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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65年11月，菲尔德探长派大个子探员黑彻利来告诉我，狄更斯的“病人”爱伦·特南6月在火车事故中受的伤已经大致复原，既能出席她未来姐夫安东尼·特罗洛普的哥哥举办的舞会，更能在舞会中翩翩起舞。

　　她的发上别着鲜红天竺葵。

　　到了那年的圣诞节，菲尔德探长屡屡埋怨我，他说他提供给我的信息远多于我给他的。虽然那年秋天狄更斯在车祸事故后的缓慢恢复期当中数度邀请我到盖德山庄做客，我跟他也多次在城里用餐或参加各项活动，但我们并没有再认真讨论过祖德这个话题。仿佛狄更斯不知怎的知道我和诡计多端的菲尔德探长订立了背叛他的盟约。只是，如果真是这样，那他为什么还继续邀请我到他家、继续写信来闲聊生活大小事，还跟我在伦敦某些我们最喜欢的地方共进晚餐？

　　总而言之，菲尔德探长听我一五一十转述狄更斯跟祖德见面的情景之后的隔周，就告诉我狄更斯骗了我。

　　如果真是这样，那么世上就没有狄更斯告诉我的那些地下河支流的存在；没有通往另一条河流的隧道；没有数以百计的穷人被赶到地底下之后的栖息地；在这条无人知晓的地底尼罗河岸也没有埃及神庙。若非狄更斯为了隐瞒前往祖德巢穴的路线而骗了我，就是他一手捏造了全部经过。

　　菲尔德探长很不高兴。显然他带着手下花了几小时甚至几天，不眠不休地在底下搜索那些墓室、壁龛和下水道……却一无所获。他总是在我们偶尔碰面的低迷气氛中告诉我，这样下去他永远逮不到祖德，直到老死都讨好不了他在伦敦警察厅那些老长官，他的退休金和昔日声名也都恢复无望。

　　尽管如此，那年冬天菲尔德探长仍然继续提供我消息。秋天那段时间狄更斯完成了《我们共同的朋友》之后，一面欣赏它在《一年四季》的最后几章连载，一面租下伦敦海德公园附近的索斯威克街6号。这没什么奇怪的，两年前他就曾经在这栋房子的街角租过一栋类似的屋子，方便他在伦敦参与各项社交活动，而靠近海德公园这栋新房子主要是方便他女儿玛丽进城跟朋友聚会时使用。其实这种机会寥寥无几，因为当时伦敦社交圈似乎都想避开凯蒂和玛丽这两姐妹。

　　所以在海德公园附近租个房子一点儿都不值得大惊小怪。但是，诚如几星期后菲尔德探长对我眨眨眼，用他的肥手指摸摸鼻子明示暗示时所说，狄更斯在斯劳镇租的两栋小房子就可疑得多：其中一栋是在镇上闹市区的伊丽莎白别墅，另一栋则在四百米外的教堂街上。当时由于圣诞节脚步接近，所以我是一段时间后才听说这件事的。后来菲尔德探长还告诉我，狄更斯是以崔林翰这个姓氏承租这两处住宅的：租伊丽莎白别墅的是查尔斯·崔林翰；租教堂街上那栋的叫作约翰·崔林翰。

　　后来菲尔德探长又告诉我，有一段时间教堂街那栋房子一直空着，后来有位特南太太带着她女儿爱伦入住。

　　“我们想不通狄更斯为什么用崔林翰这个姓氏。”新年过后我跟菲尔德探长一起走在我住家附近的多赛特广场周边时他说道，“这看起来不是什么重要线索，表面上看来是这样。可是干我们这一行，如果能够了解某人做龌龊事为什么选择某个化名，这对案情总是有帮助。”

　　我假装没听见“龌龊事”这个词，只说：“我跟狄更斯一起办的杂志《一年四季》办公室附近的威灵顿街上有一间烟草店，店老板跟我和狄更斯都很熟，名叫玛莉·崔林翰。”

　　“哦。”菲尔德探长应了一声。

　　“不过我不认为他的化名从那里来。”我补了一句。

　　“不是吗？”

　　“不是，”我说，“探长，你知不知道托马斯·胡德1839年发表的一篇故事？”

