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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状元街附磨子街

　　状元是古代科举考试制度时期的全国第一名，是极难得到的一种很高的荣誉。自从唐代开始有状元的名称以来，直到清末废科举、兴学校，我国一共产生过将近600个状元（这里只包括文状元，不包括武状元，就是文状元的准确数字也已经无法详考，据笔者所见，目前有596人与599人两种统计数字）。根据嘉庆《四川通志·选举》的名录与其他研究者的统计，在今天成都市的辖区内只出过4个状元，全四川也只出过17名状元（另有两名武状元和张献忠大西政权的状元一名未计），名单如下：

　　唐玄宗开元四年的内江人范崇凯

　　唐德宗贞元七年的阆州人尹枢

　　唐宪宗元和八年的阆州人尹极

　　唐文宗大和三年的云阳人李远

　　唐文宗大和七年的成都人李余

　　唐宣宗大中某年的绵州人于环

　　五代后唐庄宗同光四年的简州人王归朴

　　五代后蜀时期的广都（今双流）人费黄裳

　　宋太宗太平兴国五年的铜山（今中江）人苏易简

　　宋太宗端拱二年的阆州人陈尧叟

　　宋真宗咸平三年的阆州人陈尧咨

　　宋哲宗元祐六年的保宁（今南部）人马涓

　　宋徽宗政和五年的仙井监（今仁寿）人何栗

　　宋高宗绍兴二十一年的资州人赵逵

　　元顺帝至正十一年的成都人文允中

　　明武宗正德六年的新都人杨慎

　　清德宗光绪二十一年的资中人骆成骧

　　在这里列出这样一个名单，一来是想为关心此事的读者提供一份资料；二是我们可以从中看出一个问题，就是古代的状元并不一定就是最成功的学者或者诗人，用过去的话说，“大比班头”并不就是“文章魁首”。在古代将近600个状元中，唯一的一个例外就是成都的杨慎，而成都的状元街，也正是与杨慎有关。

　　杨升庵读书地——新都桂湖 1996年 张德重摄影

　　杨慎（1488—1559） 字用修，号升庵，成都新都人。新都至今保存着经过多次修缮的杨氏宗祠、杨慎故居“状元府”、杨慎读书之地“桂湖”、杨慎结婚时居住的“榴阁”、杨慎祖孙三代捐资修建与维修的“清源桥”、杨慎的墓园“状元坟”，在桂湖中有纪念杨慎夫妇的升庵祠与黄娥馆。杨慎的父亲杨廷和官居首辅，也就是明代的宰相，两位叔父也都是著名诗人和学者。在这种环境中长大的杨慎从小聪慧过人，11岁作诗，24岁中状元。只是因为坚持己见，不愿与流俗为伍，甚至公然与皇帝唱反调，被万历皇帝“廷杖”（就是在朝廷上当众鞭打）两次，在死去活来之后充军云南永昌（今保山），时年37岁。他在云南生活了35年，一直未获赦免。当朝廷打算对他进行新的评价与安排时，他已经到了生命最后的岁月。临终前，他写下了可谓一生写照的《感怀》诗：“七十余生已白头，明明律例许归休。归休已作巴江叟，重到翻为滇海囚。迁谪本非明主意，网罗巧中细人谋。故园先陇痴儿女，泉下伤心也泪流。”杨慎一生坎坷，无力在政治舞台上有所建树，遂将精力全部投入学术研究与文学著述。在整个明代，“记诵之博，著作之富，推慎为第一”（《明史·杨慎传》）。他一生共有各种著作400余种，传世100余种，如果用今天的学科分类，其内容包括诗文创作、文艺理论与文学批评、史学、地方志、文字学、音韵学、民间文学、音乐与戏曲、考古学、典章制度、书画、天文地理、医学，还包括自然科学，为后人留下了一大笔宝贵的文化财富。他在云南和四川为地方做了大量的好事，由于他后半生多在云南居住，所以他在云南留下的文物、遗迹与纪念地比四川还多。电视连续剧《三国演义》的主题曲“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就是出自他的《二十一史弹词》。

　　状元街位于人民南路的红照壁十字口以东，与指挥街和西丁字街相通，街上有一座护国寺，护国寺侧有杨慎家在成都城内的故宅，所以街名为状元街。清代乾隆年间，四川布政使查礼曾经在这条街居住十多年，对杨慎极为敬重，在街上挂有“升庵子弟读书处”的匾额，编辑有自己多年在这里的诗作《升庵雅集》五卷。当他调离四川时，就让他的儿子查淳在街中修建了一座牌坊作为纪念，牌坊上刻有“状元坊”三个大字。这座状元坊在嘉庆年中就已垮塌，以后未曾重建。这以后状元街在成都还曾经一度被人们叫作“磨子街”。这是因为一些人在口语中把“状元”二字读成了“转圆”，又因为在人们生活之中的磨子转得最圆，所以又讹称成了磨子街。

