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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Letter[1]

　　外面，阳光恶狠狠地砸在码头上。大路上车水马龙，来来往往是各种汽车、运货车和巴士，私人轿车和出租车，每个司机都在摁喇叭；黄包车在拥塞中灵巧地穿行；那些看似喘不上气的苦力依然有办法高声呼喊，他们背着沉重的包裹，侧着身子快步小跑，一边吼着要路人闪避；流动商贩吆喝着他们的商品。新加坡是五方杂处之地，各种肤色的人扯着嗓子交流：黑皮肤的泰米尔人、黄皮肤的中国人、棕色的马来人、亚美尼亚人、犹太人、孟加拉人。可进了“雷普利、乔伊斯、奈落先生律师事务所”的办公室，就凉快多了，街上是耀眼的尘土飞扬，相比之下屋里就暗了，外面是无休无止的喧嚣，里面就静得让人舒服。乔伊斯先生在他自己的办公室里，坐在桌子边，一台电扇对着他已经开到最大。他靠着椅背，手肘搁在左右扶手上，双手张开，对应的指尖都非常精准地互相抵着。他的目光落在对面长长的架子上，上面是一本本陈旧的《判例汇编》。一个柜子上放着上了漆的方形锡盒，盒子外面写着客户的名字。

　　有人敲门。

　　“进来。”

　　一个中国职员开了门，他穿着一身干净的白色帆布衣服。

　　“克罗斯比先生来了，先生。”

　　他说一口漂亮的英文，每个字的轻重都分毫不差，而且乔伊斯先生到现在还琢磨不透他的词汇量到底有多大。翁志成[2]是广东人，之前在格雷律师学院[3]念书，他会在“雷普利、乔伊斯、奈落先生”这里待一两年，为以后独立经营法律业务做准备。他工作勤奋，对人客气，而且品行也无可挑剔。

　　“让他进来。”乔伊斯先生说。

　　乔伊斯先生站起跟到访之人握手，请对方坐下。客人坐下之后，正好被光线照到，而乔伊斯先生依然在暗处，他性情中本就是个不爱说话的人，现在他看了罗伯特·克罗斯比快一分钟，没有出声。克罗斯比身材高大，绝不止六英尺，肩膀宽阔，肌肉发达。他是种橡胶的，每天在园子里来回走，再加上每天劳作完了之后的放松是打网球，所以身体非常硬朗。他的皮肤晒得很黑，手上汗毛浓密，双脚的尺寸也很惊人，还套着很不轻便的靴子，乔伊斯先生不自觉地想到，克罗斯比那个拳头，要是打在哪个脆生生的泰米尔人身上，能把他打死。但克罗斯比的蓝眼睛里没有一丝凶恶，里面全是柔和的倾诉之意，而且那张大脸虽然五官长得平淡模糊，却那么坦诚。不过，只在此时，这张脸被极度的沮丧拉长、扭曲了，显得分外憔悴。

　　“你看上去像是这两天没怎么睡觉啊。”乔伊斯先生说。

　　“没有睡着。”

　　乔伊斯先生此时才注意到克罗斯比放在桌上的帽子，是个旧的毛毡帽，有可以翻折的宽檐；然后他的目光游移到对方那条卡其短裤上，露出红通通的大腿和腿毛，网球衫领口打开着，没有领带，卡其外套很脏，袖口是卷起的。他看上去就像在橡胶林里跋涉了半天才到这里，乔伊斯先生微微皱了下眉头。

　　“你得振作起来，知道吗？脑子不能乱。”

　　“啊，我没事的。”

　　“今天见过你太太吗？”

　　“没有，下午要见她。你知道吗，他们逮捕她可真太不像话了。”

　　“在我看来，他们也只能如此。”乔伊斯说话还是那么平和、轻柔。

　　“我还以为可以把她保释出来的。”

　　“指控的罪名太严重了。”

　　“太可恶了，任何一个正派女子在那种情况下都会那样做的。只不过她们十有八九没那样的勇气罢了。莱斯利是这个世上最好的女人，她连一只苍蝇都不肯伤害的。见鬼了，我跟你说啊，我们结婚已经十二年了，难道我还不了解她吗？天呐，那男人要是落到我手里，我先拧断他的脖子，半点犹豫都没有。要换了你，也一定跟我一样。”

　　“老朋友，所有人都是站在你这边的，没人为哈蒙德说过一句好话。我们一定让她没事，不管是法官还是庭上的陪审推事，肯定开庭前就拿定主意要判无罪了。”

　　“整件事就是胡闹，”克罗斯比说得满是愤恨，“他们一开始就不应该逮捕她，她太可怜了，经历了那样的事，还要承受开庭审判这样的折磨，混蛋透顶。从我来到新加坡，不管见到的男人女人，都告诉我莱斯利所做的完全正当。把她在监狱里关这么多个星期真的是可怕。”

　　“法律终究是法律，说到底，她自己也承认那个男人是她杀的。确实很糟糕，对你对她我都感到非常遗憾。”

　　“提我做什么。”克罗斯比打断道。

　　“但事情就是这样，既然杀了人，在一个文明的社会总要有个审判的过程。”

　　“拍死一只毒虫也算谋杀？她开枪的时候就等同于枪毙一条疯狗。”

　　乔伊斯先生靠回到椅背上，左右手的指尖又那样顶了起来，让人想起屋顶的骨架。他沉默了片刻。

　　“作为你的法律顾问，有件事我得提醒一下，否则就是我失职了，”他终于说道，语调平稳，一双冷静的棕色眼睛对着他的客户，“这件事还是让我略微有些焦虑。如果你妻子只朝哈蒙德开了一枪，整件事就只是走过场，问题就在于她开了六枪。”

　　“她解释过了，非常简单的道理，在那样的情况下谁都会那样的。”

　　“恐怕是这样，”乔伊斯先生说，“我也自然觉得那个解释相当合理。但忽略事实是没有用的，事先把你放到对方的位置思考一下不会错；我要承认，如果是我代表王国政府提起公诉，这个点一定是我质询的核心。”

　　“我的老朋友，这也太蠢了。”

　　乔伊斯先生严厉地扫了罗伯特·克罗斯比一眼，棱角分明的嘴唇浮现出半分笑意。克罗斯比是个正直的好人，但实在谈不上有什么头脑。

　　“我敢说，这一点无关紧要，”这位律师说道，“只是觉得还是需要提一下。反正也不用等很久了，等事情结束，我建议你和你太太找个地方去旅行一次，把这一切都忘了。虽然无罪判决几乎是板上钉钉的事情，这样的案子总是让人心焦的，你们都应该休息休息。”

　　克罗斯比第一次露出笑容，他的脸居然会因为微笑变得不一样了，你会忘记这是个粗汉，只看到他心底的善良。

　　“我觉得我比莱斯利还需要休息，你不得不赞叹她有多坚强。说真的，你到哪里去找比她更勇敢的女子？”

　　“确实，我也惊讶于她的定力，”律师说，“我之前绝对猜不出她有这样的心志。”

　　自从克罗斯比太太被捕，作为她的法律顾问，职责所在，乔伊斯先生跟她面谈过多次。虽然大家都尽量善待她，但毕竟是坐牢，等着谋杀罪名的判决，如果精神崩溃大家也不会意外。但克罗斯比太太似乎是气定神闲地承受着这份苦难。很多时候她都在看书，想方设法锻炼身体，而且监狱方格外关照，允许她用线轴织法[4]编织蕾丝，克罗斯比太太之前空闲时经常以此为乐。乔伊斯先生见她的时候，她穿着一身清爽的连衣裙，简单又干净，头发梳理得很仔细，连指甲都是精心修剪过的。她的仪态也没有任何慌乱，对于她此刻处境所带来的不便之处，她甚至能开些玩笑。聊起那场悲剧，她语气略显随意，这在乔伊斯先生听来，只觉得她虽然被这非同小可的危机缠身，可若不是教养太好，一定会直言这件事有些荒唐可笑。这让乔伊斯先生意想不到，他之前从来不觉得克罗斯比太太是有幽默感的人。

　　他认识克罗斯比太太很多年了，虽然交往是断断续续的。她来新加坡的时候，一般都会跟乔伊斯夫妇吃一顿饭，偶尔还会在他们海边的木屋里过周末。乔伊斯太太也去他们的庄园住过，和克罗斯比太太共处了半个月，见过好几回杰弗里·哈蒙德。这两家人虽然说不上是多交心的朋友，但向来友善，也正是因为这样，灾祸发生时罗伯特·克罗斯比才急忙赶到新加坡，求乔伊斯先生亲自为他那位不幸的妻子辩护。

