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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Man with the Scar[1]

　　我最初注意到他就是因为那条伤疤，又粗又红，像一弯新月，从耳朵挂到下颚。我在想这不知是军刀还是炸弹碎片造成的，但那次受伤必定非同小可。那是一张胖胖的圆脸，一副好脾气的样子，所以伤疤更显得突兀。他的五官也不引人注意，表情都很单纯，但人倒是个粗壮有力的大个子，放在一起颇不相称。身上总是一件非常破旧的灰色西服，卡其衬衫，头戴一顶破烂的阔边帽；我没有见他穿过别的衣服。总之是个远远谈不上干净的人。以前在危地马拉城的皇宫大酒店，每天到了喝鸡尾酒的时候[2]，他都会悠闲地四下走动，向客人兜售彩票。如果这是他的生计，那他一定过得很凄凉，因为我从来没有见谁买过；不过有时倒看到别人会请他喝酒——他从来不会拒绝。他在酒桌间穿梭时，有种左右摇摆的步态，就好像这是一个经常会走远路的人；每到一桌都会停下，微笑着报出自己要卖的号码，要是没有人睬他，就保持微笑到下一桌去。我觉得他很多时候其实都有些喝晕了。

　　有一天傍晚，我跟一个熟人站在吧台边喝酒（皇宫大酒店的干马提尼是一流的），一只脚搁在吧台下的横杆上，这时带伤疤的男人走了过来。他又拿出他的彩票供我选择，我到危地马拉城之后，这大概是第二十回了，我还是摇了摇头。但我的这位酒友很和气地跟他点头。

　　“你好吗[3]，最近如何呀？”

　　“还行吧，生意就不怎么好了，但总算没有更糟吧。”

　　“将军你喝点什么？”

　　“来杯白兰地。”

　　他一口把酒闷了，将杯子放回到吧台上。他朝我的这位朋友点了点头。

　　“谢谢。再见。”

　　接着他就一个转身，把彩票出示给站在我们旁边的一个人。

　　“你这位朋友是谁？”我问道。“脸上那条伤疤还挺吓人的。”

　　“添了条伤疤没有变更好看，是吧？他是从尼加拉瓜来的一个逃亡者。的确是个暴徒不假，是个土匪，但人也不算坏；我时不时地就给他几个比索。他之前是个领导革命的将军，要不是最后弹药不够，应该已经推翻政府，当上战争部长了，而不是在危地马拉卖彩票。当时他被抓住，一起被抓的还有几个他的所谓幕僚，被带到军事法庭审判；你也知道，那种国家像这样的事都很草率，然后他就被判了死刑，第二天一早枪决。我想他当时被抓就该知道自己是什么结局了。那天晚上他和其他几个人关在一起，一共五个，于是就打扑克打发时间，用火柴当筹码。他说他手气从来没有这么差过；他们打的是不用整副牌的‘双J开局’[4]，但他从来都拿不到好牌，打了一宿，赢钱不会超过五六次。每次买了一堆筹码转眼就没了。等到士兵天亮的时候来牢房提犯人去行刑，他输掉的火柴正常情况下一个人一辈子都用不完。

　　“他们被带到监狱的天井里，让他们肩并肩靠墙站着，对面就是行刑队。当时进程停了下来，我们这位朋友问管事的人，到底还在磨蹭什么。长官说，政府军的将军想来看一看，所以他们在等。

　　“‘那应该有工夫让我再抽根烟了，’我们的朋友说道。‘那人总是迟到。’

　　“可烟刚点着，将军就到了——顺便说一句，就是圣伊格纳西奥，不知道你有没有见过——带着他的副官进了天井。正常的过场全走了一遍，圣伊格纳西奥问那些死刑犯在行刑前还有什么愿望。五个人之中有四个人摇了摇头，但我们这位朋友说话了。

　　“‘我有，我想跟我妻子道别。’

　　“‘好的，’政府军将军说道，‘这个要求我不反对。她人在哪里？’

