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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遥远的记忆 永恒的信念——读李致《李致文存：我的人生》中的“少儿篇”

　　李临雅

　　李致先生80万字的三卷本《李致文存：我的人生》中，有一组写他童年和少年时代的文章，可以说是他作品中的奇葩。那些文章以温馨的记忆，以一个小孩的眼光、观察和感受将距今七、八十年前——20世纪三、四十年代成都市井生活的一场景和他在自己独特的家庭条件下的成长故事，生动、鲜活地呈现在读者面前，有很强的文学性，且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史料价值。

　　在《李致文存：我的人生》的总序中，李致先生说：“我喜欢真诚、朴实、动情、幽默的散文。”而他自己正是按这样的标准在写散文，具体到这一组文章，有情有趣的文字俯拾皆是，读起来饶有兴味。

　　从那些篇目中，读者知道了当时成都的好些街道都是集中卖一种商品的，比如华兴街主要卖帽子，半边桥是卖鞋的，而科甲巷则是专门卖儿童玩具的。小孩子玩的游戏有放风筝、吹玉兰花瓣、戴戏脸壳、演灯影儿戏、放鞭炮，小男孩则喜欢用木头做的，涂着银粉的关刀、宝剑……那时候，成都有很多乌鸦，早上黑压压地从天空飞过，小学生们一起有节奏地欢呼：“乌鸦，乌鸦，上学！”黄昏时看到乌鸦从另一个方向飞回来，又一起欢呼“乌鸦，乌鸦，放学！”打死了苍蝇，引来了蚂蚁，孩子们会高兴地唱：“蚂蚁儿、蚂蚁儿来来，大哥不来小哥来，吹吹打打一路来。”另外还有过年的习俗、亲戚朋友交往的礼仪等等。

　　在《外婆家的花园》里，读者看到了玉兰花树、绿萼梅树、紫荆花树、椿芽树、枇杷树、芭蕉树、柚子树各自不同的形态，闻到了牡丹花、兰花的香味，听到了蟋蟀、“叫咕咕”的声音……完整地保存在作者记忆深处的那个昔日的花园在字里行间栩栩如生地复活了。在《冬娃儿》中，和童年伙伴一起放风筝、吃零食、报复不许演抗战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的校长……有些情节，让人想起鲁迅先生的《闰土》……

　　可以说“少儿篇”中的每一篇文章都以详实的记忆，入微的细节，率真的感情让读者心动。比如在《过年》中，路边一个穿着破旧、表情痛苦的老头儿，面前有个四五岁的孩子“蹲在地上用一片小瓦片画着泥玩，背上插着打有圈的谷草。”根本不知道自己就要被卖掉。作者如果没有当初仔细的观察，不会记得这么一个细节。而这个细节，把一个天真无邪，不懂事的孩子的情态活灵活现地表现了出来。别人送给李致的小狗丢失了，他晚上睡不着，想到小狗“有人喂他吃的吗？今晚它睡在哪里？明天会不会回来？我的头转来转去，泪水把枕头打湿一大片……”一个失去心爱之物的孩子的痛苦状就在眼前。

　　李致先生小时候是很淘气的，家里人都叫他“五横牛”（四川话中的“横”即特别顽皮、倔强），马老（马识途）曾经形容李致先生当年是“一个活泼跳跃，手舞足蹈，颇有点孙大圣天不怕地不怕，心直口快，勇猛向前的少年”。这样一个顽皮的少年郎，同时又感情丰富，内心感受力很强。在他那些文章中，常常有一些朴实真挚的儿童心理的描写，有的让人忍俊不禁，有的让人流泪。

