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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 小学的体温

　　阿城

　　1992年我在台北结识张大春，他总是突然问带他来的朋友，例如：民国某某年国军政战部某某主任之前的主任是谁？快说！或王安石北宋熙平某年有某诗，末一句是什么？他的这个朋友善饮，赤脸游目了一下，吟出末句，大春讪讪地笑，说嗯你可以！大春也会被这个朋友反问，答对了，就哈哈大笑；答不出，就说这个不算，再问再问。我这个做客人的，早已惊得魂飞魄散。

　　我想起1969年，上山下乡去云南，长途卡车上，尘土中，一个新结识的朋友突然问我尼康相机某款点二八的镜头的焦距是多少。我想当下如此仓皇，问这个干什么，而且我根本不知道世界上有这么一种相机，就说不知道。这个朋友随即说出焦距数，接着向我持续说明尼康相机的各种专业数据，逼得我问他说这些是什么意思！他说，我只是在练我的记忆力，默记不行，一定要说出来，最好是向别人说出来，说过三遍，绝对就记住了。十多年后，我第一次见到一台尼康相机，扑哧笑了。

　　张大春的《认得几个字》，目录上看起来无一字不识，翻开来是父亲教儿女认字，但其实是小学，即汉代的许（慎）郑（玄）之学，再加上清朝的段玉裁。章太炎先生当年在日本东京教授小学，鲁迅、周作人兄弟趋前受教。对于中文写作者来说，汉字小学是很深的知识学问。如果了解一些其中的知识，千万不要像前面张大春那样考别人，如果别人反考你，即使是最熟悉的字，也有你完全想不到的意义在其中。

　　所以这是一本成人之书，而且是一本颇深的成人之书。但很有意思的是只要你翻看这本书，就会一直看下去，因为这里有两个小孩子，一个叫张容，一个叫张宜。是的，你会认为两个小孩子的名合起来是“容易”的意思。大春当然也很“谦虚地称这本书为认得几个字”。把那么不容易的内容讲给大春自己的一儿一女，他们的反应是读者最关心的，也是这本书最吸引人的地方。说实在，我认为这两个小孩子相当剽悍，原因在于初生牛犊不怕虎。

　　读这本书时会疑惑，究竟我们是在关心汉字文字学，还是在关心父、子、女的关系？读完了，我告诉自己，这是一本有体温的书。文字学的体温。当年章太炎先生教小学，也是有体温的，推翻帝制的革命热血体温。

　　不过令我困惑的是这样一本繁体字的书，如何翻印成简体字而得让不识繁体字的人读得清楚？因为简体字是谈不上小学，也就是中文文字学的。这就不免让人想起繁简之争。

　　绝大多数拥护简体字的人说出的简化中文字的理由是方便书写，这意味着这部分人将中文字仅视为工具。我认为这是一大盲点，既是盲点，早晚是要吃亏的。

　　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公开提倡使用简体字的人是陆费逵，1909年，他在《教育杂志》创刊号上发表《普通教育应当采用俗体字》。1922年，钱玄同在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上提出《减省现行汉字的笔画案》，它提出的八种简化汉字的方法，实际上是现行简体字的产生依据。1932年，国民政府教育部公布出版国语筹备委员会编订的《国音常用字汇》，指出“现在应该把它（简体字）推行，使书写处于约易”。1935年，钱玄同主持编成《简体字谱》草稿，收简体字2400多个。同年8月，国民政府教育部采用草稿的一部分，公布《第一批简体字表》，不过第二年2月又通令收回。同时，上海文化界组织“手头字推行会”，发起推行“手头字（即简体字）”运动。1936年10月，容庚《简体字典》出版，基本上本自草书。同年11月，陈光尧出版《常用简字表》，约一半本自草书，一半来自俗体字。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简体字运动停顿。195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编制《常用简体字登记表》。1951年，在登记表的基础上，拟出《第一批简体字表》，收字555个。1952年，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成立。1954年年底，文改委在简体字表的基础上，拟出《汉字简化方案（草案）》，收字798个，简化偏旁56个。1955年，国务院成立汉字简化方案审订委员会。同年10月，讨论通过《汉字简化方案（修正草案）》，收字减少为515个，简化偏旁减少为54个。1956年1月28日，《汉字简化方案》经汉字简化方案审订委员会审订，由国务院全体会议第23次会议通过，31日在《人民日报》正式公布，在全国推行。这一年，我上小学一年级。

　　如果说上述旨在文字简化，就错了，文字简化只是阶段，最终目的在文字拼音化。钱玄同认为传统汉字“和现代世界文化格不相入”，主张“学校从教字起直到研究最高深的学术，都应该采用拼音新字，而研究固有的汉字，则只为看古书之用”。瞿秋白则认为白话文运动不彻底：“要写真正的白话文，要能够建立真正的现代中国文，就一定要破除汉字采用罗马字母。”1950年，毛泽东说过：“拼音文字是较便利的一种文字形式。汉字太繁难，目前只作简化改革，将来总有一天要作根本改革的。”1957年，吴玉章领导的文改会曾拟定《汉语拼音文字方案》上报国务院。上世纪初对于中文罗马字母化，赵元任曾作一篇《施氏食狮史》讽刺过。

　　我则是先学注音字母“波泼摸佛”，又改学罗马拼音字母的“波泼摸佛”，再后来又改读“阿掰猜呆”，幸亏有点小聪明，都学会了。

　　对于中文作家来说，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前辈们，积极推动白话文，推动简体字，推动中文拉丁字母化，还有一项现在不提了，就是大众语，也就是“我手写我口”。鲁迅先生是积极的支持者。当时还有世界语运动，我小时候甚至也接触过世界语，因为自己笨而失望，中断了。

　　拉杂写这些，是由张大春的《认得几个字》出简体版而发。我认为文字，中文字，只将它视为工具，是大错误。中文字一路发展到现在，本身早已经是一种积淀了，随着文化人类学的发展与发现，这种积淀是一笔财富，一个世界性的大资源。这一点，在大春的这本书里，体现得生动活泼，让我们和书中的两个小孩子一起窥视到中文字的丰富资源。一个煤矿，一个油田，一亩稻子，我们知道是资源，同样，中文字也是资源，不可废弃。简化字的提出和最终实行，说明我们的思维是狭窄的、线性的，是一种达尔文主义的世界观。将简体字视为先进工具，在电脑输入的今天，这个理由已经不存在，而且从脑科学的图形辨识实验中我们知道，区别大的形，易于辨识记忆，区别小，则易混淆。

　　只有将中文字视为一种资源，我们才能从繁简字的工具论的争辩中摆脱出来，准备成为现代人。

　　感谢大春写了这样一本书。

　　本文为2009年《认得几个字》简体版序 认得几个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