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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rage[1]

　　在东方悠游数月，最后到了海防[2]。这是个生意城，没有多少趣味，但我知道在那里总能找到一条送我去香港的船。于是我便要在海防无所事事地等上几日。诚然，下龙湾[3]并不远，算是印度支那半岛的一大名胜[4]，但我对景点确实提不起什么兴致。能在咖啡馆里坐坐就很好，翻一翻过期的《画报》[5]；这里天气不算太热，可以换掉那些热带装束也让我高兴；为了锻炼身体，我还能快步穿过这里宽阔、笔直的街道。海防是个运河纵横的城市，偶然能在河上看到各种当地的船只，一派多彩多姿的鲜活景象，很让人心动。这边有一条运河两岸都是高高的中式屋宇，河道拐弯的那个弧度尤其漂亮。那些屋子的外墙都粉刷过，但涂料有些发黄，还沾染了不少污迹，但在苍凉的天空之下，这些墙壁和灰色的屋顶却构成了别致的画面，有种旧水彩画里那种褪色的优雅。这里你感受不到任何一处地方是用力的，一切都是如此轻柔，带着一丝怠懒，让人不免生出一丝忧伤。至于我为何想起了年轻时认识的一位老姑娘，自己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只想起她戴着黑色的丝绸手套，会给穷人织方披巾，而且分颜色，黑色的织给寡妇，白色的织给已婚女子。她年轻时吃过苦，具体是身体本来不好还是相思成疾，就没人知道了。

　　海防有一份本地报纸，版面不大，印得脏兮兮的，都是密密麻麻的小字，一读墨水都沾在手上。上面有一篇政论、一些无线电收来的消息、几则广告、当地的一些资讯，编辑一定是实在想不出内容了，还登了进出海防的人员名单，不管是欧洲人、中国人，或者本国人，于是我的名字也就位列其中。定好了坐一艘老爷船去香港，临行前一天的上午，我等午餐的时候在酒店的咖啡馆里喝杜本内酒[6]，服务生过来说有位先生想见我。海防我是一个人都不认识的，就问他那人是谁。服务生只说他是一个住在海防的英国人，但不知道名字。这个服务生只会一点点法语，我听不太明白他在说什么，只觉得非常困惑，但让他把那位客人领过来。没过一会儿他回来的时候后面跟着一个白人，他指了指我坐在哪里，那个白人朝我看了一眼，走了过来。他个子很高，远不止六英尺，可以说又胖又肿，红通通的脸刮得很干净，一双浅蓝色的眼睛几乎像是透明的。他身上的卡其短裤很邋遢，短上衣领口没有扣起来，头上一顶破破烂烂的盔帽。我一下推断出这不过是一个海滨上捡漂浮物的流浪汉，来跟我搭讪讨几个小钱，心里盘算着最少出什么价才能把他打发走。

　　他走到我跟前，伸出一只大手，皮肤红通通的，指甲很脏，很多地方都破了。

　　“我想你应该记不得我了，”他说，“我叫格罗斯里，跟你一起在圣托马斯医院[7]学过医，报纸上一看到你的名字，我就想起你是谁了，所以就来见你一面。”

　　我对他一点印象都没有，但还是请他坐下，请他喝了一杯酒。一开始看他的样子，我想他可能会讨十个皮阿斯特，我大概会给五个，现在看起来，他大概会要一百个，而我出五十个能否让他满意也不好说了。这些伸手要钱习惯了的人，往往心里想了一个数目，开口会要两倍，但如果你真照着两倍的数目给他，他反而会不高兴，遗憾自己要得少了。他会觉得是你糊弄了他。

　　“你是医生吗？”我问。

　　“不是，在那个混账地方我就待了一年。”

　　他脱下自己的遮阳盔帽，露出一头浓密的灰白头发，显然是很久没梳头了。他脸上长着奇怪的斑，整个人透露着某种病态。牙齿也蛀得厉害，嘴角望进去很多地方都空了。服务生过来的时候，他点了白兰地。

　　“整瓶拿过来，”他说，“瓶子[8]，听得懂吗？”然后他转过来跟我说：“我在这儿住了五年了，但不知怎么法语就是说不好，我都说东京话[9]。”他往后靠，椅子平衡在两个凳脚上，看着我说道：“你知道吗，我记得你，你那时候总跟那对孪生兄弟进进出出的，他们叫什么来着？跟你比，我应该是大不一样了。我这辈子大部分时间都在中国，你知道的，气候一塌糊涂，把人整得人不人鬼不鬼的。”

　　我还是对他毫无印象，觉得还是先承认比较好。

　　“你跟我是同一年去那儿的吗？”

　　“对啊，九二年。”

　　“像是好几辈子之前的事了。”

　　每年医院都要接收大概六十个年轻的男学生，这些人面对着全新的生活大多都很羞怯、困惑，其中不少甚至是第一次到伦敦。在我眼里，他们就是一个个掠过的人影，找不出什么规律和缘由，最后留下白纸一张。第一年结束之后，有些人会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退学，第二年开始，你才会逐渐认出一个个同学们的特质。可那些特质也不只是他们自己，而是你跟他们一起听过的课，在一张午餐桌上吃过的司康饼、喝过的咖啡，解剖室里同一张解剖台上做过的实验，在沙福兹贝里剧场的正厅后座一起看过的《纽约美人》[10]。

