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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言 张中行

　　不久以前，乡友凌公约我到他家里吃晚饭。凌公带着一个刚成年的女儿，在北京过准《打渔杀家》的生活，父女都上班，照例是饱腹之后才回家，而要请人在家里吃饭，我当然感到奇怪。问缘由，知道是老伴从家乡来了，想做点家乡口味，让我发发思故土的幽情。我既感激又高兴，遵嘱于晚饭时到达。凌夫人年过花甲，可是身体还健壮，仍是家乡旧时代那一派，低头比抬头的时候多，不问不说话。我要表示客气，于是用家乡惯用的礼节，寒暄道谢之外，问娘家是哪个村。答“乔个（轻声）掌”（这是语音，写成文字是“乔各庄”）。这使我忽然想起一个多年不忘的歇后语：“乔个掌的秧歌，难说好。”

　　多年不忘，是因为这歇后语的来由，一位佚名的乡先辈的轶事，使我大感兴趣，或说深受教育。据说是这样：若干年前，各村也是有中幡、高跷、小车、旱船等会，每到送走旧年，上元节及其前，要排定日期，邻近各村的会交换，某日聚在一村表演。目的，用旧说是利用农村农闲庆丰年，行“一日之驰”，用新说是，虽然是农民也应该有艺术享受。可是会，不止一个虽然那时候还没有各种花样的大奖赛，但人总是人，性相近也，你不给他奖，他也要赛。评分是非阿拉伯数字的，一要看的人多，里三层，外三层；二要喊好的声音多而响。且说有那么一次，乔个掌的秧歌（指高跷会）表演得很起劲，看的人却不多，喊好的声音大概也不多或没有吧，正在为缺少钟子期而扫兴，听见有人说一句：“难说好！”会内的少壮派正在愤懑无处发泄的时候，听见这句话，当然要火冒三丈。于是找，原来出于一个瘦弱的老者之口。接着是围着质问。老者没有赔礼道歉之意，于是决定拉到场外去打。人间不乏和事佬，为了大事化小，小事化无，特为就要挨打的老者修建个台阶，是：“大概是刚来，还没看清。让他再细看看。”少壮派同意，于是把老者推到场内，请他细看。表演者尽全力跳闹，可不在话下。时间够长了，少壮派和和事佬都在等待转机，没想到老者淡淡地说了一句：“还是拉出去打吧，难说好！”

　　结果是打了还是另有转机，没有下文。也可以不再问，我关心的是这故事使我想到很多与“言”有关的问题，其中心是直言的难易问题。言，人嘴两扇皮，很容易，可是其中有得体不得体的分别，反应好不好的分别。因为要照顾反应，就不能从心所欲。这或者正如孟老夫子所说，“难言也”吧？

　　难言，这里也未尝不可以反其道而行，由“易”说起。从道理上讲，言为心声，言应该都是直言。这样说，直言如顺水推舟，不是难，而是很容易。但这是道理，或说架空的道理。道理道理还可以说得头头是道，如一种是由“自然”方面说，见于《毛诗序》，是“情动于中而形于言”；一种是由“应然”方面说，见于某学家的文本，是“事无不可对人言”。表现为活动，都是心有所想，嘴里就说。总而言之，是容易得很。

　　但人世间很复杂，言不能不受时、地、内容、听者种种条件的限制。就说事无不可对人言吧，日记中写“与老妻敦伦”可以，因为清官难断家务事；但如旧笔记中所记，一阵发疯，头顶水桶，喊“我要做皇上”就不可，因为象征统治权的宝座是决不能容忍自己以外的人坐的，即使只是想想也不成。这类的轻与重可使我们领悟，世路并不像理想主义者想象的那样平坦；如果缩小到政场，那就更加厉害，一定是遍地荆棘。也就因此，皇清某两位大人才有了关于言的重大发明：一位造诣浅些，是少说话，多磕头；另一位登峰造极，是不说话，净磕头。但这不说话的秘诀也不能不受时地等条件的限制，因为时移事异，还会有要求以歌颂表示驯服的时候，那就闭口不言也会引来危险。总而言之，是直言并不容易。

　　直言，在道理领域内容易，在现实领域内不容易，怎么办？当然要让道理跟现实协商，以求化不协调为协调。但现实是最顽固的，所以结果必是，名为协商，实际是道理不得不向现实让步。具体说是要用“世故”的机床把直言改造一下，使不合用变为合用或勉强合用。这种改造的努力也是由来远矣，如关于直言，常见的说法总要加点零碎，如说“直言不讳”，“恕我直言”，言外之意是本不该这样说的。不该说而说，影响大小，要看听者为何如人。可举近远两类为例：近者如掌家政的夫人，充其量不过饭时不给酒喝，可一时忍过去；远者如恰好是已经稳坐宝座的，那就不得了，会由疑由怒而恨，也就会有杀身甚至灭族的危险。

