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可以在百度里搜索“李致文存：我的人生（第二卷） 艾草文学(www.321553.xyz)”查找最新章节！

　　随笔并不随意——读“我的人生”有感

　　字心

　　李致是我的领导，离退休后又是能在一起说说心里话的朋友。他的“我的人生”，断断续续读过不少。近期天地出版社集中推出，多至三卷，我又温故而知新，套句老话，感慨良多。浓而缩之，也就是两句：往事并不如烟，随笔并不随意。

　　李致的如烟往事，也是摸得着抓得住的。用一根线串起来，即使不甚衔接，亦可看出就是他的自述历史。应该说，他是得天独厚的。在民族危难、社会动荡还不知多少愁滋味的少年时期，他就接触了一些先知先觉先行的志士仁人，得以投身到争民主，争自由的洪流。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中共地下党和人民解放军在成都会师之后几天，他在一次大会上担任“司仪”，正要喊出欢迎首长讲话时，“站在不远的大首长”贺龙却对他连连摆手，笑言没有什么“手掌、脚掌”，告诉他“只能称呼同志”，并讲了一番道理，使他进一步认识到共产党领导人民求解放，更为重要的任务，是解放旧的规章、旧的思想的束缚，只有这样才能建立民主、自由、平等的新社会。

　　这次的不期而遇，加深了他在学生运动对争取民主、自由的理解。这段短促然而美好的记忆，深深地植根在李致心头。几年之后的反胡风运动，他遭受委屈，隔离审查达半年之久。这段记忆激励着他，提示着他，使他在痛苦的迷惑中，未能松懈自己，继续走自己，继续走自己认定的路。他一直在共青团工作，调到团中央之后，时为团中央书记胡耀邦的民主作风和光明磊落，在行事与为人上给了他很多启示。早年四爸巴金回到成都，目睹十二三岁的他，顶着一个“五横牛”的浑名，顽皮得太有水平，不惜笔墨写给四句话：读书的时候用心读书/玩耍的时候放心玩耍/说话要说真话/做人得做好人。这时回想起来，心里更觉明白，什么是好人，好人的标准是什么，他思索过，描摹过，其实在胡耀邦和贺总身上都可看到答案。

　　这样的答案就是李致的价值观，在随后的十年动乱中，他的价值观经受了严酷的检验。

　　一场革“文化之命”的运动到来了，李致也是首当其冲。他和胡耀邦等人一同关进“牛棚”，经历了人世的险恶，看够了人性的扭曲，其累积的素材，可以绰绰有余地编写一部20世纪的“三言二拍”。

　　在“牛棚”里除了交代自己的罪恶，还要不断接待来外调的人员，奉命揭发别人的罪行。李致说不来假话，常常无可奉告。这就加重了他的“罪行”，被看管的人视做顽固不化，给了他很多“特别待遇”。什么苦和累他能挺下来了。在离家几个月之后，“牛棚”开恩放假一宿，包括棚里顶级“走资派”胡耀邦，谁都可以回家，对他却是“不准”，只能“留下”——唯独这次的“惩罚”，令他黯然神伤。

　　后来才知道，一次拍打蚊虫时，无意间说了一句“母蚊子就是吸人血”，一个要置李致于死地而后快的女士居然认定是有意影射她，于是采取了这个报复措施。

　　这样的“不准”和“留下”，他经受的不止一次。但折磨也是锻炼，他在锻炼里学会了抗争和坚持。

　　批判他的人，手不离“语录”，批判的武器都来自伟大领袖的著作。但领袖是大家的，他就是“以子之盾，抗子之矛”——活学活用“不为敌之气势，汹汹所吓倒，不为尚能忍耐的困难所沮丧”，决意耐心地打一场“黑暗即将过去，曙光即在前头”的持久战。

　　坚持也来自鲁迅的著作，在“牛棚”的管制人员可谓百密一疏，竟然答应李致读鲁迅的要求，他在昏暗的“牛棚”里再次通读了《鲁迅全集》，从中吸取了力量，也吸取了抗争的智慧。

　　支撑他的还有来自小屋的灯光，每当黄昏来临，他都找机会凝望百米外的小屋，那是他和妻子的卧室。小屋的灯光亮了，无言的灯光就会告诉他：妻子平安地回到家了，一对儿女有依靠了。灯光温暖着他的梦，也编织着他的梦，一觉醒来，也许就是曙光迎来的朝阳。