　　仆人端来了那瓶白兰地，格罗斯里（他也未必真叫这个名字）给自己倒了一大杯，没有加水或者苏打，一口干下。

　　“当医生我真的受不了，”他说，“就放弃了。家里人也受够了我，于是我就去了中国。他们给了我一百英镑，让我自生自灭，不瞒你说，能离开家我可高兴坏了，他们受不了我，我也一样受不了他们。反正之后我就再也没有麻烦他们了。”

　　在我记忆深处冒出一个浅浅的念头，就像趴到了意识的边缘，就像海水上了沙滩又退下去，准备加入下一个潮头更有气势地涌来。一开始我似乎想起了某个很不堪的小丑闻，甚至上了报纸。然后我见到了一张男孩的脸，于是一些事渐渐地涌上来——我想起他是谁了。他当时应该不叫格罗斯里，好像是一个单音节的名字，但这点我无法确定。他个子很高（那个形象已经颇为清晰了），人很消瘦，喜欢微微弓着身子，他当时只有十八岁，长得太快，就显得很纤弱。头发是漂亮的棕色鬈发，五官的尺寸都偏大（现在看不出来可能是因为脸又胖又肿），气色特别好，皮肤白里透红，像个姑娘。我想在很多人眼里，他那时长得非常英俊，尤其是女人，但在我们眼里，他就是个笨手笨脚的粗人罢了。除此之外，我还记得他很少来上课，啊，这确切来说应该不是我的记忆，当时大教室里学生太多，很难想起谁来了谁没来。但我记得解剖室里的情形，他的解剖台就在我旁边，他几乎碰都没碰自己面前那条腿；我忘了为什么分到其他部位的一些同学埋怨他不干活，想必是影响了他们。当年解剖某些部位大家私下里聊了不少，隔着三十年有些话又在我耳边响起。后来就有人传格罗斯里花天酒地的故事；他嗜酒如命，而且浪荡不堪。那些学生大多数很单纯，进医学院时头脑中带着的观念都是之前家里、学校里灌输的；有些古板的学生不免为之骇然；另一些专心向学的，则会问他这样要怎么通过考试；但更多人很佩服他，为他而心潮起伏，因为那些事情他们也想做，只是没有那个胆量。格罗斯里有一群崇拜者，你时常看到一圈人围着他，张大嘴巴听他那些出入脂粉堆的传奇故事。回忆层层叠叠朝我压过来。没过多久，他就不再羞涩，一副在花花世界中游刃有余的样子。一个皮肤粉嫩、勉强成年的男孩，摆出那副派头一定很滑稽。周围那些自称为“男人”的同学传递着他的事迹，基本把他塑造成了一个英雄人物。经过医疗展览室，看到那些认真复习解剖学的学生，他会说些尖刻的话嘲笑他们。只有到了酒馆里，他才觉得自在，跟女招待也打得火热。我想他之前在乡村饱受父母和学校的监护，一下沉醉于伦敦的自由自在和激动人心。不过，他的放纵并不害人，一下子忘乎所以，只是年轻人的心性罢了。

　　可那时我们都穷，格罗斯里那么艳丽的玩乐是很费钱的，我们都在猜他怎么付得起。格罗斯里的父亲是个乡村医生，我们好像都知道他给儿子一个月多少生活费。他去天篷剧院的交际区[11]找女伴，那点钱肯定是不够的，也不必说在标准酒吧[12]他请朋友们喝的酒。我们私下里聊起来，都说他肯定债台高筑，语气倒分明都是敬畏。当然典当东西是可以的，但我们都干过，知道一个显微镜不过三镑，而一具骨架才三十先令；我们都在算，格罗斯里一个礼拜的开销最少十英镑。我们那时想象力不足，格罗斯里的生活在我们看来就是最奢靡的生活了。后来是他的一个朋友给我们解了谜——格罗斯里发现了一个财源滚滚的神奇办法，听得我们又好玩又佩服。我们之中肯定没有一个人有那样的头脑，但即使想到了也没有胆量付诸实施。格罗斯里先是去参加一些拍卖会，当然不是佳士得那样的，而是斯特兰德街[13]、牛津街[14]的一些古董行，或是一些私人的拍卖会，有好转手的东西如果价钱便宜，他就买下来，拿到当铺去，能当到的钱比他的竞拍价能高十先令到一英镑。所以他每周都有收入，大概四到五英镑，还说要放弃学医，把这当全职来做。我们那些学生活到现在都还没赚过一分钱，所以心里对格罗斯里都有些崇拜。

　　“我的天，他脑子真是好使。”我们会这样说。

　　“应该找不到比他更精的了。”

　　“百万富翁年轻时候什么样，就是像他这样的。”

