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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号楼的公民们七号楼是幢小二层楼，在城建研究所院内，居住着四八三十二户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

　　原先，它是办公楼。后来，变成单身宿舍楼。再后来，很符合规律地，变成家属宿舍楼。于是它给研究所院内增添了些许生活气氛。夏季的清晨，楼窗敞开，会听到小孩的啼哭，母亲的摇篮曲，父亲的呵斥，两口子吵架，邻居抬杠……暑热难消的夜晚，会听到在路灯下纳凉的人们甩扑克牌、敲象棋盘的声响，过分认真地支招者粗嗓尖腔的纷嚷，或者不知疲倦的谈天说地，女人忍俊不禁的嘻嘻哈哈和男人毫无顾忌的开怀大笑，或者接触不良的半导体时续时断令人听了难受的“音乐”……那准是曹师傅在旁若无人而且不厌其烦地摆弄他的“丢不了”。逢年过节和研究所发工资后的第一个星期天，七号楼里会连绵不断地飘出清蒸鸡、油炸鱼、红烧肉、炖蹄膀的香味儿，和曹师傅家炼辣椒油的焦烟，飘得挺老远。

　　秋季一到，七号楼前，这里那里，码着一堆堆白菜，像菜市场。东一个坑，西一口“井”，不是防空洞，是菜窖。一年四季，只要天晴，拉在几棵老柳树之间的粗铁丝上，晒出的被褥和各式各样的男女衣服如过街旗。研究所的头们，早就觉得这类蒙太奇和音响效果有碍一个研究单位的观瞻，几次筹划要把这三十二户公民搬迁到研究所院外，无奈住房紧张是当代的普遍性社会问题。城建研究所虽然担负着整个 A 城的城市建设包括民宅建设的百年大计，但对如何解决本单位三十二户公民的居住问题，却一筹莫展。此种关系到七号楼公民们切身利益的筹划，令他们抱着殷切的希望兴奋过几遭，也诅天咒地失望了几回。由希望一而再、再而三地失望，他们也就渐渐不抱什么希望了。自己泯灭了希望，他们便住得安定了。可不是么？和住在院外的人家相比，他们打开水方便，在食堂买饭方便，洗澡方便——院内有单位浴室，上下班方便，往托儿所接送孩子也方便……当然，还有纯经济上的考虑——房租和水电费是象征性的。电冰箱，洗衣机，只要买得起，是不必计算耗电量的。从局外人的眼光看来，七号楼的公民们，简直有点“躲进小楼成一统”，乐在其中了。

　　某一天，研究所的头头脑脑陪同一位美国城建专家到食堂吃“客饭”，路过七号楼，不知谁家雇的老阿姨正在晾孩子的尿布。她惊奇地望着那外国人，一边抖着尿布片上的水珠，一边对那美国城建专家报以主人似的亲切友好的微笑。自从她那个在电影制片厂某导演家做阿姨的小同乡告诉她，这样微笑过一次，曾当场得到一张自己的彩色照片后，她便时时盼望有机会在哪一位外国人面前也来那么一笑。不是小县镇照相馆里的照相师傅用颜色笔涂描的，是真正的彩色照片！寄回家乡去，叫家乡人开开眼。这想法是大可理解的。她果然没白笑，美国专家不但回报以亲切友好的微笑，同时举起了挂在脖子上的照相机。照相机啪嗒一响，专家直起了身，老阿姨伸出了手。

　　“喏，喏……”专家摇头，摆手，叽里咕噜了一番洋话。翻译立刻对老阿姨说：“他很抱歉，他的照相机，不是能立拍立取的，是很普通的一种，胶卷也不是彩色的……”老阿姨听罢，不免大为扫兴，撇撇嘴，吐出三个字：“瞎胡整！”专家惑然了，瞠目瞧着翻译。年轻的女翻译够机智的，故作认真地信口说：“她说，欢迎做客。”言罢，瞄了那老阿姨的背影一眼，自己也抿嘴暗笑了。这一小段插科戏，被七号楼二楼上的一个人看了个从头至尾。这人便是研究所传达室的曹师傅曹正直。那一天早起他就胃疼，在家休病假。

　　“外国人的便宜是那么好占的吗？真给中国人现眼！”他心里谴责着老阿姨，从窗口往回缩他那肥胖的身子，一不小心，胳膊肘碰掉了摆在外面窗台上的一盆心爱的米兰。

　　“哎呀我的米兰！”他刚缩回屋去一半的身子又从窗口探出来，那样子似乎要从窗口跳下去，半空里双手接住他那盆米兰。老阿姨才迈进屋，就听外边窗下呱嚓一声，床上熟睡的孩子被惊醒，翻个身打个滚，哇的一声大哭起来。老阿姨赶紧抱起孩子，边拍边哄：“噢噢噢，小胖不害怕，阿姨抱着哩！”踱到窗前，踮起脚，朝窗外一瞅，失声叫了起来：“可了不得了……”

