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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归园田居六首（录三）

　　其一

　　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巅。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

　　陶渊明在辞去彭泽令后的次年，写下了《归园田居》五首，与《归去来兮辞》一样，它们是诗人辞旧我的别词，迎新生的颂歌。五首诗分别从辞官、居闲、农事、访旧、夜饮几个侧面描绘诗人归隐后的生活情趣，合起来是整体，分开来则具有相对的独立性。

　　第一首写辞官归来如释重负的愉快心情。诗一起即从少年时代养成个性说起，“韵”、“性”即气质禀性，“性本爱丘山”也就是“质性自然”（《归去来兮辞序》）的意思。然而渊明一生有三仕的经历，自觉在较长时间内失落了自我（或谓渊明为江州祭酒至彭泽弃官共十二年，到作诗时正好十三年，所以“三十”应作“十三”），成了“羁鸟”、“池鱼”。唯其是羁鸟，才深知恋旧林的滋味；唯其是池鱼，才深知离故渊的苦恼。这里“羁鸟”、“池鱼”的设喻，妙在“羁”、“池”两个定语，前应“尘网”的那个“网”，后起篇末“樊笼”二字，从而形成贯穿首尾的系列比喻，是此诗在写作上的一个特点。

　　紧接写归田。“守拙”是一个关键词。“拙”，相对于“巧”字而言。所谓“巧”，也就是官场中的权术、机巧，也就是“机关算尽太聪明”（《红楼梦》）所谓的“机关”。曾有诗人借七夕之题发挥道：“年年乞与人间巧，不道人间巧已多！”讲机巧讲权术，就讲不得原则，讲不得持守。回到农村，参加劳动，本本分分做人，老老实实做事，机巧就派不上用场，这就是所谓的“守拙”。

　　以下是一段田园风光的描绘，其中包含诸多的信息：久经战乱，地广人稀，农舍虽多草屋，宅地却也宽敞；只要投入劳动，就可再造生活，种下的榆柳在檐后形成绿荫，桃李在堂前织成绚烂，心里多么快活；村落相隔较远，人口密度不大，竹树掩映着几许田舍，天空中袅袅着几缕炊烟；鸡犬之声相闻，象征着和平与安宁——这里信手拈来汉乐府《鸡鸣》中“鸡鸣高树巅，狗吠深宫中”，点化入“桑”、“巷”二字，即成田园风光；这里没有污染（“户庭无尘杂”），不像陆机所叹的“京洛多风尘，素衣化为缁”；这里有的是自由支配的时间（“虚室有余闲”），可以从事自己的爱好。“余闲”也是一个关键词，使今人想起马克思所说的“自由支配的时间”，自由支配的时间就是财富，自由支配的时间也标志着人的解放程度。

　　正因为如此，所以诗人感到脱离官场，复返自然，实现了本性的复归，心情自然轻松舒畅。“从出世后归田，与烟霞泉石人不同。譬如潜渊脱网，无二鱼也，其游泳闲促，自露惊喜。”（蒋薰）

　　诗人生在动乱时乱，对现实政治不抱任何幻想。难能可贵的是他不悲观，也不疯狂，魏晋几代人中，只有他从与社会对立的自然，与城市对立的农村，与破坏对立的生产中看到希望，只有他奇迹般创造了一个桃花源，教人们无须绝望。他固然不是诗圣，没有杜甫那种悲天悯人的写实；然而他参透生活的哲理，教人在事不可为时怎样进行自我完善和维持心态的平衡。他用冲淡的五言诗，以平和从容的语调，叙述着他的愉悦和发现，他的诗有着强大的感染力，使人向真向善向美。《归园田居》的价值或许就在这里，方东树谓其“衣被后来，各大家无不受其孕育，当与《三百篇》同为经。岂徒诗人云耳哉”！

　　其二

　　野外罕人事，穷巷寡轮鞅。白日掩荆扉，虚室绝尘想。时复墟曲中，披草共来往。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桑麻日已长，我土日已广。常恐霜霰至，零落同草莽。