　　克罗斯比太太第一次见到律师就把当时经过讲了一遍，之后再讲，一丁点更改都没有。不管是惨剧过后才几个小时，还是最近，她都说得一样镇定。陈述的过程很连贯，语调平稳，只提到其中一两个情节时微微脸红，才看得出她心里也有些杂乱。这样的事情，你绝对猜不到会发生在这样一位女士身上。她现在三十出头，不高不矮，非常纤弱，算不上漂亮，只能说很优雅。她的手腕脚踝都长得精致，只是人太瘦了，手上的蓝色血管那么明显，隔着皮肤还能看到骨骼。她脸上没有色彩，除了微微透出一点土灰色，连嘴唇也显得苍白。你也不会注意到她眼珠是什么颜色。她有一头浓密的浅棕色头发，略带些自然卷，这种头发稍加装点就会非常好看，但你无法想象克罗斯比太太会诉诸那样的手段。她是个不爱出声的朴实女子，她的态度就很让人觉得舒服、愿意亲近，如果说她朋友不多，也只是因为她有点害羞。这是很好理解的，因为种植园里的生活本就很孤寂，但只要是在自己家里跟认识的人相处，她虽然低调，其实很有魅力。乔伊斯夫人跟她相处半个月之后回家，跟丈夫报告莱斯利当女主人很会让客人开心。她说，莱斯利绝不止大家以为的那样，一旦熟悉了，你会惊讶她看了多少书，可以多么有趣。

　　像这样一位女士是绝不可能杀人的。

　　乔伊斯先生尽可能找了让罗伯特·克罗斯比宽心的话，让他走人，办公室终于又空了，他翻着案情综述。但翻页不过是下意识的动作，因为其中的细节他早已烂熟于胸了。这个案子那时太耸人听闻，整个半岛，从新加坡到槟榔屿，所有的俱乐部里、所有的餐桌上，大家都在聊。克罗斯比太太提供的事实很简单。丈夫去了新加坡办事，她夜里一个人在家。晚饭吃得晚，是在九点缺一刻，之后就一个人在客厅织蕾丝。开门出去是个外廊。仆人都回住处去休息了，在整个院落的后方，所以木屋里除了她也没有别人。突然听到花园的石子路上有脚步声，而且是靴子的声音，说明是白人，可因为没有听到汽车驶近，她有些惊讶，想不出这么晚了谁会来找她。那个人踏上几级台阶，到了木屋，又穿过外廊，站在门口。因为屋里只有一盏灯，套着灯罩，到访者背对黑暗站着，一开始她没有认出来。

　　“我能进来吗？”他问。

　　她甚至没有听出是谁的声音。

　　“是谁？”她问。

　　编织的时候她戴着眼镜，开始说话她就把眼镜摘下来了。

　　“杰夫·哈蒙德。”

　　“当然了，快进来喝点东西。”

　　她站起来跟哈蒙德握手，彼此很友善，但她还是有些不解，因为哈蒙德虽然是邻居，但最近她和罗伯特都跟他有些疏远，上次见他也是好几个星期之前。哈蒙德管的橡胶园离他们有八英里远，她不明白为什么哈蒙德要选在这个钟点来做客。

　　“罗伯特不在，”她说，“他去新加坡有事，晚上不回来了。”

　　或许是他也意识到应该解释一下为何会此时出现，说道：

　　“很抱歉，我今晚觉得太寂寞了，所以就过来看看你们在干吗。”“可你是怎么来的呢？我没听到汽车的声音。”

　　“停在前面路边了，因为我想你们可能已经睡了。”

　　这听上去合情合理，种植园主天蒙蒙亮就要起来，给工人考勤，所以他们是不介意吃过晚饭就躺下的。后来发现哈蒙德的车确实就在离木屋四分之一英里的地方。

　　因为罗伯特出门了，所以客厅里没有威士忌和苏打水，仆人大概睡觉了，所以莱斯利也没有喊他，自己去取了酒水。客人自己调了酒，给烟斗里加好了烟草。

　　杰夫·哈蒙德在殖民地有不少朋友。他还是少年时就离开英国，现在都快四十了。当初战争一打响，他是最早志愿参军的一批人，而且在军队表现很好。两年之后膝盖受伤，只得退伍，但回到马来联邦的时候，他是戴着“优异服务勋章”和“军功十字勋章”的。杰夫是殖民地中最厉害的台球手之一，曾经舞技高超，网球也打得很棒，现在不能跳舞了，膝盖不灵了之后，网球场上自然也受影响，但他有让人喜欢的天赋，到哪里都受欢迎。这是个高挑、英俊的男人，一双迷人的蓝眼睛，一头漂亮的黑色鬈发。老资历的人见得多些，说他唯一有个毛病，就是太贪恋女色，出了事之后，他们摇摇头，非要别人相信他们早就料到哈蒙德会栽这样的跟头。

　　他现在跟莱斯利开始聊天，聊地方上的新闻、马上会在新加坡举行的跑马赛、橡胶的价格，还有最近据说看到一只老虎在附近出没，哈蒙德在分析他有多大把握射杀这只老虎。而莱斯利着急的是她的蕾丝，因为要寄回国作为母亲的生日礼物，她必须在某个日期之前把它做完；于是她又戴上了眼镜，把那张小桌子拖到她坐的椅子跟前，桌上就是编织用的枕头。

　　“我可不喜欢你戴这么一副牛角眼镜，”他说，“我不明白一个漂亮的女人为什么总想方设法掩盖这一点。”

　　听到这样的话，让她有些不知所措。哈蒙德之前从来没用过这样的腔调跟她说话。她想最好的办法就是把它当作玩笑。

　　“只是我不觉得自己是个绝色美人，你懂吗，要是你非要问的话，我只能说，我完全不关心你觉得我好看还是不好看。”

　　“我可从没说你不好看，我觉得你漂亮极了。”

　　“你人真好，”她带着讥讽说道，“但如果你这么想，我只能觉得你是个笨蛋了。”

　　他呵呵笑起来，站起来坐到莱斯利旁边的椅子上。

　　“你这双手真是世界上最好看的手，这一点你总没有脸再否认了吧。”他说着作势要去握莱斯利的手；她把他的手拍开。

　　“别犯傻，坐回你原来的地方去，说些正常的话，否则我要送客了。”

　　他没有动。

　　“你不知道我一直深深爱着你吗？”他说。

　　“我不知道，我也一秒钟都不会相信，就算是真的我也完全不想听到。”

　　她觉得非常讶异，和哈蒙德认识也有七年了，但他从来没有对莱斯利殷勤过。从战场刚回来的时候，他们见面不少，有次生病了，罗伯特还去把他接过来，留在他们的小木屋里养病。当时哈蒙德在这里住了两个星期。但莱斯利和他的兴趣不沾边，所以两人的交往从来没有演化成友谊。过去两三年克罗斯比夫妇见哈蒙德本身就很少，有时候他会过来打几下网球，或者哪个种植园主办了派对，正巧碰到，但有时候一个月没有见过这个人，也是常有的。

　　这时哈蒙德又去倒了一杯威士忌加苏打。莱斯利在琢磨他来之前是不是也喝酒了，今天总觉得这个人有点不正常，心里担心起来。看着他自说自话倒酒，莱斯利有些反感。

　　“换了是我，就不会再喝了。”她说话的语气依然是轻松的。

　　哈蒙德把酒一口干了，放下杯子。

　　“你觉得我跟你说这些话是因为喝醉了吗？”他突然问道。

　　“这是最显而易见的解释了，不是吗？”

　　“胡扯。自从认识你开始，我就爱上你了。我一直忍着什么都没说，现在我不得不说出来，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

　　她站起来，小心把枕头放到一边。

　　“再见。”她说。

　　“我现在不会走的。”

　　她终于收不住脾气了。

　　“你这个蠢货看不出来吗，除了罗伯特我从来没爱过别人，就算我不爱罗伯特，你也是我最不可能喜欢的人。”

　　“这有什么所谓，罗伯特又不在。”

　　“要是你不立刻离开，我要喊仆人把你丢出去了。”

　　“他们听不到的。”

　　她现在已经满是怒气，像是要冲到外廊上去，如果能在门外喊，男仆肯定可以听到，但哈蒙德抓住了她的手臂。

　　“放开我。”她愤怒地吼道。

　　“不可能了，你已经被我逮住了。”

