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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谈说谎 韩侍桁

　　前些天在某刊物上看见老友曹英写了一篇《说谎赞》，名虽为赞，其实是把说谎讲到令人可怕的程度了，特别是关于说谎与升官发财的关系，他论得异常透彻。他虽然也承认说谎有好意的和恶意的分别，但他所讲的却只是那最恶的一面。

　　对于说谎的微妙的心理，我时常发生着极大的兴趣，稍加研究，那的确是非常复杂的。几年前我曾译过日本谷崎精二作的一个短篇小说，题名就是“谎”。据他的解释：

　　“说谎的这种事，一定是一种精神病。正如那丝毫不愁生活的贵妇人们，在洋货店里看见了一些零碎应用的物件就想要偷去是一样的；他们在某种机会，一接触到谎话的诱惑，无论如何便不能不说谎了。更适切地说罢，他们要对于所有的人们表示好意，要供给所有的人们以他们所希欲的东西，则自己的力量又不足，于是就把事实虚构了，简直可以说是一种气弱的博爱主义者。当然，在世上那种出于可贱的利己的动机，说谎以骗世人，而谋自身的荣达，那的确也是有的，但前边所说的K书店的伙计与我的旧友时永君等，绝不是这种利己的意识的说谎。他们是明知结果要招来自身的消灭，而仍禁不住要说谎的这么一种不幸的精神病的好人。”

　　谷崎氏的这篇小说的故事也就是所谓K书店的伙计和时永君的说谎的故事，这说来是颇为有趣的事。

　　K书店请来一个伙计对于书店的事好像非常地热心，到处接洽出版的稿件，每次从外面跑回来，不是说同着某某博士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谈判好什么书籍，就是同某某名作家约定了什么小说稿件，甚至有一次喝醉了酒回来，还讲是某某博士请客，因为他们谈话很投机。可是交涉好的稿子，却总不见他拿来，问他，他又总有理由，暂时支吾过去。最后老板再也不能忍耐，亲自找到所谓某某博士或某某作家去，这才晓得压根儿没有那么一回事，老板盛怒之下，把那伙计散了了事。像这样的说谎，确实不能讲是含有怎样恶意的，冲其量只能说因为一时的吹牛而害了说谎的精神病。

　　至于那小说中的时永君的说谎，真可以说是颇有堂吉诃德的精神了，为救人暂时的痛苦而给人惹下更大的灾难。时永君是一个大说谎家，故事很多，害人最甚的一次谎是这样的：

　　同是在一个学校里的学生，有一个名武藤的，因为害病，缺了过多的席，到了斯哥德的“湖上与美人”这课考试的时候，感到非常的困难。偶然遇到时永君，就把这苦衷闲谈着讲给他听了。这位时永君一时精神病发作，信口开河，便说教“湖上与美人”的教授是他的亲戚，可以设法帮忙，请教授把考试题预先通知他。过了两天时永君果然得到考试题目了，而且还嘱咐武藤绝对保持秘密，这样武藤是非常安心，索性就无需准备了。但是到了考试的时候，才知道时永君讲的题目，完全是自撰的，而且他也不是某教授的侄儿！

　　这说谎显然更没有什么恶意，但不能不说是一种精神病了。

　　我想，就以上的二例来看，不管为自己的地位的坚固而说谎也罢，或为了拯救旁人的苦难而说谎也罢，都是含着有弱者的欲望与现实的不合的原因在，虽是一个弱者，他也会想如果能这样，那就多么好，可是一信嘴说出来，那就成了大谎了。但也有非说谎便不能越过某种难关的场合，而这场合也是弱者遇到的时候较多，大概也就是因此为什么女人讲谎话要比男人来得多。

　　（原载1934年1月8日《申报·自由谈》）

　　韩侍桁（1908—1987），原名韩云浦，天津人。早年毕业于天津同文书院，后留学日本。1930年参加中国左翼作家联盟。1942年任重庆文风书局总编辑。1949年后，历任齐鲁大学教授、上海编译所编译等职。著有《胭脂》《参差集》《浅见集》等，译有《十九世纪文学之主潮》《近代日本文艺论集》《两个伊凡的故事》《郭果尔研究》《哥萨克人》《红字》等。 话亦有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