　　他小时候鼻梁有些“右倾”，外婆怕他长大娶不到媳妇，经常给他往左板。有一次，一个同学不当心把他的鼻子打出了血，他正想还击，“但一下意识到他打我鼻梁的方向和外婆扳的方向一致气马上就消了。”四伯妈答应送他一只小狗，很快兑了现，“我向四伯妈鞠躬致谢，心里特别敬佩她。有些大人常常开空头支票哄娃娃，说了不算。四伯妈说话算话，她瘦小的个子，在我眼里高大起来。”小狗丢失了，“我再没有去四伯妈家，我觉得对不起她。”

　　李老的孩童岁月，尽管世事艰难，家事多忧，但一家人在艰难困苦中相濡以沫，在充盈着深沉浓郁厚重的亲情的环境和氛围中，他得以保持了率真的天性和童心。那种浸润也使他成为崇尚正义、善良和富有同情心的人。

　　他才一岁多时，父亲就去世了，母亲和四个姐姐对他的爱可想而知，母亲说：“我像手上捏了一只麻雀。捏紧了怕捏死，捏松了又怕飞掉。”然而，他在备受呵护的同时又被严格要求。过生日，他想在家玩儿一天，母亲早上给他煮蛋吃，但坚持要他去上学。白天犯了错误，晚上又向母亲“悔过”。母亲孜孜不倦地教育他，“宁可人负我，不可我负人。”“生活苦没有关系，只要上进……”而他对母亲也爱得深沉，在路边看到有小孩子被卖，就会想到“万一我像他一样被卖掉，我绝对舍不得离开妈妈和几个姐姐。想到这里，我差一点哭了。”读童话故事，乌鸦妈妈死了，乌鸦的孩子们围着她痛哭，他说“我非常爱自己的妈妈，因此也最怕看见别人的妈妈死去。每当看到这里，我心里很难受……赶快把书合上，好像这样作，乌鸦妈妈就不会死去。”有一次，母亲胃病发作，痛得从床上滚到床下，舅妈叫他跪在观音菩萨像前不断地念“南无阿弥陀佛”！李致先生说“我这个一向坐不下来的娃娃，竟在观音菩萨像前跪了很长的时间。”（《大妈，我的母亲》）所幸母亲看到了儿女们长大成人，孙辈绕膝，81岁高寿去世。那时李致先生已经年过半百，他想写一篇纪念文章，但只写了一句“我已经没有母亲，只有在梦里寻觅”便再也写不下去了。直至14年之后，才提笔写出了一万六千多字的怀念文章。在和李致先生的交谈中，曾经多次听到年近90的他说起“我母亲”“我大妈”，那种一往情深的口吻和情态很让人感慨。读了他写母亲、写童年的文章，更加理解了他的心情。

　　在《书，戏和故事》中他写道，姐姐给他讲了一个爱国的波兰少年的故事，他说“波兰少年的爱国行为打动了我的心。他让我知道除了妈妈、姐姐和朋友，还有同胞和祖国。”

　　在《捐寒衣》一文中，学校的先生们对小学生进行爱国教育，给他们讲鸦片战争，讲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教他们唱“要想不做亡国奴，奋起莫迟延！”抗日战争爆发后，学校发起给前方战士募集寒衣的活动，孩子们在“秋风起，秋风凉，民族战士上战场……打胜仗，打胜仗，收复失地保家乡！”的歌声中把自己的零用钱丢进募捐的瓦罐，“凭着孩子最诚挚的感情，把自己整个的心都丢进去了。”小学生李致当时每天的零用钱只有一个铜元（即两百钱），平日里他基本上都用来“打镖”（一种投镖打字的游戏）了，“但自从捐寒衣开始，我决定不再‘打镖’。早上上学路过小摊，昂着头就走过去，甚至都不朝旁边看一下。有的商贩问：‘怎么不打镖了？’我理直气壮地回答：‘要捐寒衣！’同时，用手把口袋里的铜元紧紧握住，生怕被人抢去。”有一天中午母亲不能来给他送饭，就多给了他一个铜元，让他自己买东西吃。但是捐钱的时候，他把两个铜元都捐了，虽然饿得难受，但心里很高兴。日本飞机轰炸成都后，他亲眼看到过废墟中烧焦的尸体，更增加了对侵略者的仇恨。有一年他过生日，姑妈送他一个透明石头做的骆驼，他误以为日货，立刻把它摔碎！

