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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铁血远征

　　对英军在下缅甸的一路溃败，蒋介石看在眼里，急在心头。倒不是他多么有国际主义精神，而是缅甸战局与中国抗战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仰光失守已使中国接受外援的海上通道被完全切断，下一步日军如果占据缅北，就可沿滇缅公路径直冲进云南。一旦昆明有失，则重庆危急，国民政府也只有像后来有人提议的那样迁都兰州了。

　　早在《中英共同防御滇缅路协定》签订之后，重庆国民政府就开始积极组织赴境外作战的远征军。原计划远征军分为两路，第一路军负责缅甸地区，第二路军负责越南方面。后来出于种种原因，第二路军未能成行，我们通常所说的远征军，即为赴缅参战的第一路军，以下统称远征军。部队规模为第五军、第六军、第六十六军共3个军，兵员10.4万人。其组成如下：

　　总司令：卫立煌（未到任，先由杜聿明代职，1942年4月由罗卓英接任）。

　　副总司令：杜聿明。

　　第五军：军长杜聿明（兼）。

　　下辖三个师：第二〇〇师，师长戴安澜；新编第二十二师，师长廖耀湘；第九十六师，师长余韶。

　　第六军：军长甘丽初。

　　下辖三个师：第四十九师，师长彭壁生；第九十三师，师长吕国铨；暂编第五十五师，师长陈勉吾。

　　第六十六军：军长张轸。

　　下辖三个师：新编第二十八师，师长刘伯龙；新编第二十九师，师长马维骥；新编第三十八师，师长孙立人。

　　另司令部直辖第三十六师，师长李志鹏。

　　准备得早，出发得晚。一直到2月16日，韦维尔才向重庆发出了请求中国军队入缅参战的紧急电报。开战以来，重庆共接到类似请求多达14次，先后进行过3次大规模动员，每次都被出尔反尔的英国人百般阻扰和迟延，白白浪费了两个月宝贵的时间，这在战机稍纵即逝的战场无疑是致命的。远征军最终成行，但无疑已错过了最佳的出兵时机。

　　接到韦维尔电报同日，心急如焚的蒋介石立即在印度电令重庆军事委员会：“据英方代表请求……仰光情况紧急，请速派第五军入缅……大约使用于同古及仰光地区。”军委会遂命令早已蓄势待发的第五军、第六军立即入缅，预定第五军用于中路，第六军用于东路，第六十六军作为总预备队。

　　接到出征命令的远征军于是再次紧急出动，沿滇缅公路出保山，渡怒江，过龙陵、越芒市，直奔国境线上的畹町而来。广大官兵个个血脉贲张、斗志昂扬，队伍中到处飘荡着铿锵激昂的军歌：

　　中国不会灭亡，中国不会灭亡，远征军健儿浴血拼杀上战场。

　　枪在我们肩上，血在我们胸膛，庄严的军旗在炮火中飘扬。

　　宁死不后退，宁死不投降，日寇强敌不敢挡！不敢挡！

　　歌声一停歇，队列中惊天动地的口号声此起彼伏：“还我河山！收复缅甸！”

　　这是自1894年甲午战争之后中国军队第一次远征异域，不能不引起全世界的关注。蒋介石向新闻界发表了特别讲话：“我军此次入缅，定能一举扭转缅国战局。”重庆军委会也配发公告：“为国军入缅告后方民众书。”《中央日报》特别刊出号外：“国军远征缅甸，定能扬威异域。”《云南日报》刊发通讯：“我省民众踊跃劳军，滇缅路各县场面感人。”延安《新华日报》也以“慰勉国军入缅”为题发表社论，赞誉远征军出国抗日的伟大壮举。一支随军摄影队风尘仆仆从广西、四川、贵州转进云南，到处拍下八方父老“箪食壶浆以送王师”的动人场景。可惜影片后来并未与观众见面，原因是飞机失事，拍摄的成果全毁于大火。

　　组成远征军的第五军、第六军、第六十六军均属国军精锐部队，其中第五军更是精锐中之精锐。先锋部队第二〇〇师堪称国军的王牌，从师长戴安澜以下到团长、营长，甚至部分连长皆为出身黄埔的青年才俊。1939年11月，第二〇〇师在广西昆仑关与日军精锐第五师团鏖战一月，击毙日第二十一旅团旅团长中村正雄。昆仑关大捷震惊中外。该师因此受重庆政府集体嘉奖，参战人员提薪饷两级，可谓风光无限。

　　第二〇〇师师长也属国军少壮派军官中的翘楚。戴安澜，原名炳阳，字衍功，自号海鸥，安徽无为人。黄埔三期毕业，早年参加北伐。全面抗战爆发之后，戴先后参加长城抗战、台儿庄血战、武汉会战和长沙保卫战等，屡建战功，35岁即出任第二〇〇师少将师长。昆仑关大战中，戴安澜因指挥有方且重伤不下火线，荣获四级青天白日宝鼎勋章，被蒋介石誉为“当代之标准青年将领”。

　　中国派出精锐第五军及王牌第二〇〇师，就是欲向全世界宣告：中国入缅作战绝不仅是做做样子，而是真心实意欲与英军联合作战，一举把日军赶出缅甸。

　　对即将到来的联合作战，远征军首先面临一个问题：部队到底由谁指挥？

　　2月25日，蒋介石亲赴昆明部署远征军入缅事宜。在听取了参谋团驻腊戍军事代表侯腾的汇报之后，蒋介石当即做出指示：入缅作战的远征军由杜聿明统一指挥，杜聿明接受英缅司令官赫顿中将的指挥。

　　仅仅一周之后，3月1日，蒋介石从昆明抵达腊戍视察。3月2日，韦维尔和缅甸总督史密斯爵士来访，与蒋介石一起协商缅甸作战的指挥问题。3月3日，蒋介石召开远征军高级将领会议，再次明确：中国远征军由驻缅参谋团团长林蔚负责战术指挥，后勤服务由中缅运输总局局长俞飞鹏负责，卫立煌任远征军司令长官，杜聿明为副司令长官。在卫立煌到任之前，由杜聿明统一指挥入缅部队。这话听起来好像就不太明确。

　　乱上加乱。就在命令刚刚下达的3月4日，美国派出的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中将抵达腊戍。迫于美国的特殊地位，蒋介石再次更改命令并特别叮嘱杜聿明：中国军队归美国的史迪威中将指挥，对他的命令要绝对服从。

　　这下杜聿明彻底晕菜了，说来说去，一大群领导，到底该听谁的？私下里杜聿明请示校长：“如果史迪威的命令不符合您的决策时，该如何办？”蒋介石思索片刻后回答说：“你打电报向我请示后再说。”

　　话到这里总算是清楚了。蒋介石的意思很明显，你杜聿明是我的部下而不是史迪威的部下，即使你远征到了缅甸，一切还必须听我的指挥。第五军、第六军均属国军精锐，蒋介石如何放心交给一个外国人指挥？