　　她张嘴喊起来：“仆人！仆人！”但哈蒙德立刻捂住了她的嘴。莱斯利还没弄明白哈蒙德想要干吗，已经被他抱住，还被狂热地亲吻着。她不停挣扎，把脸扭开，不让哈蒙德灼热的嘴碰到自己的嘴唇。

　　“不要，不要，不要，”她喊着，“放开我。我不会的。”

　　接下来发生了什么她有些模糊；之前所说的这些她都记得很清楚，可现在哈蒙德的话在憎恶和惊惧的雾霭中向她的耳膜袭来。他似乎在求爱，又突然会爆发一阵狂躁的表白。因为哈蒙德很强壮，莱斯利的双臂被牢牢地扣在身体两侧，非常无助；那些挣扎没有一点用，她觉得自己渐渐没了力气，怕自己会昏倒，哈蒙德燥热的呼吸吹在她脸上，让她觉得恶心到了极点。哈蒙德吻她的嘴唇、她的眼睛、她的脸颊和头发，他手臂力量太大，夹得她很痛。现在他已经把莱斯利抱了起来。莱斯利想踢他，但他只抱得更紧了。他抱着莱斯利正在移动。他已经不说话，但莱斯利知道他的脸色一定很苍白，他的眼睛里一定都是欲望。他正把她往卧室抱去。他现在已经从文明人退化成了一个野人。但哈蒙德小跑起来的时候，没有看到前面有张桌子，因为膝盖的伤，走路本就不稳，再加上抱着一个女人，撞到桌子之后就摔倒了。稍纵即逝的工夫，她挣脱出来，跑到沙发后面。哈蒙德也瞬间起了身，又扑过来。桌上有把手枪。莱斯利不是一个会莫名紧张的人，但罗伯特既然晚上不回来，她本来准备睡觉前把枪放到卧室的。这就是为什么枪会出现在那里。她现在已经吓得六神无主，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她听见“砰”的一声，接着看到哈蒙德开始站不住，喊了一声。他还说了些什么，但莱斯利没有听清。哈蒙德踉跄冲出屋子，到了外廊上。莱斯利心里已经完全乱了，控制不住自己，就跟着哈蒙德也出去了，对，是这样，她一定是跟出去了，虽然她不记得，但一定是在哈蒙德身后又不由自主地开了一枪又一枪，直到六个枪膛都空了。哈蒙德倒在外廊上，鲜血淋漓地蜷成一团。

　　仆人听见枪响，吓得立马跑了过来，看到女主人就站在哈蒙德旁边，手里还握着那把手枪。哈蒙德已经死了。她怔怔看了仆人们一会儿，没有说话，这些人都倚靠在一起，吓坏了。枪从女主人手里掉到地板上，她还是一言不发，转身进了客厅。他们看着她进了卧室，转动钥匙把门锁上了。谁都不敢碰尸体，都只恐惧地盯着，压低声音激动地交谈。还是领班男仆最先镇定下来，这是个头脑冷静的中国人，跟了克罗斯比夫妇很多年。罗伯特是骑摩托车去新加坡的，汽车还在车库里。他让车夫把车开过来，他们必须马上去找地区副长官，告诉他发生的事情。他还把手枪捡了起来，放进口袋里。地区副长官是一个叫维瑟斯的人，住在临近一个小镇的郊区，离这里有三十五英里。车子开了一个半小时，终于到了，大家都在睡觉，他们还得先去喊醒仆人。没过一会维瑟斯出来，他们解释了为什么来找他。仆人领班还拿出了手枪，证明他没有瞎说。副长官让人把车开来，进去换了衣服，很快就跟着那两个仆人在无人的路上往回开了。赶到克罗斯比的木屋，天刚有点光亮，他快步跑上外廊，一下子定住了，因为哈蒙德的尸体就在之前倒下的地方。副长官摸了一下脸，已经凉透了。

　　“女主人在哪儿？”他问领班。

　　那个中国人就指了指卧室，维瑟斯走过去敲了敲门，没有回应。他又敲了敲门。

　　“克罗斯比太太。”他喊道。

　　“是谁？”

　　“维瑟斯。”

　　又一段沉默之后，门锁动了一下，门缓缓打开。莱斯利站在维瑟斯面前。她没有睡觉，穿的还是吃饭时那身茶歇裙[5]。她就站在卧室门口，静静地看着地区副长官。

　　“你的领班把我找来的，”他说，“哈蒙德……你们怎么回事？”

　　“他试图强奸我，我开枪打死了他。”

　　“我的天呐，那个，你最好先出来，把全部事情完整给我讲一遍。”

　　“现在不行，我讲不了。你得给我一点时间。先派人把我丈夫找来吧。”

　　维瑟斯是个年轻人，这个意外状况超出他的日常职责太远，他也不太确定该怎么办。莱斯利什么都不肯说，直到罗伯特终于回来了。然后她把之前描述的情况跟两个男人讲了一遍，之后虽然重复过很多次，但讲述的内容没有丝毫的变化。

　　乔伊斯先生反复考虑的那个点就是最后的枪击。莱斯利开了不是一枪，而是六枪，作为律师，他始终有些不自在，而且尸检也表明其中有四枪是离身体很近的地方射出的。一种推测是哈蒙德倒下之后，莱斯利就站在旁边，把剩余的子弹全都打在了他身上。关于之前发生的事，莱斯利的记忆很精确，但她承认她想不起开枪是什么情形了。她的头脑是一片空白。实际情况表明开枪人的怒火已经失控，但看着这个娴静的女子，你绝对想不出来她会失控成那样。乔伊斯先生认识她很多年了，一直觉得她是个不太动感情的人；悲剧发生之后的几个星期，她的沉稳简直让人赞叹。

　　乔伊斯先生耸了耸肩。

　　“确实得承认，”他想道，“在最体面的女人心里，你也猜不出究竟藏着什么，竟能爆发出如此的残暴。”

　　有人敲门。

　　“进来。”

　　那个中国职员进门之后，又关上了门。他关门的动作很轻柔、很小心，可又带着一些坚决，然后他走到乔伊斯先生坐着的桌边。

　　“先生，我有几句私下的话想打扰您，不知方不方便？”他问。

　　这位职员英文里的那种繁缛和讲究一直让乔伊斯先生觉得有些好玩，现在他忍不住微笑道：

　　“不打扰，志成。”

　　“我执意要与您谈起的这件事，先生，颇为微妙，不宜声张。”

　　“请说。”

　　两人目光相接，乔伊斯先生看到了下属机敏的眼神。翁志成的穿着还跟平时一样，全是当地最时髦的，一双非常亮眼的漆革皮鞋，露出非常鲜艳的丝绸袜子，黑色的领带，珍珠和红宝石的领带夹，左手无名指上是一枚钻戒。挺括的白色外套口袋里插着一支金色的钢笔和一支金色的铅笔，他还戴着一块金色的腕表，鼻梁上是一副无框夹鼻眼镜。他先轻轻咳嗽了一声。

　　“这件事与皇室诉克罗斯比先生的案子有关，先生。”

　　“是吗？”

　　“我了解到一个新的情况，先生，在我看来似乎改变了整个局面。”

　　“什么情况？”

　　“我知晓了一封信的存在，写信人是本案的被告，收信人是悲剧中那位不幸的受害者。”

　　“这一点也不奇怪，过去七年我相信克罗斯比太太经常需要写信给哈蒙德先生。”

　　乔伊斯先生对这位下属的头脑向来评价甚高，刚刚那句话有意隐藏了他此时的真实想法。

　　“您说的的确有道理，先生。克罗斯比太太一定与死者有过不少交流，比如请他来吃饭，或提议打一场网球，等等。当我最初被告知那个情况时，这也是我的第一反应。只不过，那封信是写在已故哈蒙德先生遇难当天的。”

　　乔伊斯先生连眼睫毛都没有动一下，平时听翁志成说话，他总是带着饶有兴致的微笑，现在也维持住了这个表情。

　　“这件事是谁告诉你的？”

　　“这一情况之所以能引起我的注意，先生，主要是因为我的一个朋友。”

　　乔伊斯先生自然知道不用追问了。

　　“您当然记得，先生，克罗斯比太太说过，那一夜的惨剧发生之前，她与死者有好几周没有交流过。”

　　“信在你身上吗？”

　　“不在，先生。”

　　“信里说了什么。”

　　“我的朋友抄录了一份，您是否需要过目，先生？”

　　“我需要。”

　　翁志成从衣服内侧的口袋里掏出一只鼓鼓的大钱包，里面塞满了纸片、新加坡钞票和烟画[6]，从这一大团乱糟糟的东西中，他很快抽出半张便条纸，放到了乔伊斯先生的桌上。这封信内容如下：

　　R今晚不回来。你无论如何要来见我一下。我十一点钟等你。我已经不顾一切了，要是你不来，后果自负。把车停远点。——L.

