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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让别人说完” 徐懋庸

　　我从早年就以为很聪明，而且喜欢卖弄卖弄。卖弄的表现之一，就是听别人发言时，往往听了三五句，就猜测他的下文，打断他的说话：“你不要说下去了，我知道你的全部意思了”，并且立刻表示赞同或反对。这习惯，直到一九四一年底，才开始有意识地改变。

　　一九四一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毛主席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发表演说，其中有这样几句话：“共产党员必须倾听党外人士的意见，给别人以说话的机会。别人说得对的，我们应该欢迎，并要跟别人的长处学习；别人说得不对，也应该让别人说完，然后慢慢加以解释。”不知怎的，当我在报纸上读到这几句话的时候，立刻发生了一种真正是“恍然大悟”的醒悟，对自己的那个坏习惯进行了检讨。

　　我系统地回悟、总结了一下，发觉自己的不给别人说完话的机会的习惯，有几种后果：第一，我猜测别人说话的下文，当然也有对的，但也有猜错的，这双方的百分比虽然无法算出，重要的是确实往往猜错；第二，即使猜对了，也只是一个大体，没法知道对方下文的细节和对方思想情绪的深处；第三，即使完全猜对了，但人总是喜欢把自己的话说完的；我自己就是这样，要是别人打断我的说话，心里就不高兴；所以，我想到，我的打断别人的说话一定伤害了许多人的感情。因此，我又发现了，过去我对于有些人的对我的反感，找不到原因，就是没有从不让人说完话这个方面去找的缘故。

　　毛主席的那几句话之所以在那时候照亮了我的心，在我自己方面，也是有“内涵”的：第一，我已经在较复杂事情上由于卖弄这种聪明而吃过许多苦头；第二，在自己与好几位中央负责同志的谈话中，他们的耐心倾听的态度，已经受到一些启发；特别是一九三八年陈云同志同我的一次谈话的态度，给我的印象很深，他简直闭目凝神，听我说话，有不清楚的地方，还不断地问；第三，那时候我对辩证唯物主义，已经有某些领会，知道辩证法使人聪明，“举一反三”，“闻一知十”，但必须以唯物主义的老实态度为基础；毛主席说的“应该让别人说完”，也就是自己听完，听清楚，听完全，听确实，这就是唯物主义的精神。

　　大凡真正知道了自己的病症的人，一定肯吃药，对药也有信心，病也容易好，所以，我在一九四二年以后，这个坏习惯，是根本改过来了，无论同什么人谈话，能做到先让他说，听他说完，在会议上，虽然不一定做记录，但无论什么人的发言，总认真倾听，一字不漏。所以，凡是别人说过的话，后来也一直记得，忘不了，别人因而错认我的记性特别好。

　　在我的修养中，这要算是有长进的一条，但可惜，这样的长进并不多，所以，整个说来，我还是落后的。例如，自从我改变了自己的习惯以后，对于别人，特别对于那些领导人，大干部，不倾听别人的话，在别人讲话的中间乱插自己的不相干的闲话，而且，在别人讲了三五句话以后就作结论，这种作风，我感到不能容忍的厌恶。这不能容忍的厌恶也是我的落后之处，窄狭和偏激。

　　因为毛主席的《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的演说》曾与自己发生这样一点（虽然只有一点）密切的联系，所以，我常常翻阅这文章。最近又读了一次，发现了更多的意义，我以为，这一篇演说，已经是毛主席系统地阐述“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的言论，今年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所讲的许多问题的基本思想，在十五年前的那次演说里，已经是提出了的。那里面就说到“全国人民都要有说话的机会，都要有衣穿，有饭吃，有事做，有书读，总之是要各得其所”。那里面就反对关门主义或宗派主义，强调民主合作：

　　“共产党员决不可自以为是，盛气凌人，以为自己是什么都好，别人是什么都不好；决不可把自己关在小房子里，自吹自擂，称王称霸。除了勾结日寇汉奸以及破坏抗战和团结的反动的顽固派，这些人当然没有说话的资格以外，其他任何人，都有说话的自由，即便说错了也是不要紧的。国事是国家的公事，不是一党一派的私事。因此，共产党员只有对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义务，而无排斥别人、垄断一切的权利。共产党员是为民族、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它本身决无私利可图。它应该受人民的监督，而决不应该违背人民的意旨。它的党员应该站在民众之中，而决不应该站在民众之上。”

　　我以为，百家争鸣（和其他如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等）政策，已经渊源于此；而百家争鸣的态度，在这演说里也已经规定，最重要的是：“应该让别人说完。”

　　（原载1957年5月7日《人民日报》）

　　徐懋庸（1911—1977），原名徐茂荣，浙江上虞人。1923年起，曾在鹿溪、坤鹿、民强等小学任教。1925年参加上虞青年协进社。1934年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编辑《新语林》《芒种》《太白》等刊物。1949年后，历任武汉大学秘书长,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中南军政委员会教育部副部长、文化部副部长,武汉大学党委书记、副校长等职。著有《罗斯福》《甘地》《打杂集》《萧伯纳》《街头文谈》《文艺思潮小史》《怎样从事文艺修养》《不惊人集》等，译有《托尔斯泰传》《伊特勒共和国》《小鬼》《从一个人看一个世界》《秋夜》等。 话亦有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