　　小院里，一个半截水缸大的陶制金鱼盆，碎成几片，水淌遍地，几条半掌大的金鱼在泥水中扭动。

　　她抱着孩子噔噔噔跑出屋，噔噔噔跑出楼，一溜小跑，跑进小院，眼巴巴瞅着那几条张大了嘴、扇动着腮、可怜地挣扎着的金鱼，束手无策。她想放下孩子寻找个什么盛器抢救那几条金鱼，可小胖的两条胳膊紧紧搂抱住她的脖子，虽然已不哭了，却不肯被她放下。她一眼发现了碎花盆和折了主枝的米兰，顿时明白是怎么回事了，抬头向二楼看去。曹正直还目光呆呆地往下瞧呢！

　　“曹师傅，没说的！今天你得赔鱼盆，赔金鱼！”她气势汹汹。

　　顷刻间损失了自己为数不多的几盆花中最值得骄傲的一盆，同时报销了别人的爱物，曹正直心中好生窝火，听了老阿姨的话，简直等于火上浇油。他没好气地大声说：“赔？当然得赔！不过得你赔！赔我的花盆，赔我的米兰！”

　　“姓曹的，你男子汉大丈夫，红嘴白牙讹诈人是不是？明摆着是你的花盆掉下来砸碎了鱼盆，不是鱼盆飞上去勾搭你的花盆！”

　　“不，不，不……管……怎么……说……这事和你……你你你有……关！你要……要要要……要是你不跟外国人……”曹正直一急就结巴。他又结巴起来了。他的逻辑是，如果老阿姨不跟外国人要照片，他也不会趴在窗台上看，自然也就不会碰掉了自己家的花盆，自然也就不会砸碎了鱼盆。他虽然不懂什么大逻辑和小逻辑，但对任何事情的思考，还是很有些三段论式的逻辑性。当然，这种逻辑性往往很难被人接受。今天，他尤其结巴得厉害，逻辑性也就没充分发挥出来。

　　老阿姨几乎像桶火药被气炸了，跺达着一双小脚，高嚷大叫：“曹结巴，我和外国人怎么了？是里通外国了还是倒卖金银财宝了？你说你说你说！你今天说不出个四五六，我和你没完！你欺负郭怀章行，欺负我你可是瞎了眼！我是走南闯北见过世面的人！我不怕你！你还曹正直呢！你正直个屁！你把那正直两字倒写了吧！”

　　曹正直顶不能容忍的是别人拿他的名字挤兑他。何况是个女人。何况这个女人是郭怀章家雇的阿姨。

　　“你你你你……我我我我……”他愈发说不出囫囵话来，脸红脖子粗，眼珠都发蓝！他突然举起窗台上的又一盆花，狠掼下来。他当然是绝不敢用花盆砸她。他气恼归气恼，毕竟还没有丧失理智。他是由于窝火又由于受了挤兑而跟自己过不去，拿自家的花盆泄气。

　　可怜一盆倒挂珍珠，转眼间成了败红残绿！

　　离老阿姨那双脚最近的一块花盆碎片也有一米远。但她着实被吓了一大跳，抱着孩子令人难以置信地机灵地往后一跳，站稳后，腾出一只抱孩子的手，朝上指着曹正直叫阵：“好哇！你狗胆包天！敢伤人害命！你下来！是英雄好汉的滚下楼来！我跟你拼了！”

　　一个仰面朝天，一个居高临下，针尖对上了麦芒，谁也不肯善罢甘休。七号楼内所有在家中的人，不论男女老少，都被惊动了！

　　七号楼的公民们，以楼上楼下的水房为“楚河汉界”，划分为两个“半球”。

　　“东半球”住的，是所内各科室人到中年的一批研究人员，多数是有各建筑工程学院毕业文凭的。一言以蔽之，可谓知识分子“占领”的“半球”。

　　维修工、水电工、勤杂工、研究所下属的一个工程队的部分工人，统辖着“西半球”。

　　“西半球”是工人阶级在七号楼的半壁江山。

　　从历史的眼光看，研究所无论哪一个人都得承认，工人阶级在“领导一切”的年代里，还是很叱咤风云地领导过研究所一阵子的。时至今日，那段已成为历史的“领导时期”，仍令研究所的知识分子们谈虎色变。