　　信是用一种标准的连写体抄的，中国人上的外国学校里都会教这种书法，因为太标准了，和这些话中透露的不祥反差极大。

　　“你为什么觉得这封信是克罗斯比太太写的呢？”

　　“我没有理由怀疑这一份信息的提供者，先生，”翁志成答道，“这个情况也很容易验证，克罗斯比太太自然可以亲自告诉你，这封信是不是她写的。”

　　从这场对话一开始，乔伊斯先生的目光就没有离开过这位下属庄重的神色，但现在他也吃不准是否从这张脸上读出了某种嘲讽。

　　“无法想象克罗斯比太太有任何缘由去写这样一封信。”乔伊斯先生说。

　　“如果这是您的最终意见，那么这个情况自然就不用考虑了，先生。我的朋友之所以向我提及此事，只因为我在您的事务所工作，在有人向公诉人代表沟通之前，您或许会对这封信的存在感兴趣。”

　　“原件在谁手上？”乔伊斯先生的语气变得锐利了。

　　如果你只观察翁志成，会觉得他根本没有从问题和语气中听出乔伊斯先生态度有何不同。

　　“先生您自然记得，哈蒙德先生去世之后，他们发现他跟一位中国女子有关系。这封信现在在那个女子手上。”

　　哈蒙德的公众形象极速跌落，这就是原因之一：大家发现有一个中国女子在他家里已经住了好几个月。

　　他们两人一时间都没有说话，其实是话都说完了，他们彼此都完全了解对方的意思。

　　“非常感谢你，志成，我会仔细考虑这件事。”

　　“好的，先生，需不需要我把类似的意思也转达给我的朋友？”

　　“能和他保持联系总是好的。”乔伊斯先生郑重地答道。

　　“好的，先生。”

　　他悄无声息地走出办公室，还是那么小心地关上了门。乔伊斯先生一个人思绪纷繁，他盯着那张便条纸，还有那些干净的、不带感情的字迹，朦胧的疑惑困扰着他，他是如此的心烦意乱，以至于要刻意让自己不去想这封信。肯定有一个简单的解释，而且莱斯利也毫无疑问能一下子把这件事说清楚，但，真是要命，他迫切需要这个解释。乔伊斯先生站起来，把便条放进口袋，拿起了他的草帽。走出办公室，看到翁志成在他自己桌上奋笔写着什么。

　　“我稍微出去一下，志成。”他说。

　　“乔治·里德先生约了十二点钟会来，先生，我应该说你去了哪里？”

　　乔伊斯先生朝他淡淡地笑了笑。

　　“你可以说你完全不知道。”

　　但他很清楚，翁志成其实心知肚明他这是要去监狱。虽然犯罪现场是在贝兰达[7]，开庭是在新贝兰达，但因为那里要囚禁白人女性根本就没有必要的设施，克罗斯比太太被带到了新加坡。

　　乔伊斯先生在一个房间里等着，莱斯利被领进来的时候，她伸出那只纤瘦、高贵的手，朝乔伊斯先生微微一笑，很是亲切。她穿得永远都这么简单、干净，浓密的浅色头发也梳理得很用心。

　　“今天早上我可没想到你会来。”她优雅地说道。

　　她简直就像在自己家里，乔伊斯先生觉得她马上就要喊仆人过来，让他给客人倒一杯苦琴酒。

　　“你怎么样？”他问。

　　“身体状况好极了，谢谢你。”她眼神里突然闪过一丝笑意，说道：“这儿真是静养疗法的最佳地点。”

　　陪同她的狱卒退了出去，只剩他们两人。

　　“先坐下吧。”莱斯利说。

　　他找了张椅子，不知道该从哪里说起；对着如此云淡风轻的一个人，他预备要说的那些话似乎根本说不出口。莱斯利虽然不漂亮，但她的容貌之中有种特质能让你看着很舒畅。她很优雅，可她的优雅又没有社交场的扭捏作态，完全就是因为好的教养。你只需看她一眼，就知道她是在怎样的人中间长大的，知道她以前生活的是怎样的环境。而她的纤弱给了她一种别样的精致，即使是最朦胧的低劣揣测，你也没法和眼前这个人联系起来。

　　“我很期待今天下午见到罗伯特，”她说，还是那种轻松的、愉快的声调。（听她说话是种享受，不管是嗓音还是口音，都很能代表她的阶层。）“这个可怜人，最近这些事对他真是场折磨，还好，再过几天就一切正常了。”

　　“只剩五天了。”

　　“对啊，每天早上一醒来，我就对自己说，‘又少一天’，”她微笑了一下，“就像以前上学的时候等着放假。”

　　“顺便问一句，我再确认一下，在惨剧发生前，你和哈蒙德已经有好几周没有任何形式的联系、交流？”

　　“对，我还是挺确定的，最后一次见面是在麦克法伦家的网球派对上。那天我跟他说的话应该不超过两个字，你知道，他们家有两块球场，我们正好没有在一起。”

　　“你也没有写过信给他？”

　　“没有啊。”

　　“你确定吗？”

　　“很确定，”她答道，带着一点微笑，“要写信无非就是请他来吃饭或者打网球，但这两件事我也好几个月没干过了。”

　　“有一度你们跟他关系还是不错的，后来怎么就完全不再请他来做客了？”

　　克罗斯比太太耸了耸她瘦弱的肩膀。

　　“来往久了总会厌倦的；我跟他没有什么共同的兴趣。当然了，他生病的时候罗伯特和我都全心全意地照顾他，最近这一两年他身体很不错，又很受欢迎，邀约本来就安排不过来，我们就没有必要再加一堆邀请在他头上了。”

　　“你确定没有其他原因了？”

　　克罗斯比太太犹豫了一下。

　　“好吧，我不妨就明说了，我们也的确听到他跟一个中国女人住在一起，罗伯特说他不想让这个人再进我们家门。这个女子我也见过。”

　　乔伊斯先生坐在一个直背的扶手椅中，一手托着下巴，眼睛没有离开过莱斯利。说刚刚这句话的时候，也不知是不是律师的幻觉，她黑色的眼珠在一瞬间突然充满了某种黯淡的红光。这个变化太惊人了，乔伊斯先生不由得动了动他的坐姿；他又将左右手指尖对顶起来，字斟句酌地说道：

　　“我觉得我应该告诉你，现在出来一封信，是你的字迹，收信人是杰夫·哈蒙德。”

　　乔伊斯先生仔细地观察着莱斯利，她没有任何动作，脸上也没有新的色彩，但等了好久才回答：

　　“过去我给他写过好多便条，请他来干这个那个的，或者我知道他要来新加坡，就会写信让他带点东西。”

　　“这封信是请他过去见你，因为罗伯特要来新加坡。”

　　“不可能，我从来没有写过这样的信。”

　　“你还是自己读一下吧。”

　　他把那张便条纸从口袋里取出，交给了莱斯利。她扫了一眼，鄙夷地笑了一下，递了回来。

　　“这不是我的字迹。”

　　“我知道，据说是逐字抄下来的。”

　　现在她开始读内容，一种可怕的变化在她身上弥漫开来。她本来洁白的脸渐渐变成绿色，似乎血肉突然被抽空，皮肤被抽紧在头骨上，惨不忍睹。她的嘴唇也收起来，露出牙齿，像是疼痛时的表情。她瞪着乔伊斯先生的眼珠似乎快要从眼眶中飞出。这几乎是一张癫狂的僵尸的脸。

　　“这是什么意思？”她轻声问道。

　　她的嗓子太干了，只能吐出几个粗哑的声响，已经不像人类的说话声。

　　“这需要你来告诉我了。”他答道。

　　“我没有写过这封信，我发誓没有写过。”

　　“考虑清楚了再说，如果原件是你的字迹，否认是没有用的。”

　　“那一定是伪造的。”

　　“证明伪造很难，但要证明是真的却很容易。”

　　她纤弱的身躯整个颤了一颤，但巨大的汗珠依旧停在她额头。从包里她取出一块手绢，擦了擦手心。她又瞄了一眼那个副本，余光打量了一下乔伊斯先生。

　　“信上没有日期，或许是我写了又忘记了，很可能是好多年以前的事。如果你让我好好想一想，我尽量回忆当时的情形。”

　　“我也注意到了没有日期。如果这封信到了公诉人手里，他们会审问那些仆人，很快就会知道哈蒙德遇难当天有没有人送过信。”