　　此诗写乡居生活的艰辛一面，也可见陶渊明并非整日价的飘飘然。亦在必选。

　　前四句写脱离官场后难得的清静。极少世俗的交际应酬，极少车马贵客造访，躲进柴门里边那幽静的居室，把一切俗念都抛到九霄云外去了。“野外”、“穷巷”、“荆扉”、“虚室”等意象，反复强调着乡居的清贫，及诗人固穷守拙的决心。

　　这样的生活是否太寂寞了呢？不，以下四句表明，村居的柴门也有敞开之时，诗人也不时从野草丛生中寻路（“披草”）与乡野之人来往，彼此有共同关心的话题，有共同的语言，经常一起谈论桑麻生长的情况，而没有讨厌的废话（“杂言”）。很平常的交往，但和官场中的应酬一比较，就太可人意了。

　　田园生活有欣有慨、有喜有惧。庄稼一天天长高，开荒种地越来越多，这都是令人高兴的事情（“桑麻日已长，我土日已广”）；但古代农业社会一半是靠天吃饭，最怕的就是自然灾害，特别是严重的自然灾害造成颗粒无收，致使辛勤劳动的成果毁于一旦（“常恐霜霰至，零落同草莽”）。在这里，诗人的思想感情，通过劳动的洗涤净化，是非常地接近劳动人民了。诗取乡居生活的日常片断，表现了与农人息息相通的淳朴思想感情，而语言也相应地质朴无华。

　　其三

　　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

　　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

　　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

　　衣沾不足惜，但使愿勿违。

　　陶渊明是晋宋时代很率真的一个人，一生有三隐三仕的经历。大抵生活困难了，他会选择做官；做官不在状态了，他会选择弃官归隐。还说过“吾不能为五斗米折腰，拳拳事乡里小人”这样的话（《晋书·陶潜传》）。这首诗是他归隐田园后，所写《归园田居》组诗五首中的一首。

　　“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苖稀。”很多人都认为陶渊明老老实实承认自己不会种庄稼——这两句就表明他不会种庄稼。但是，种豆不是一个技术性很强的农活。而且这两句话还有一个出处，那就是汉人杨恽（司马迁的外甥）得罪罢官发牢骚的一首诗：“田彼南山，芜秽不治。种一顷豆，落而为萁。人生行乐耳，须富贵何时！”《汉书》颜师古注引张晏说，芜秽不治言朝政荒乱，豆实零落，喻己见放弃。陶渊明用这首诗，固然可以有自嘲之意，但他沿用了杨诗“田彼南山，芜秽不治”的喻意，说明生当浊世、乱世，洁身自好，躬耕田园，不失为一种人生选择。“理荒秽”三字，以重笔写除草。表明在作者看来，社会的混乱，是由于人们放弃了农业这个根本，而无休止地进行战争，自耕自食、回归自然的生活方式，则是治疗社会的“荒秽”的一贴良药。有道是：种豆得豆，种瓜得瓜。

　　如果仅限于说理，此诗就不会如此有味。诗中包含有真实的劳动生活感受，《归园田居》其一有“开荒南野际”之句，可见南山下的土地是新开垦的，不适合种其他庄稼，只好种较耐贫瘠、容易生长的豆类。如果不考虑用典的因素，读此诗前半就如听老农话桑麻，十分亲切实在。“带月荷锄归”一句，表明忙活了一天，收工时的心情是轻松愉快的。注意“带月”，不是披星戴月，说人在月光下走；而是说“月亮走，我也走”，人带着月亮一同走，更有意境，更富情趣。

　　后半紧承“归”字，写诗人乘着月光，走在野草丛生的乡间小路上，夜露打湿了他的衣裳。然而他乘着劳动归来的愉快，欣慰地想：“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最后一句是全诗的结穴所在，也是陶渊明处世为人的根本原则之所在。这里的“衣沾”既是事实，又是弃官归耕必然也会遇到一定困难的象征。

　　是事实，所以亲切；是象征，所以耐味。唐代诗人张旭《山中留客》云：“山光物态弄春晖，莫为轻阴便拟归。纵使晴明无雨色，入云深处亦沾衣。”结尾的“沾衣”，就来自此诗，而具有相同的象征意义。 鲁迅文学诗歌奖第一人：啸天说诗·诗经楚辞鉴赏（全6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