　　因为他们都还记得在那个时期他们曾被如何如何、怎样怎样地“管理”过、“领导”过、“改造”过、“专政”过。他们曾被侮辱与被损害。这是历史。历史要从人们的头脑中被忘却、被冲淡，所需要的时间可真不短呢！有时向别人声明忘了，或者自以为忘了，其实不然。当年挨过的狠拳、老腿和嘴巴子，在内心深处留下了伤痕呢！愈是扬眉吐气之日，反而愈发隐隐作痛。也有人真的想忘了那些。郭怀章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他常常怀着善良的愿望宽容豁达地想：那都是“四人帮”的罪过，和绝大多数工人无关。工人们也是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嘛！起码在形象上是严重地被侮辱与被损害了。刻骨铭心、耿耿于怀地牢记他们的一笔账，不公平，也损伤知识分子的形象。工人阶级和知识分子，还是要同心同德搞“四化”嘛！

　　谁能说郭怀章头脑中的这种想法不美好？遗憾的是不能被许多人理解和信服。七号楼里的几个工人就不太信服。这令郭怀章时常苦恼。

　　“瞧他那走路的步态，多神气！”

　　“人家现在是‘副总’了，高级知识分子么！”

　　“每月一百多块拿着，整天都做了些啥贡献呀？反正我不知道！”

　　这类话，他没少听到。虽说当成过耳风，不计较，但心里毕竟不舒畅。去年冬季有一天，西北风刮得很猛，他走进楼里，忘了关楼门，恰巧被曹正直碰见了，拦住他不客气地说：“大知识分子，把你那玻璃管尾巴拖进来好不好？怕关上楼门夹碎了怎么的？这点公德都没有？”

　　他被说得刷地红了脸。当天夜里反省了大半宿，扪心自问，自己那条实际上并不存在的“知识分子的尾巴”是否翘起来过七号楼的“领导阶级”——不，现如今只能说是工人阶级了，对研究所的知识分子们的时来运转老大不服气。

　　“要是研究火箭、原子弹，还有宇航什么什么的，一研究出来，嗖！上天了！全世界都服的，咱们也服！可咱们城建研究所的这些大知识分子们……事实作证嘛！建所二十几年了，咱们这座城市没变什么样嘛！”

　　言外之意还是那三个字——不服气。

　　可不服气又管什么用呢？据说不久评定职称，“东半球”的某人某人，有可能也像郭怀章一样，升入到“高级”的那一层去。他们有意见没处提！

　　倘若从广播里听到或者从报纸上看到什么什么单位，又破格提拔了某个知识分子，批准了某个知识分子入党，为某个知识分子解决了住房或其他什么生活待遇问题，他们就会情不自禁地说出一句话来：“知识分子们如今可真是连升官带发财，又吃香的又喝辣的了！”何况，他们对于“全世界都服”的，内心里也并不见得就真那么服。七号楼“西半球”的人们，是很难摆脱一种像咒符一样牢粘在他们大脑皮层上的思想的——工人阶级养活着知识分子。他们中的几位，是当年在曹正直的率领下，代表“领导阶级”掺沙子掺进七号楼的。

　　“四人帮”一粉碎，他们的政治心理天平翻倒了。大梦初醒的同时，他们不无一种复杂的失落感。他们隔夜之间便在七号楼中由楼主的地位处于孤独的地位。他们自然而然地彼此靠拢。

　　被“沙子”磨砺得够惨的知识分子们，当然也要自然而然地靠拢，彼此倾诉积郁在胸的衷曲。彼此给予一些慰藉。失去了领导地位的“领导阶级”和由臭变香了的知识分子们，由于互相对峙的心理作用，经过几遭搬动，在七号楼中形成了楚河汉界。

　　这原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楚河汉界一划分，七号楼的公民们，好比一盘中国象棋棋子，三天五日的，准会在七号楼这立体棋盘上“拱卒跳马”

　　“抽车打炮”地“将”上一“军”。隔膜久矣！积怨深矣！对于“花盆砸碎了鱼盆”这一事件的是非，他们态度极其鲜明地分成两派。一派站在曹正直的立场上，一派站在郭怀章家老阿姨的立场上，互相指责质问，出言都不客气。双方都有几位唇枪舌剑、慷慨激昂者。一场风波即刻就要平地而起。

