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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门

　　成都最后一次修建的城墙是清代时的城墙，在城墙上只开了东南西北四道城门，是历代成都城城门最少的时期。据研究，秦代大城可能有六道城门，汉代大城可能有十三道城门，唐代罗城有八道城门，明代大城就只有四道城门。清代在城市建筑的格局上基本都是沿袭明代，城门减少的原因是为了更加安全。

　　清末的成都东门城楼 ［美］满理摄影 杨显峰提供

　　清代成都城东门的位置很特别，它不在东面城墙的中部，而是在南部，几乎靠近城墙的东南角了。如果把它与处于西北方向的北门画上一条线的话，这条线与正东正西的一条线之间的夹角大约是35度。这种建筑格局在全国城市中是绝无仅有的。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应当是以下两个：一是因为秦代第一次修建成都城时就修成了一座不南不北的“龟城”，其原因已于前面有关“龟城”部分作了分析；二是从目前可以看到的资料分析，唐代的罗城在东面有两道城门，偏北的叫大东门，五代前蜀时改称万春门，偏南的叫小东门，五代前蜀时改称瑞鼎门。这种情况在宋、元时期一直没有变化。明代的成都城是明洪武年间在宋元旧城的基础之上修建的，东南西北方都只保留了一道城门。东门名叫迎晖门，位置在宋元时期的偏南的小东门，原来的大东门不再存在。这种安排的原因很可能是为了适应当时的河道，因为内江与外江的汇合处是在小东门外，当时还很重要的金水河的出城口也在小东门外。也就是说，成都人要利用锦江船舟之便从东边出城入城的话，小东门是最方便的。

　　位于青莲上街的成都东门城墙遗址上的流沙河撰书碑记

　　清代成都城东门的名字仍然叫迎晖门，城门之上修建了高达五丈的城楼，名叫溥济楼。据民国《华阳县志》卷二七记载，是“堂皇壮丽，不亚于京师”。溥济楼在民国初期被军阀拆毁，建筑材料被卖钱充作军阀混战的军饷。1938年12月，为了方便城内居民在日本侵略者轰炸时尽快疏散出城，把成都的老城门全部拆除，城门洞也有所扩宽，并在城墙上开辟了若干个豁口。从此以后，成都的老城门就再也看不到原来的模样了。

　　迎晖门的名字一直只用在书面语言中，成都人口中称为东门，在有了新东门之后称为老东门。老东门的位置就在今天东大街快到东门大桥（东门大桥原来就在城门之外）的地方，一直到东大街全面改建之前都还可以很明显地看得出一些拆除之后的痕迹，因为这里比东大街的任何一段都要宽一些，老成都人就把这里称为东门城门洞广场。

　　清末的成都东门城楼 ［法］杜满希提供

　　抗日战争期间的1943年，为了纪念在前线牺牲的大量川军死难烈士，成都各界人士决定建造一座纪念性雕塑。在当时的成都市市长余中英主持下，由1938年入川的著名雕塑家刘开渠设计，并与成都“万兴隆”号主人、铜匠出身的江万兴、工匠朱木均等协作，最后由四川机械股份有限公司采取传统浇铸技术制作完成的“川军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成都人一般称为“无名英雄铜像”），于1944年7月7日安放在东门城门洞广场中央。无名英雄身着短裤，打着绑腿，足穿草鞋，手握步枪，背着背包、斗笠和大刀，俯身跨步，平视前方，坐西朝东，向着抗日前线，十分传神又符合生活真实，既是一尊极为珍贵的艺术品，又是一处重要的历史文化见证。遗憾的是，1965年东大街架设电车线路时，这座重要的雕塑被毁损。1989年在年届八旬的刘开渠主持并指导下，雕塑由四川省雕塑院的张绍蓁重建，于1989年8月15日树立于外东的东二环万年场路口。所以选址在这里，是因为无数川军都是东向出川抗日的。2006年改建二环路时雕塑迁往库房中保存。2007年8月15日，也就是抗日战争胜利62周年的时候，雕塑最后迁置于人民公园东大门，仍然面向东方。这里是最佳安放地点，因为抗日战争开始以后，“四川各界民众欢送出川抗敌将士大会”就是于1937年9月5日在人民公园（当时称少城公园）召开的，出川抗战的川军队列就是从人民公园开始踏出去的。把雕塑放在这里，就是回到当年抗战川军的出发地。新安放的雕塑的基座上增加了两块花岗岩石碑，上面雕刻了两段文字，一段记述了雕塑的历史变迁，一段记述了川军对抗日战争的贡献。后一段文字是摘自抗日战争胜利之时《新华日报》于1945年10月8日所发表的社论《感谢四川人民》：