　　“应该不知道。”菲尔德有点儿恼怒。

　　“是关于小镇闲言闲语的故事，”我说，“里面有一首小诗……”

　　“在多嘴多舌的小镇崔林翰

　　听尽口耳相传的飞短流长……”

　　“哦……”菲尔德探长又应了一声，只是这回似乎带着更多信服，“嗯，狄更斯先生，或者崔林翰先生，随他高兴……大费周章地隐匿他在斯劳的行踪。”

　　“怎么说？”我问。

　　“他给朋友的信件里签署的地名是伊顿，还跟朋友说他只是到附近的公园散步。”菲尔德探长说，“而且他从斯劳横越偏僻田野，走几公里路到伊顿火车站，一副他希望被人看见的样子——如果有人看见的话——他在伊顿等待回伦敦的火车，而不是在斯劳。”

　　我停下脚步转头问菲尔德：“探长，你怎么知道狄更斯先生在私人信函里跟朋友说了什么？莫非你偷拆别人信件，或盘问他朋友？”

　　菲尔德探长笑而不答。

　　亲爱的读者，这些都是1866年春天才会发生的事，现在我必须回到1865年那个怪异得叫人难忘的圣诞节。

　　狄更斯邀请我到盖德山庄过圣诞节，还在信里建议我住到新年假期结束，我一口答应。“管家和管家的妈妈应该能谅解。”他在邀请信里以他一贯的戏谑风格称呼哈丽叶（随着她年纪渐长，我们渐渐改口喊她凯莉）和她妈妈卡罗琳。我不知道卡罗琳和凯莉是不是真的能谅解，会不会埋怨我那个星期不在家，反正我不在乎。

　　我搭火车往查塔姆镇的短短旅程中，手里拿着《一年四季》的圣诞节特刊。这本杂志我也写了文章，里面还登载了狄更斯的圣诞故事《街头小贩》。我思索着狄更斯近期作品里那种百转千折的布局。

　　我就从狄更斯的最新作品说起。

　　或许只有小说家（或者像亲爱的读者你这样的未来世界文学评论家）才能读出另一名小说家字里行间隐藏的信息。

　　《街头小贩》既是狄更斯这篇小故事的书名兼人物，也是我们这个时代常见的名词，指的是那些穿街走巷兜售廉价物品的销售员。这篇故事描写有个男人妻子离开他，唯一的孩子也死了，而他基于职业的缘故，必须在世人面前隐藏内心的情感。狄更斯描绘的这个角色可说是“街头小贩之王”，碰巧对一名有着“姣好面孔和亮丽秀发”的少女产生了父亲般的怜爱。难道这是狄更斯自己拐弯抹角的写照吗？那个年轻女孩就是爱伦·特南吗？

　　当然，狄更斯毕竟是狄更斯，那个面容姣好秀发亮丽的女孩碰巧又聋又哑。狄更斯的圣诞故事怎么可以少了凄楚与滥情？

　　“看见站在垫脚箱上的我们，”街头小贩在观众面前聊起他自己的经历，“也许你愿意用你的全部财产交换我们的角色。看见走下垫脚箱的我们，你宁可花更多钱来取消交换协议。”

　　狄更斯是在向我们透露他看似风光的公众人物生活，与远离众人目光后那份黯然神伤和蚀骨寂寞之间判若天渊的差距吗？

　　还有就是他的大部头小说《我们共同的朋友》，跟《街头小贩》一样在9月写成，刚在我们的《一年四季》连载十九章完毕。

　　也许真的需要另一个专业作家才能看出《我们共同的朋友》是一本多么复杂、多么危险的小说。过去一年来我在我们的杂志上分章阅读；我听过狄更斯对一小群观众大声朗读其中几个段落；我读过那本书的一部分手稿；杂志刊出最后一章以后，我又把整本书读了一遍。实在令人赞叹。有史以来第一次，我觉得我对狄更斯的憎恨纯粹出于嫉妒。