　　这时，郭怀章从办公楼那边走来了。又高又瘦的郭怀章，今天心里有点不痛快。不，岂止是一点不痛快，更准确说，是一种悲凉。他和他的两位助手，花费了整整一年的时间和精力，视察了这座城市的每一条大街小巷和每一片居民住宅区、工厂区，为本城今后几十年内的整体建设规划制定了远景性的实施方案。几位市委领导对这个方案很重视，拿到市委常委会上讨论过，并给予极高的评价，认为这是本市未来的城建蓝图。但批复的结果却是令人沮丧和失望的——由于城建经费压缩，此方案虽则令人可喜，但目前几年内恐怕难以实施。

　　当所长将市委的批复文件交给他看时，用安慰的语调对他说：“别丧气，这个方案本身从城建科学方面是无可指摘的。问题的关键是……钱。我们的国家目前经济上有困难，这你也是知道的，不必我多作解释……”

　　他的目光停留在市委办公信纸上打字机打的几行文字上，半天没说话。他一时不知该如何表示。

　　所长又说：“你为这个具有规划性的城建方案所付出的心血和劳动，所里的领导和同志们是有目共睹的。你发表在国外的三篇建筑学论文，也引起了普遍的注意嘛！”所长说到这里，见他的表情仍不开朗，便用一只手拍拍他肩，“老郭，你是所里的老工程师之一，所里对充分发挥你的作用是很重视的！你也该乐观一些嘛！”

　　他还是不语，表情也仍没变化。他心里正在为他的两个助手感到忧郁。他们都是四十五六岁的人，都是六十年代初建工学院毕业的大学生，可至今连个正式职称还没有。他和他们共同设计的城建方案变成了将来的理想而不是今天可以实施的蓝图。这可能会影响到不久对他们的职称评定。而两个助手中的一个，因为过度劳累，肝病复发，住进了医院……

　　所长不禁朝另外的方面去想了，试探地问他：“老郭，你是不是因为你的住房问题还没有解决？这事我们当领导的可是一直挂在心上啊！”他终于开口打断所长的话，说：“所长，我再一次提醒您，今后无论在任何场合，谈到那三篇论文时，不要只提我一个人的名字。那是我与我的两位助手合写的，论文是以我们三个人的名义发表的。另外，我郑重向所里建议，不久评定职称时，他们是理所当然地应该被评为工程师的！我认为他们无论在哪方面都有这种资格……”话一说完，他就阴郁地离开了所长办公室……

　　他发现七号楼前，自己家的窗台下，聚拢着一堆人，而且在吵吵嚷嚷，心中立刻条件反射似的产生了一种潜在的不安，加快了脚步。

　　东西两半球的公民们，见他走来，都停止了争吵。

　　他走近老阿姨，才发现被打碎的鱼盆，眉头皱了起来，问老阿姨：“这是怎么回事！”那几条金鱼，是调解他大脑和神经的唯一爱物。

　　老阿姨将孩子送到他怀中，气咻咻地说：“怎么回事？你问他姓曹的！”说罢，双手往腰间一叉，仰起脸冲曹正直家的窗口高叫：“是个男人，你就给我滚下来！”

　　曹正直却很识时务地从他家的窗口消失了。郭怀章突然恼怒地大吼一声：“别吵了！”

　　老阿姨呆住了。她慢慢扭过身，愕然地瞧着郭怀章。他这话明明是对她来的。他一向对她很温和，第一次对她这么恼怒地说话。尽管是第一次，她也觉得当众受到了训斥。如果是别人，她或许可以忍受。是他，她则无法忍受了。她突然左右分开众人，噔噔噔地走进楼去。

　　郭怀章将外孙放在地上，从泥泞中一条一条地捡起那几条金鱼。它们刚才还在挣扎、扭动，这会儿却奄奄待毙，腮儿、尾儿、鳍儿，全不动了。郭怀章心疼得不行。他叫外孙趴到他背上，搂住他脖子，也不跟谁说什么，双手捧着可怜的鱼儿们，弯腰驮着外孙，走进楼里去了。

　　他回到家，蹲下身，先让外孙两脚落了地。然后站起身，将手中的鱼儿们放进空脸盆，又赶紧端着脸盆到水龙头下接了半盆水。可只有一条鱼儿得水后渐渐游动起来，其余几条都侧浮在水面，分明是活不成了。他难受地长长叹了口气。他心里着实有些生气，不管是“东半球”的人还是“西半球”的人，他都生他们的气。有吵架争理那会儿工夫，为什么不想到抢救他的金鱼呢？老阿姨也不理睬她，噘着个嘴，在收拾自己的旅行袋。郭怀章瞅了她一眼，因为自己刚才在众人面前对她说了一句恼怒的话，后悔而惭愧。他了解她的脾气。她虽然是个从农村来到城市当阿姨的，但自尊得很，受不得别人只言片语的呵斥。他也知道，她心里早就对“头顶上那家的男人”憋着股火。