　　克罗斯比太太猛地将手攥在一起，身子往后一靠，乔伊斯先生还以为她要晕过去。

　　“我对你发誓，我没有写过那封信。”

　　乔伊斯先生沉默了一会儿，将目光从那张痛苦的脸上移开，看着地板。他想了想。

　　“既然如此，我们也不用继续探究了，”他最终打破沉默，缓缓说道，“如果这封信的持有者认为有必要交给公诉方，你要做好心理准备。”

　　这些话似乎表明今天的见面已经结束了，但他没有起身要走的意思。他还在等着。对他来说，好像又过了很久。他没有看莱斯利，但知道她一动不动就坐在对面。她也没有声音。最后还是律师先开口。

　　“如果你也没有什么要说的，我想我应该回办公室了。”

　　“读了这封信的人会怎么想？”她问道。

　　“会认定你故意撒了谎。”乔伊斯先生答得很直接。

　　“什么谎？”

　　“你之前确定无疑地说过，和哈蒙德在过去三个月没有沟通过。”

　　“整件事对我心理震动太大了，那个可怕的夜晚，一幕幕都像是噩梦，如果有哪个细节我没有想起来，也不奇怪吧。”

　　“哈蒙德遇难当晚来木屋见你，是因为你明确地表达了这样的愿望，你可以从记忆中调取会面的所有细节，却偏偏把这么重要的一点给忘记了，不免让人遗憾。”

　　“我没有忘记，事情发生之后，我不敢提起它，怕你们知道他是被我邀请来的，就没有人会相信那晚上发生的事了。确实，是我太蠢了，是我当时糊涂，但我既然说了跟哈蒙德没有过交流，后来也就没办法改口了。”

　　这时候莱斯利已经恢复了那种让人赞赏的沉着，乔伊斯先生审视她的时候，她可以坦然地以目光相迎。她的柔和能一下消解别人的敌意。

　　“那你就必须得解释一下，你为什么要让哈蒙德在罗伯特出门的那一晚去见你。”

　　她现在已经把视线完全对准了律师，之前他以为这双眼睛长得平庸，是不对的，它们很漂亮，而且如果他没看错的话，这双眼睛还因为泪光而闪亮起来。莱斯利说话时声音有些异样：

　　“这是我给罗伯特准备的一个惊喜，他生日是在下个月，我知道他一直想要一杆新枪，但你也知道打猎之类的事情我是完全不懂的，就想跟杰夫聊一聊，或许还能让他帮我订购一支。”

　　“或许信中的措辞你记得不太清楚了，需不需要再看一下？”

　　“我不想看了。”她立刻回道。

　　“一位女士向一个交往不深的男子咨询买枪的事情，你觉得她写的信读起来是这样的吗？”

　　“恐怕这封信确实有些浮夸，有些太激动了，但我写信、说话有时候是这样的，我并不否认这信写得太蠢了，”她微笑道，“话说回来，杰夫·哈蒙德跟我们的交往也不能说不深，他生病的时候我把他当成儿子照看。可罗伯特不让他再来，我只好找了这样的机会。”

　　乔伊斯先生用同一个姿势坐得乏了，站起来在房间里来回踱了两次，在头脑中斟酌词句；然后他撑在刚才坐的那张椅子的椅背上，用极为严肃的口吻缓缓说道：

　　“克罗斯比太太，我接下来的话是非常、非常郑重的。这个案子本是相当直截了当的案子。在我看来，或许只有一点需要解释，那就是根据我的判断，你在哈蒙德躺倒在地之后，又朝他开了不止四枪。一个瘦弱、温柔、高雅的女子，从来都非常克制、沉稳，而且受了惊吓，很难让人相信她会突然狂躁、失控到这个地步。不过可能性自然是有的。你在解释中陈述了死者的所做所为，虽然杰夫·哈蒙德很受欢迎，大家对他的评价大体上也很高，我已经打算好如何证明像他这样的人，的确有可能犯下那样的罪行。他死后被揭露的情况，也就是他一直跟一位中国女子同居，更让我们有了很切实的依据。之前对他生出的任何同情，现在也被抹掉了。在他那个体面的阶层里，这样的个人关系会让他永远沾上一种不耻，我们本就打定主意要利用这种恶名。今天早上我跟你丈夫说，我很确定法庭会判你无罪，这样说不只是让他宽心，我确实不认为陪审员会需要离场讨论。”

　　他们彼此对视，克罗斯比太太纹丝不动，显得有些怪异，她就像一只因为被蛇盯上而动弹不得的小鸟。乔伊斯先生继续不动声色地说道：

　　“但这封信完全改变了局势。我是你的律师，我会是你在法庭上的代言人。我会把你跟我说的情况当作事实，我会根据你所说的情况为你辩护。或许我相信你的陈述，或许我不相信，都有可能；律师的职责是说服法庭，证明给出的证据不足以判定有罪，他私下里认为自己的委托人是否有罪根本无关紧要。”

　　这时他居然看到莱斯利的眼睛里闪过一丝微笑，既觉得震惊，又像是因为被轻视而觉得气闷，干巴巴地继续说道：

　　“所以，你并不否认，邀请哈蒙德的那封信写得非常急切，甚至可以说是歇斯底里的？”

　　克罗斯比太太迟疑了一下，似乎是在思考。

　　“他们可以查出信是一个男仆送去的，他骑自行车去了他的木屋。”

　　“你绝不能假设别人都比你蠢，这封信会让他们起一些之前谁都没有起过的疑心。我不想告诉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想到了什么。我也不需要你告诉我额外的讯息，只要那些能让我保住你性命的。”

　　克罗斯比太太尖叫一声，噌地站起来，吓得脸色煞白。

　　“难道你觉得他们会处死我？”

　　“如果他们的结论是你杀死哈蒙德并非出于自卫，那么陪审员的职责所在，就是判你有罪。罪名是谋杀。而法官的职责所在，是判你死刑。”

　　“可他们能证明什么呢？”她深吸一口气。

　　“我不知道他们能证明什么，也不想知道。但你很清楚。一旦他们起了疑心，开始打听，去审问那些当地人——他们能发现些什么事情？”

　　莱斯利突然瘫倒在地，乔伊斯先生来不及扶她。她晕了过去。乔伊斯先生想要一点水，房间里都没有，他也不想引外人进来。他让莱斯利在地板上躺平，跪在旁边等她醒过来。莱斯利睁开双眼时，其中的恐惧让他看了也心神不宁。

　　“先不要动，”他说，“马上就会缓过来的。”

　　“不要让他们处死我。”她轻声说。

　　她开始尖叫，发了疯似的，而乔伊斯先生依然在轻声劝慰她。

　　“见鬼的，你给我镇定一点。”他说。

　　“等我一下。”

　　她的意志力真的非同小可，乔伊斯先生眼见着她是如何努力掌控自己的，很快又平静下来。

　　“扶我起来。”

　　乔伊斯先生伸手帮助莱斯利站了起来，搀着她的手臂把她扶到椅子边。她疲惫地坐下。

　　“给我一点点时间，先不要跟我说话。”她说。

　　“好的。”

　　等到她开口的时候，她说的话乔伊斯先生没有预料到。莱斯利轻轻叹了口气说：

　　“恐怕我真的把事情搞砸了。”

　　乔伊斯先生没有说话，房间里又只是寂静。

　　“有没有可能拿到那封信？”她终于问道。

　　“我想，如果手上有这封信的人不是准备要卖它，应该就不会有人传消息给我了。”

　　“信在谁那里？”

　　“那个住在哈蒙德家里的中国女人。”莱斯利的脸颊上有红光一闪又消失了。

　　“她提了很可怕的数目吗？”

　　“依我看，她很精明，深知这封信的价值，如果不出大价钱大概很难到手。”

　　“你会让他们处死我吗？”

　　“你以为掌控一份不利证据就那么容易吗？这已经无异于收买一个证人了。你没有权利向我提任何类似的建议。”

　　“那我会怎么样？”

　　“法律自有裁决。”

　　她脸上血色全无，从头到脚微微颤抖了一下。

　　“我的命运如何，就全交给你了，当然，我没有资格要你做任何出格的事。”

　　因为莱斯利以往总那么镇定，乔伊斯先生听她嗓音里那一点点异样还是有些措手不及，觉得太过可怜。那双卑微的眼睛，乔伊斯先生心想，若此时不管，或许一辈子都摆脱不了这目光中的乞求了。说到底，可怜的哈蒙德无法死而复生。不知道那封信背后到底是怎样的故事，只从信上推断，要说哈蒙德什么都没做就被杀了，对莱斯利也不公平。哈蒙德在东方住得太久，言行规矩和二十年前相比或许是有些放纵了。他直愣愣盯着地板，拿定了主意。他知道自己要做的事不正当，好像什么东西卡在嗓子眼，对莱斯利感到一种朦胧的厌恶，要说接下去的话也感到有些尴尬。

