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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桃花源诗并记

　　晋太元中，武陵人捕鱼为业，缘溪行，忘路之远近。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渔人甚异之。复前行，欲穷其林。林尽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便舍船从口入。初极狭，才通人；复行数十步，豁然开朗。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着，悉如外人；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见渔人，乃大惊；问所从来，具答之。便邀还家，设酒杀鸡作食。村中闻有此人，咸来问讯。自云先世避秦时乱，率妻子邑人来此绝境，不复出焉；遂与外人间隔。问今是何世，仍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此人一一为具言所闻，皆叹惋。余人各复延至其家，皆出酒食。停数日，辞去。此中人语云：“不足为外人道也。”既出，得其船，便扶向路，处处志之。及郡下，诣太守说如此。太守既遣人随其往，寻向所志，遂迷不复得路。南阳刘子骥，高尚士也；闻之，欣然规往。未果，寻病终。后遂无问津者。

　　嬴氏乱天纪，贤者避其世。黄绮之商山，伊人亦云逝。往迹浸复湮，来径遂芜废。相命肆农耕，日入从所憩。桑竹垂余荫，菽稷随时艺。春蚕收长丝，秋熟靡王税。荒路暧交通，鸡犬互鸣吠。俎豆犹古法，衣裳无新制。童孺纵行歌，斑白欢游诣。草荣识节和，木衰知风厉。虽无纪历志，四时自成岁。怡然有余乐，于何劳智慧。奇踪隐五百，一朝敞神界。淳薄既异源，旋复还幽蔽。借问游方士，焉测尘嚣外。愿言蹑清风，高举寻吾契。

　　这是陶渊明晚年的代表作，亦是流传千古之作。桃花源的故事有它的历史的现实背景，也有文化传统的背景。盖自汉末以来，国内屡经战乱，人民往往自动起来归附于某一有威望的大姓，筑坞壁以自保，此即所谓坞堡。晋宋时代的江南也有类似事件发生，《宋书·夷蛮传》谓刘宋时民有逃入夷蛮以避征徭的事。桃花源可能就是这种现实加以理想化构想而成的。而传统儒家经典《礼记·礼运》关于大同世界的描绘，道家经典《老子》中小国寡民的思想，以及由此发展而成的魏晋时嵇、阮、鲍敬言等人的无君论，则给这一构想提供了理论依据。然而，本篇中具有浓厚生活气氛的农村情景及桃源中人纯朴的精神世界，则是源于陶渊明本人田园生活的体验。

　　本篇由记与诗两部分组成，记写关于桃花源的发现和迷失的传奇故事，诗则发为吟咏。

　　记分三段，从“晋太元中”到“豁然开朗”为引子，叙述桃花源的发现。作者将故事发生的时间假定在东晋孝武帝太元中，发现桃源的则是一个捕鱼为业的武陵人，便使之带有传说色彩；“忘路之远近”、“忽逢桃花林”、“仿佛若有光”、“豁然开朗”等语所著副词，尤能状出奇异之感；写桃花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景物之美引人入胜。从“土地平旷”到“不足为外人道也”是中心段落，写渔人在桃源的所见所闻。“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显示着桃源世界的人间性，即不同于传说中不食人间烟火的仙境；另一方面，联及后文“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着，悉如外人，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又显示着桃源的世外性，即不同于世间满目疮痍的民生凋敝的景象。“便要还家，设酒杀鸡作食”，“余人各复延至其家，皆出酒食”，则意味着桃源中人之富于人情味。“自云先世避秦时乱，率妻子邑人来此绝境，不复出焉，遂与外人间隔”及“此中人语云，不足为外人道也”，更表现了桃源中人对自由的热爱，对传统的忠诚。“问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最为妙语，暗示了桃源与世间在文化上的隔膜。从“既出”到“后遂无问津者”是尾声，桃源的不可再寻，愈增记文扑朔迷离的传奇色彩，也暗示了桃源是一个憧憬。总之，这篇记文具有丰富的诗意和想象力，它既有传奇的色彩和魅力，又具有浓郁的农村生活实感，叙述语言极其准确洗练，达到了思想性与艺术性的统一。

　　诗亦分三段，从“嬴氏乱天纪”到“来径遂芜废”六句，追溯桃源来历。所谓“天纪”，就是人道，这是先秦儒道两家共同的思想；“贤者避世”是孔子的话（《论语·宪问》），也是儒道相通的思想。“黄绮”指夏黄公、绮里季等四皓，是避秦时乱的代表性人物，而桃源先民与他们就是同时代人了。记文是从空间（溪行穷源）引入桃源，诗则从历史引入，但都表明桃源世界的人间性。从“相命肆农耕”到“于何劳智慧”十八句，展示桃源世界及其文化特质。“相命”二句暗用《击壤歌》“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之意。“桑竹”四句，写农桑而着重在“靡王税”三字，揭示了桃源社会政治经济的特质，耕者有其田，而没有不劳而获的剥削压迫现象（王安石《桃源行》“虽有父子无君臣”一言道破这个社会的特点），古人“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孟子》）的理想，在这里得到了实现。“荒路”二句，说明桃源虽对外关闭，但内部则彼此往来和睦相处。“俎豆犹古法，衣裳无新制（上下装样式保持老式）”二句揭示了桃源民俗文化的特质，意味着古老美德的保持。“童孺纵行歌，斑白欢游诣”，这就不止是“斑白者不负载于道路矣”，敬老爱幼的理想，在这里得到了全部的落实，最能表现桃源道德文化的特质。“草荣”以下六句，表明桃源人崇尚自然古朴，对科学技术物质文明不感兴趣（对历史知识则当别论），甚至连一本反映自然季节变化的历书也没有，但他们并不因此感到不便。从“奇踪隐五百（载）”以下，概言桃源消息披露之始末，及作者对桃源的向往。这里点明桃源再度迷失的原因，盖在它与世间文化上“淳薄而异源”，道不同不相为谋，“薄”（即浇薄）字是对现实社会的根本批判。

　　要之，《桃花源诗并记》展示的桃源社会，其主要特点，在于人人劳动，自食其力，没有剥削，没有压迫，自由和平（只差进步，几乎就是一个完美的理想社会）。这是对充满动乱、篡夺、杀戮，民不聊生的现实社会的根本否定。这个理想社会的人间性，则是对当时盛行的佛教思想的根本否定（当时庐山是佛教一大中心，402年名士刘遗民等百余人与庐山僧人慧远在佛像前建斋立誓，其期西方，影响极大，见《高僧传·慧远传》）。作为一种文化理想，桃源模式对传统文化思想有所继承，也有所扬弃，它吸取了《礼记·礼运》大同社会“天下为公”，“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等思想，而扬弃了其“选贤举能”的成分；吸取了《老子》“小国寡民，虽有什伯之器而不用”，“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等思想，而扬弃了其“民至老死不相往来”及“绝仁弃义（指古礼）”的成分，因而在思想上是推陈出新的。本篇由记与诗组成，它们在同一个题目下自成起讫，读起来毫无重复感。记是散文，以渔人经历为线索，有曲折新奇的故事情节，有人物，有对话，也可以归属于短篇小说；诗则用概括性的叙述，由诗人撮述桃源社会梗概，着重在制度的交代，从而赞美之。故两者珠联璧合，相互补充，为一整体。后来唐代举子投卷及元白叙事诗，文备众体，既见诗笔，议论，又见史才，其体制亦可肇源于此。 鲁迅文学诗歌奖第一人：啸天说诗·诗经楚辞鉴赏（全6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