　　“头顶上那家的男人”是她对曹正直的一贯叫法。她曾和“头顶上那家的男人”发生过几次短暂的冲突，无非是因为“头顶上那家的男人”从窗口泼下的茶根湿了她晾在小院木围栅上的尿布片一类鸡毛蒜皮的小事。今天的争吵，显然是由于往日的摩擦达到了一定的程度，一触即发。

　　郭怀章用检讨的口吻主动问：“阿姨，你是在生我的气吧？”老阿姨不吭声。

　　他对外孙使了个眼色，说：“快去哄哄阿姨。”

　　懂事的外孙走过去，抱着老阿姨的双腿，嘴甜声娇地说：“阿姨，我要你抱。”老阿姨也不看这孩子一眼，气嘟嘟地说：“我不抱你！你没见我这正收拾东西吗？我要走了！到别人家看孩子去！”被阿姨冷淡了的小胖，委屈地眨巴眨巴眼睛，哇的一声哭了。老阿姨走近弯下腰，双臂将小胖搂抱在怀。郭怀章问她：“你真要走？”老阿姨说：“走！不走在这儿待下去还有什么意思？受别人的气，还得受你的气！”郭怀章急忙说：“刚才我不好，我向你认错还不行吗？”老阿姨冷冰冰地回答：“认错也不行。”郭怀章又说：“就算我不好，把你给气走了。可你就舍得离开小胖和秀英吗？”老阿姨听了这话，抱着小胖坐在床沿上，重重地出了口气。

　　郭怀章趁机将她的手提包藏在立柜里。

　　老阿姨说“：秀英叫我告诉你，她到外地去一个星期。”郭怀章“哦”了一声，追问“：外地？哪儿？”

　　“听她讲，想到北戴河，她在工程队攒了一个星期的假。”

　　“这么说，是去玩啦？她也太过分了！怎么能丢下孩子，一个人去玩呢？她心里简直没这个家！”

　　“她是听了我的劝才……”

　　“你？”

　　“我可怜她呀！我是生怕她憋屈病了。像她这样一个年轻人，是再也受不住折磨了！”

　　老阿姨的头缓缓地转向郭怀章，那双善良的眼睛流露出毫不掩饰的谴责的目光，在郭怀章脸上凝视了足有一分钟。郭怀章负疚地避开了老阿姨的目光。他经受不住她这种目光。老阿姨的话，使他心里一阵难受。他只有秀英一个女儿。妻子病故那年，他才三十出头。对于一个男人来说，三十岁完全是还可以在某个女人心中唤起爱情的年龄，再结一次婚绝不是件荒唐的事。但是，当他怀中抱着刚满两岁的失去了母亲的女儿时，心中产生了一种神圣的做父亲的义务感和责任感。他决心在把女儿抚养成人之后再考虑自己的生活。他怕女儿在童年和少年时期，遇到一个无情寡义的继母。那他将对死去的妻子犯下不可饶恕的罪过。

　　女儿扯着他的衣襟长大了。他二十多年内的生活中是充满波折的。女儿也在生活中饱尝了不公正和打击。而其中最严重的打击是，她和丈夫带着一个孩子从内蒙古返城之后，丈夫冷酷地将她和孩子抛弃了。

　　如果打击仅止于此那还是值得庆幸的，而更加不幸的是，她爱上了曹正直的儿子曹小龙。不，是曹小龙首先对她产生了爱情，而且爱得那么深沉、那么强烈。平心而论，郭怀章对曹小龙这年轻人也很有好感。这年轻人身上具有奋进精神，为人坦诚，对郭怀章也很尊敬。但是郭怀章却固执地认为，爱，它是一种正在退化的圣洁的感情，一种本来应是圣洁的感情的残余。可是在当代，它却使人寒心。它所给的比人所希望于它的少得多。这可以肯定地说是他的一种偏见。这偏见是由于女儿和外孙的被无情抛弃所造成。当他观察出了女儿和曹小龙之间暗燃着的爱情之火后，便像一位消防队员对于可能造成火灾的火种一样，采取了极其果断的扑灭措施。他严厉告诫女儿，不许她再与曹小龙有任何接触。他对那年轻人的态度，也本能地变得冷淡了。这与其说是粗暴的干涉，毋宁说是父亲对女儿的特殊方式的保护。在他看来，女儿和曹小龙之间，是缺少稳固的爱情基础的。曹小龙已经是一位北京航空学院的研究生。女儿比曹小龙大三岁，而且是一个被抛弃了的女人，而且是一位母亲——有一个不可能委托给任何人抚养的孩子，而且不过是一个工程队的普通灰泥工。即使曹小龙对她的爱和追求是真实的、可以被信任的，这种爱也不过像是一朵初春的紫罗兰，早放而易凋，馥郁而不能持久，一分钟的芬芳和喜悦，如此而已。女儿的心是很难再承受一次爱情上的打击了！曹正直是绝不肯让曹家几代人中唯一的一个知识分子做他郭怀章的女婿的。这明摆着。何况还要考虑到“西半球”的闲言碎语呢！他们肯定会说，郭怀章的女儿迷惑了曹正直的儿子。他们也肯定会说，郭怀章的女儿在高考前替曹小龙辅导课程，是早就存着“司马昭之心”。实际上这样的飞短流长已震动过了他的耳膜。他绝不肯背上这样一种可鄙的名声。