　　我们那时十八岁，都觉得自己很懂这个世界，人生中那些还无法了解的部分，我们都很确信懂不懂是无所谓的。可惜考官提问的时候，我们会紧张到答案立马从头脑中消失，或者护士要我们帮忙寄一封信，我们就面红耳赤。后来渐渐传开，校长找了格罗斯里，将他好好地训了一通，警告他如果继续这样大张旗鼓地不顾学业，医学院有各种各样的惩罚措施。格罗斯里气坏了，说他以前上学的时候就受够了这些鬼东西，骂校长是个马脸阉人，别想再把他当成了小孩。他都快十九了，见鬼去吧，他还有什么东西需要别人来教？校长说他喝酒喝太多了，真是狗眼看人低，他的酒量在同龄人之中是翘楚，上周六喝高了又怎么样，这周六他还是打算喝高，谁要是看不顺眼，那就该干吗干吗去。格罗斯里的朋友都很同意，男人不能被这么羞辱。

　　最终的打击还是来了。我记得很清楚，当时我们都多么震惊。估计格罗斯里又有两三天没有见人，但他那一段时间来医院本就越来越随便，所以我们并不奇怪，就算提起，也只说他肯定又喝酒作乐去了；再过一两天，他肯定又脸色苍白地走进来，精彩纷呈地报告他勾搭了怎样一个女子，又过了怎样销魂的一段时光。解剖课是早上九点开始的，为了不迟到还有些手忙脚乱。讲课的老师对自己精致的遣词造句功夫明显非常得意，那天在描述人类骨架的哪个部分我记不清了，教室里专心听讲的人也不多，因为大家都在兴奋地窃窃私语，还有一份报纸偷偷地在长椅间转手。突然老师停了下来。他很会讽刺学生，假装不知道我们叫什么名字。

　　“很不好意思，恐怕我打扰那位绅士读报了。解剖学是一门无比枯燥的学科，但很遗憾，皇家外科医生学会给了我这个任务，不得已请你们略微上点心，好通过解剖学的考试。但哪位绅士如果实在办不到，也完全可以到教室外面去尽情地阅览那份报纸。”

　　正好挨到那一通话的男生可怜极了，头皮都红了，一时之间紧张地要把报纸塞进口袋里。解剖学教授冷冷地盯着他看。

　　“据我判断，先生，你的口袋怕是容纳不下这份报纸的，”他评论道，“你何不大方一些，把它转交给我好了。”

　　报纸从后往前经过一排一排的学生，传到了阶梯教室的中心，这位声名远播的外科医生似乎认为那个男生还不够窘迫，拿到报纸之后又问道：

　　“我可否问一声，那位先生是在报纸上发现了什么，才会看得如此聚精会神？”

　　最后把报纸递给他的那位学生也没有回答，只是点了一下我们刚才都在读的那一段话。我们默默看着教授把它读完，放下报纸，继续讲课。那条新闻的标题是“医学院学生被捕”。格罗斯里赊账买东西，再把它们当掉，最后被带到了地方治安厅，看起来他已经触犯了法律，被法官押候一周，不能保释。大概之前在拍卖会买古玩再当掉的法子长期运用收入不够稳定，他发现还是典当不用付账的东西来钱更快。我们一下课就兴奋地议论起来，我必须承认，我们那时候根本谈不上有什么私产，所以也并不觉得它有那么不可侵犯，没有谁把格罗斯里的罪行看得有多严重；但另一方面，年轻人天生热爱惨剧，大家也都认定他的判决最少是两到七年的苦役。

　　也不知道为什么，格罗斯里后来的命运我一无所知。可能事发正好是在学期末，我们都放假了才宣判的。我也不清楚是地方治安厅的执法者直接处理了此事，还是真的上了法庭。我似乎朦胧有个印象，因为他的越轨之举实在不可胜数，好像还是入狱了，但刑期不长，或许六个星期之类的；但有一点我记得，就是在那之后他没有出现过，又过一段时间，也没有人再想起他来。这么多年之后，居然能回忆起这么多当时的情形我自己也有些意外，好比是翻老相册的时候，突然在某张照片里发现一段本来早就忘却的往事。

　　当然，如果只是面对着这个粗鄙的老头，看着他的白头发和满是斑纹的红脸蛋，我一定认不出当年那个面色红润的瘦长男生。他看上去有六十岁，虽然我很清楚他应该远远没到那个岁数。不知道这么些年他都做了些什么，但至少看起来没有飞黄腾达。

　　“你在中国做什么呢？”我问他。

　　“我在海关港口当一个稽查员。”

　　“是吗？”

　　这也不算一个多么值得夸耀的职位，但我还是尽量不在语气中透露出惊讶来。海关稽查员受雇于中国海关，在各个通商港口工作，职责似乎就是登上船只查有没有走私的鸦片。他们之中很多都是皇家海军退休的一等水兵，和一些没有军衔的退伍军人。扬子江很多地方我都见过他们上船；这些人跟引航员、轮机长关系更好，常有说有笑，但船长对他们就不算特别客气。他们的中文比大多数欧洲人说得都好，而且经常会娶中国女子为妻。

　　“我离开英格兰的时候，发誓不发财绝不回去——可惜后来就是没发财。那时候他们缺稽查员，随便找到一个人都高兴得不得了，当然我指的人是白人了，所以就没打听我之前的事，根本就不在乎你是谁。说实话，能找到那个工作我也开心极了，因为那时候我已经身无分文。本来只打算先做着，找到更好的就换，但后来就一直做了下去，这职位挺适合我的。我的目标就是赚钱，后来发现海关稽查只要找对了门路油水是很足的。我在中国海关干了将近二十五年，走的时候我很乐意打个赌，大部分去那儿当官的都没有我存下的钱多。”