　　就是仰光失守的3月8日，蒋介石正式任命史迪威为中国战区参谋长，负责指挥入缅作战的中国军队。3月11日，他再次接见史迪威，告知已命令前线的林蔚和杜聿明要绝对服从他的指挥。史迪威对此颇为满意，殊不知，这一切只不过是个幌子而已。

　　缅甸并不属中国战区，盟军在该战区的最高指挥官是英国人赫顿，后来又换成了“撤退名将”亚历山大，而赫顿和亚历山大都要受印度的韦维尔节制，加上后来因卫立煌未到任而接替他出任远征军司令官的罗卓英以及参谋团团长林蔚，实际负责战术指挥的杜聿明一下子有了一大群领导。如此复杂的指挥系统在世界战争史上实属罕见。不过杜聿明心知肚明，自己的真正指挥者是远在重庆的蒋校长。而蒋介石与史迪威、韦维尔三者之间又两两互不信任，这些为远征军首次赴缅作战最终失利埋下了伏笔。

　　事实上，杜聿明才是这支军队真正的决策人物，他身边有一部电台直接联系重庆，可以将韦维尔、史迪威的命令随时汇报给蒋介石并做出决断。

　　从杜聿明亲口所言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史迪威在他眼中的分量。史迪威抵缅后曾礼节性地拜访过缅甸总督史密斯爵士，不久之前杜聿明也去过。当史密斯听到美国人介绍，他是这支中国军队的指挥官时，颇感惊讶。因为几天前他刚听杜聿明说过，他是中国军队的指挥官。出于礼节，史密斯并未对此多说什么。后来史密斯再次遇见杜聿明，问他一个职务怎么能由两个人同时担任。这位远征军的实权人物毫不隐晦地告诉英国人：“这位美国将军以为是他在指挥，事实上根本没那回事儿。我们中国人认为，让美国人参战的唯一方法，是在书面上让他们有几个指挥官。其实他们没有什么事可做，负责做事的是我们自己。”

　　除了指挥系统混乱，远征军还存在一个致命缺陷。本来出兵时机已晚，由于运力不足，远征军各部必须分期分批，添油似的投放战场。当先头部队第二〇〇师接防同古时，最后的部队还远在千里之外的昆明尚未出发。

　　联军作战最需要的是勠力同心，显然这点在缅甸战场很难做到。中、英双方的战略目标截然相反。英国的防御重点是印度，根本无意坚守缅甸，他们屈尊请中国军队入缅作战，是想借他们的力量来守卫缅甸，或者在战局不利时利用中国军队为自己顺利撤退实施掩护。中国人的目的是重夺仰光，打通从海上接受国际援助的通道，保持滇缅公路的畅通以及西南大后方的安全。本来已经够热闹了，中间又加进来一个美国人史迪威。初到远东的史迪威对战场情况并不熟悉，一下子能名义上指挥如此多的部队，的确让未经战阵的他豪情万丈，他很想通过摧枯拉朽的进攻显示自己的水平。实际上，种种掣肘使史迪威无力可使。一个陌生的战场，两支缺乏民众支持且互不信任的军队，在一个从第三国匆匆赶来且不了解情况的将军的“劝说”下就能精诚团结、协调作战，似乎不太可能。

　　史迪威对此次中国之行雄心勃勃，并未将自己摆在蒋介石参谋长的位置上。当时他对中日两军的战斗力没有全面了解，仍试图通过进攻或大规模会战来扭转战局。3月6日，史迪威抵达重庆，在9日举行的会晤中，向蒋介石提出应在同古附近集结主力，迅速南下夺回仰光，在最短时间内取得缅甸战役的完全胜利。

　　对史迪威的说法，蒋介石并不认同，他提出远征军需采取“纵深防御”，先建立起稳固的基地，在日军没有得到大规模增援，同时西线英军又能守住阵地的前提下，才能考虑收复仰光一事。他叮嘱史迪威要正确看待中国军队与日军的战力差距——防御时需以3个中国师对日军1个师团，进攻时比例则为5：1以上。对蒋介石的说法，一贯认为中国军队缺乏进攻精神的史迪威根本没当回事。

　　史迪威表示：“缅甸对中国之重要甚于英国，英国可失缅甸而中国则否，盖英国欲守缅甸只为保全印度，而中国如失缅甸则与世界之交通路线将因而中断。”蒋介石对此深表赞同。

　　在另一点上，蒋、史观点也基本一致，就是两人都极度讨厌英国人。蒋介石试图借助美国人的到来将无能且傲慢的韦维尔抛到一边去。按照惯例，多国联合作战出兵最多的国家理应担任战场最高指挥官，远征军入缅兵力无疑大大多于英国人，理应由中国人统一指挥。但蒋介石知道自己争不过英国人，就欲利用史迪威美国人的身份争夺缅甸的指挥权，史迪威对此强烈表示赞同。

　　为此，蒋介石特意给罗斯福发去了一封电报，试图请他出面说服丘吉尔交出缅甸的指挥权。罗斯福当然没那么傻，一眼看出蒋介石此举是想借美国遏制英国。在他眼里，中国尽管很重要，但是英国更重要，他不愿因此得罪丘吉尔，便婉言拒绝了蒋介石的请求。

　　从2月24日起，根据英缅司令官赫顿的统一安排，入缅远征军各部开始分赴各自的防卫区域：第六军驻扎缅甸东部，其中暂编第五十五师驻垒固，第四十九师驻孟畔，第九十三师位于景栋，负责泰缅边境的防御；第五军负责最重要的中路，其先锋部队第二〇〇师前出至同古；第六十六军位于缅北曼德勒和腊戍地区，作为远征军的总预备队。

　　丢弃了仰光的英军包括英缅第一师、英印第十七师、澳第六十三旅、英第七装甲旅均集结于同古以西的卑谬一带，担负西路的防御。

　　可以看出，赫顿如此部署的意图在于，战局不利时英军能及时撤往印度，并由中路的中国军队提供掩护。当时英军往远征军各部派驻了军事联络员，可以随时掌握中国军队的动向。但他们拒绝中国人向英军中派出同样的联络员，以免在逃跑时被中国人及时发现。

　　3月12日，中国远征军名义总指挥史迪威中将在眉谬建立了指挥部。眉谬是缅甸北部一处著名的避暑胜地——类似于中国的承德或菲律宾的碧瑶，习惯享受的英国人将这座殖民地小城装点得如欧洲花园般美丽。之前英缅军司令部及总督府均已从仰光迁徙至此。在英军司令部所在地弗拉格斯塔夫大厦，史迪威礼节性地拜访了盟友英国人。他在那里感受到了与战场完全不同的气氛。到处都能看到端着威士忌美酒的英国军官在轻松愉快地交谈，小小的临时司令部里，史迪威数出了1个上将、1个中将、5个少将和18个准将，还有超过250人的参谋。许多英国军官体态臃肿、大腹便便，属于史迪威最讨厌的体形。这里没有计划，没有侦察，也没有急需的战场情报，之前英军答应用来运送中国军队的汽车更无从谈起。