　　亲爱的读者，我不了解你们那个时代的情况，可是在我们这个即将走完三分之二的19世纪，那些所谓的“严谨读者”的眼睛、心灵与判断力的偏好已经从喜剧转为悲剧。莎士比亚的悲剧比他那些出色的喜剧更常在舞台上搬演，而且受到更严肃的评价与讨论。在经典名作的这份屈指可数的名单里，那些包含历久不衰且耐人寻味的幽默感的作品，比如乔叟与塞万提斯，已经被更严肃的古典或当代悲剧及史书取代。亲爱的读者，这种趋势继续发展下去，那么等到一个多世纪后你读到这份手稿时，喜剧这种艺术与它的鉴赏想必已经消失在历史洪流里。

　　不过这只是品位问题。多年来——至今已经几十年——查尔斯·狄更斯的小说愈来愈黑暗，也愈来愈严肃。故事主题左右小说布局，导致所有角色一个萝卜一个坑地完美（太过完美）套进故事的整体架构，很像图书馆的目录卡整齐地存放在适当的抽屉里。我并不是说狄更斯近年来那些严肃作品里没有幽默感可言。我不认为狄更斯写得出毫无幽默感的作品，正如他没办法在葬礼上保持绝对严肃一样，在这方面他真的欠缺自制力。只是，随着他渐渐抛弃《匹克威克外传》那种让他成为“天下无双的博兹”、结构略嫌松散的歌颂生命的作品，而社会批判与讽世喻俗——他个人最重视的议题——渐渐成为他作品的核心，他的主题也愈来愈严肃。

　　然而在《我们共同的朋友》里，狄更斯写出了密密麻麻超过八百页耐人寻味的喜剧小说，竟然没有——在我的观察里——出现半点疏漏。

　　这简直不可思议，也让我的关节发疼，双眼热辣辣地痛苦不堪。

　　在《我们共同的朋友》里，狄更斯抛弃了《小杜丽》《荒凉山庄》和《雾都孤儿》里那种崇高的中心思想，个人与社会观点几乎完全隐藏在文字与细腻度底下，手法之高超近乎完美。真的接近完美。书中角色的复杂度远远超越他之前任何作品。事实上，狄更斯似乎召回了他过去笔下的许多人物，本着一种新发展的成熟度与新开发的宽容，重新诠释他们。于是《荒凉山庄》里那个坏心地的律师塔金霍恩以年轻律师莫提摩·莱特伍的面貌重新登场，并做到了塔金霍恩绝不可能办到的自我救赎。《尼古拉斯·尼克贝》里卑鄙的拉尔夫·尼克贝重生为恶人弗列比，却没有像尼克贝一样逃过惩罚（事实上，弗列比惨遭书中另一个恶人阿弗德·雷莫痛打，这是狄更斯写过的小说里最经典的一幕）。同样地，诺迪·鲍芬就是没让自己变成守财奴的《圣诞颂歌》里的斯克鲁奇。老犹太人瑞亚先生弥补了《雾都孤儿》里那个偶尔受抨击（特别是犹太人）的费金的罪愆，因为他没有变成铁石心肠的放债人，只是一名基督教徒高利贷业者良心不安的手下；波茨纳普则是——他是约翰·福斯特的惊人翻版，但尽管惊人神似，却十分巧妙，以至于福斯特自始至终都没发现，但他身边的人全都看出来了——波茨纳普就是……波茨纳普，是骄傲自满、鼠目寸光的典型，也不妨说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典型。

　　然而，即使《我们共同的朋友》就语调与结构而言可说是一部毫无瑕疵、足以令塞万提斯深感与有荣焉的讽世喜剧，故事里那晦暗不明的背景却阴沉到令人沮丧。伦敦变成寸草不生的冷酷沙漠，“财富倍数成长，却更为低劣；少了专横，却多了威权”。这是个“没有希望的城市，上方那沉重的穹苍没有一点儿缝隙”。全书语调沉闷到叫人丧气，就连天空也被从澄黄棕褐变成阴森幽暗的雾霾遮蔽得暗淡无光：“一团蒸汽夹杂着隐约的车轮声，包裹着模糊的黏液。”狄更斯如此深爱的城市竟然被描绘成灰扑扑或尘土蔽天或阴暗无光或泥泞不堪或苦寒刺骨或风声飒飒或大雨滂沱或淹没在自己的废弃物与污秽里。在《我们共同的朋友》里，伦敦更是常常同时展现上述各种风貌。