　　“我不太知道你丈夫的财务状况，具体怎么样？”

　　莱斯利脸红了一阵，扫了律师一眼。

　　“他在锡矿里买了不少股份，两三个香蕉庄园里也投了钱。我想他应该能筹集一笔资金的。”

　　“但他得先知道这比资金是用来干吗的。”

　　她沉默了片刻，似乎在思考。

　　“他依然爱着我，为了救我他可以做出任何牺牲。他真的需要见到那封信吗？”

　　乔伊斯先生皱了皱眉头，莱斯利眼尖，马上继续说道：

　　“罗伯特是你的老朋友，从来没对你做过任何不好的事，我现在不是求你为我做任何事，而是求你不要让这么一个单纯、善良的人承受那些可能的伤痛。”

　　乔伊斯先生没有回复，起身要走，克罗斯比太太的优雅早已是本能，站起来伸出手。刚才这场对话对她震动不小，她的面容也很憔悴，但送别客人的礼仪她依然坚强地要完成。

　　“你太好了，愿意为我经受这么多麻烦，我完全无法表达心里的感激。”

　　乔伊斯先生回到事务所，坐在自己的办公室里，没有准备干活，只是一动不动坐着想事情。在他的假想中，凭空出来了很多奇异的场面，让他不禁打了个冷战。终于响起几下谨慎的敲门声，这在他的预料之中。翁志成进来了。

　　“我正准备去吃中饭，先生。”他说。

　　“去吧。”

　　“走之前来问您一声有什么需要我做的吗，先生？”

　　“应该没有，你有没有跟里德先生另约时间？”

　　“是的，他三点钟来。”

　　“好的。”

　　翁志成转身走向门口，纤细的手指已经握在门把手上，又似乎是突然想到了什么事，转了回来。

　　“先生，您有什么话要带给我那位朋友吗？”

　　虽然翁志成英文说得如此可圈可点，他发“R”这个音还是有点吃力，会把“friend”（朋友）这个词发成“fliend”。

　　“哪个朋友？”

　　“是关于克罗斯比太太写给已故的哈蒙德的那封信，先生。”

　　“啊，我忘记了，我跟克罗斯比太太提了这封信，她说她根本没有写过类似的东西。显然是伪造的。”

　　乔伊斯先生从口袋里掏出那份手抄的版本，递给翁志成。翁志成视若未见。

　　“既然如此，先生，我那位朋友想要把信交给公诉人代表，也没有人反对吧？”

　　“完全没有，但我看不出来你的朋友这样做对他有什么好处？”

　　“先生，我的朋友认为事关法律和正义，这是他义不容辞的。”

　　“谁要维护法律和正义，志成，我是最不可能阻拦他的人了。”

　　律师和中国职员的目光相接，两人脸上半丝笑意都找不出，但完全听懂对方的心思。

　　“我很明白，”翁志成说，“但我研究了一下皇室诉克罗斯比的案子，认为举出这样一封书信对我们的客户不利。”

　　“我一直认为你的法律判断非常敏锐，志成。”

　　“我也想到，先生，如果我能说服我的朋友，让他去劝导那位中国女士，把那封信送到我们手里，就能省下很多麻烦了。”

　　乔伊斯先生在吸墨纸上随手画着人脸。

　　“你那位朋友想必是个生意人了，你觉得在怎样的情况下他会愿意交出那封信呢？”

　　“那封信不在他那里，在那位中国女士的手中。他只是那位女士的亲戚。那位女士很无知，是我那位朋友说了，她才知道这封信的价值。”

　　“他说这封信值多少钱？”

　　“一万元，先生。”

　　“老天爷！你觉得克罗斯比太太到哪里能弄到这一万元！我跟你说了，这封信是伪造的。”

　　他说这些话的时候抬眼看着翁志成。面对突然的喝问，这位职员全然不为所动，他只是冷静、文雅地站在桌前，很留心地观察着。

　　“克罗斯比先生有木中[8]橡胶园八分之一的股份，和塞兰坦河橡胶园六分之一的股份，如果他愿意抵押，我有一个朋友愿意借这笔钱给他。”

　　“你认识的人可真不少，志成。”

　　“是的，先生。”

　　“行吧，你可以告诉他们都见鬼去吧。这封信太好解释了，最多值五千，我绝不会建议克罗斯比先生多出一分钱。”

　　“那位中国女士并不想出售这封信，先生。我的朋友花了很久才说服她的，出价如果低于刚刚提到的数目，恐怕没有用。”

　　乔伊斯先生盯着翁志成最起码看了三分钟，被如此审视，这位职员也没有局促起来。他站得很恭敬，眼神也只对着桌面。这个人乔伊斯先生是了解的，志成，多聪明的一个年轻人，他这样想道，不知道这笔钱他能分得多少。

　　“一万元是很大一笔钱。”

　　“为了不眼睁睁看着他妻子被处死，克罗斯比先生一定会付的，先生。”

　　乔伊斯先生又停了一下，除了已经说出来的这些，这个职员还知道多少事？一分钱都不让的姿态，显然是对自己掌握的情况非常笃定。不管谁是背后运筹帷幄的人，之所以定下这个价格，是因为他很清楚这是罗伯特·克罗斯比能筹集到的最大数目。

　　“那位中国女士现在在哪里？”乔伊斯先生问。

　　“她住在我那位朋友家里，先生。”

　　“她愿意来一趟吗？”

　　“我想还是您去找她更好，先生。我可以今天晚上带您过去，她就会把信给您。她是个非常无知的女人，先生，不懂支票之类的东西。”

　　“我没有想过要给她一张支票，我会带着钞票去的。”

　　“时间宝贵，先生，如果数目不足一万的话，我们就不用去了。”

　　“我了解了。”

　　“吃完中饭之后，我会去告诉我那个朋友一声，先生。”

　　“很好，那你就今晚十点在俱乐部外面跟我碰头吧。”

　　“非常乐意，先生。”翁志成说道。

　　他朝乔伊斯先生微微鞠了一躬，走出了办公室。乔伊斯先生也出去吃了中饭，然后到了俱乐部，果然不出所料，罗伯特·克罗斯比也在。他坐的那张桌子旁边有很多人，乔伊斯先生找地方坐的时候，经过克罗斯比先生身后，拍了一下他的肩膀。

　　“你走之前我有几句话跟你说。”他说。

　　“没问题，你空了之后喊我一声。”

　　乔伊斯先生想好了要怎么跟克罗斯比交涉。吃完中饭，他打了一轮桥牌，就为了让俱乐部先空下来。这件事他不想在自己办公室里谈。很快克罗斯比就进了牌室，一直在旁边看到结束。其他几位牌友都有其他事走了，房间里只剩他们两个人。

　　“有件很不幸的事情发生，老兄，”乔伊斯先生尽量把话说得非常轻巧，“看起来，哈蒙德被杀当晚，你妻子写了一封信给他，请他到你家里去。”

　　“那不可能啊，”克罗斯比喊道，“她一直说跟哈蒙德没有往来，我自己都知道，她已经大概有两个月没见过这个人了。”

　　“可确确实实有那封信，就在那个跟哈蒙德同居的女士手里。你妻子本意是想送你一个生日礼物，想要哈蒙德帮忙去买。悲剧发生之后，情绪起伏太大，她完全忘记了这回事，又因为否认了跟哈蒙德有过任何交涉，也不敢改口。当然了，这是很让人遗憾的，但恐怕也是人之常情。”

　　克罗斯比没有说话。那双红色的大脸上是彻底茫然的表情，他的不解让乔伊斯先生既感到释然，也很是生气。这个人太笨了，而乔伊斯先生向来对笨人没有耐心。但惨剧之后克罗斯比的难受一直让律师颇为触动，后来克罗斯比太太求他帮忙的时候，说不是为了她，而是为了她丈夫，确实也是乔伊斯先生听得进去的话。

　　“不用我多说，要是这封信到了控诉官的手里，就很麻烦了。你妻子说了谎，他们会要她作出解释。如果哈蒙德是接受了邀请，而不是硬闯进来的不速之客，确实就略有不同了。在陪审员的心里很容易产生一些摇摆。”