　　“为了我的人格，也为了你自己的人格，你就死了这条心吧！”他曾对女儿说过这样的话。

　　女儿，也流着眼泪答应了父亲的请求。

　　但做父亲的理解，爱，一旦在心中产生，那是很难死灭的。对于女儿尤其如此。因为在她那破碎过的心中，被重新唤起爱情已很不易，这种爱的死灭当然会更为不易。他是多么怜悯女儿啊！但他又有什么办法呢？

　　“也好，也好，她能有机会到北戴河去玩玩，这样……也好……”郭怀章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沉默了许久，才自言自语地说。同时他心中在为女儿祈祷，但愿她从大海边回来时，能变得快乐些。但愿她能将她的满腹幽情苦绪、烦恼、哀怨、感伤和那不可指望的爱，抛进大海中或者遗弃在海滩上……

　　与此同时，“头顶上那家的男人”正在进行虔诚的忏悔。公而论之，曹正直已经很久没跟谁家像今天这样惊动四邻地争吵过了。

　　“文化大革命”中，他因为是三代正牌工人，而且历史绝对清白，曾一度被科研系统的造反派们委以重任担当过城建研究所工人造反分队的副分队长。这段历史可以说是他一生中达到辉煌顶点的历史了。他负责看管过“牛鬼蛇神”，负责接待过“外调”的人员，负责管理过“黑帮”档案，研究所先“解放”谁后“解放”谁，他的意见也起着不大不小的作用。他俨然是当年研究所的一位人物。这种存在价值曾令他多么振奋过啊！由坐门房而到坐在研究所所长的办公室里，由被呼为“曹师傅”而到被多少有点敬畏地称作“曹副队长”，他心理上感到一种高人一等的满足。

　　他虽然并没有操权作歹、仗势欺人过，也没有对谁进行过构陷，但每每扪心自问，使良心颇感不安的事，确是做过两三件的。在当时，一个人能保持住良心的安宁是不容易的！

　　也许正因为做过两三件使良心不安的事，才促使他也做过几件使人衔恩不忘的事。有一次，几十名大学里的红卫兵，来势汹汹地闯进研究所，要将包括郭怀章在内的一批“黑帮”揪到学校去批斗。他一面摆出工人造反派副队长的架子和大学红卫兵们周旋，声称“本所也正要对这批黑帮进行重点批判”，一面暗地里通知郭怀章他们分散隐蔽。大学生红卫兵们一无所获悻悻地走了。

　　“黑帮分子”们对他感激不尽。郭怀章竟至于拉住他的双手泣涕交下。

　　而他却怫然变色，甩开郭怀章的双手，声色俱厉地说：“你别拉拢我！你今后要老老实实地接受改造！”

　　因为他手下的人们在一旁瞧着呢！

　　他认为自己在当年所做的愚笨透顶的一件事，便是成立了个“赎罪积金”会。

　　研究所的全体“黑帮”，概属知识分子之列，工资均在百元以上。那时，他们虽然被“打翻在地”了，但工资还没有被冻结。曹正直指示他们，每人每月要从工资中交出三分之一，由他集中起来，补助给本所内生活困难的工人们。这个“赎罪积金”会，是他头脑中那种“工人养活了知识分子”的思想所产生的。既然他是这么认为的，那么让高工资的知识分子们“补助”一下生活困难的工人阶级，当然是天经地义的事了。他自以为他替本所的工人阶级谋了福利，同时也成全了知识分子们。因为他认为他们有罪，给他们一个赎罪的机会，他们的心灵可以轻松些。