　　双方彼此印象都不咋样。亚历山大对史迪威居然能够指挥中国军队感到纳闷，他上下打量史迪威，就像突然发现了一件好玩的东西。英国人只听说美国派来了一位联络官，可不欢迎有这样一位中将来插手缅甸的事务。要不是看美国人有钱还用得着，亚历山大都不愿搭理这位远道而来的美国将军。他半开玩笑地揶揄史迪威：“你从我们手中抢走了中国军队。”

　　在史迪威眼中，那个刚刚从爪哇跑回来的韦维尔“是个疲惫不堪、萎靡不振的人，几乎完全被打垮了”。他在日记中写道：“他打量着我，似乎我是刚刚从一块石头底下爬出来似的。”对刚来到缅甸的亚历山大，史迪威挑剔地认为他“谨小慎微，有着又尖又长的鼻子，极其鲁莽、冷漠，充其量是个能干的撤退专家而已”。

　　只有同样刚刚抵达缅甸的威廉·斯利姆给史迪威留下的印象不错。和大多数英军将领家世显赫不同，出身卑微的斯利姆一直到47岁才晋升到中校营长，他为人谦虚，从不装腔作势，以前曾是个小有名气的作家。

　　对于缅甸战场——战后许多史学家称为被遗忘的战场，在回顾历史时甚至不愿提到它——美国人和英国人存在根本性分歧。缅甸是英国殖民地，英国人千方百计想要维持的是战后他们的殖民地位，强力压制缅甸的民族运动，并把美国和中国看成是维护其殖民统治的潜在威胁。相反，美国人不但对英国人的这种想法毫无兴趣，甚至对缅甸、印度等国摆脱殖民统治、实现民族独立的行为表示了一定的同情，这当然会引起英国人的强烈不满。史迪威和韦维尔等人互相看不上眼也就不足为奇了。

　　史迪威怀疑英国人保卫缅甸的决心和信心。当他听说，英国人暂时阻止日军进攻是为了加紧开辟一条通往印度的道路，他的这种怀疑变得越发强烈。大约90万印度人潮水一般向北方逃走，当地人憎恨他们，把他们看作是比英国人更坏的剥削者。英军指挥官几乎甘愿撤退，以便让尽可能多的士兵留下来去守卫印度。史迪威却不同，他认为中国军队参战，仍然可能守住缅北，以继续控制滇缅公路，再从腊戍向西修筑一条通往印度的新公路。英国人认为史迪威的想法纯属异想天开，一点儿都不切合实际。

　　让英国人最不高兴的是，史迪威从他们手中抢走了对中国军队的指挥权。亚历山大为此在3月24日专程飞到重庆会见了蒋介石，几天前明确表示远征军由史迪威指挥的蒋委员长再次表示，中国入缅军队由亚历山大统一指挥。随后蒋介石让人给史迪威带去了一张便条，让他把最高指挥权交给英国人。

　　拿鸡毛当令箭的亚历山大还要故意到中国人面前显摆显摆。在路经腊戍时，这位英国人当众向林蔚宣布：他亚历山大才是缅甸战场的最高指挥官，那个叫史迪威的美国人也是他的部下。史迪威对此异常愤怒，连中国人都觉得英国人做得太过分。不过远征军将领对这些不感兴趣，更不去理会蒋介石的便条。在他们看来，美国人和英国人都说了不算，我们只听蒋委员长的。

　　丘吉尔专门致电罗斯福：“中国蒋介石大元帅已接受我方要求，亚历山大对实际上在缅甸的所有军队有最高指挥权。”罗斯福复电：“亚历山大和史迪威之间最好能保持双重指挥，我建议关于指挥权的问题在此暂时告一段落。我感到亚历山大和史迪威之间一定会合作无间。”现场情况恰恰相反，大家连面和都做不到。史迪威很快接到美国陆军部的电报：“经过美英联合参谋长会议研究决定，在缅甸所有盟军部队统一归英国驻印军司令官韦维尔指挥。”史迪威肯定不高兴。

　　就在领导挖空心思争夺指挥权的同时，3月7日，远征军先锋第二〇〇师抵达同古，第二天，仰光陷落。刚刚抵达战场的中国军队已失去了保卫目标，殊可悲也。

　　同古——也译作东吁或冬瓜——位于仰光以北250公里、曼德勒以南320公里处，是缅南平原上的一座小城，人口约11万，扼公路、铁路和水路要冲，城北有永克冈军用机场，战略地位至关重要。这里将成为中国远征军与日军域外作战的第一个战场。

　　杜聿明深知出国第一战的重要，索性将第五军骑兵团、工兵团和战防炮营都配属给了第二〇〇师，使戴安澜手下的官兵达到了11000人。

　　原来驻守于同古的是英缅第一师，盼星星盼月亮可算盼来了救星。一看中国军队到了，他们连敌情、阵地、补给等情况都来不及交代，迫不及待撒丫子溜号，戴安澜在日记里写道：“询以敌情则不明了，询以敌战法亦曰不知，看来今后非由我国军队独立负起全责不可。”

　　连日来，从仰光撤退的英缅败军如潮水一般涌来，他们连同古也不敢停留就慌慌张张绕城而过，往北方的曼德勒地区遁去。公路上到处可见英国人丢弃的武器和装备，时常有汽车翻倒在沟里，无人过问。

　　戴安澜立即指挥构筑防御工事。作为缅甸重要的铁路枢纽，这里存放的大量枕木恰好派上了用场。王牌师的确不同凡响，连随后亲临战场视察的史迪威看了第二〇〇师构筑的防御工事都赞不绝口。“中国军队是很好的部队，”他用中文告诉大家，“我要带领你们去收复仰光，还要带领你们一起进入东京，那将是我一生最幸福的时刻。我要用事实向世界证明，中国军人不但不亚于任何盟军部队，还会胜过他们，到那时我就死而无憾了。”

　　日军占领仰光之后，海上补给得到了有效保障。根据战场形势变化及后续援军即将开到的现实状况，第十五军饭田司令官迅速调整了作战部署。

　　第五十五师团由中路向同古、曼德勒快速挺进。此乃日军的主攻方向，饭田将率军部在第五十五师团之后跟进。

　　第三十三师团攻击西路英军，快速推进到仁安羌以北，占领勃固机场。

　　即将登陆的第十八师团紧随第五十五师团之后，向中路的曼德勒攻击前进。

　　随后到达的第五十六师团先配合中路进攻，之后剑走偏锋择路向东，经茂奇、垒固、东枝直取腊戍。这最阴的一招一旦成功，中国远征军的后路将被一举切断。

　　3月11日，中国第二〇〇师骑兵团附工兵一部、步兵一个连在副团长黄行宪带领下推进至同古以南56公里的皮尤河大桥一带实施警戒。骑兵团团长林承熙根据侦察获悉，日军正肆无忌惮地对败退的英军进行追击，气焰极其嚣张，遂决定在皮尤河南岸构筑隐秘阵地，北岸构筑主警戒阵地，同时在皮尤河大桥埋好炸药伺机炸桥。