　　“‘她等在监狱门口。’

　　“‘这么说来，拖延起来也不会超过五分钟。’

　　“‘连五分钟都不用，将军先生。’我们的朋友说道。

　　“‘先把他带到一边。’

　　“两个士兵走上前去；他被两人夹着，走到了一个指定地点。行刑队的主管看到将军点头示意，立马发出号令，只听得一阵刺耳的枪响，四个人倒下了。奇怪的是他们并不是同时倒下的，而是一个接着一个，动作简直怪诞，就像儿童剧场里的牵线木偶。其中一个士兵走过去，用他的左轮手枪朝一个还没死的囚犯身上又补了几发子弹。我们的朋友抽完了烟，把烟蒂随手扔掉。

　　“大门口略微有些吵闹，一个女人快步冲到天井中来了，但半路把手放在胸口，停了下来。然后又喊了一声，伸出双臂跑上前去。

　　“‘唉呀。’政府军的将军感叹道。

　　“她穿了一身黑色的衣服，盖着头纱，脸上煞白。她不过还是个少女，一个轻盈的小东西，除了一双大眼睛，五官都端庄、小巧。而眼睛虽大，里面都是憔悴和痛苦。她一路跑过去的时候，嘴巴微微张开，一脸的哀伤那么动人，旁边那些麻木的士兵看到她，都惊讶地深吸一口气。

　　“这个叛乱者朝姑娘走了几步迎接她，等姑娘冲进自己的怀里，他用粗哑的嗓音动情地喊了一声：我的心，我的魂，然后吻上了她的双唇。就在这时，他从自己破烂的衬衫里抽出一把小刀——我完全不知道他是怎么留着这种东西的——一刀捅在姑娘的脖子上。血管被割断，鲜血喷涌出来，把他的衬衫也染红了。这时他用双臂搂住那个姑娘，再次亲吻了她。

　　“一切发生得太快了，很多人都没弄清是怎么回事，但还有一些人全都惊恐地呼喊起来，冲上去擒住了他。他们把他的手掰开，要不是那个副官接住，姑娘就会直接倒下。她已经没了知觉。那些人把她放在地上，站在周围惊慌失措地看着。这个叛乱者知道自己下手的地方，血是肯定止不住的。只过了一会儿，跪在姑娘身边的副官站了起来。

　　“‘她死了。’他轻声说道。

　　“叛乱者在自己胸前画了个十字。

　　“‘你为什么这么做？’政府军的将军问他。

　　“‘我爱她。’

　　“挤在周围的人似乎都叹了口气，表情古怪地看着这个杀人犯。政府军的将军一言不发地注视着他。

　　“‘这是个高贵的举动，’他最终说道，‘我没法处死这个男人。开我的车，把他送到国境线吧。先生，这是一个勇士对另一个勇士起码的敬意。’

　　“听到这句话的人忍不住发出一阵赞同的低语。副官拍了拍叛军领袖的肩膀，然后又是在左右两个士兵的陪伴下，他走向了等在一边的轿车。”

　　我的朋友说完了，我一时也没有做声。我得解释一句：他是个危地马拉人，以上都是用西班牙语说的。我已经尽力把他的话翻成像样的英文，不过并没有淡化他那些浮夸的语言。说实在的，我觉得这个故事就该这样去讲。

　　“可他脸上的伤疤是怎么来的？”我最后问道。

　　“啊，那是我开饮料的时候，瓶子爆了。就一瓶干姜水。”

　　“我从来都不喜欢干姜水。”我说。

　　[1] 首次发表于1925年，收录于1936年出版的短篇小说集《四海为家之人》（Cosmopolitans）。

　　[2] 通常为下午四点到六点。

　　[3] 此处原文为西班牙语，本篇以下仿宋体字皆同。

　　[4] Jacks to open，也称Jackpot，一种牌戏，须持牌大于一对J方可开局下注。 人性的因素：毛姆短篇小说全集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