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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好一个“真”字——读李致的散文集《回顾》

　　马献廷

　　读李致的《回顾》，包括他的前一本散文集《往事》，就如同听老朋友谈心，你不必像通常人际交往中那样必须认真调动起全部接受神经，只要静下来，就会感到有一种真挚的感情的热流，慢慢地沁入你的心里，并激起一些共鸣的感情涟漪。

　　读《往事》已是一两年前的事了，但书中记叙的一些情节，如作者在“文革”中“淋着雨，流着泪”告别四爸巴金的情景，作者在母亲弥留之际与她生死诀别的情景，包括作者对外婆家“胖舅舅”的怀念，都使人留下了深深的印象。作者的这些“往事”，“人皆有之”之事，由于作者道出了其中的“人皆应有”之情，所以读者也能自然地应合着、升华着各自的“往事”。这样，作者的“往事”事实上便已作为一种感情的晶体超越出了自己。

　　这种感受，在读《回顾》中，再次获得了印证。

　　《回顾》在题材和体裁上，都可以说是《往事》的姐妹篇，只是艺术的针脚更为缜密，情感的色彩更为深沉了。在《回顾》的一些篇章中，不知为什么我特别喜欢《牛棚散记》的一组文章，这组文章记叙了作者在“文革”中的一段劫难，这段劫难显然在作者心灵上曾留下深深的疤痕，但从文字中却难以找到些许激愤、恚怨，作者只是以一种劫波历尽后的超脱心态，娓娓地道出了一个个情景历历的事件。对这些事件，作者不作夸饰，更没有矫情，而是还彼时彼境中的一个真实的自己，这大概也可以说是这种怀旧文字中的“讲真话”精神吧！

　　当然，讲真话与抒真情并不相互牴牾，相反，只有真话才堪作真情的载体。这一点，作为一种反证，可以为当前一些矫饰的“抒情”之作远离了读者的现象，找到真正的原因。《牛棚散记》中的事情，都是在被扭曲了的时代大背景下展开的，如今时过境迁，谁都可以对当时的是非说出个“子丑寅卯”出来，但彼时彼境中的“自己”如何，就可能完全是另一回事了。当然这样说绝非要让许多被“扭曲”的受害者个个作自责或忏悔，但在这类忆旧文字中如何“刻画”自己，确是可以从精神品位上把人们区别开来。作者叙述了自己“牛棚”生活的许多情节，这些情节即使完全从一个“局外人”的角度去看，都无一例外地贯串着一个“真”字。挨过几拳便是挨过几拳，没有写成被“打翻在地”，血肉模糊；挨批斗时喊过一声口号，是为了表示对“造反派”不服气，便不写成当时如何正气薄天，慷慨激昂；“牛棚”中读了四遍毛著“也是为了消磨时间”，便如实说来，并不写成是表达自己如何“忠心”和热爱；对自动与“母蚊子”对号入座的人的斗争，主要是出于对她卑劣人格的鄙视，便绝不将之拔高为政治原则问题。联系到“文革”初期，曾贴过胡耀邦同志一张所谓“反对毛泽东思想”的大字报，作者也如实地“记录在案”，并没有把自己说成是事先的“圣明”和事后的“诸葛”……

　　难道作者当时就一下子没了对革命的觉悟和感情？当然不是。事实上，在当时大惑难解的情况下，作者对“最高指示”的逆来顺受，正是体现着这种坚信不渝的觉悟和感情，这一点不用自己特别表白任谁也不会怀疑的。但是，革命者也是人，也有人之常情，对此作些矫情的掩饰，对革命者的形象只能有损而无益，特别是处在那种连“人之常情”也被扭曲了的时代条件下，那“人之常情”的显示便更带有了特殊意义，不仅成为鉴别一个人，也成为鉴别一个真的革命者的一种“试金石”。作者在回顾自己当年的“牛棚”生活时，并未刻意显示自己革命形象的“高大”，甚至毫不掩饰自己在那种特定条件下的常人之情，于是，那种在劫难之中对家和对家人的牵肠挂肚的思念，便成为“牛棚”生活中的一条感情的主线。从预感灾难即将降临前夕对家人的强作欢笑，到被勒令不得回家时为免去家人疑虑而故作镇定；从几天不见（与“牛棚”相距不远）家中小屋灯光时的焦虑重重，到通过索要粮票得知家中平安无事后满怀喜悦；从他们夫妻间为了照顾对方身体而把一条毛毯送来送去，到他在节气大雪时接到妻子所织毛衣时那潸潸泪水和绵绵思绪，……这些感情无一不是“常人”所应理解、也应具有的“常情”。作者在当时需要对这种“常情”做些掩饰时却敢于吐真情，在今天可以对这种“常情”做些修饰时却敢于讲真话，这除了表明作者一片赤子之心始终未泯之外还能是别的什么呢？对比之下，那种随着外界物候变化便不断变化自己的“人情显示”的人，那种通过亵读、糟塌“人情”来显示自己什么“精神”和“品格”的人，可以说，这些人不齿于“常人”，更遑论一个革命者！

