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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谈天 钱歌川

　　闲人的职业就是闲语，闲话的内容是渺无涯际,所以我们把这种饶舌，叫做谈天。如果你把谈天，看作专就天时而言，那不仅是坐井观天，把它的范围弄窄了，而且还得当心别人见怪。你见面真找不到别的话说，只好抬头望望天，说一声今天天气好，这至多不过是说了一句无意义的话，若进而预测未来，问人会不会下雨，那可了不得啦！因为你简直把别人视同乌龟了，谁愿意戴那顶绿帽头巾呢？聪明的谈天者决不就天谈天，他谈的却是天以下的事，换句话说，也就是专谈人间世的事。他可以不管天晴下雨，甚至不管天道如何，只一味谈他人间的爱与憎。秦少游的词有“瘦杀人，天不管！”之句，风流才子，只知与少女调情，你不管天，天怎样会管你呢？天所要管的，就是那些奉它为主宰，而靠它吃饭的人们。

　　中国有的是游手好闲的人，终日踯躅街头，不事生产，而他们决不会饿死。他们所赖以为生的就是天！他们常说：

　　“天无绝人之路！”

　　真的，天是有眼的，天是慈悲的。何忍看着这许多良民，活生生地饿死呢？尤其是在这个贫富不均的社会里，没有的粒米不得到手，有的吃不完，剩下来都臭了。这岂是天道？中国人决不相信：天会容许这些造孽者的。面对于街头的游民，也不忍让他饿死。

　　我每天在上海街头走过，总得遇见一些送包饭的担子（上海商店里的店员多半是吃包饭的），当他挑着那些客人吃剩的饭菜走到大街上来，走不到多远，便要被那街角上跑出来的大汉拦住了去路，肩挑者很解事地停了下来，把剩余的饭菜完全倒去，然后挑着回店。

　　这种饭菜，在那些流浪者看来便是天赐的。他们取来充饥，用不着向谁道谢。原来客人已经出了相当的代价，那些剩余的东西，决不应再归他们店家所有呢！

　　比之上海这种被动的方式，苏州的酒馆确是代天行道了。我尝薄游吴门，看见有些酒馆门口悬着一块红牌，上面写着一个大“天”字。初见时当然不懂什么缘故，后来问了地方上的人，才晓得那是表示有残羹剩饭要施舍给穷人的意思。

　　我每想到这件事，就觉得那个“天”字，太有意思了。这无异一句不胫而走的标语：你们靠“天”吃饭的人，赶快来呀来呀！这儿有酒肉！

　　这种人，我已经说过，是有天可靠不患会饿死的。他们知道人命关天，要死也不是一回容易的事。他们又知道富贵在天，所以并不去努力做什么事业，如果真的运气来了，他们可以一步登天。去谋有什么用呢，人尽管去谋，成事却在天呀！

　　以前的女子嫁了一个丈夫，一切都受着他的支配，可以说她的运命全握在他的手里，正同我们一般人的运命全靠天定一样，所以女人的天，即所谓“夫天”，便是她的丈夫。

　　丈夫为什么可以做定命的天呢？因为在男性中心的社会里，一切的大权全握在男子手里，所以男子便是天了。虽然这个天是人力造成的。

　　然而中国人却不承认这人力。中国人只承认人是无能的。有能力的只有天。大而至于国家的兴亡，小而至于个人的贫富，一切自有天定，人力不能赞一辞。分明是敌人的兵力把我们战败了，我们不承认是自己的过失，而非要说是天意。

　　败者既是天降的祸，胜者自然也是天赐的福。那些恃强得胜的人，因此便自称起天子来。相信自己是天之骄子，可以任意妄为，于是乎无恶不作，而人民莫可如之何。他为什么敢这样大胆作恶呢？他所恃的是什么呢？这不外乎是天。人民对于他敢轻而不敢侮，敢怒而不敢言，也仍不外乎是天。因为天不能言，所以是恶人作恶时的护符，同时又是善人被欺时的慰藉。

　　“作恶者让他去作罢。等他恶贯满盈的时候，自然要遭天谴的，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这便是中国人的天命论。

　　天命论者到了现在，对于内忧之频仍，只好连呼“天晓得！”而对于外患之日亟，也只是袖着手低叹一声：“天丧予！”

　　（选自《冬天的情调》，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年11月版）

　　钱歌川（1903—1990），原名钱慕祖，自号苦瓜散人，又号次逖，湖南湘潭人。1920年赴日本留学。1936年入英国伦敦大学研究英美语言文学。1939年回国后任武汉大学、东吴大学教授。1946年任台湾大学教授兼文学院院长，后任教于台湾成功大学、海军军官学校、新加坡义安学院、新加坡大学、南洋大学等校。著有《三台游赏录》《西笑录》《近代文学之特征》《闲中滋味》《楚云沧海集》《翻译漫谈》《翻译的技巧》《英文疑难详解》等，译有《地狱》《安娜哀史》《娱妻记》等。 话亦有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