　　18日14时，一小队日军在皮尤河南岸踏入了骑兵团事先预设的埋伏阵地，被一阵机枪扫射撂倒30多人，残兵钻入密林逃逸。

　　19日6时，日第五十五师团第一一二联队的车队在公路上出现了。当数辆汽车驶上桥面时，随着黄行宪一声令下，伴随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皮尤河大桥连同桥上的汽车一起坠入河中，后续车辆霎时拥塞于南岸公路上。枪声四起，数百名日军纷纷跳车隐蔽，试图集结以发起进攻。此时骑兵团的装甲车冲出丛林向敌人猛烈扫射，日军瞬间倒下一大片，余者纷纷向公路两侧逃窜。此战歼灭日军一个多小队，缴获装甲车1辆、汽车和摩托车19辆，还抓到3名俘虏。

　　在搜索敌军尸体时，国军排长王若坤中尉从被自己打死的日军联络官畿部一经大尉身上俘获地图、文件、日记、望远镜等物，文件中有一本《泰滇缅作战手册》。这些重要文件迅速被送往师部，戴安澜从中得知当面之敌除第五十五师团以外，第十八师团、五十六师团也将随后赶到。如果得不到有力增援，同古势必很难坚守。

　　戴安澜立即将上述情报上报远征军司令部。史迪威和杜聿明初步商定，以戴安澜所部据守同古拖住敌人，待后续部队到达之后于4月上旬发起同古会战，集中力量击破当面之敌，进而协同英军一举收复仰光。随后杜聿明亲赴前线，要求戴安澜固守同古，为后续部队的集结争取时间。

　　9时，日第一四三联队千余人赶到皮尤河，在装甲车配合下对未能及时转移的中国军队实施猛攻。由于步兵数量不足，骑兵团在当天晚上趁夜色撤出皮尤河一线。战斗中，黄行宪副团长壮烈殉国。

　　随后，日第五十五师团主力部队陆续赶到。日军从一匹被遗弃战马的马鞍里搜出了一份重要文件，方知早已传闻入缅的中国军队果然来了，而且肯定就在前面不远处。

　　3月20日，日军第五十五师团向同古发起了猛烈进攻，国军第二〇〇师外围阵地相继失守，骑兵团副团长曹成以下540人壮烈殉国，日军损失约600人。日军战机一批接一批前来助战，同古守军压力骤增。

　　第二〇〇师南下之前，蒋介石曾在腊戍单独召见了戴安澜，询问该师能否在同古坚守一两周，打个胜仗。戴安澜面对校长，慷慨陈词：“此次远征，系唐明以来扬威国外之盛举，戴某虽战至一兵一卒，也必定挫敌凶焰，固守同古。”面对孤军深入、敌军大兵压境的危急局面，曾向委员长夸下海口的戴安澜当即向全体官兵宣布：“本师长立遗嘱在先：如果本师长战死，则以副师长代之，副师长战死以参谋长代之，团长战死以营长代之，以此类推，各级皆然。”

　　一路穷追猛打的日军万万未曾料到，竟然在同古小城遇到了硬茬儿。一连三天，第五十五师团第一四三、第一四四联队伤亡惨重，攻击已呈现疲软势态，不得不另调两个联队投入攻城之战。

　　随着马来亚、菲律宾、爪哇岛战事或结束或大局已定，日军得以从容抽调战机增援缅甸。到3月初，缅甸战场的日军战机超过了400架。3月21日，英国皇家空军对空袭同古的日机实施了成功阻击，一举击落日机27架。此举马上招来了日军的疯狂报复。3月22日一整天，250架日机对缅甸中部的马圭机场连续发动了6次空袭，许多战机被摧毁于地面，盟军共损失战机57架。经此一战，陈纳德“飞虎队”的幸存飞机撤退至喜马拉雅山另一边，英国空军所剩飞机全部撤往印度，日军完全掌握了缅甸的制空权。

　　面对日军愈来愈频繁的空袭，斯利姆不禁慨叹道：“我们看到空中的每一架飞机都是敌人的——而且我们还将看到更多，银色轰炸机排成楔形飞过天空，缅甸城市一座接一座冒起火焰，在咆哮的火海中化为焦土。”

　　从3月23日开始，日军每天从仰光机场出动百余架次战机对同古进行狂轰滥炸。但第二〇〇师的防线依然稳固，守军始终没有动摇或败退的迹象。

　　3月24日14时，“缅甸独立义勇军”赶到同古协助日军作战。这群乌合之众毫无战斗力，但对地形相当熟悉。在这些人的带领下，一支600人的日军部队绕小路迂回至同古城北的永克冈机场，与正在破坏铁路的第五军直属工兵团猝然相遇。日军一个冲锋打垮了工兵团，机场守军第五九八团第一营进行了顽强抵抗，终因寡不敌众退入城中。20时，日军占领机场，第二〇〇师与后方的联系被完全切断。丢失机场的工兵团团长李树正随后被军法处执行就地枪决。

　　在当天的战斗中，第五九八团副团长黄景生牺牲。这是第二〇〇师几天来殉国的第三位副团长，可见战斗之惨烈。当晚，戴安澜调整部署，放弃外围阵地，集中兵力保卫同古城。25日拂晓，日军从三面发起进攻，守军虽危不乱，沉着应战，并以火烧森林阻敌前进。敌机30余架实施低空轰炸，守军巧妙利用事先构筑好的工事进行隐蔽，伤亡不大。当天夜晚，虽有零星战斗发生，但同古依然屹立不动。在被击毙的日第一四三联队横山的日记中有着这样的描述：“自南进以来，我军所向无敌，敌军无不望风披靡。不料在同古遭遇劲敌，劲敌者乃支那军队是也。”

　　同古久攻不下，气急败坏的饭田怒斥第五十五师团“丢尽了大日本皇军的脸”。竹内宽师团长无奈将师团指挥部前移，亲赴现场一线督战。

　　3月26日，日军与“缅甸独立义勇军”百余人化装成当地土著，在牛车中暗藏枪械、炸药，企图混入城内，被第五九八团发现后全歼。恼羞成怒的日军于是向城内发射糜烂性芥子毒气弹。所幸适逢旱季，毒气多被季风吹散，守军并未遭受多大损失。同日，日军集中力量突击同古西北角，以坑道作业炸塌城墙，一拥而上的日军终于攻入城内。戴安澜下令部队退守铁路以东，日军占领铁路以西，敌我各据半城展开巷战。双方阵地犬牙交错，伤亡惨重。

　　中路激战正酣，由英军把守的西路突然出现了问题。在日第三十三师团的猛烈攻击下，西路英军在未通知友军的情况下仓皇撤退，将同古侧翼完全暴露给了敌军。此时日第五十六师团已星夜兼程赶到同古。

