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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rench Joe[1]

　　是一个叫巴特莱特船长的人跟我提起他的。到过星期四岛[2]的人大概不多，它在托雷斯海峡，因为是库克船长在星期四发现的，于是就这么叫了。我之所以会去，就因为他们在悉尼跟我说，这是上帝在地球上创造的最后一块地方；还说那里什么可看的东西都没有，我倒很可能被人割了喉咙。我坐一条航线灵活的日本货轮从悉尼到了这儿，他们又用一条小船把我送上了岸。上岸在半夜，码头上连个鬼影都没有。水手们把我的行李往地上一放，其中一个告诉我，往左手边走去，马上就会看到一个二层楼，那就是酒店了。他们的船走了，只剩我一个人。把行李丢在这儿我很不安心，但更不能在码头上过夜，总不好就睡在这些硬石头上，于是我背了一个包朝左手边走去。路上一点光也没有，跟他们说的距离相比，我好像已经多走了好几百码，还怕自己没有走对路。不过我终于隐约看到了一个算是像模像样的楼房，大概就是酒店了。窗口都没有光，但我眼睛基本适应了黑暗，找到了门在哪里。我划了一根火柴，还是没有找到门铃。于是我敲了敲门，没有应答；用手杖全力敲了几下，这时头顶一扇窗开了，一个女人的声音问我要干吗。

　　“我刚从‘鹿丸’号下来，”我说，“能给我一个房间吗？”

　　“我下来。”

　　我又等了一会儿，开门的是个穿红色法兰绒睡袍的女人，一缕缕黑色的长发披在肩头，手里拿着一盏煤油灯。她略有些发胖，眼睛很亮，鼻子红得有些不太正常，跟我打招呼很热络，让我进门。然后她把我领到楼上，给我看了一个房间。

　　“你先坐，”她说，“没说两句话我就把床铺好了。要喝点什么吗？稍微来点威士忌对你有好处，反正我是这么觉得。这个钟点你肯定不要洗漱了，明天一早我拿条毛巾过来。”

　　铺床的时候她问我是谁，到星期四岛上来做什么。她看得出我不是海员——二十年来这里住过多少水手——但猜不出能有什么事把我带到这里。我不是海关派来视察的吧？她听说悉尼要派个人来的。我问她是不是有海员住在这里。是啊，有一个，巴特莱特船长，问我认不认识他。那可真是个怪人，头上一根头发都不剩了，但他喝起酒来，啧啧，要我当心。好了，床已经铺好了，她说我肯定倒头就睡着了，只还有一件事要说，那就是床单是新洗的。她把剩下的一小截蜡烛点着，跟我道了晚安。

　　巴特莱特确实不同寻常，但此刻我要讲的事情与他关系不大；第二天的餐桌上我就和他认识了（顺便一提，在星期四岛上喝了那么多回海龟汤，离岛的时候我已经不觉得这是什么佳肴了），聊天的时候我提到我会说法语，他就建议我去见一见法国乔。

　　“让那老家伙说几句家乡话他一定高兴——你知道吗，他今年九十三了。”

　　过去两年他一直住在医院里，不是因为生病，而是因为又老又穷，所以我是去医院拜访他的。他躺在床里，个子本来不大，又因为岁数枯瘪了下去，那身法兰绒睡袍太宽松了，不过他的眼神依旧很有活力，短短的白色胡须，浓密的黑色睫毛。能跟我说法语他很开心，他是科西嘉人，很明显有家乡小岛的口音，但因为跟说英文的人一起生活了这么多年，母语用起来已经很不精准了。他经常把英文单词当成法文来用，硬加后缀给它们做动词变位。他说话很快，动作幅度很大，声音大多数时候听起来清楚有力，但时不时地又会突然微弱到听不见，好像是从地底下发出的，那种被掩起来的空洞的声响让我不寒而栗。说实话，他即使就在我眼前，也不像属于这个世界。他本名叫约瑟夫·德·保利，有贵族血统，绅士阶层。我们在鲍斯韦尔的《约翰逊传》里面一直读到的那个保利将军[3]，跟他是同一个家族的，不过他对自己那位鼎鼎大名的先人似乎没有什么兴趣。

　　“我们家族出的将军实在太多了，”他说，“你当然也知道，那个拿破仑·波拿巴就是我的一个亲戚。没有，我从来没读过鲍斯韦尔。书我是从来不看的，我一直在生活。”