　　他朝我使了个奸诈狡猾的眼神，我大致猜得出他言下之意是什么。但有件事我总想快些有个了断，要是他正盘算着怎么问我要一百皮阿斯特（我已经接受这个数目了），我觉得长痛不如短痛。

　　“希望那些钱你真存下来了。”我说。

　　“当然了，我把所有钱都存在上海了，离开中国的时候全都换成了美国铁路债券。我的信条就是安全第一。骗子我见得太多了，自己绝不会冒险的。”

　　最后那句话我听了舒心不少，就问他愿不愿意留下跟我一起吃午饭。

　　“不不，这就不用了，本来我就不太吃午餐，而且家里也做好了菜等着我呢，我该走了。”他站起来之后我得仰头听他说话。“我说，你晚上去我那儿坐坐吧？我娶了一个海防姑娘，还生了宝宝。我能跟人聊起伦敦的机会很少。不过最好不要在饭点来，我们吃的都是些当地的东西，你大概是吃不惯的，要不就九点钟过来吧，怎么样？”

　　“好啊。”我说。

　　我之前就跟他说过我明天就要离开海防。他让一个服务生找一张纸，好让他把地址写下来。他写字很费劲，像是十四岁的小孩。

　　“让酒店的门僮跟你的黄包车夫说清楚具体位置，我在第二层，没有门铃，你只管敲门就行，好了，晚上见。”

　　他走了出去，我去用午餐了。

　　晚餐之后我喊了一辆黄包车，门僮帮忙跟车夫说清楚了地址。之前提过有一段拐弯的运河，两边的房子让我想起褪色的维多利亚时代的水彩，很快我发现车夫就带着我跑在那段路上，突然他停了下来，指了指一扇门。那幢房子太破旧了，周围的环境也是如此污秽，我觉得车夫是不是弄错了，下车时迟疑了一会儿。格罗斯里应该不会住在这么破败的屋子里，而且深陷在当地人的社区中。我让车夫先别走，推开了临街的门，前面是一条暗黢黢的楼梯。附近一个人都没有，街道整个是空的，简直像是后半夜。我划了一根火柴，小心翼翼上了楼，到了二层又划了一根，发现迎面是一扇棕色的大门。我敲了敲门，没过一会儿一个东京女子开门了，手里拿着一根蜡烛。她穿着这里穷苦人的土黄色衣服，黑色的小头巾裹得很紧；她嘴唇和嘴唇周围都是红色的，应该是嚼了蒌叶[15]，张嘴说话的时候我看到了黑色的牙齿和牙床，当地人的样貌常毁在这里。她说了几句当地的话，然后我就听到了格罗斯里的声音：

　　“快进来吧，我正在想，你是不是今天不来了。”

　　我在黑暗中穿过一个小小的前厅，到了一个大房间，显然窗口对着运河。格罗斯里本来躺在一张长椅上，我进去的时候起来了。他旁边的桌子上有盏煤油灯，之前在读香港出的报纸。

　　“请坐，”他说，“可以把脚搁起来。”

　　“我怎么能占你的位子呢？”

　　“没事的，我坐这边。”

　　他拖过一把厨房用的椅子，坐下去之后把脚搁在躺椅边缘。

　　“这是我妻子，”他用大拇指示意刚刚跟我进来的那位东京女子，“孩子在那边角落里。”

　　我顺着他的目光望过去，靠着墙有个孩子睡在竹席上，盖着一层毯子。

　　“醒了之后吵死人，要是你能看到他顽皮的样子就好了；她马上要生第二个。”

　　我转头瞧了一眼，他妻子的身形的确再明显不过。她个子不高，手和脚都很小，脸是扁扁的，皮肤很灰暗。她看上去不是很开心，但也可能只是怕生。她走出房间，很快回来，带着一瓶威士忌、两只酒杯、一瓶苏打水。我朝周围看了看，再往里走有面屏风，用没有上漆的深色木头做的，我想应该是后面还有一个房间，屏风中间钉着一幅从画报剪下来的肖像，图片中的人物是约翰·高尔斯华绥[16]。作家看上去庄重、温和，像个绅士，但我想不出来他和这户人家有什么关系。另外三面墙都粉刷过，但除了有些发黄，还沾染了不少污迹。墙上还钉着从《画报》[17]和《伦敦新闻画报》[18]上剪下来的图片。

　　“图片都是我钉上去的，”格罗斯里说，“就觉得能让这地方看上去更像个家。”

　　“怎么会想到要钉一张高尔斯华绥的呢？你喜欢读他的书吗？”

　　“不是，我都不知道他是个写书的。只是喜欢他那张脸。”

　　地板上还铺了几张破旧的藤席，角落里一大堆《香港时报》。能算得上家具的，只有一个洗手池架子，两三张厨房椅，两张桌子，还有一张柚木大床，是当地的样式。这个家污秽、凄惨，也毫无生活的喜气。

　　“这地方还不错，是不是？”格罗斯里说。“我是挑不出什么毛病。有几回也想过搬家，但恐怕我是会一辈子住这儿了。”他呵呵一笑。“我到海防只准备停四十八小时的，结果一待就是五年。我当时正要往上海去。”