　　3月28日，日第五十六师团渡过锡当河迂回至同古以东，向第二〇〇师发起猛烈进攻。日军在坦克、装甲车掩护下强力突入，将守军分割开来，另一部日军占领锡当河以东阵地，切断了戴安澜部向东突围的最后通道。

　　守军在城内各交通要道修筑坚固堡垒，以轻重武器形成交叉火力网，死守不退。双方短兵相接，以至于日军飞机也无法实施轰炸。兵力吃紧的第二〇〇师连师部参谋和后勤人员都拿起武器投入了战斗。因弹药即将告罄，部分阵地已听不到枪声，只剩下白刃格斗的喊杀声。下午，日军逼近师指挥部，通信联络一度中断。戴安澜拔出手枪亲率特务连与敌激战，在得到第五九八团两个连的增援后，激战至傍晚方将敌击退。

　　后来戴安澜在日记中如此写道：“28日一仗，是我所经历恶战中最激烈、最难打、最险恶的一仗。敌人意图吃掉我们之后再去吃掉廖耀湘的部队。我们还是采取了百米决斗、刺刀、手榴弹解决问题的打法，结果敌人飞机、大炮、坦克都没了用武之地，最终将敌击退。”

　　孤军困守孤城，敌援军源源不断、接踵而至，战局对第二〇〇师极端不利。危急中，戴安澜迅急致电远征军司令部求援。

　　杜军长副司令长官台鉴：

　　敌与我接触战自19日激战至28日，凡十余日矣。我已濒弹尽粮绝之境，官兵两日无以果腹，仍固守同古铁路以东阵地。自交战之初，敌势之猛前所未有，尤以24日至今，敌机更不断轰炸，掩护其战车纵横，且炮兵使用大量毒气弹，昼夜轮番向我阵地进攻。援兵不至，我虽欲与同古共存亡，然难遏倭寇之凶焰，何益之有？

　　3月27日，杜聿明已下令廖耀湘率新二十二师前往驰援同古，在永克冈机场以北遭遇日军的顽强阻击。新二十二师先头部队虽于29日攻入南洋车站，但日军誓死不退，站内有五栋坚固建筑，我据其二，敌据其三。激战数日，双方均无法取得实质性突破，战局胶着。后续援军第九十六师因火车意外出轨，迟迟不能到达战场。

　　应史迪威请求，3月29日，英军由卑谬向南发动了一次牵制性攻击，策应中路第二〇〇师的作战。攻击遭日军侧击而告失败，在损失了10辆无法补充的坦克之后，此部英军仓皇撤回普罗美。

　　同古危急，援军受阻久不能至。关于同古的弃守，史迪威和杜聿明发生了激烈争执。史迪威主张以第二〇〇师坚守同古拖住敌军，之后投入新二十二师和第九十六师进行反攻，击破当面之地，借此一举扭转颓势，此即史迪威声称的“同古会战”。杜聿明则认为，后续部队至少7天以后才能到达战场，当前形势下，进行同古会战根本不可行。在主力暂时无法集中的情况下，让已经苦斗12天且补给即将断绝的第二〇〇师继续孤军奋战，如果遭到后续日军的合围，戴安澜所部很可能全军覆没。作为第二〇〇师的老师长，杜聿明提议让第二〇〇师于29日夜间突围，另择地点与日军决战。

　　杜聿明的提议立刻遭到史迪威的坚决反对，双方唇枪舌剑，展开了激烈争吵。同古大战前方打了12天，史迪威和杜聿明在后方吵了12天，为此几乎撕破了脸皮。史迪威竟以服从命令来威胁杜聿明，并派出助手弗兰克·多恩准将监督他执行攻击命令。杜聿明坚持认为进攻是不切实际的冒险行动，怀疑头脑发热的美国人想拿中国部队去出风头。他一面用种种借口搪塞史迪威，一面将前线情况直接电告重庆。蒋介石当然不愿国军最精锐的第二〇〇师就此断送在同古，因此赞成杜聿明的意见。拿到尚方宝剑的杜聿明更不把史迪威放在眼里，断然向戴安澜下达了突围命令。

　　“这些贪生怕死的家伙，”史迪威在日记中愤怒地写道，因为那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拒绝把指挥权真正交给他，使杜聿明只服从重庆的命令。“我不能枪毙他们，也不能撤他们的职，只同他们谈，毫无用处，最终结果是我成了一个没有权力的走卒。”史迪威气愤地将杜聿明和廖耀湘形容为“卑怯的杂种”。

　　29日傍晚，廖耀湘新二十二师的两个团在三个战车连的配合下向南洋车站实施佯攻，吸引日军注意力以策应同古守军突围。在廖耀湘部策应下，3月30日凌晨，4时，戴安澜率部按照伤兵、后勤人员、战斗人员的次序，或走桥或涉渡趁夜色突围。这天晚上，同古城内枪炮声彻夜不息，双方在黑暗中展开混战。战到次日拂晓，同古守军成功渡过锡当河，跳出了日军的包围圈。

　　对守军的撤退，日军丝毫未能察觉。30日上午，日军依然利用重炮猛轰城内，接着使用多日挖好的坑道进行爆破，炸毁了之前城南国军构筑的工事，随后步兵蜂拥而至，猛攻同古。担负掩护任务的国军断后部队利用日军炮火准备的时机，巧妙撤出城垣，安全转移，连伤兵都未丢失一个。当时炊事兵一部因迷失方向失去联络，随后也全部归队。8时50分，日军在同古废墟上升起了太阳旗。

　　至此，同古保卫战以中国军队主动撤出宣告结束。此役第二〇〇师孤军奋战12个昼夜，挡住了日军两个师团的猛烈攻势，打出了中国军队的威风。美国军方认为，同古保卫战是“所有缅甸保卫战中坚持时间最长的防卫行动，为该师和他的指挥官赢得了巨大荣誉”。英国《泰晤士报》也称：“同古之命运如何姑且不论，但被围守军以寡敌众，与敌英勇作战之经过，实使中国军队光荣簿中增一新页。”跑到新德里的韦维尔对此也慨叹道：“我原来以为中国人不能做什么，现在看来，他们确实还能做点儿什么。”

　　国内舆论也对戴安澜及第二〇〇师赞誉有加。蒋介石称此役为“中国军队的黄埔精神战胜了日军的武士道精神”。重庆报纸称，同古保卫战“无论在中国抗战史或世界大战史上，均有其不朽之价值”。

　　仗虽打得差强人意，但老酒并不赞同国军大肆宣传“同古大捷”的说法。同古之战充其量不过是一次成功的阻击战外加一次巧妙的撤退而已。同古失守，不但使远征军收复仰光的希望彻底落空，同时使缅东门户洞开，日第五十六师团因此得以长驱直入，奔袭腊戍，最终导致了远征军的全面溃败。