　　他是1851年加入法军的，那可是七十五年之前，想来真是可怕。后来作为炮兵中尉（“跟我那个表亲波拿巴一样。”他说），他在克里米亚战争打过俄罗斯人，作为一名上尉1870年打过普鲁士人。他指给我看，光秃秃的脑门上有一道疤，就是被一个长枪骑兵刺的，然后他又用一个夸张的动作演示他怎么把剑扎进那个德国佬的身体，实在扎得太狠，拔都拔不出来。骑兵倒下去的时候身上还留着他的剑。之后帝国消亡，他成为了共产主义者，跟梯也尔[4]先生的政府军足足抗争了六个星期。对我来说，梯也尔就是个若隐若现的人物，但法国乔说起这位死了已经足足有半个世纪的人，那种不共戴天之感实在很震撼，甚至有些滑稽。他的脏话很多都是东方人爱用的意象，反反复复砸向那个平庸的政客，嗓音有时变成了一种尖利的嚎叫。法国乔当时被判了要在新喀里多尼亚[5]关五年。

　　“他们应该枪毙我的，”他说，“但他们不敢，这些没用的混蛋。”

　　然后就是开往地球另一头的漫长旅程，提起那艘帆船他又火冒三丈，说他是个政治犯，居然如此羞辱他，把他和下贱的普通罪犯关在一起。船在墨尔本停了一下，其中一个官员是科西嘉老乡，帮他跳了船。他一路游上了岸，听取了他朋友的建议，直接找到了警察局。没有人听得懂他在说什么，但他们找来了一个翻译，还在滴水的身份证件也查验过了，告诉他只要不踏上法国船，就没事。

　　“自由！”他朝我喊道。“自由！”

　　接下来是一系列各式各样的奇遇。他当过厨子，教过法语，扫过大街，在金矿里当过矿工，他当过流浪汉，挨过饿，最后终于到了新几内亚，这里是他最不可思议的一段经历。不知不觉走到了原始的岛屿深处，那里还有食人族，又是成百上千次孤注一掷、死里逃生之后，他成了一个原始部落的国王。

　　“你看看我，我的朋友，”他说，“我现在是躺在病床上，受人同情，遭人可怜，但那时候，我视线所及之处全都属于我。的确，能说这样一句话真的不寻常：我曾经是个国王。”

　　但最后他还是撞上了英国人，君权也被剥夺了。他逃离那个国家，生活又从头开始。显然这是个很有能耐的人，终于又让他在星期四岛拥有了一队采珍珠的四角帆帆船。似乎年迈之时他终于抵达了人生的港湾，接下来，可以在宁静、富足之中度过一个甚至备受尊敬的晚年了。但一次飓风毁了他的船，他破产了，之后再也没有恢复过来。他太老了，重新再来一回是不可能了，只能尽力养活自己，活得很是风雨飘摇，到最后，落魄的他接受了医院的好意和照料。

　　“你为什么没有回法国或者科西嘉岛呢？二十五年前他们就特赦了共产主义者。”

　　“五十年过去了，法国和科西嘉对我来说又有什么意义呢？我的一个表亲抢走了我的土地。我们科西嘉人从不遗忘，从不原谅。要是回去的话，我肯定要杀了他；他也是好几个孩子的父亲。”

　　“法国乔是个好玩的老头。”医院的护士站在床尾，微笑着说。

　　“不管怎么说，你这一辈子很了不起了。”我说。

　　“完全不是，完全不是。我的人生是可怕的人生，不管朝哪里跨一步都是不幸，你现在看看我：一个腐坏的人，除了地下哪里都不该去了。感谢上帝，没有给我一个孩子继承这个诅咒。”

　　“乔，怎么了，你不是不信上帝吗？”护士说。

　　“的确不信，我是个怀疑论者。上升到某个层面，我从来看不出万事万物有什么精心设计的目的。如果宇宙是构想出来的，那这个构想它的家伙只能是个丧心病狂的白痴。”他耸了耸肩。“不管怎样，我在这个肮脏的世界上留下的时间也不多了，马上可以亲眼去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护士告诉我探望时间差不多了，我握了握老人的手，跟他道别，问他有没有什么可以帮他做的事。

　　“我什么都不需要，”他说，“只想快点死。”他那双黑色的眼睛闪了一下。“不过这会儿要是你能给我弄包烟的话，我会很感激的。”

　　注释

　　[1] 首次发表于1926年，收录于1936年出版的短篇小说集《四海为家之人》（Cosmopolitans）。篇名中的“Joe”也泛指男子，或姓名不详的人，所以篇名也可译作“法国佬”；此篇中的“乔”是对“约瑟夫”的缩写。

　　[2] Thursday Island，澳大利亚东北部托雷斯海峡（Torres Strait）中的岛港。

　　[3] Pasquala Paoli（1725—1807），科西嘉人，曾领导科西嘉的独立斗争，1769年法国入侵科西嘉后，逃亡英国，在约翰逊的社交圈里很受欢迎。

　　[4] Louis Adolphe Thiers（1797—1877），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总统（1871—1893）、历史学家，属于保守派，多次镇压起义。

　　[5] New Caledonia，西南太平洋群岛，1853年成为法国殖民地。 绅士肖像：毛姆短篇小说全集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