　　“赎罪积金”会成了新生事物，还在别的单位和系统推广过经验。

　　粉碎“四人帮”之后，曹正直才悲哀地意识到，在那“十年动乱”中，自己不过是乱云飞渡的政治舞台上的一只小小的蛾子，如此而已。他成了“说清楚”对象。有些事，他可以说清楚。有些事，他永远也说不清楚。

　　在他顶尴尬顶灰溜溜的那些日子里，郭怀章对他表示了同情。有一天，郭怀章对他说：“曹师傅，你别太紧张，有一讲一，有二讲二。至于‘赎罪积金’会那件事，你不必提了。那是我们当时自觉自愿的事。”

　　郭怀章对他说了这种话后，当年“赎罪积金”会的其他“会员”们，也找他说了这种话。他们不找他说这种话，他已深感愧疚。他们当面对他说这种话，他反而误解了他们，认为他们分明是在提示他——“退赃”！他一分钱也没贪污，也没有给自己补助过一分钱。这一笔笔都有账可查。但几千元“赎罪积金”，他是一分钱也退还不了他们了，都补助给他的“工人阶级兄弟”们了。他不能再向他们去索要。真伸手索要，他的“工人阶级兄弟”们也许会诅咒他的。这几千元成了压在他良心上的一块大磨盘，如今轮到他深感自己有罪了。罪过感可以使人产生两种截然相反的心理——卑微或孤高，而后者是人的心灵在重负下的不正常状态，是人对自我尊严的脆弱无力的维护。他一方面暗中攒钱，发誓要如数退还“赎罪积金”；一方面，在七号楼“东半球”的人们面前，在研究所几乎每一个知识分子面前，表现出一种冷漠的、不自然的、滑稽可笑的孤高。每一项具体落实到知识分子头上的政策，都会引起他大发一通不以为然的议论。

　　可是从他的儿子曹小龙接到大学录取通知书那天起，他便停止发这种议论了。他身上以前时时处处表现出来的那种冷漠的、不自然的、滑稽可笑的孤高，渐渐变成了一种令人感到更加滑稽可笑的斯文。而在他自己，却是斯文得认真的。因为他觉得，自己如今是“知识分子”之父了。

　　“知识分子”之父总得有个“知识分子”之父的样子！他开始很注意自己言行的规范性了。他变得衣冠整齐了，变得不苟言笑了。他不但斯文，甚至矜持起来。他开始暗中向“知识分子”们学习了。学的结果是，俨然比一般“知识分子”更加“知识分子”化了。以前他极其看不惯的“知识分子”的“臭做派”，如今竟唯恐自己身上太少了。

　　儿子在他眼中的形象“高、大、全”了。他对自己的儿子膜拜顶礼起来。儿子成了他们曹家几代中唯一的“知识分子”，这一点简直象征着他的家庭的一次历史性转折，一个崭新的纪元！他在“知识分子”们面前的那种卑微感渐渐从心理上消除了。他比城建研究所的每一个知识分子都更加关心种种“知识分子政策”。他过去崇拜的是权力，如今崇拜知识了。社会和政治的变革使他那并不见得怎样灵活的头脑，也开始认识到：权力正在愈来愈失去迷人的神圣光圈，知识正在一天天变为给人带来具体福利的东西。知识在他看来，不是臭的了，而是香的了；是有商品价格和交换价格的了，是很迷人的了。

　　当儿子向他和全家人宣布——考取了北京航空学院的研究生后，他惊喜得呆住了。许久许久才嗫嚅地问出一句话：“真的么？”儿子肯定地点点头。

　　“好！好哇！好极了！好儿子！”他除了“好”字，激动得找不出什么别的字眼表达兴奋的心情。他更斯文，更矜持了。

　　那天夜里，他完全彻底地失眠了。

　　研究生！毕业后当然一定可以获得个什么什么“士”的学位了！儿子将不但是“知识分子”，而且将一定是高级的了！他想到应进一步鼓励儿子考出国留学生。

　　“知识分子”如若在国外镀了金，就不但是高级的，而且一定是超级的了！儿子前程似锦，不可限量。他也想到了儿子将来的婚姻大事，儿媳妇当然也应该起码是个研究生。孙子不但有个“知识分子”的爸爸，还有个“知识分子”的妈妈。这样的孙子将来也准定会有大出息。孙子的儿子必定还是个“知识分子”。子子孙孙，世袭下去。他们曹家的后代，将永远脱离了“工人阶级”的队伍，加入“知识分子”的行列中了……