　　同古保卫战刚刚结束，4月1日，和杜聿明吵了十几天架的史迪威气冲冲地飞往重庆，准备找蒋介石告状。他在日记中气愤地写道：“我难道是愚人节的傻瓜吗？从3月18日到4月1日一直在缅甸苦斗，同中国人、英国人斗，偶尔也和日本人斗斗。”飞机降落后，史迪威径直去找了蒋介石，指责中国军队不听指挥，威胁“我不能用美国空军去支援我所不信任的指挥官所指挥的部队”，扬言要辞去参谋长职务。在随后写给夫人的信中，史迪威说：“由于愚蠢、恐惧和态度消极，我们失去了一个在同古打败日本人的绝好机会，根本原因就在于蒋介石的插手。”

　　屁股还没坐热就辞职要走，蒋介石自然不能轻易答应。在他眼里，史迪威是一个鲁莽的决策者，急于证明自己的才能，甚至不惜将中国最好的部队投入火坑。虽然他并不欣赏甚至讨厌史迪威，但他得罪不起那人背后的马歇尔和罗斯福。中国花了4年多才让美国成为真正的盟友，如果这么快就与中国战区的美军最高指挥官——这个人还是自己邀请来的——闹翻，将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在政治上也是得不偿失的。

　　因此蒋介石必须委曲求全。他向史迪威保证说，将正式授予他提升和罢免远征军任何军官的权力。蒋介石采取了一个折中的办法，在两人中间再加一个所谓的远征军司令官。这一职务原定由卫立煌出任，因卫短期内无法履职，蒋介石在4月2日选择了罗卓英。蒋介石告诉这位新司令官，他的位置在史迪威之下、杜聿明之上。

　　史迪威以为有了蒋介石的承诺，只要能得到罗卓英的配合，对远征军的指挥就不会再出现任何障碍，这无疑是幼稚的想法。不管如何，史迪威总算心满意足地返回缅甸，积极筹划彬文那会战去了。

　　罗卓英的到来等于又增加了一个层次，进一步降低了指挥效能，导致远征军的指挥系统更加混乱。蒋介石还答应给史迪威一枚象征权力的印章，美国人很清楚这种小玩意儿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地位。一周之后，史迪威如愿拿到了那枚标志着他指挥权的精美印章，不过上边刻的是“盟军总参谋长”，而不是他期待的“远征军总司令”。那些远征军高级将领看到这么个玩意儿，一个个憋得差点儿没笑出来，之后更不把史迪威当回事儿。

　　4月5日，亲临缅甸视察的蒋介石电告戴安澜前往卑谬相见。仓促前往的戴安澜当晚走错了路，就用英语向两辆迎面而来的轿车问路。这时车中的人发话了：“老戴，你发什么疯，这是委座的车。”戴安澜定睛一看，问话的是侍从室的秘书，车后排坐着笑吟吟的蒋委员长和宋美龄。原来蒋介石为了表示对戴安澜的嘉许，特意出来迎接。当晚，戴安澜被安排与蒋介石共进晚餐，并在委员长的隔壁房间休息，真可谓无限风光。

　　早在3月28日，蒋介石就曾电令远征军司令部：“若同古陷落，则拟于彬文那地区与日军决战。”同时指出，若日军持续增兵，“则我军不要勉强作战，将会战地点移至稍后的曼德勒一带”。

　　根据蒋介石的指示，史迪威和杜聿明联合制订了彬文那会战计划，并于3月31日下达新的作战命令：以廖耀湘新二十二师为阻击部队扼守斯瓦河谷，逐次阻击日军，消耗其有生力量，将敌军诱至彬文那一带。以余韶第九十六师固守彬文那，以戴安澜第二〇〇师配属特种兵为机动兵团，待机夹击、围歼中路日军于彬文那城下，一举扭转战局。

　　蒋介石同时委托史迪威转告英缅军司令官亚历山大，希望英军一定要守住西路军事要地阿兰谬，确保远征军的右翼安全。

　　由于缅甸完全成为日本人的主场，中国军队集结重兵于中路的战略态势自然瞒不过遍布各地的“缅甸独立义勇军”的眼睛。根据他们提供的情报，结合攻占同古之后缅东门户大开的实际情况，4月3日，第十五军饭田司令官做出如下决定：以第三十三师团为西路，继续猛攻对面的英缅部队；以第五十五师团及后续赶到的第十八师团为中路，展开佯攻吸引远征军主力；以第五十六师团侧击东路，在缅东的崇山峻岭中杀出一条血路，穿行800公里直插远征军后方战略枢纽腊戍，一举截断中国军队的后路。

　　从最终结果来看，饭田能出任第十五军司令官绝非浪得虚名，他这招险棋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

　　4月5日，中路日第五十五师团沿斯瓦河谷发起新的攻势。双方都开始假戏真唱，廖耀湘率新二十二师按预定计划边打边撤，将日军逐步引向预定的会战区域。即使仅为佯攻，日军进攻依然打得异常猛烈。为了让戏唱得更真，饭田特地给第五十五师团调去了150毫米重炮，炮声将国军新三十八师、第九十六师、第二〇〇师、第二十八师等主力部队全部吸引到中路上来。

　　廖耀湘的阻击战打得非常出色。从斯瓦到彬文那是一条狭窄的通道，两侧全是茂密的丛林。新二十二师采取梯次配备、交替掩护、侧面伏击和埋设地雷等办法，将斯瓦河谷阻击战坚持了整整21天，自身伤亡超过3300人，也使日军付出了伤亡逾2000人的代价。第五十五师团已逐渐进入远征军预先设置的伏击圈，彬文那会战态势初步形成。

　　3月19日，英军对所属部队实施了整编，英缅第一师、英印十七师、澳大利亚第六十三旅、英第七装甲旅被合编为第一军，由斯利姆中将任司令官。由于并未有新援军开到，英军此举和国军类似，只是增加了一个指挥层次而已，对战场形势丝毫无补。

　　尽管仍有上百辆坦克和3万名士兵，但由于香港、马来亚、新加坡相继失守，加上之前遭到日军的穷追猛打，英军的士气已低落到无法挽回的地步。斯利姆不去想方设法提升官兵的士气，却对中国军队横加指责。“要想让他们去守住一个阵地，就像引诱一只胆小的麻雀到你窗前栖息一样困难。”——这种语言用在他们自己身上才恰如其分。

　　果不其然。就在中路彬文那会战态势逐渐形成之时，英军驻防的西路和由第六军驻守的东路同时出现了重大变故。在日第三十三师团的猛烈攻击下，西路英军纷纷溃败，西线战略要地卑谬、马奎、阿兰谬接连失守，英军各部纷纷向仁安羌地区撤退。中路远征军的右翼完全暴露在日军面前，史迪威精心策划的彬文那会战已无法进行。4月18日，史迪威和罗卓英无奈下令放弃彬文那会战计划，主力退守敏铁拉、敏建一线。20日，东路军事重镇垒固也落入日第五十六师团之手。