　　乔伊斯先生有些犹豫，此刻正是他面临决断的最后关头。为了面前这个人，他接下来要跨出的这一步是何等的严峻，但克罗斯比对此是懵然无知的，若是事态再轻松些，乔伊斯先生甚至都想笑出来。至于克罗斯比，这位种植园主就算真的多想了一想，恐怕也以为乔伊斯先生所做的不过是律师的例行公事罢了。

　　“亲爱的罗伯特，你不只是我的委托人，也是我的朋友。我认为我们必须把那封信拿到手，为此只能付一大笔钱。若非事已至此，我宁可不跟你提起有这样的一封信。”

　　“要多少钱？”

　　“一万元。”

　　“你说一大笔钱可真不开玩笑。最近不景气，又花了一两笔钱，这几乎是我全部身家了。”

　　“你立马能拿得出来吗？”

　　“应该可以。因为我有一些锡矿的股份，还有两个种植园的股份，如果抵押的话，老查理·梅多斯应该会把钱给我的。”

　　“那你愿意拿出来吗？”

　　“不拿绝对不行？”

　　“要想你妻子无罪的话就不行。”

　　克罗斯比面色更红了，嘴唇奇怪地塌了下来。

　　“可……”他找不到合适的字词，脸已经憋紫了。“可我不懂啊，她能说明白的，你的意思难道他们会判她有罪吗？拍死了一只毒虫子，他们不可能为了这个判她死刑的。”

　　“当然不会是死刑，但或许会判她故意杀人，大概要在牢里待两三年。”

　　克罗斯比腾地站起来，那张红脸因为惊恐都变了形。

　　“三年。”

　　这时在他迟钝的头脑中似乎闪现了什么，就像一大片黑暗中劈下一道闪电，纵然接下去的黑暗和之前一样深沉，但霎时瞥见的东西就算没有完全看清，依然留下了印象。克罗斯比那双大手因为干过各种各样艰辛的粗活，皮肤也是红的，乔伊斯先生看见这双手在抖。

　　“她要送我什么礼物？”

　　“她说她想给你一把新的枪。”

　　那张红色的大脸又一次变成深红色。

　　“那笔钱必须几点之前备齐？”

　　他的声音现在有些奇怪，就好像有一双看不见的手正掐着他的喉咙。

　　“今晚十点，我想你可以大概六点的时候把钱带到我办公室。”“那个女人会去找你吗？”

　　“不是，我去找她。”

　　“我会把钱带来的。我跟你一起去。”

　　乔伊斯先生瞪了他一眼。

　　“你觉得这有任何必要吗？我觉得最好还是让我一个人处理这件事吧。”

　　“钱是我的，不是吗？我得去。”

　　乔伊斯先生耸了耸肩。他们站起来握手；乔伊斯好奇地打量了几下克罗斯比。

　　十点钟的时候他们在没有人的俱乐部里碰头了。

　　“都准备好了吗？”乔伊斯先生问。

　　“好了，钱在我口袋里。”

　　“那我们走吧。”

　　他们走下台阶，那个钟点的广场特别安静，乔伊斯先生的车就停在那里，快走近的时候，翁志成从旁边一幢房子的阴影中走了出来。他坐在副驾驶座指路。一路经过欧罗巴大酒店、海员之家，开进了维多利亚街，这里中国人的店铺还开着，到处晃悠着无事之人，路上有黄包车、汽车、出租马车，好像给此时的场景添了几分忙碌。突然车停了下来，翁志成转过来说道：

　　“先生，我想接下来还是步行更好。”

　　下了车，志成朝前走，他们跟着。走了一会，他示意两人留步。

　　“先生，请稍等一会儿，我进去跟我朋友说一下。”

　　他进的那家店铺，临街开着门，三四个中国人站在柜台后面。这种店铺很奇怪，什么都不展示，也看不出来是卖什么的。就看到志成跟一个粗壮的人说了几句话，那个人穿帆布西服，胸口挂着粗大的金链子，朝这边的夜色中扫了一眼。他给了志成一把钥匙，志成就出来了，招呼了一下在外面等着的两个人，钻进了店铺侧方的一道边门。乔伊斯先生和克罗斯比跟着进去，到了一个楼梯跟前。

　　“再请稍等片刻，我点根火柴，”他说，这个职员总是事事周到，“请上楼吧。”

　　他在前头举着那根日本火柴，但也没有驱散多少黑暗，另外两人就小心地跟在后面。到了二楼，他用钥匙开了门，进去之后点着了煤油灯。

　　“请进。”他说。

　　这是个方形的小屋子，只有一扇窗，两张中式矮床上铺着席子，除此之外就没什么家具了。角落里放着一个柜子，用的锁看着非常繁复精巧，柜子上有个旧托盘，托盘里是鸦片烟枪和一个灯台。屋子里有一股淡淡的烟味，却又刺鼻。他们坐下来，翁志成递了烟。没过一会儿，之前站在柜台后面的那个胖子进来了，跟他们问好，英文说得很不错，然后坐在自己同胞的旁边。

　　“那个中国女人马上就到。”志成说道。

　　一个下人用托盘送了茶壶、茶杯进来，那个胖子给他们倒茶，克罗斯比拒绝了。两个中国人低声交谈着，但克罗斯比和乔伊斯先生完全不作声。终于外面起了声音，有人轻轻地喊了一声，后到的那个中国人去开门，说了两句什么，把一个女子领了进来。乔伊斯先生看着她。哈蒙德死了之后，听了不少关于这个女人的事，但从来没有见过本人。她不算年轻了，略微有些胖，一张宽脸上全是淡漠。粉底和腮红都有，眉毛是淡淡的两条黑线，但看着她，你会觉得这一定是个内心强硬的女人。她身上是一件淡蓝色的外套，白色的裙子，不是欧洲人的打扮，也算不得中式，脚上倒是一双小小的中国丝绸拖鞋。她脖子上挂着粗重的金链子，手腕上是金镯子，还有金耳环和头发上华丽的金发卡。进来的时候她步子不快，像是很笃定的样子，但脚步声中还是有些沉重，然后坐在床沿翁志成旁边。翁志成跟她说了一句什么，她点点头，随便瞧了两个白人一眼，像是并不关心这两人是谁。

　　“信在她身上吗？”乔伊斯先生问。

　　“是的，先生。”

　　克罗斯比没有说话，只拿出一卷五百元的钞票。他点出二十张，交给了翁志成。

　　“看一下对不对。”

　　这位职员点了钱之后交给了那个胖中国人。

　　“没有错，先生。”

　　胖中国人又点了一遍，放进口袋。中国女人听了他的话之后从胸口取出那封信，给了翁志成。翁志成看了一遍。

　　“正是这份文件，先生。”他说着要递给乔伊斯先生，但克罗斯比一下夺了过去。

　　“我看一下。”他说。

　　乔伊斯先生看着他读信，朝他摊开手。

　　“最好还是由我保管。”

　　克罗斯比仔细地将信折好，放进了自己口袋。

　　“为它花了这么多钱，我得自己留着。”

　　乔伊斯先生没有再提异议。这一小段对话，三个中国人只是看着，他们心里想了什么，或者有没有想，只从那几张无动于衷的脸孔上，是一点也看不出来的。乔伊斯先生站了起来。

　　“今天晚上还需要我做其他事吗，先生？”翁志成问。

　　“没有了。”他知道自己的职员想留下来拿他应得的那笔钱。律师转过来问克罗斯比：“可以走了吗？”

　　克罗斯比没有回答，也站了起来。胖中国人走到门口，替他们开门，翁志成找到一小截蜡烛，替他们照楼梯。两个中国人陪着他们往大街上走，那个中国女子一个人坐在床边静静地抽烟。到了街边，中国人告辞，又上楼去了。

　　“你准备怎么处置那封信？”乔伊斯先生问。

　　“留着。”

　　车在等他们，走到车边乔伊斯先生说要带他一程，克罗斯比摇摇头。

　　“我要走走路，”他沉吟片刻，鞋底蹭着路面，“哈蒙德死的那个晚上，我去新加坡，部分原因就是我认识一个人要处理掉一把枪，我想去买。晚安。”

　　他很快隐入夜色中。

　　至于法庭审判，乔伊斯先生的判断很准。陪审团走进法庭的时候，就已经想好了克罗斯比太太是无罪的。她作了陈述，简单明了。检察官是个和善的人，明显看得出对自己今天的任务也颇不情愿。必要的问题都问了，但都带着自责的意味，最后控诉词简直像是为嫌疑人辩护，而陪审团用了不到五分钟的时间，就达成一致，给出了大家都很认可的判决。法庭里挤满了人，听到判决的时候大家都不顾场合轰然鼓起掌来。法官祝贺克罗斯比太太重获自由。

