说“我一直不想给你写信,害怕给你找麻烦”。他们不约而同地顾虑着书信会带来“麻烦”,这担心绝不是多余的。想当年,胡风和他的朋友们不正是被领导者利用他们的书信断章取义无限上纲,罗织成“反革命集团”的吗?历次政治运动都证明,利用书信治罪,才真是“一大发明”!文中还提到,有五十多封巴金给李致的家书被迫上交后,至今没有下落,这对研究巴金该是多么大的损失。
谈到书信,李致在文集内的另一篇《特殊的“纪念日”》里还有具体动情的描述:“从第一次抄家起,我放弃了文学创作,不记日记,不保存文字资料。写信只谈生活,不谈政治,就是谈生活,也不能有‘小资产阶级情调’,更不能有可能被抓住的‘把柄’。我养成了凡信件和别的文字东西看过即撕的习惯”(抄者注:这种习惯何止他一人才有)。他还谈到如何忍住悲痛把老母亲的来信连信封一起撕掉;又如何把女儿保存的他给女儿的家书全部烧掉,引起女儿大哭一场。“少年不识愁滋味”呵。
李致的上海之行,还有更为难堪的一幕。正如《巴金传》里描写的那样,这次亲如父子的两人见面,“虽同睡一张床铺上也不敢深谈”。原因很简单,因言获罪者比比皆是,“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嘛。这使我想起读过的一篇短文。讲某君在“文革”上学习班,听别人说自己爱说梦话,因而惊恐不已,唯恐说出什么碍语被人举报。于是每天都要熬到别的人全部睡着后才敢入睡;即便如此,都还担心别人起夜时会听到什么,导致长期失眠。无独有偶,著名演员、作家黄宗江也曾害怕因说梦话罹祸,每天睡觉时都用胶布封住嘴巴。这种人人提心吊胆,处处谨言慎行,连空气中都弥漫着恐惧的时代与生活,当今年轻一代是无论如何想象不到也不会相信的。可能了解点历史的老人倒会联想到秦王朝“偶语弃市”的森严。原来,曾经传颂一时的名篇名句“历代都行秦政制”并不是夸大之词,“祖龙虽死秦犹在”也并非诗人的浪漫情怀,而是实实在在活生生的现实。
文集中还有一篇不能不提到的另具一格的作品《谁是“母蚊子”》。母蚊子吸人血,原本见诸于《十万个为什么?》的一则科学知识,然而在彼时彼地却差点成为“现行反革命罪行”。真叫人啼笑皆非。
这是一则笑话,使人想到,“文革”浩劫是一场大悲剧自不消说,但当我们现在回顾那一段包括自己在内的举国若狂的岁月时,就会发现许多悖乎常理、荒诞不经的现象。从这个角度来看,“文革”又何尝不是一场大闹剧。从发动、领导者、参与者、受害者,都各自在这场闹剧中扮演不同的角色。
当年鲁迅先生在谈到讽刺时,曾经举洋服青年撅着屁股拜佛,道学先生皱着眉头生气的例子,觉得十分可笑。其实,“文革”中出现的怪现象、大笑话,都超过上述两例千百倍。早请示、晚汇报、天天读、忠字舞,乃至人们日常打个电话都要先念一段语录。粉碎“四人帮”后,姜昆、李文华合作的相声《如此照相》对此作了深刻的揭露与讽刺。顾客进门先说:“兴无灭资。我照个相。”店主回答:“破私立公。照几寸?”如此等等。这段相声很快风靡全国,受到广大观众的喜爱。记得有段时间,“文革”笑话的传播,成为民间文学的主要内容。如卫生系统开批判会,主持人要把李时珍揪出来示众;农民学习世界革命支援“亚非拉美”,变成讨论如何“压肥拉煤”。把这些搜集起来,完全可以编一本《新笑林广记》。《谁是“母蚊子”》应当可以入选的。
读完全书,总的感觉是语言朴实,娓娓道来,讲真话,记真事,抒真情,既继承巴老之文风,复具幽默之谐趣。俚语四句,权以作结:
《家》学渊源有秉承,不饰铅华唯写真。
情结难解文与戏,部长原来是书生。
2008年1月9日于成都 李致文存:我的人生(第二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