　　他沉默了。我想不到要说什么话，也就没出声。那个小巧的东京女子跟他说了一句什么，我当然听不懂当地话，格罗斯里答了一句。他又沉默了一两分钟，我觉得他看我的时候像是要问我一件事，但不晓得在犹豫什么。

　　“你在东方到处旅行的时候，有没有试过抽鸦片？”他最后终于问了，像是很随意。

　　“就抽过一次，在新加坡，我就觉得应该体验一下。”

　　“结果如何？”

　　“说实话，没觉得有什么激动人心的。原先还以为我会体验最美妙的情绪，会见到德·昆西说的幻象，但唯一的感受就是一种舒服，像你从土耳其蒸汽浴室出来，躺在散热房里，然后我头脑中起了些奇异的变化，似乎所有的意识都变得极为清晰。”

　　“我明白。”

　　“我当时感觉到二加二真的就等于四，这件事不可能再有丝毫疑问了。可第二天一早——我的头都快裂开了，吐得昏天黑地，从早吐到晚，把我的魂都吐出来了，一边吐我一边痛苦地对自己说：居然有那么多人把这当享受。”

　　格罗斯里一仰，靠在椅背上，低沉地笑了几声，听不出开心。

　　“我想你抽的应该是劣质烟，要么就是你一下子上得太狠了。他们看你什么都不懂，就给你一些已经被抽过的烂东西，谁都会反胃的。你想现在再试一次吗？我这儿有些烟保证是好东西。”

　　“不用了，对我来说一次就足够了。”

　　“我现在抽一筒你介意吗？这种天气真的是需要鸦片，能让你不得痢疾，我一般每天这个时候都会抽两口。”

　　“请自便。”我说。

　　他又跟他妻子说了些什么，那个女子提起嗓子刺耳地喊了一声。木屏风后面有人答应，过了一两分钟一个老太太出来了，端着一个盘子。这已经是个完全干瘪、枯瘦的老人，进来之后朝我客气地笑了笑，她的嘴唇也一样沾了颜色。格罗斯里站起来，走过去躺在床上。老太太把托盘放在床上，上面是一盏酒精灯、一杆烟枪、一根长长的针，还有一个小圆盒子，里面是鸦片。她蹲坐在床上，格罗斯里的妻子也上了床，背靠着墙盘腿坐下。格罗斯里看着老太太用针插着一颗鸦片丸子放在火上烤，直到它滋滋作响，然后把它塞在烟枪里。她把烟枪递给格罗斯里，他接过来深深地吸了一口，含了一会儿，吐出一大团灰色的烟云。他把烟枪递回给老太太，她又接着做起了第二筒烟。没有人说话。格罗斯里连着抽了三回，然后又重重地坐回到他的椅子上。

　　“天呐，我觉得舒服多了，前面觉得累坏了。那老婆娘，做得一手好烟。你确定不来一口吗？”

　　“很确定。”

　　“随便你，那就喝点茶吧。”

　　他跟他妻子说了句话，她爬下床，出了房间，很快端来了一个小瓷壶，两只中国碗。

　　“你也知道，这里很多人都抽鸦片，要是不过量的话，一点害处都没有。我每天不会超过二十到二十五筒。要是能控制在这个量上，可以抽好多好多年。有些法国人每天要抽四十到五十筒，这就太多了。我从来不这么抽，除非有时候想要犒赏一下自己。抽鸦片对我从来没坏处，这是实话。”

　　我们一起喝着茶，是一种隐约带着些香味的淡茶，喝在嘴巴里觉得清爽。他的妻子又回到床上，没过一会儿就蜷缩在格罗斯里脚边睡着了。格罗斯里每次都连抽两到三筒烟，抽的时候完全心无旁骛，但不抽的时候话又特别多。我提了几回想走，他都不让。夜渐渐深了，有几回他抽烟的时候我也瞌睡了一下。格罗斯里一直在说，把他的事全都告诉了我，而我开口只是偶尔接个话罢了。我没有办法把他的话照搬过来，他不停在重复自己，除了啰唆，讲得也乱七八糟，后面的事提几句，再早先的事提几句，时间脉络要我自己整理；有时候我也看出来，他怕自己吐露太多了，故意将某些事按下不表；有时候他撒了谎，只能从他给我的微笑和眼神里推断实情。他不知道该怎么形容自己的感受，只丢出一堆陈词滥调、粗话脏话，或者是俚俗的比喻，意思也只能靠揣测。我心里一直在追究他真名叫什么，就在嘴边，但始终想不起来，让我颇为烦躁，也说不上来这到底有什么要紧的。一开始他对我有些猜忌，我想了想才明白还是他当年在伦敦的妄行和入狱，这些年来一直是种见不得人的折磨，有朝一日被人发现的恐惧始终纠缠着他。

　　“你到现在还想不起来我在医院里的样子吗？”他说道，眼神就像要看穿我。“你记性肯定很糟糕。”

　　“见鬼去吧，那可是三十年前的事了，想想看，这三十年我见了多少人，想不起来很正常，就像你也不怎么记得我一样。”

　　“说得对，恐怕是挺正常的。”