　　对于哈蒙德的所做所为，没有人比乔伊斯太太更愤慨的了；她是非常靠得住的朋友，一定要克罗斯比夫妇在庭审之后住到她家里来，等安排好了再走；这当然也因为她跟所有人一样，早就认定了判决结果。可怜的、亲爱的、勇敢的莱斯利无论如何不能再回那个出事的小木屋。法官宣布无罪是十二点半，回到乔伊斯家的时候丰盛的午餐已经准备好了。鸡尾酒也调好了；乔伊斯太太的“百万美元鸡尾酒”[9]在整个马来联邦都有名，她举杯给莱斯利送祝福。乔伊斯太太是个爱说话、有活力的女人，而她也很久没有像今天这么高兴了。也亏得她的好状态，因为其他三个人都很沉默。乔伊斯太太并不意外，首先她的丈夫从来就话不多，而另外两位苦熬了这么久，自然疲惫不堪。用午餐的时候，只听得她一个人聊得神采飞扬。这时咖啡端上来了。

　　“我的宝贝们，”她说话总是这么欢快、热闹，“到你们休息的时间了，用过下午茶，我开车带你们去海边。”

　　乔伊斯先生没有特殊情况是不在家里吃中饭的，现在肯定是要回去工作了。

　　克罗斯比这时说道：“恐怕我去不了了，乔伊斯太太，我现在就得回庄园去。”

　　“今天就不用了吧？”她喊道。

　　“没办法，现在就得走，庄园荒废太久了，有些紧急的事要处理。但我们决定下一步之前，我非常感激你能收留莱斯利。”

　　乔伊斯太太又要挽留，被她丈夫阻止了。

　　“要是他有急事必须走，那也没办法，不用说了。”

　　乔伊斯太太听出丈夫这句话语气有些异样，瞄了他一眼。她没有接话，房间里突然静下来。克罗斯比开口道：

　　“请见谅，那我这就动身了，可以在天黑之前赶到。”他从桌边站起身。“莱斯利，你可以送我一下吗？”

　　“当然。”

　　克罗斯比夫妇一起走出餐厅。

　　“我觉得他太不懂得体贴了，”乔伊斯太太说，“莱斯利现在最需要的就是他的陪伴，这他都不懂吗？”

　　“如果不是没有办法，我想他肯定会留下的。”

　　“算了，我去看看莱斯利的房间准备好了没有。首先她当然是要彻底地休息，然后就要让她好好开心一下。”

　　太太走出房间，乔伊斯先生又坐了下来。很快他听到克罗斯比的摩托引擎声，然后是轮胎在花园小路上碾出的巨大声响。他站起来，走进客厅。克罗斯比太太站在客厅中间，眼神是空的，手里一张打开的信纸。他认出了那封信。进客厅的时候，克罗斯比太太朝他这边看了一眼，乔伊斯先生看到那张脸上死一般的惨白。

　　“他知道了。”克罗斯比太太轻声道。

　　乔伊斯先生走过去，取过信纸，划了一根火柴把它点着了。克罗斯比太太看着它燃烧。烧到拿不住了，乔伊斯先生让它掉落在瓷砖地板上，两人就看着它卷起、变黑。然后律师用鞋底把它踩成了灰。

　　“他知道什么了？”

　　克罗斯比太太瞪着他，看了好久，眼睛里浮起一种奇怪的神色。那是鄙夷吗？还是绝望？乔伊斯先生分辨不出。

　　“他知道了杰夫是我的情人。”

　　乔伊斯先生没有动，也没有出声。

　　“他是我情人已经很多年了，几乎是从他战场刚回来就开始了。我们知道要万分小心才行。成了情人之后，我假装受不了他，罗伯特在的时候他很少来。我那时候会开车去一个我们都知道的地方，他会去那里找我，一个星期见两三次。罗伯特去新加坡的时候，他会等仆人都走了，很晚到木屋来。我们时常在一起，没有停过，但谁也没有起过一点疑心。但最近，这一年来，他不一样了。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我没法相信他已经不喜欢我了，他也矢口否认。但我变得非常狂躁，会跟他大闹。有时候我觉得他已经在恨我了。啊，你不知道我承受着怎样的痛苦。那是地狱。我知道他不要我了，但我就是不放手。煎熬，真是煎熬！我那么爱他，可以把一切都给他，他就是我的命。然后我就听说了，有个中国女人住在他那里。我没法相信。我也不愿意相信。到后来，我亲眼见到了她，走在村子里，戴着她那些金镯子、金项链，一个中国胖女人，一个中国老女人——她比我还老。太可怕了！村子里都知道那是他的情人。每次遇到，她会看我，我就知道她知道我也是他的情人。我就写信要他来一趟，说我必须要见他。那封信你也读了，我真是疯了，才会写那封信。我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我已经顾不得了。那时候我已经十天没有见他，就好像过了一百年。而且上次我们道别的时候，他把我抱进怀里，亲吻我，要我不要瞎担心。然后他就从我怀里直接去了那个女人的怀里。”

　　她用低沉的声音疾风骤雨地说了这些，停了下来，双手绞在一起。

　　“那封该死的信。我们向来都是那么小心，每次我给他寄了什么，他读完就会撕碎的。谁料到他会把这一封留下来。后来他就来了，我说我知道中国女人的事了。他不承认。他说只是造谣。我情绪失控，不知道自己说了些什么。啊，那时我也恨他，所有刺痛他的话我都说了，把他骂得体无完肤。我不停地羞辱他，只差朝他脸上吐唾沫了。然后他的态度也变了，说他对我厌恶至极，以后再也不想见我。说我无趣到让他想死。然后他承认了，说中国女人的事都是真的，他们认识了很多年，从打仗之前就开始的，这是唯一让他动了真情的女人，其他都是消遣而已。还说我知道了这回事他很高兴，终于可以放过他了。然后我就不知道怎么了，我一定怒火攻心，发了疯。我的手抓过那把枪，就开了火。他喊了一声，我发现我打中了他。他蹒跚着往外廊冲，我追上去又开了一枪。他倒在地上，我站在他旁边不停开枪，直到听到‘咔嗒’‘咔嗒’的声音，我明白枪里已经没有子弹。”

　　她终于说完了，喘着粗气。那张脸已经没有了人味，全被残忍、愤怒和痛苦扭曲了。之前谁也不会想到，这么一个安静优雅的女士能燃起这样如鬼如魔的气焰。乔伊斯先生不由得退了一步，眼前这个女人实在太让人惊恐。那已经不是一张脸，而是一副喷射着疯狂的丑恶面具。然后从另一个房间传来响亮的喊声，那么友善和高兴。是乔伊斯太太。

　　“快来吧，莱斯利，亲爱的，你房间好了。你一定要累趴下了吧。”

　　克罗斯比太太的表情慢慢沉静下来，那些喷薄的情绪，片刻前还如此鲜明，很快被抹平了，就像用手掌抹平一张纸上的褶皱，没过多时，她的脸上又全是宁静，平滑得连皱纹都没了。确实面色还略显苍白，但嘴唇已经化成一个亲切的微笑。她又变回了那个体面甚至尊贵的女人了。

　　“这就来，亲爱的多萝西，给你添这么多麻烦真是抱歉。”

　　注释

　　[1] 首次发表于1924年，收录于1926年出版的短篇小说集《木麻黄树》。

　　[2] 原文Ong Chi Seng，中文姓名仅为译者根据读音推测。

　　[3] Grey’s Inn，伦敦最主要的四所律师培养机构之一。

　　[4] Pillow lace，即bobbin lace，因为在编织过程中需要很多线轴，往往坐下的编织者会在腿上或桌上放一个枕头，线轴会排列在枕头上。

　　[5] Tea gown，女性在家中或非正式的聚会场合穿的连衣裙，设计舒适实用，十九世纪中叶开始流行。

　　[6] 旧时香烟包内附赠的广告小画片。

　　[7] Belanda，马来语中指“荷兰”，位置不详；同句中“新贝兰达”原文为Belanda Bharu。

　　[8] Betong，位于马来西亚砂拉越州（旧称沙捞越）西北部。后文塞兰坦河（Selatan River）所指不详。

　　[9] Million-dollar cocktail，很可能是一位德国调酒师（Louis Eppinger）十九世纪末在日本发明的，但也有说法称其最早源自新加坡。主要由荷兰杜松子酒和菠萝汁调成。 绅士肖像：毛姆短篇小说全集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