　　谈到文学作品表真情与讲真话关系的这个话题，不由想起了崇尚讲真话的巴金。巴金是《回顾》作者的四爸，《回顾》中有一组重要文章正是写巴金的。作者在这组文章中表达了他对四爸和他与四爸间那种如父子般的深挚亲情，特别是《白发》那篇短文，通过“白发”展现了两辈人间的亲情，情思隽永，意味绵长，堪称难得的抒情佳作，但作者对四爸的这种一派真情流露，又无不是建立在对四爸精神品格的无比崇敬之上的。无论是在《往事》还是在《回顾》中，作者通过自身所经所见，多方面多层次地展现了巴金的崇高的精神境界，虽然作者只是“实话实说”式地一件件说来，从未作任何“一唱三叹”式的赞颂，但巴金那种“吃了桑叶就要吐丝”的春蚕精神；那种一生为祖国工作到最后一息、学习到最后一息的“两个最后一息”的精神；那种不同意恢复“故居”、不主张建立个人“基金”、不做盗名欺世的“名人”的精神；那种尊重历史、珍惜旧情、不矫情自欺的精神，那种虽然一生献身“作文”却永远把“做人”看得远重于“作文”的精神，无不跃然于纸上，使读者从那看似淡淡的文字中，真切地感觉到屹立自己面前的不仅是一位“作文”的师表，也是一位“做人”的楷模。特别是巴金那反复倡导、也是一贯躬行的“讲真话”精神，更是贯串于他的对人对事的全部生活实践之中，这与作者的“实话实说”的文风相互映照生辉，也使得作者对四爸巴金的那种一往情深的真情之中，平添了无比深厚的精神蕴涵，从而为什么是真正的人间真情这个问题做出了发人深思的注脚。

　　真情要通过真话才表达得出来，这一点在《回顾》中《我所知道的胡耀邦》一文中也得到了体现。作者“文革”前曾在共青团系统和团中央工作过十多年，可算是耀邦同志的老部下，“文革”当中又同住过“牛棚”，“文革”后包括作者从北京调回四川后，作为老部下，作者不止一次地去看望耀邦同志。面对耀邦同志这样一个特殊的写作对象，从和耀邦同志这样一种特殊的关系背景出发，如果写忆旧式的文章，有的人就可能会写得很“活”。但《回顾》的作者写来，却并不根据“需要”随便糅杂进任何子虚乌有的东西，既是题为《我所知道的胡耀邦》，便一切从耳闻目睹出发，有一说一，一丝不苟。然而正是这种出自一个老部下的实录，一个活脱脱的革命家的形象便自然地凸现出来，使读者眼中的耀邦同志形象既可敬又可信，并且由于可信更感到可敬了。作者在1973年即将调离北京时曾到耀邦同志家中与这位老领导话别，当时亲聆了耀邦同志这样一番话：“没有认识清楚以前，不要随风倒，更不要盲目地吹喇叭，抬轿子。”这样的话在当时的情况下，能作为对老部下的临别赠言说出来，无疑是意味深长的，但细审其中奥秘内核，便可以发现那话里所包容着的是一个大写的“真”字。作者大概就是审知了这个真谛才写出了这样一篇动人的文章。

　　作者在四川出版界和文艺界工作过不短的时间，《回顾》中还有不少篇章是记叙他与一些文化名人的交往的。这些文章无论在观察、叙事的角度上和写作风格上，都与全书其他写人的作品一致，这便是求实、求信，也就是求真。当作者以出版界负责人的身份与这些文化名人交往时，坚持奉行着这样一个信条：要做出版家，不要做出版商或出版官。那么，出版家与出版商、出版官的区别在哪儿呢？作者在他与文化人的交往中已用许多事实做出了回答。从中可以看到主要的有这么几条：第一，要理解其作品，先要理解其人；要理解其人，先要理解其心；要理解其心，先要向他洞敞你的心。第二，不以名谄人，不以利惑人，更不以势威慑人、压人，而是以诚感人，以情动人。第三，要取得效益的厚值，必须要有“真货”；要求得“真货”，必须要有真识；要具备真识，必须要在“识”上下些真功夫。这些，当然不是为怎样做出版家提供备忘录，但其中贯串着一个真实——包括真诚、真情、真识等等，确是从事出版业人们所应强化的“业外功夫”，虽然《回顾》的作者也并非有意以此向同业同人们作个“示范”。

　　《回顾》全书字数不多，文章篇幅不长，内容也都是记叙旧事，没有什么宏旨大义，语言文字更是明白如话，不讲求雕镌藻饰，但通览全书之后，使人感到作者从体物阅世到立意命题，从布局谋篇到写形取象，无不追求一个“真”字。所谓真，就是说作者叙述的是真话，描写的是真境，抒发的是真情，揭示的是真象，正是作者在作品中发出的这种“真”的呼唤，也必将在读者心灵中和情感上获得“真”的应和。要知道，人们对于“善”和“美”可以做出多种的辩解和体认，但只有将“真”融于“善”和“美”，那“善”和“美”的价值才无容混淆。这一点，也可以说是本书的认识价值所在吧！

　　当然，本书在艺术上也颇有可称道之处。它的艺术色调清淡但不苍白，它的素材结构短小但不单薄，它的语言平易简练但不平淡，它时有幽默、俏皮之笔但不轻薄，它行文于承转结合之际常出意外之语，言尽而意不穷……从通篇讲，《白发》《小屋的灯光》《照片》等篇，都给人留下了深刻难忘的印象，就不一一赘述了。可以说，它们都是用“心”写出的，写出的也是一个很好的“真”字。 李致文存：我的人生（第二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