　　为了避免杀身或灭族，要精研以世故改造直言的办法。古人的这方面用了不少力，成就自然不会小。依照造诣的低与高，常用的办法可分为四种。一种程度最低，是换为委婉的说法，如连中学生都熟悉的触詟（新说是触龙），劝娇惯孩子的赵国掌权老太太允许儿子出国当人质，里边提到“一旦山陵崩”，这比说“有一天你死了”委婉得多，就不会有惹老太太生气的危险。附带说一句，还是古人人心古，要是皇清末尾那位那拉氏老太太，大概说“崩”也不成。再说第二种程度略高的，是讽喻或影射，所谓声东击西，指桑骂槐。也是连中学生都熟悉的白居易《长恨歌》，开头一句，“汉皇重色思倾国”便是。第三种程度更高，是说假的。这非绝顶聪明办不到，所以举例，只能请荣宁府中最拔尖儿的凤丫头出马，那是老色鬼贾赦想吃鸳鸯的天鹅肉，糊涂虫邢夫人大卖力气系红丝，找她求援，她先说真话，失败，改为说假话的那些。因为话太精彩，碍难节录，全引如下：

　　太太这话说的极是。我能活了多大，知道什么轻重？想来父母跟前，别说一个丫头，就是那么大的一个活宝贝，不给老爷给谁？背地里的话，那里信的？—我竟是个傻子！拿着二爷说起，或有日得了不是，老爷太太恨的那样，恨不得立刻拿来一下子打死；及至见了面，也罢了，依旧拿着老爷太太心爱的东西赏他。如今老太太待老爷，自然也是这么着。依我说，老太太今儿喜欢，要讨，今儿就讨去了，我搭讪着走开，把屋子里的人我也带开，太太好和老太太说，给了更好，不给也没妨碍，众人也不能知道。

　　到底是太太有智谋；这是千妥万妥。别说是鸳鸯，凭他是谁，哪一个不想巴高望上、不想出头的？放着半个主子不做，倒愿意做丫头，将来配个小子，就完了呢！（《红楼梦》第四十六回）

　　把两段的画龙点睛之笔挑出来，是“我竟是个傻子”，“到底是太太有智谋”，对比着欣赏，就更值得一唱三叹。再向上还有程度绝高的，是第四种，上面已经表过，是不说话，净磕头，不重述。

　　闲话到此，好像世故获全胜，直言被斩草除根了。其实不然，如我的乡先辈“难说好”先生就是突出的例外。还有，如果世风日下的原理不错，到所谓古那里搜求一定会更有收获。为篇幅所限，只举一位我最感兴趣的。那是南唐“酷喜老庄之言”的潘佑，对李后主的不干正事、跟大小周后混日子，江北有赵宋的强敌而看不见，他十分着急，连上七疏，却换来免官，只修国史，于是着急化为愤激，上最后一疏。幸而有陆放翁作《南唐书》，这篇妙文保存下来，只引应加圈的部分：

　　陛下力蔽奸邪，曲容谄伪，遂使家国愔愔，如日将暮。古有桀、纣、孙皓者，破国亡家，自己而作，尚为千古所笑，今陛下取则奸回，败乱国家，不及桀、纣、孙皓远矣。臣终不能与奸臣杂处，事亡国之主。（卷十三本传）

　　说李后主是亡国之主，百分之百的直言，也百分之百的正确，可是换来的是被收的自刭。这是死心眼儿，或说迂或愚一类。其实杀他的李后主，在这方面也不比他聪明多少，如到汴京成为阶下囚，对答昔为属下、今为宋太宗特使的徐铉探问的时候，竟一阵发神经，由口里迸出一句：“当时悔杀了潘佑、李平。”与刘阿斗的乐不思蜀相比，这话说得太直了，咎由自取，所以换来牵机药，从潘佑、李平于地下了。

　　纵观历史，因直言而从潘佑、李平于地下的人究竟有多少呢？显然，这是数学家也毫无办法的事。不能办的事且不管它。还是想想直言与世故间的纠葛，就我自己说，其中是充满酸甜苦辣的。直言向世故让步，成年以前是大难，俗话说，小孩说实话，委婉，以至于假，他们不会，也不想学。成年以后，人心之不同，各如其面，如有所谓造各种假的专家（包括一些广告家），当然说假的比说真的更为生动逼真。至于我们一般人，放弃直言而迁就世故，就要学，或说磨炼。这很难，也很难堪，尤其明知听者也不信的时候。但生而为人，义务总是难于推卸的，于是，有时回顾，总流水之账，就会发现，某日曾学皇清某大人，不说话或少说话，某日曾学凤丫头，说假的。言不为心声，或说重些口是心非，虽然出于不得已，也总是哑巴吃黄连，苦在心里。苦会换来情有可原。但这是由旁观者方面看；至于自己，古人要求“躬自厚”，因而每搜罗出一次口是心非，我就禁不住想到我的乡先辈“难说好”先生，东望云天，不能不暗说几声“惭愧”。

　　（选自《张中行散文选集》，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9月版）

　　张中行（1909—2006），原名张璿，字仲衡，河北香河人。193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1949年后，在人民教育出版社任职。著有《文言津逮》《作文杂谈》《佛教与中国文学》《负暄琐话》《文言与白话》《负暄续话》《禅外说禅》《诗词读写丛话》《顺生论》《负暄三话》《横议集》《月旦集》《流年碎影》《散简集存》《望道杂纂〈顺生论〉外编》等。 话亦有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