　　在“牛棚”里，李致想自己少，想亲人多，尤其惦记远在上海的四爸巴金。从公开的报纸上，他已然知悉四爸的处境很不好，日胜一日的黑云压顶，风雨如磐，老人究竟怎么样了。他惊心如焚，好容易出了“牛棚”，到了“五七”干校之后，仍然没有探亲和在通信里讲真话的自由。终于有了春节返回北京的机会，和妻子商量后，缩短了相聚的时间，提前五天悄悄去了上海。虽然设想了暴露后如何应对的方案，与四爸相晤还是提心吊胆，直到告别也是心神不定，却也只得在那个风雨如晦的日子，淋着雨，流着泪，难离难舍地离开了上海。

　　一路上他老是想着给四爸的许诺：先学会了蹬三轮，在“五七”干校又学会了农活，日后四爸有个短长，他可以用自己劳动……供养老人家。皇天在上，他能如愿以偿吗？张眼一望，前路茫茫，还是风雨如晦如磐……

　　这就是李致的“文革”。他向往和追求的民主、自由以及祥和幸福，统统糟蹋得不成样子了。

　　我与李致相识并共事，是在“文革”后期，他在四川人民出版社分管文学编室。其时，上海金钟长鸣，文艺方面的主要任务就是反映“走资派还在走”。李致牢记他离开团中央时胡耀邦的嘱咐：在路线斗争中不要盲目吹喇叭抬轿子。我们社组织了一个短篇小说集。讨论书稿时，李致很认真很慎重，光路线就议论了好几天。集子里的每篇作品都有路线，有人就提出毛主席革命路线是不是总路线？又有人提出还有毛主席教育革命路线，文艺革命路线，卫生革命路线等等路线，不一而足，那么这些路线是不是分路线？谁也想不明白，说不明白，绕来绕去，这个题名《号角》的集子，终于沉没在出版社里。

　　也有不绕的，在批判右倾翻案风的巅峰期间，驻川南的某军送来一本反映红军四度赤水的小说集子，里边活动的英雄人物，只要姚文元等的棍子一张眼，便可判定是“走资派还在走”。但李致了解情况后接受了，他有地下工作的经验——“长期隐敞，等待时机”。书稿在编辑部躺了不到半年，“四人帮”一垮台，立即修改推出，首印五十万册，仍然供不应求，这大抵是新时期投向市场的第一本短篇小说集。

　　此时，身为四川人民出版社总编辑的李致，想到当年耀邦在团中央一次会议上提出版刊物要扔“大石头”的讲话，他与有关同事研究后，便在解除“三化”（地方化、群众化、通俗化）的束缚上下功夫，终于争取到上层同意，实行了“立足本省，面向全国”的出版方针。在具体操作上，坚守“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将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经营上该赚的赚，该赔的赔，统一核算，以赢补亏，既出了好书，积累了文化，出版社也在发展中壮大了自己，四川人民出版社走上空前的繁荣，创下了长达十年的黄金岁月。其经历与经验，在时至今日的深化改革中亦非过眼云烟，值得作一些剖析和借鉴。

　　其后李致去了中共四川省委宣传部，在其分管的领域，他主抓川剧的振兴，也抛出一个“大石头”，这就是认真执行“抢救、继承、改革、发展”的八字方针——从而调动了老艺人的积极性，加快了新秀的培养，尤其是狠抓了作者和剧本，古曲新声，百花齐放，走出了夔门，也走出了国门，获得中外赞誉，为民族传统文化扩展了一片新天地。

　　李致在其笔端记述的如烟往事，之所以并不如烟，就因为他的随笔并不随意。他不无病呻吟，故弄虚玄，而是有实而发，有感而发，所以他的感受不是扁平的，而是来自他的心田、他的经历，来自他的认知和价值观，所以独具李致的特色，这就是他的本色。

　　他的三卷里有不少缅怀亲友的篇幅，字里行间也可看到李致的本色。无论旧雨新朋，他都饱含深情，记挂和念想溢于言表，十分让人感奋，呈现出至为可贵的人文情怀。

　　我常想巴金给李致的“四句话”，其实极具普适性，可以放之四海。李致守住这“四句话”，影响了他一生。这就是他人生的起跑线，倘若沿着这条线去解读他的“我的人生”，一定会读出书卷以外的一些意蕴。

　　2014年10月29日 李致文存：我的人生（第二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