　　可是在这凄风苦雨的背景里，在一波波的猜疑、歹毒诡计、蓄意瞒骗、无所不在的贪婪与致命的妒意里，书中人物仍然找到了爱与支持。不同于狄更斯与其他和我们同代作家常用的手法，那份爱与支持并不是来自家庭，而是源于少数好友或互信互爱的人。这些人组成了另类家庭，让那些我们关心的角色免受贫穷风暴与社会不公的摧残。而这些以爱为基础的小群体同时也对那些我们鄙视的角色施以惩戒。

　　狄更斯写出了旷世杰作。

　　公众却没看出来。连载这部小说的《一年四季》第一期销路大增（毕竟这可是狄更斯暌违两年半后的第一部作品），可惜杂志销量迅速下滑，到了最后一期只售出一万九千本。我知道这个结果让狄更斯失望至极，虽然他个人靠这本书获取了大约七千英镑的利润（我是通过凯蒂告诉我弟弟查理辗转得知），出版商查普曼与霍尔却亏了钱。

　　书评家意见两极，不是毫无保留地热爱，就是不留余地地憎恶，也以他们惯用的那些自以为是的浮夸辞藻大肆宣扬自己的见解，但多数评论家都觉得失望。学术界期待的是另一本举着社会批判大旗的主题式小说，延续《荒凉山庄》《小杜丽》和《雾都孤儿》的框架，但他们看到的是……一本不值一哂的喜剧。

　　可是正如我所说，必须是像我这样的专业作家才能看得出，狄更斯能在这么长的篇幅里如此完美地维持如此温和的讽喻口吻，可说做到了几乎不可能办到的事；也才能看出那份讽喻自始至终都没有沦为尖酸刻薄，那喜剧观点没有趋向滑稽，他对社会的无情批判也没有流于无畏的咆哮。

　　换句话说，也只有我能看出《我们共同的朋友》是一部杰作。

　　我恨他。同样身为作家，当时——当火车从伦敦驶向他的盖德山庄时——我多么希望狄更斯死在斯泰普尔赫斯特火车事故里。他为什么没死？很多人都死了。正如他如此叫人难以忍受地写信向我和他的许多朋友夸耀的那样，所有头等车厢中只有他那节没有摔落底下的河床砸个粉碎。

　　撇开这些不谈，我觉得《我们共同的朋友》里透露的私人情感才最贴近我们目前的处境，也最具关联性。

　　根据我训练有素的作家眼光与经验丰富的读者耳朵，《我们共同的朋友》里有关狄更斯与他妻子之间日益恶化的关系，以及他跟爱伦·特南之间的危险接触等迹象与回音俯拾皆是。

　　大多数作家偶尔会创造出过着双面人生的角色——通常是恶徒——可是如今狄更斯的小说似乎充满了双重人格。在《我们共同的朋友》里，主角年轻的约翰·哈蒙（靠垃圾发迹的哈蒙家族遗产继承人）出海航行多年后回到伦敦，却被害落水疑似溺毙。他逃过一劫后赶到警局辨认那具开始腐烂的尸体（穿着他的衣物，因而被判定为他）。于是他改名换姓为朱利叶斯·韩佛特，之后又换成约翰·洛克史密斯，到鲍芬家应征秘书职务。鲍芬一家人原本是地位卑下的仆役，却因缘巧合地继承了原该属于约翰·哈蒙的财富与垃圾堆。

　　《我们共同的朋友》里的反派角色：比如盖佛·黑克森、罗格·莱德胡、阿弗德·雷莫夫妇（一对将彼此骗进一桩没有爱情也没有面包的婚姻里的骗徒，两人只得联手欺骗并利用他人）、一条腿装了义肢的赛拉斯·韦格，特别是那个凶残的私校校长布莱德利·海德斯东，这些人表面上或许是某个人或别种性格，内心却保有原来的本色。只有那些正派角色面临双重或多重身份之苦，有时甚至连自己都搞迷糊了。

　　而这种悲惨的性格混淆无可避免地是由一种能量导致，那就是爱。遗忘了、移转了、迷失了或隐藏了的爱情，正是狄更斯这唯一一本最生动活泼（也最讨人厌）的喜剧里驱动所有秘密、诡计与暴力的引擎。我无比痛苦又惊骇地发现，《我们共同的朋友》是一本足堪与莎士比亚齐名的作品。