　　他似乎安心了，抽足了鸦片之后，那个老妇人给自己也烧了一颗烟丸，抽完之后躺到了孩子睡觉的席子上，缩在孩子身侧。她一动不动，我想应该是一倒下就睡着了。等我终于出了那户人家，车夫也蜷缩在黄包车的踏板上睡着了，而且睡得很香，我推了推才醒。那里的路我认识，想要活动腿脚，呼吸一些新鲜空气，就给了他两个皮阿斯特，让他先走。

　　而我带走的这个故事很不寻常。

　　格罗斯里跟我讲了他在中国的那二十年，我听的时候只觉得可怕。他说他赚了些钱，具体多少没说，但听他的口气，应该在一万五到两万英镑之间。对于一个海关稽查员来说，确实算发财了。这个数目不可能是光明正大得来的，对于他的工作，具体的细节我知之甚少，但从那些突然的缄口不言，和那些奸笑和暗示，我多少猜得出，只要回报足够诱人，没有哪种下作的交易是他看不上的。而回报最丰厚的我想就是走私鸦片了，而且他既然在那个职位上，不但来钱容易，又很安全。听他说，上级时常觉得他有猫腻，但又始终证据不足，无法采取行动。他们只把格罗斯里在不同的港口间调来调去，以为能限制他，其实根本没有用；他们也一直在暗中监察，但格罗斯里对他们来说太聪明了。我发现他说的时候也很为难，一方面是怕说得太多，暴露本性，一方面又很渴望跟我炫耀他有多狡猾。中国人非常信任他，这让格罗斯里很得意。

　　“他们明白我是靠谱的，”他说，“这让我得了不少便宜，但我从来没有骗过一个中国人的钱。”

　　说到此处，他似乎在得意自己有多正直。中国人发现他喜欢文玩，就时常送他、卖他一些小玩意儿；他从来不问这些东西的来历，只要便宜就行。存了一些就寄到北京去卖，盈利很是可观。我想起他的商业之路起步就是在拍卖会上买古董拿去典当。靠这些不光彩的运作和琐碎的蒙骗，他二十年如一日，集腋成裘，每一镑挣来都投资到了上海去。他平常过得很清贫，一半的收入都能存下来，放假从来不回国，因为不想浪费钱。他也不跟中国女子有任何往来，因为任何难以脱身的牵绊都要避免。他不喝酒。心里唯一的渴盼就是存够了钱回英国去，青少年时期被硬生生地拽走，他要夺回那种生活。除此之外他什么也不需要。在中国的日子就像活在一个梦里，他对周遭的生活毫不关心，那些五彩斑斓和光怪陆离，对他毫无意义。在他的眼前，永远是一片伦敦的海市蜃楼，那里有标准酒吧，他正站在吧台边，一只脚踩在踏栏上；那里有帝国音乐厅[19]和天篷剧场的交际区，和他挑中的风流女子；那里有音乐厅里的“正喜剧”[20]和喜乐剧场[21]的音乐喜剧。这才是生活，才是爱，才是冒险。这才是浪漫。这才是他全心渴望的东西。他像隐士一般生活了这么多年，心心念念的生活却如此粗鄙，简直让人刮目相看，心志软弱的人可是做不到的。

　　“你看，”他对我说，“那时候放假就算能回英国我也没回，我要等到不用再出来的时候，风风光光地回去。”

　　他想象自己每天晚上都能穿正装出门，纽孔里插着一朵栀子花；他想象自己穿着大衣、带着棕色的帽子出现在德比马赛[22]上，如何潇洒地将小望远镜挂在肩头；他想象自己扫了一眼那些姑娘，挑了一个自己心仪的。他已经想好了，回伦敦的第一晚要喝得人事不省。过去二十年他都没有喝醉过，因为工作的关系，他必须时刻耳聪目明、保持清醒。而且他得小心，回去的船上也不能喝醉，要把它留给伦敦。啊，那会是怎样的一个夜晚！他想那一晚想了二十年。

　　我不知道格罗斯里后来离开中国海关是为了什么，或许是那里警觉起来，不好下手了，或许是正常的工作年限本就到了，或许是他存到了心里设下的数额，但不管怎样，他终于启程回国了。他坐的是二等舱，到伦敦之前不准备花钱。他在杰明大街[23]找了一个住处，这么多年他一直想住到这条街上来，然后立马找了一家裁缝店订了一套衣服。派头是最要紧的。之后他在城里转了转，发现跟记忆中不一样了，车多了不少，让他没了方向。他去标准酒吧，发现他之前闲坐、喝酒的酒吧已经没有了。以前手里有闲钱的时候，他喜欢去莱斯特广场的一家餐厅吃饭，这回也找不到，想必是拆掉了。到了天篷剧场，气坏了，女人都没有，接着去了帝国音乐厅，一看连交际区也没了。这个打击不小，他只觉得困惑，但二十年过去了，有些变化也很正常，算了，要是什么都做不了，喝醉总可以吧。之前在中国得过几次热病，回国天气一变，他又不太舒服了，四五杯下肚，他只想着躺下睡觉。