　　他还想到，今后不必再义务打扫楼内外卫生和厕所了，那似乎有失一个未来的“高级知识分子”之父的身份……

　　想到应该买些什么东西送给郭怀章的女儿秀英，多亏她在高考前天天为儿子补习课程，不能没点表示……

　　第二天早上，当他忍不住向儿子说几句勉励之词后，儿子吞吞吐吐地向他流露，秀英已经是他心中的恋人。

　　“糊涂！混账东西！”他差点将饭碗摔在地上！猛想到身为“知识分子”之父应该斯文，才强压下了怒火。

　　从此，他对儿子采取了“保护性措施”，授命于小女儿暗中对儿子的行动进行监视，一旦发现当哥哥的与那个小寡妇有接触，应及时向他汇报。为此应允小女儿，给她买件漂亮的连衣裙……

　　今天花盆砸碎了鱼盆，使他深感大大有损于一个未来的“高级知识分子”之父的形象和体统。相比之下，瞧人家郭怀章多有涵养！他自愧弗如。唉，到底自己并不是“知识分子”，而不过是“知识分子”之父。

　　他不开心地摆弄了一会儿半导体，收听不到什么有趣的广播，更觉无聊，便问躺在床上的多年瘫痪的老伴：“小龙呢？他到哪儿去了？”老伴回答：“小龙到北戴河去了。”

　　“北戴河？怎么忽然想起到北戴河去了？谁给他的路费钱？”

　　“我给的。”

　　“你？”他赶紧拉开抽屉，发现放在里面的五十元钱不见了。

　　“岂有此理！”那五十元钱是他要储蓄起来退还“赎罪积金”的。

　　“秀英到北戴河去了，我要小龙也赶到那儿去找秀英。我想让小龙去北京上学前，把他和秀英的事儿点明说透，定下来。那我就是立时死了也没什么心事了！”

　　“好哇！原来你们背着我搞阴谋诡计！我不允许！只要我活着，秀英和小龙就别想爱成！我的儿媳妇起码得是个知识分子！”

　　“呸”老伴一口唾沫啐在他脸上：“你别想拆散他们！小龙看着秀英好！我也看着秀英好！人品好！心眼好！她当我儿媳妇当定了！”他抹去脸上的唾沫，从窗口探出身大叫：“小萍！小萍……”小女儿小萍一走进屋，他劈头就问：“你哥到北戴河去了，你事先知道？”

　　“知道啊！”小女儿眨了眨眼睛。

　　“知道你为什么不向我汇报？”

　　“我才不那么傻呢！我告诉了你，我哥还去得成呀？我还想成全我哥和秀英姐的事儿呢！”

　　“好哇！好哇！”

　　“当然好啦！我喜欢秀英姐！她从北戴河回来，我就开始叫她嫂子！”他气得一张脸都扭歪了，猛地挥起了拳头。小萍却机灵地一扭身逃出去了。他呆愣了半天，颓然地跌坐在一把椅子上，仿佛一场美好的梦境，正从眼前消散一般……

　　就在这一天，在傍晚，在北戴河的海滨浴场，在渐渐变得潮湿的沙滩上，坐着一个年轻的女子，是秀英。她凝望着海。海浪柔情地亲吻着海滩。大海在倾诉着什么。蓝天俯视着海面。蓝天在沉思什么。海浴的人很多，海滩上很热闹。从山海关来的老乡，牵着骆驼的，牵着马的，在招徕海滩上的人们骑上照相。

　　一位姑娘鼓足勇气，胆怯怯地爬上了骆驼背。不料骆驼不驯服起来，又蹦又跳，要挣脱缰绳，姑娘吓得脸色苍白，双手紧紧搂住驼峰，尖声喊叫。一个小伙子惊慌失措，围着发脾气的骆驼前后地跑，骆驼的主人一面安慰驼背上的姑娘：“没事儿的！镇定！镇定！”一面大声吆喝着骆驼。

　　姑娘没镇定，骆驼先镇定了。驼背上的人儿一头栽进小伙子怀里。小伙子抱着她就跑，跑出很远，才坐在沙滩上，又是亲吻，又是安抚，口中说出一连串“亲爱的”。骆驼突然又叫一声。小伙子赶紧又抱起惊魂未定的心爱人儿向更远处慌张奔逃。

　　骆驼的主人却冲他们高喊：“喂！别跑！相已经照了！你们还没给钱呢……”海滩上的人们并无恶意地纷纷大笑。

　　郭秀英望着那一对人儿，也不禁无声地微笑了。她真羡慕他们。她心中无比惆怅。忽然，她的笑容在脸上僵住了，目光凝固了。她发现了曹小龙。曹小龙正直视着她，迈着沉着自信的大步，朝她走过来…… 梁晓声文集·短篇小说（套装共四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