　　由于远征军主动后撤，4月20日，日军攻占彬文那。第五十五师团竹内宽与第十八师团牟田口廉也两位师团长在彬文那握手相庆，全体官兵向着东京方向高呼“天皇万岁”。

　　彬文那会战破产之后，远征军司令部又开始志得意满地谋划所谓的曼德勒会战。坐落在伊洛瓦底江中游的缅北重镇曼德勒旧称“瓦城”，为原东吁古国首府，也是缅甸第二大城市。这里地势居高临下，进可攻，退可守，是举行会战的理想战场。

　　曼德勒会战计划不但得到了蒋介石的支持，也得到了英军的认可。英国人认为缅甸迟早要丢给日本人。只要中国人愿意打仗，把日本人的注意力引过去，所有的作战计划都统统赞成。英国人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将部队尽可能安全地撤往印度。

　　为此亚历山大曾试图将西线防御也交给远征军，以使英军能更加从容地撤退。史迪威在4月15日写给马歇尔的一封报告中沮丧地说：“我相信，英军在此之前已经将缅甸一笔勾销了。我肯定亚历山大已经接到了伦敦的命令，在做象征性抵抗后迅速撤出缅甸。”

　　不仅史迪威有如此看法，罗斯福派往印度的特使约翰逊在考察完战场后向总统汇报说：“阁下，英国人宁愿放弃缅甸，也不愿意为守住缅甸去欠中国人的情，或者向缅甸民族主义分子做丝毫让步。”

　　攻占阿兰谬的日第三十三师团迅速调整了作战计划。樱井师团长将部队分成三个独立作战的支队，分别是以第二一三联队为主力、由步兵指挥官荒木正二指挥的荒木支队，以第二一四联队为主力、作间乔宜指挥的作间支队，以第二一五联队为主力、原田栋指挥的原田支队，兵分三路向英军展开追击。三支部队的分工是：荒木支队沿伊洛瓦底江攻击前进，作间支队隐秘行动，长途奔袭仁安羌，原田支队负责侧翼掩护。师团部及直属部队在荒木支队之后跟进，行动时间定于4月9日黄昏。

　　仁安羌缅语之意为“油河”，是中南半岛最大的油田。日军一旦占据此地，就可大大改善紧张的石油供应，夺取仁安羌是大本营为第十五军下达的主要战术目标之一。

　　4月16日，一路隐蔽行军的作间支队抵达仁安羌以东5公里处。作间以一路兵力占领仁安羌东北的公路路口，另一路突然占领宾河北岸渡口，一举切断了英军的退路。此时荒木支队已占领马格威，原田支队的有效机动有力牵制了当面的英军，这样就有约7000名英军被作间支队围堵在了仁安羌地区。

　　16日黎明，英缅军司令官亚历山大一觉醒来，突然发现部队已陷入日军包围之中，他误以为日军使用了空降战术。第一军司令官斯利姆一面急令仁安羌守军炸毁油田，一面匆忙组织突围。城内100万加仑原油被点燃，腾起的火苗高达150米，油田上空浓烟遮天蔽日，爆炸声此起彼伏，无数高耸的井架和钻机在火光和浓烟中坍塌，变成一堆堆乌黑的废铁。当日军冲进仁安羌时，英军工兵炸毁了发电站。

　　按说作间支队只有3000多人，但面对兵力不到自己一半的敌人，毫无战意的英军一触即溃，瞬间陷入惊恐万状的状态。至17日傍晚，英军的突围除了在日军阵地前丢下上千具尸体外，始终没能向前挪动一步。

　　入夜，擅长夜战的日军派出小股队伍进行袭扰，仁安羌到处都是枪炮声和喊杀声。英缅士兵在黑暗中自相残杀，乱作一团。第一师师长斯科特少将在与斯利姆的通话中绝望地喊道：“我们快完蛋了，将军。没有人能够挽救我们，除非上帝能够显示奇迹。”

　　斯利姆立即赶往距离仁安羌最近的新三十八师第一一三团驻地，亲自签下手令，要求该团团长刘放吾上校立即率军驰援。刘团长告诉斯利姆，没有师长孙立人的命令，他什么都不能做。斯利姆威胁说他是孙立人的上司，他的命令就是孙立人的命令。刘放吾固执地反驳道：“在得到孙将军命令之前，我无法采取任何行动。”无奈之下，斯利姆只好紧急致电远征军司令部求援。

　　虽然仁安羌并不属于远征军的作战范围，但从联合作战的角度出发，史迪威和罗卓英还是命令驻守曼德勒的新三十八师速往增援，以解仁安羌之围。

　　在国军序列中，新三十八师绝对属于另类——这是唯一招收新兵不要文盲的队伍。该师前身为财政部长宋子文亲手创建的税务警察总团。由于是财政部直接拨款，其装备之精良甚至超过了许多中央军嫡系部队。此前在参加军政部校阅时，该师综合战斗力排名榜首。

　　新三十八师师长也同样卓尔不群。孙立人，字抚民，1900年出生于安徽舒城一个官宦之家，自幼受过良好教育，1919年考入清华大学，后公费赴美留学，就读于印第安纳州普渡大学土木工程系，毕业后转入弗吉尼亚军事学院。1927年毕业后应邀考察英、法、德、日诸国军事，1928年回国，为当时国军中罕见的海归派军人。中国抗战爆发以后，孙立人在淞沪会战中身负重伤，全身中弹片13处。伤愈归队后又参加了武汉会战。因屡立战功，1941年12月被任命为新三十八师少将师长。

　　接到命令，孙立人立即派副师长齐学启——此人毕业于美国诺维奇军事学校——率第一一三团火速前往解围。得知中国人只派出了一个团，亚历山大大为不满，认为如此兵力在强大的日军面前无异于杯水车薪，无济于事，强烈要求史迪威增派更多的援军。接到电令的孙立人只好再次派出第一一二团前往增援。

　　救兵如救火。4月17日黄昏时分，两个团先后到达预定攻击位置，激烈的战斗很快打响。孙立人于当晚从曼德勒赶往前线亲自坐镇指挥。由于日军习惯根据机枪枪声的密集度去判断国军兵力，刘放吾便将轻重机枪全部集中在第一梯队。数十挺机枪同时打响，使日军认为对面兵力至少有一个师以上，在气势上先落了下风。按照日军的作战经验，他们认为没有数倍于己的兵力，中国军队绝不敢贸然发起进攻的，加上国军的猛冲猛打，日军阵势逐渐散乱。到18日正午时分，宾河北岸的日军已被全部肃清。

　　斯利姆催促中国军队立即渡河发起攻击，解救被围英军于水火之中。在详细勘察了战场地形后，孙立人认为，我方兵力太少且南岸地形暴露，敌军居高临下，我军处于仰攻的不利地位。如果攻击受挫，很可能被日军窥破实力，不但不能完成解救英军的任务，连第一一三团也可能陷入万劫不复的危险境地。孙立人断然下令暂停攻击，命令第一一三团在黄昏之前详细侦察敌情与附近地形，当天夜间做好攻击准备，第二天拂晓发起攻击。