　　杨慎故宅在清初得以修复，后售与符兆熊家，清同治二年（1863）由符永培妻项氏捐出，在其旧址修建了河南会馆，这是目前可以确知的在成都的两个河南会馆之一（另一个在布后街）。这座旧宅到新中国成立之后仍然保存完好（门牌号是状元街33号），曾经是省级机关的宿舍，从1987年以后被陆续拆除。

　　状元街上在清末民初有一个杨家大院“四知堂”，就是著名作家李劼人的外祖父和舅舅家。李劼人家祖辈和父辈都没有买房置业。李劼人在3岁至9岁时期，15岁至28岁时期，以及33岁至42岁时期，都是在杨家大院居住。

　　民国时期轰动全国的一桩“师生恋”大案，其最关键的场所就发生在杨家大院。

　　1923年7月，由于恽代英的推荐，成都高等师范学校校长吴玉章礼聘教育学家舒新城（1893—1960）到成都执教。舒是当时著名的新派教育学家，在全国有很大影响。来成都后，他对陈旧的教育制度的大胆批判，他所作的以“完成人格、创造生活”为主旨的多次讲演，受到成都文化界的进步人士如李劼人（时任《川报》主笔）等人的支持，受到部分进步师生的赞扬，也受到力量更大的各方守旧派的反对与攻击。此时，拥护他的学生中有一个叫刘舫的预科女生因为向他学习国文与摄影而与他比较接近，学校中的守旧派就在当时担任成都最高军政长官的军阀杨森的一个姨太太（也在高师读书）的支持下以“诱惑女生，师生恋爱”的罪名发动“驱舒”行动（此时吴玉章校长已经去职，由傅振列接任），强令刘舫退学，刘舫坚决不退，守旧派师生遂到督军府请愿，督军府立即下令缉拿舒新城，明令“捕得即行殴毙”，形成可能处死的警案。1925年4月28日，在李劼人、陈岳安的掩护下，舒新城化装进入杨家大院避难，军警赶来抓人，李劼人以醉酒汉姿态在大门外与军警周旋半个小时，舒新城与陈岳安得以从杨家大院后院翻墙而出。军警抓人未得，遂向全省发出通缉令，并将李劼人投入监狱。舒新城在陈岳安与刘舫的大力帮助之下，先后辗转3家藏匿半月之久，最后是在尽可能化装改扮（甚至剃了光头，留了胡须，换了口音）之后，才逃出成都。此事先是由“驱舒”和“拥舒”两派在成都报纸上展开论战（包括刘舫本人的文章），然后被上海等地多家报纸渲染报道多日，遂成为民国时期最为轰动一时的名人“师生恋”。其实，此时的这对师生真还没有生恋定情（此时舒已有妻儿），可是经过这一场波澜起伏的警案的考验，这对师生愈走愈近，难以分开。6年之后，终于结成夫妻，还有了一双儿女。舒新城离开成都之后，不仅先后撰写出版了多种教育学著作，更为重要的是，他于1928年应邀加入中华书局，后担任编辑所所长，主持大型辞书《辞海》编纂大任数十年，成为我国极负盛名的辞书编纂大师，曾经受到毛泽东主席的高度赞扬（他俩是湖南老乡，年轻时曾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共事）。直到1958年，国家决定对《辞海》进行新编再版时，仍然请已退休多年的舒新城出任编辑委员会主任委员。

　　状元街 2000年 赖武摄影

　　新中国成立以后，四川省川剧院长期设在这条街上，直到1981年新开新光华街之后，才将正门改到了背后的更为宽阔的新光华街。

　　成都市拘留所也曾经长期设在这条街的52号（此地旧址是民国时期的慈佛学社，所以门面完全是一个老公馆的气派，这在全国的拘留所中是别开生面的唯一），改革开放之后才迁往南一环的九如村（现迁往郫县安靖镇土地村），所以过去如果说到“状五二”，老成都几乎是尽人皆知。

　　从清末到民国时期，状元街成为成都城南木器业较为集中的街道。直到改革开放初期，这里仍然还有多家家具商店，是南门地区的家具一条街，虽然其规模与档次远远不可与今天的家具城相比。状元街与相邻的青莲巷这一片老街老巷已经在旧城改造之中全部被拆除。

　　四川省川剧院演出的川剧《巴山秀才》剧照20世纪90年代 余小武摄影 成都街巷志（上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