　　后面很多天都像是照着第一天复刻的。哪里都不对。格罗斯里跟我讲他如何接二连三地失望，声音都变得尖利、怨毒。老地方都没了，脸都是陌生的，他发现交朋友变得很不容易，居然会觉得孤单，之前怎么会想到在伦敦这么大的城市里会孤单。他找到问题所在了，伦敦变得太大了，这已经不是九十年代初他所认识的那个欢快、亲切的地方。这个城市已经毁了。他也找了几个姑娘，但她们都不像记忆里那般可爱，那般有意思了，而且他慢慢意识到，这些姑娘都觉得他是个不入流的家伙。他那年刚过四十，但在大家眼里已经是个老头，他想要结交酒吧里的那些年轻人，但没人搭理他。那些年轻人再怎么自以为是，一个个的都不会喝酒，格罗斯里要让他们见识见识什么叫酒量。他每晚都喝醉——这么个破地方不喝酒又能干吗？只不过第二天又太难受了。他觉得这都是被中国的天气害的，学医的时候，他可以每晚一瓶威士忌，第二天依旧清新得像朵小雏菊。他越来越多地想到中国，想起的好多东西他都不知道自己曾留意过。在中国的那些年他其实过得不赖。非要远离那些中国姑娘，或许是他犯傻了，其中有几个还是挺漂亮的，而且也不像这些英国姑娘那样会装腔作势。有他的财力，不管是谁在中国都能过得很开心，他可以养一个中国女子，参加当地的俱乐部，里面有不少值得往来的朋友，大家可以一起喝酒、打桥牌、打桌球。他记得那些中国店铺，想起街上的喧嚷，那些负重的苦力，港口林立的帆船，还有河岸上的宝塔。之前在中国的时候，他似乎从来不会想到它，可现在，说真的，他脑子里全是这个国家，简直成了一个心结。真是件滑稽的事。他慢慢觉得伦敦不是一个适合白人生活的地方。说得简单点——这城市已经完蛋了，有一天他突然生出个念头，觉得回中国也不错。当然这很胡闹，他像个奴隶似的苦干了二十年，就为了在伦敦享受一番，结果又回中国生活，岂不是荒唐。凭他的积蓄，不管到了世界任何地方都应该能活得很自在才对。但不知怎么的，他脑子里除了中国，别的什么想法都没有。那天去电影院，看到一个场景拍的是上海，这事就算定下来了。伦敦他受够了，他讨厌这里，本来就想走，这回一走，他就不准备再回来了。回英国一年半，却好像比在东方那二十年都来得长。他坐上了从马赛开出的一艘法国船，看着欧洲一点点没入地平线，他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到了苏伊士，第一丝东方的气息迎上来的时候，他知道自己的决定是对的。欧洲完了。你只能往东方去。

　　他在吉布提[24]上过岸，在科伦坡和新加坡也下了船，他们在西贡停了两天，但他却一直留在船上。酒喝得太多了，身体总觉得有些不畅快。可船到海防，他知道要停四十八个小时，心想不如就上岸去看看。海防是抵达中国前的最后一站了，他们的目的地是上海，等到了那里，他想好了先找家酒店，到处看看，之后就找个住处，包养个女子。他还要买一两匹马，参加跑马赛。在东方交朋友会很容易，他们不像伦敦人那么傲慢、冷漠。在海防下了船，他去一家酒店吃了饭，饭后坐上一辆黄包车，跟车夫说他要找个女人。车夫就把他送到那幢我坐了好久的破房子里，见到了那个老太太，还有那个已经替他生儿育女的姑娘。过了一会儿，老太太问他要不要抽大烟。之前他对鸦片心有忌惮，从来没试过，但现在他想不出为什么还要躲着。那一晚他感觉不错，那个姑娘也让人高兴、惹人怜惜，她有点像中国姑娘，身材小巧，面容娇美，像个仙子。于是，他就抽了几筒烟，心绪祥和、通体舒泰。他那一晚都没有走，也没有入睡，只是躺在那里，既是休息，也想了很多事。

　　“我的船要往香港去了，我还留在那屋里，”他说，“船走了，我一直没走。”

　　“你的行李怎么办？”我问。

　　我常有这样不上台面的好奇，很关心那种浪漫的人生是如何跟实际的细节相牵绊的。小说里，身无分文的情侣开着加长跑车翻山越岭，我总忍不住要问，他们哪来的车和油费；亨利·詹姆斯笔下的人万般细腻地权衡他们的处境，我却在想，他们中间是否需要休息，如何解决生理所需。

　　“我就一个装衣服的箱子，其实我这人，除了身上一套衣服，别的什么都不需要，不过我还是跟这姑娘坐黄包车去取了行李，想着等下一班船来了再走。你看，离中国这么近了，可以稍微等一等，适应一下，你懂吧？”

　　我懂，这最后几句话让我把他看明白了。我知道，中国近在咫尺的时候，他害怕了。英国给他的失望本就很难承受，他不敢再让中国经受类似的考验。要是再失败，他将一无所有。这么多年来，英国都是沙漠中的海市蜃楼，但终于不再抗拒诱惑，走到它跟前时，那闪亮的水潭、绿莹莹的棕榈树和草地都不过是翻滚的沙丘。现在他至少还有中国，只要不见到它，它就一直在那里。

　　“不知怎么的，我就住下来了。你知道吗，日子过得好快，你想都想不到。想做的事情一大半都来不及做。归根结底，我在这儿很舒服。这老太婆做的烟确实好，还有我那姑娘，也让我很开心，还有那孩子，这小混球好玩得很。如果你在一个地方过得很开心，再去别的地方意义何在？”