　　虽然内心认可孙立人的救援方案，但在被围英军的一再催促下，斯利姆早已乱了方寸。由于日军牢牢控制了仁安羌的唯一水源，包围圈中的斯科特报告说，被围官兵已断水断粮达两天之久，随时面临全线崩溃的危险。在斯利姆眼中，被围的那些人才是手心，身边的中国人连手背都算不上，充其量只能算随时可弃的手套。他要求孙立人必须立即渡河援救，不能再等到第二天黎明。孙立人并未因斯科特的告急电报打乱方寸，在陈述利害关系的同时，他请斯利姆致电英缅第一师务须再坚持最后一晚。

　　恰在此时，斯科特再次打来了告急电话，说被围部队已到了最后关头，一时一刻也无法坚持下去。斯利姆闻言脸色大变，孙立人冷静地请他转告斯科特：“贵师既已忍耐了两天，无论如何要坚持最后一晚。中国军队一定在第二天下午18时之前将贵军完全解救出围。”

　　面对电话中焦急而质疑的“有无把握”的询问，孙立人斩钉截铁地告诉斯利姆：“中国军队，包括本人在内，纵使战至最后一人，也一定要将贵军解救脱险！”斯利姆大为感动，他郑重地握住孙立人的双手，以此确认双方的“君子协定”。

　　4月19日，东方刚现鱼肚白，第一一三团的攻击开始了。左翼部队迅速突破敌军一线阵地，日军立即实施反攻，国军已得阵地三失三得。为不暴露国军实力，孙立人设置疑兵虚张声势，以小股部队进行袭扰，主攻部队则利用山炮、迫击炮和机关枪的掩护发起冲锋。由于油田多处起火，双方在大火和浓烟中反复冲杀，涉水而来的第一一三团反而占了便宜。战至14时，国军成功占领制高点501高地。到17时，第一一三团已成功克复仁安羌油田，渐行渐远的枪炮声显示日军正在撤退。该团共有官兵1121人，此战阵亡204人、负伤318人，几乎达到了全团的一半。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就在第一一三团发起攻击之时，包围圈中的英国人表现出惊人的冷静，丝毫没有里应外合、趁机突围之势，纯粹成了不怕开水烫的死猪一群。战斗结束仍不见友军有所举动，孙立人派出一个连前往联络，斯科特还不敢相信凶悍的日军已经遁去。除了7000名英军，被解救的还有美国传教士、新闻记者等500余人。孙立人慷慨地将夺回的100多辆汽车交还英军。在中国军队掩护下，被解救英军向宾河北岸快速撤退。

　　3天的煎熬使这些英国老爷狼狈不堪。远远看见中国官兵，他们个个竖起大拇指高呼“中国万岁”。更有一些官兵压抑不住心中的感激之情，冲上前去把中国士兵抱了起来。后来新三十八师撤到印度时，再次与英缅第一师相遇，尽管言语不通，但那些英军官兵眼眶里依然饱含着感恩的泪水。

　　中国远征军成功解围仁安羌的消息惊动了英伦三岛，并迅速传遍世界。孙立人一时成为远征军的英雄。英国人的宣传极尽溢美之词，恰好4月18日美军杜立特中校率队空袭了日本，英国报刊就将两件事相提并论：“克复油田仁安羌一役，恰似暴风雨来临前的一道清流，与美机之空袭东京、大阪、名古屋一样广受欢迎。”甚至有人将英军的脱险赞誉为“亚洲的敦刻尔克撤退”。

　　各种荣誉接踵而至。之后英王乔治六世授予孙立人“大英帝国司令勋章”，重庆政府也颁发“四等云麾勋章”。新三十八师副师长齐学启、第一一三团团长刘放吾及各营营长分别获得中、英政府的嘉奖。

　　由于孙立人曾经在美国接受教育，连美国人也觉得脸上有光，忙不迭地前来凑热闹。美国后来宣布授予孙立人“荣誉军团勋章”，罗斯福总统在颁奖词中如此写道：“中国孙立人将军于1942年缅甸战役，在艰苦环境中建立辉煌战绩。仁安羌一役，孙将军以卓越指挥歼灭强敌，解英缅第一师之围使其免遭歼灭，后复掩护盟军转移，于千辛万苦之中转战经月，从容殿后，其智勇兼备，将略超人之处，实足为盟军楷模。”

　　1992年4月，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访问美国期间，特地拜访了已定居美国的93岁的刘放吾，对他50年前拯救英军的卓越功绩表示感谢。

　　仁安羌失而复得，日第三十三师团受到饭田的严厉训斥。作间因此受到降级和严重警告处分。据日军《缅甸作战》记载：“该大佐亲自掩埋战亡士兵尸体，以示对失败之反省。”为发泄愤怒，作间下令将371名英国、缅甸、印度战俘就地处决。师团司令部要求送一名英军俘虏前去审讯，威斯特·豪森上尉因此得以幸免。豪森在战俘营度过了3年苦难时光，1945年获释回国，后因神经错乱病逝于1948年冬天。

　　令人惋惜的是，新三十八师克复仁安羌的机会并未被充分利用。孙立人认为，当面之敌尚未肃清，中、英两军应一道全力出击，击溃第三十三师团以稳定西线，确保中路远征军主力侧翼安全。

　　孙立人的想法虽好，但纯属一厢情愿。就在仁安羌解围战正在进行中的4月18日，亚历山大接到了韦维尔发来的一封诡异的电报，强调从缅甸撤退的相关事宜，指出“优先考虑”与中国军队的联系，“千万不能让中国军队抓住把柄，指责英国军队不顾友军逃往印度”。接到撤退命令的英军犹如惊弓之鸟，撒丫子一路向北狂奔。

　　为了更好发挥中国军队的掩护作用，亚历山大向史迪威和罗卓英谎称，在皎勃东一带发现日军主力，要求将新三十八师、第二〇〇师和第二十二师全部调往这一地区。雄心勃勃的孙立人被迫放弃南下作战企图，由仁安羌向皎勃东转移，随后转向伊洛瓦底江东岸布防，掩护英军一路撤退。

　　说公道话，新三十八师解围仁安羌的影响肯定比不上“杜立特空袭”。美军空袭东京令大本营异常惊慌，这种情绪迅速波及缅甸战场。4月22日，南方军司令部向第十五军转发了东京的急电，命令该军“尽快在缅甸扩大战果，同时确立向重庆积极进攻之态势，以有力兵团越过国境并攻击一切可能到达之地区”。

　　由于轰炸东京的非航母舰载机，而是陆军轰炸机，日军一时尚未查清这些飞机到底来自何处。有人猜测来袭者很可能来自中国内地的某一机场。大本营担心今后美国人仍然利用这种方式来轰炸日本，决心不惜一切代价打击重庆政府，迫使蒋介石放弃抵抗。缅甸战役作为这一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第十五军下一步的主攻方向是中国的云南而不是印度。远征军已成为日军的主要打击目标，这也正是之后英军能顺利逃之夭夭的主要原因。

　　西路英军一路溃败，东路的危机也已悄然出现。 太平洋战争四：艰难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