　　有一次，李致和他的伙伴冬娃儿看到一个给不起饭钱的人跪在地上，头上顶了一根长板凳受罚，他觉得很难受，回家告诉了一贯乐于行善的“胖舅舅”，舅舅去给了钱，那个人得以取下板凳站起来。过年的时候，他听见门外卖唱的小姑娘的声音，“……像绳子似的牵动着我的心。我突然跑出去，把准备买火花儿的两个大铜元塞到小女孩手里。”（《过年》）

　　耳濡目染、潜移默化，很多东西就这样点点滴滴地渗透进了一个孩子的心田。

　　给予李致先生以重大影响的还有他的四爸巴金老人。他说：“我们家有一个传统：父亲在，他管全家；父亲去世，三爸管全家；三爸去世，四爸管全家。”“从我上中学起，四爸就供给我学费。”“四爸是一个十分珍惜感情和友谊的人，尽管他坚决反对封建社会和旧礼教，但他仇恨的是吃人的社会，而不是否认父母的慈爱和手足的情谊。”1942年，巴金从上海回成都，很多青年学生拿着“纪念册”请他题词，12岁的李致也自己做了个“纪念册”请四爸给他题词。巴老用毛笔给他写了四句话：读书的时候用功读书，玩耍的时候放心玩耍，说话要说真话，做人得做好人。（《永远不能忘记的四句话》）李致先生说：“我小时候对这四句话理解不深，最拥护的是‘玩耍的时候放心玩耍’，因为我外祖母要我‘有空就读书’。随着年龄的增长才加深理解，这四句话影响了我一生，我还用它来教育子女和孙子辈。”（《我心中的巴金》）巴金的思想、著作以及举止言谈、人格魅力，给予李致的巨大影响一直和他的生命相伴。

　　李致先生说：“我是受五四新文学影响，踏上人生旅途的。”“是从上初中时开始读课外书籍的，先是读文艺书，后来扩大到社会科学书。”他一直记得国文教员杨邦杰先生，“有新思想，愿意和学生接近。我常到他寝室去玩。有一天，他从书架上取出一本《新青年》的合订本，从头到尾给我读了鲁迅的《狂人日记》。我坐着安静地听，生怕漏掉一个字，但心里却像点燃了火，激动得发抖。……从此，我苛求进步书籍。”从此，自觉地读书，成了一个少年郎生活的重要内容。他读鲁迅、巴金、曹禺、艾青……自己也拿起了笔，开始学习写作。

　　人到老年，回顾过去，能记住的一定是印象深刻难以忘怀的事情，而正是从这些事情中，能够清晰地看到一个人从小所受的教育、影响和熏陶在他的心灵成长过程中的作用。民间有说法“三岁看大，七岁看老”，从心理学的角度则认为，童年和少年时代的经历是心灵发展的起点。这些经历会随着时间的流逝渐渐淡化，但不会消失，会隐藏到人的潜意识里，并慢慢渗透到性格之中，内化为人生的重要组成部分，融入血液和他一起成长，根深蒂固地刻在生命的底盘上，会影响他以后的人生道路，基本上一生都不会改变。李致先生说，“读中学时我开始接受进步思想，不满国民党的黑暗统治，1945年参加了地下党领导的学生组织‘破晓社’。反对国民党的独裁专制，向往一个‘光明世界’，没有剥削和压迫，所有的人亲如一家。”那时候他才14岁。他们6个发起人，创作了“破晓社社歌”：“打从‘一二·一’走向自由的日子，打从专制的魔窟到民主，誓和法西斯斗争到底，战斗一刻不停歇。……我们从梦想走向实践，又在实践中学习……”1946年，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一辈子都在为自己的信念而努力奋斗。