　　我又四下看了看这个空荡荡的房子，到处是污秽，没有一丝温馨，你总觉得他该有一两件私人物品，能给他一点点家的意味，我也找不出来。这本是个花柳之地，让欧洲人抽鸦片的烟馆，格罗斯里租下了这个暧昧的屋子，依旧让这老妇人管着，一切维持原样，而他自己，与其说是生活在这里，更像是找了个歇脚的地方，好像第二天就要打包些随身的东西离开。过了一会儿他回答了我的一个问题：

　　“我这辈子，还没有像现在这么开心过。也时常想到或许哪天就去了上海，但大概是永远不会去了。至于英国，对天发誓，我是绝不可能再回去的。”

　　“没有人聊天有时候不会太寂寞吗？”

　　“不会的，时不时会有中国的商船靠岸，船长可能是英国人，轮机长可能是苏格兰人，我就上船跟他们聊聊过去的事情。镇子上还有个老头，法国人，之前在海关做事，能讲英语，我有时候也会去找他。但实际上，我并不是很需要别人。我很喜欢想事情，这时候被打扰我会很难受。你知道，我的烟瘾不大的，早上抽一两筒，肚子舒服一些，然后要到晚上再抽。然后我就想事情。”

　　“想什么呢？”

　　“哦，各种各样的事，有时候想想伦敦，我还是个小孩的时候是什么样的，不过大多数时候想的是中国。想到那些开心的时候，我是怎么赚钱的，想起我认识的那些朋友，还有那些中国人。好几回都只差那么一点点，但我还是逃脱了。还会想到，当时我可以找的那些姑娘，要是真跟她们住在一起会怎样。一个个都那么娇小可人。现在有些后悔当时躲那么远了。中国，那真是个了不起的国家，我太喜欢那些店铺了，都有一个老头蹲在那儿抽水烟，还有那些店招。那些寺庙。天呐，男人就该住在那种地方，那才是活着。”

　　海市蜃楼在他眼前闪耀。幻象支撑着他。

　　他是幸福的。我不知道他会有怎样的结局。不管怎样，结局还很遥远，或许人生之中这是他第一次把握住了此时此刻。

　　注释

　　[1] 作为短篇小说首次收录于1951年出版的三卷本《毛姆短篇小说全集》；曾出现在1930年出版的游记《客厅里的绅士》中。

　　[2] Haiphong，越南北部城市。

　　[3] 位于河内以东一百七十公里的东京湾内，分布其中的大小岛屿约两千座。

　　[4] 原文为德语。

　　[5] L’illustration，1843年创刊于巴黎，因为“二战”时和贝当政府合作，1944年被迫停刊；每周发行一期，涉及世界各地的风土人情。

　　[6] 一种法式开胃甜酒。

　　[7] St.Thomas Hospital，位于泰晤士河南岸，有医学院。毛姆本人1892至1897年在此学医，同年入学约六十人。

　　[8] 原文为法语。

　　[9] Tonkinese，指越南北部地区（古称“东京”）的方言。

　　[10] The Belle of New York，1897年于百老汇上演；1898在伦敦沙福兹贝里剧场上演，大致讲了一个姑娘用计让爱人重新获得他父亲遗产的故事，红极一时，在这里共演出697场。此处所指的沙福兹贝里剧场指运营于1888和1941年间的剧场，和今日伦敦的同名剧场不同。

　　[11] Promenade，当时的演出场所很多在二层设有交际区，可以看到舞台，没有座位，供宾客社交，当时此类区域的娼妓越来越多，成了一个社会问题。

　　[12] Criterion，位于皮卡迪利广场，1873年开业的餐厅和剧院。

　　[13] Strand，伦敦中部街道，十九世纪末期应是酒馆和剧场林立的娱乐街。

　　[14] Oxford Street，伦敦西区街道，十九世纪末从住宅区转型为购物街。

　　[15] 应指嚼槟榔时常混合蒌叶和蚌粉，会产生红色汁液。

　　[16] John Galsworthy（1867—1933），英国小说家，最有名的作品是多部以福尔赛一家为题材的家族纪事。

　　[17] The Graphic，每周出版的英国画报，创立于1869年，在艺术世界影响深远，1932年停刊。

　　[18] The Illustrated London News，创刊于1842年的周报，是历史上最早出现的“新闻画报”。

　　[19] Empire，位于伦敦莱斯特广场，1884年开业，是当时最热门的演出场所之一。

　　[20] Serio-comic，演员交替表演严肃和滑稽的歌曲，穿插闲聊和与观众互动，可以说是脱口秀的一种原始形态。

　　[21] Gaiety，1864年建成，1868年更名为“喜乐剧场”，十九世纪后期在“音乐喜剧”上影响力巨大。

　　[22] Derby，始于1780年的英国传统马赛之一，每年六月在萨里郡埃普瑟姆丘陵举行。

　　[23] Jermyn Street，位于伦敦中部，与皮卡迪利街相邻，传统上有很多男性服饰的商铺。

　　[24] Djibouti，非洲东北部国家。 绅士肖像：毛姆短篇小说全集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