　　1944年安放在原东门城门洞广场的川军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 建川博物馆提供

　　抗日战争胜利时，《新华日报》发表社论《感谢四川人民》。 建川博物馆提供

　　在八年抗战之中，这个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民族战争之大后方的主要基地，就是四川。自武汉失守以后，四川成了正面战场的政治军事财政经济的中心，随着正面战线内移的军民同胞，大半居于斯、食于斯、吃苦于斯、发财亦于斯。现在抗战结束了，我们想到四川人民，真不能不由衷地表示感激。

　　四川人民对于正面战场，是尽了最大最重要的责任的，直到抗战终止，四川的征兵额达到三百零二万五千多人；四川为完成特种工程，服工役的人民总数在三百万人以上；粮食是抗战中主要的物质条件之一，而四川供给的粮食，征粮购粮借粮总额在八千万石以上；历年来四川贡献于抗战的粮食占全国征粮总额的三分之一，而后征借亦自四川始。此外各种捐税捐献，其最大的一部分也是由四川人民所负担。仅从这些简略统计，就可以知道四川人民对于正面战场送出了多少血肉，多少血汗，多少血泪!

　　川军主要将领刘湘、邓锡侯、潘文华、杨森（当时正担任贵州省省长，所以他率领的川军二十军是从贵州出发的）、孙震、李家钰、唐式遵等都亲赴前线，无论是淞沪会战、太原会战、徐州会战（包括著名的台儿庄大战）、南京保卫战、武汉保卫战、长沙会战、浙赣会战，都有川军在英勇抗敌、流血牺牲。刘湘病死在武汉，李家钰、王铭章、饶国华等战死沙场。与此同时，四川省出动200万民工修筑与扩建了川陕、川湘、川黔、川滇四条战略公路，出动150万民工成功赶修了新津、邛崃、彭山、广汉四大轰炸机机场和成都、温江、德阳、重庆、梁山（今梁平）五个驱逐机机场。

　　抗战时期四川出动150万民工成功赶修了新津、邛崃、彭山、广汉四大轰炸机机场和成都、温江、德阳、重庆、梁山（今梁平）五个驱逐机机场。这是当年抢修机场的场面。建川博物馆提供

　　奔赴抗战战场的川军将士虽脚穿草鞋，装备落后，在战场上杀敌却十分英勇。建川博物馆提供

　　“川军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应当是在抗日战争中各条战线上英勇牺牲的四川先烈的共同的纪念碑。

　　刘开渠于1938年底来到成都，以后在此生活创作了六年（他当年在成都的主要居住地在学道街省教育厅右侧，雕塑工作室曾经设在红石柱街），塑造了作品40余件（当代著名美学家与雕塑家王朝闻当时曾经给他做过助手）。除了著名的孙中山先生坐像之外，他还塑造了四尊抗日英雄的铜像，除上述的“川军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另三尊抗日英雄铜像是：

　　立于中山公园（原劳动人民文化宫）中的饶国华将军的铜像，建于1940年（关于饶国华将军的介绍见“提督街”）。

　　立于少城公园（今人民公园）中的王铭章将军的铜像，建于1940年（关于王铭章将军的介绍见“祠堂街”）。

　　立于北门城门外的李家钰将军铜像，建于1947年（关于李家钰将军的介绍见“广福桥街”）。

　　此外，当时的四川省最高军政长官、第七战区司令长官刘湘于1938年1月20日病逝于武汉，1939年9月以国葬礼安葬于武侯祠侧的墓园（即今天的南郊公园）内。1941年在盐市口树立了一尊骑马的铜像，1942年又在墓园内树立了一尊铜像（关于刘湘将军的介绍见“体院路”）。 成都街巷志（上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