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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吹牛、拍马” 顾颉刚

　　好夸大者谓之“吹牛皮”，善逢迎者谓之“拍马屁”，此谚遍行于全国；唯皆人云亦云而不详其本义为何。予涉足甘、青者一载，无意中竟解得此谜，知此实西北方言，有其地域之背景存焉。

　　彼地大川不少，然水急滩险，不可行船。以畜牧业之发达，牛、羊皮不可胜用，喜其轻而固，浮而不沉，因制之成袋子，又连结而为筏子，为济川之利器。筏之最小者五羊皮，四端四袋，中间一袋，以细木条联系之。其大者则骈接数筏至数十筏为一，牛皮袋以十、百数，载重数千至数万斤，凡西北货物循黄河运至包头以登东行火车者莫不赖是。

　　将下水时，舟人就各个羊皮袋子之孔口尽力吹之，气既饱满，紧缚其口使不泄，遂得纵横洪涛，过滩不阻，虽随波上下，衣物水浸浪拍，初登者神惊心荡，而终不至遭灭顶之凶。昔有外籍人士游于皋兰，乘筏东行，黄流汹涌，惧将倾覆，遽跳上河中一石；而筏去如矢，更难相迓。渠立石上久，既不能凌波达岸，欲乘别筏，频频招手，而凡经其旁者皆不得在急流中暂停，无术救援，竟死于是。至今舟人犹纪念其地，名之曰“洋人招手”。乘筏而不知筏之为用，此所以丧其生也。

　　至牛皮袋则所需气量甚宏，非口所能吹。吹之之术，取山羊皮袋一，一端系以铁筒，塞筒入牛皮袋之口，而张其另一端，两手扇动之，气既积满，便力压入牛皮袋；如是继续为之至十余度，则大袋鼓起矣。此山羊皮袋俗称“火皮袋”，本在旅途做食时用以代风箱者。

　　唯筏之为物，但可顺流而下，不可逆流而上。故谚云：“下水，人乘筏；上水，筏乘人。”谓筏载客或货至下游卸去后，舟子乃泄去其袋中之气，负之于背而陆行以归也。

　　予于1938年8月再至西宁，适逢淫雨，向日大道裂为断崖，不但汽车不可行，即骡车亦不得走，竟乘皮筏还皋兰，由湟水转入黄河，凡经一日余，行二百数十里。所乘之筏系羊皮袋子二十三枚，盖联八小筏而成。(八小筏应有袋四十，所以只二十三者，凡两筏毗连处皆去其重，五袋为一列，三列则十五；每四袋间，中置一袋，则八；十五加八为二十三。)人坐行李上，不便转侧，波澜旁冲，裳、履尽湿。平均每小时可行二十里，较骡车约速一倍。

　　皋兰城北黄河两岸经营此种生计者至多，弥望皆牛、羊皮筏也。故彼地人不耐人夸口时，便曰：“请你到黄河边上去罢!”谓吹牛皮也。尚有一旁衍之义，指人气性之大，故厌人发怒不止时，亦辄云“到河沿上去罢”!谓其愤气有如皮袋之吹而愈胀也。

　　清湘潭张九钺《陶园诗集·洛中集》有《羊报行》，其序云：羊报者，黄河报汛水卒也。河在皋兰城西，有铁索船桥横亘，两岸立铁柱，刻痕尺寸以测水：河水高铁痕一寸，则中州水高一丈。例用羊报，先传警汛。其法以大羊空其腹，密缝之，浸以苘油，令水不透，选卒勇壮者缚羊背，食“不饥丸”，腰系水签数十，至河南境，缘溜掷之，顺流如飞，瞬息千里。汛警时，河卒操急舟于大溜俟之，拾签知水尺寸，得预备抢护。至河南，营弁以舟飞邀报卒登岸，解其缚，人尚无恙，赏白金五十两，酒食无算，令乘舟从容归，三月始达。按，此即元世祖革囊遗法。

　　是知在未通电报时，羊筏通报实为最迅速之方术。其谓之“元世祖革囊遗法”者，《元史·世祖本纪》云：“至金沙江，乘革囊及筏以渡，摩挲蛮主迎降。”西南山谷中交通工具与西北无异，忽必烈征大理，利用当地之囊与筏以渡江，非创为之也。按《水经注·叶榆水篇》云：

　　不韦县，故九隆哀牢之国也。……汉建武二十三年，王遣兵乘革（《后汉书》作“萆”，李注：“缚竹木为箪以当船也”)船南下水，攻汉鹿萝民。

　　不韦县，今云南保山县地；所谓“革船”，即革囊也。《北史·附国传》云：“附国有水阔百余丈，并南流，用皮为舟而济。”附国在今四川、青海间。《旧唐书·东女国传》云：“其王所居名康延川，中有弱水，南流，用牛皮为船以渡。”东女国在今昌都地区，所谓“牛皮船”亦即革囊也。凡此皆可见皮筏之制通行西南，先于元世祖者甚久，非特汉、唐而已。张九钺谓黄河报汛者以羊筏，惜言之不详，不知其自皋兰经河套、龙门而至中州，需历若干日耳。苘者，麻之一种，以其油浸羊皮，可以无透水之虑。

　　水行为筏，陆行为骑。西北地高气薄，跋涉崇山，步行辄作喘，山道仄狭，又不利行车，以是多单骑；中产之家皆畜马，视为第二生命。蒙古有“人不出名马出名”之谚，以得骏马为无上荣耀。平日牵马与人相遇，恒互拍其马股曰：“好马!好马!”盖马肥则两股必隆起，拍其股所以表其欣赏赞叹之意，本无谄媚之嫌。迨相沿既久，在阶级社会中，有的人顺风承意，趋炎附势，则有不择其马之良否而姑拍其股者，曰：“大人的好马!”遂流于奉承趋附之途矣。此“拍马屁”一词所由来也。

　　凡兹事实，胥可见文化交流之迹象。我国西部山区交通不便，昔日为东南人士所鲜至，其地域背景又与东南绝异，为一般东南人所不能了解，然而口语流衍仍不缘此而阻隔。语云，“水银泻地，无孔不入”，文化传播之周遍深彻殆有似乎此。

　　（选自《人间山河：顾颉刚随笔》，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1月版）

　　顾颉刚（1893—1980），江苏苏州人。1913年入北京大学预科。1916年转入北京大学中国哲学门。1918年入新潮社。1920年毕业后留校任教。1924年任北大研究所国学门助教，编辑《国学季刊》《歌谣》周刊。1926年后先后在厦门大学、中山大学、燕京大学、云南大学、齐鲁大学、中央大学、复旦大学、兰州大学等校任教。1934年与友人组织成立禹贡学会，创办《禹贡》半月刊。1940年创办《责善》半月刊，并被聘为教育部史地教育委员会委员。1945年任交通书局总编辑。1947年任大中国图书局总编辑，创办《民众》周刊。1948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1949年后，任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委员。1952年任复旦大学教授。1954年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一所研究员。1959年任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副主任。1979年后历任中国社科院历史所学术委员、中国文联全国委员、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副主席等职。著有《古史辨》《秦汉的方士与儒生》《中国边疆沿革史》《汉代学术史略》《史林杂识》《西北考察日记》《上游集》《浪口村随笔》等。 话亦有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