　　从《坚持信念》这篇介绍破晓社的文章中我们看到，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那一代天真纯洁和富有激情的热血青年面对黑暗的社会现实，无所畏惧地投身革命，是他们对于自己人生道路自觉、主动的选择。正如著名人文学者钱理群先生在评价他的家族中的几个老共产党员时所说的那样“他们是在国民党统治之下，作出独立的选择，找到了自己的理想之路的，这在当时意味着：要面对国民党政府的残酷镇压，时刻冒着生命的危险，同时也不能获得社会大多数人的理解……”应该说，这一代人追求社会进步、参加革命与他们从小所接受的观念，对真善美和理想社会的追求是一脉相承的。属于人性层面中的好的东西，在任何时代、任何思想体系中都是一致地被肯定和崇尚的，所以，从不谙世事的孩子“捐寒衣”到有志青年参加革命是顺理成章的事情。而且，信念一旦确立，便成永恒。始终信念坚定，不忘初心。在那些“以阶级斗争为纲”，政治运动不断的岁月里，部分破晓社的成员曾经被打成“胡风分子”“右派”“文革”中，被审查、批斗，蹲“牛棚”……然而，“经历半个多世纪的考验，破晓社的成员没有一个叛徒，没有一个帮派分子，没有一个贪污腐败。”一代有理想，有信念的人的思想品质和人格力量可见一斑。

　　破晓社成立六十周年时，当年的地下党负责人马识途为他们题写了一副对联“风雨如晦盼天明，鸡鸣不已迎破晓”。马老希望这批人要保持“两头真”，“前头的‘真’，是我们早期的理想和信念；后头的‘真’是回到人的本性和天真，继续追求民主、自由、平等的人类共同理想。中间一段，被泼脏水，被搞糊涂了。直到近二十年（特别是近十年），才逐渐清醒。做到后一个‘真’，才是保持晚节。”这可以说是一代人的共同经历和心路历程。所谓“两头真”也就是将自己当初所信奉和接受的正确的东西理直气壮地发扬光大。李致先生八十大寿时，曾任四川省文联党组书记的戏剧家朱炳宣为他写了一首诗：“难得两头真，一生不整人，敢于说真话，八旬仍年轻……”当有人说李致先生历次政治运动都“右倾”时，他开玩笑说，不，我唱歌是“左”的。这所谓的“右”，是不是恰恰说明了他对当时“左”的做法有本能的反抗。说明了他一以贯之地坚持了自己的信念和人生态度。1955年，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运动时，李致被隔离审查达半年之久，审查结束后，还认为他“受胡风反动思想的影响严重”。李致说，要说影响，我受鲁迅的影响最深。“文革”时，他被关押了11个月，他以“检查自己的文艺思想为理由”要求学习《鲁迅全集》，得以“天天读”鲁迅的书，感到莫大的幸福。一个曾经被认为很“横”的小男生，将他的“横”发挥成了一种执着，一种坚守，坚守了“有骨气”“说真话”的做人原则。这种坚守和执着，经历了岁月的考验和人生的磨砺，没有盲目，不再单纯，有的是深思熟虑和经得起检验的底气……

　　回望一个人渐行渐远的“少儿时代”，必然会有感慨和思考。读李致先生的“少儿篇”，从一个人的经历触摸到受传统文化教育和“五四”以来新思想熏陶、国难催生的一代革命者的人生脉络，收获可谓不小。

　　很巧的是，李致先生几十年的职业生涯中有相当一段时间从事的工作与少年儿童有关，他自己也是童心不泯，学习不止。年近七十时学会了用电脑写作，76岁时，还以他家的小狗多多的口吻写了6000字的《多多的日记》。他在写这篇文章时，会不会想起当年他为它哭泣过的那只名叫小花的小狗呢？

　　2017年9月1—14日 李致文存：我的人生（第二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