　　约翰·洛克史密斯哈蒙在他爱人面前隐藏真实身份，一直瞒到两人步入礼堂甚至生下孩子，只是为了更便于操控、测试与教育她，教导她单纯地为爱而爱，而不是为钱而爱。鲍芬先生表面上变成脾气暴躁的守财奴，把依附他们生活的贫女贝拉赶出家门，让她回到她一贫如洗的老家，但这些都是在演戏，只是另一种测试贝拉·威尔佛真性情的方式。就连浪荡子律师尤金·瑞伯尔尼——狄更斯所有作品里个性最强烈（也最模糊）的人物——也因为他对出身卑微的莉琪·黑克森不合逻辑的爱慕，到最后竟然敲敲自己的脑袋和胸口，喊着自己的名字，叫道：“……看看你能不能告诉我这是什么？不，我绝对答不出来。我放弃！”

　　约翰·哈蒙迷失在自己的假身份和操纵策略里，也忘了自己是谁，大叫着：“那不是我，根本没有‘我’这样的东西存在于我的认知里。”

　　软弱又善妒的私校校长布莱德利·海德斯东对炙手可热的莉琪说出以下这番话时，似乎传达了狄更斯自己内心隐藏的所有热情与猜疑：

　　“你深深吸引着我。就算我被关在牢固的监狱里，也会被吸到你身边。我会冲破铜墙铁壁来找你。就算我重病卧床，也会被你吸引起来，步履蹒跚地走过来倒卧你脚边。”后来又说：“我会毁在你手上……没错！我注定要毁在……毁在……毁在你手上。每次你出现在我身边或我脑海里，我就失去智谋、失去自信心、失去自制力。而如今你时时在我脑海里，打从第一眼见到你，我没有一刻忘记你。”

　　这段话跟狄更斯初次见到爱伦·特南后不久在一封私人信件里写下的话语简直如出一辙：

　　又如：

　　哦，那真是我痛苦的一天！真是痛苦又悲惨的一天！

　　自从《冰冻深渊》最后一场演出之后，我至今不曾感受到片刻宁静或满足。我强烈相信天底下没有哪个男人曾经如此深深被另一个人掳获撕裂。

　　在我眼中，狄更斯对爱伦·特南的一股热情——更别提这股热情对他的自我、家庭与理智造成的破坏——在《我们共同的朋友》里每一个角色与每一幕暴力场景的背后高声喧嚷着。

　　布莱德利·海德斯东对怯懦的莉琪·黑克森一表衷情那惊悚的一幕里（我觉得地点安排在浓雾笼罩的坟场是十分恰当的做法，因为海德斯东的恋情注定要落空，得不到回应，而且不久后就因为醋海生波而消逝，甚至引发杀机），陷入疯狂的海德斯东嘶吼的声音似乎回应着那年狄更斯内心的无声呐喊：

　　唯有真正面对，人才会知道自己的情感有多深厚。有些人一辈子都不会明白，那就让他们平静度日，并且心存感恩！是你让我神魂颠倒，是你让我无法自拔，我心深处从此掀起汹涌波涛……我爱你。我不知道其他男人说出这三个字的时候想表达的是什么，我想说的是，我深深被你的惊人魅力吸引，被它所主宰，无力抗拒。我可以为你冲进烈火，我可以为你跳入水中，我可以为你踏上断头台。我可以为你去死，我可以为你做任何我不愿意做的事，我可以为你暴露一切、身败名裂。除了这些，我的脑子一团混乱，什么都做不成，所以我才说我会毁在你手上。

　　布莱德利·海德斯东吼出这些话语的同时，猛力刨抓墓园围墙的石块，以至于粉状灰泥散裂开来，滴落在路面上，到最后，“紧握的拳头使劲捶打石块，指节都破皮流血”。

　　狄更斯以前从来不曾把爱恨交织的惊天力量描写得如此清晰、痛苦又强而有力，以后也不会再办到。

　　如同布莱德利·海德斯东，自我认知的混淆、生活的失控、对男欢女爱的执迷会不会让狄更斯白天里精神错乱，夜里则变成杀人狂徒？听起来很荒谬，却不无可能。

　　火车进站了，我放下杂志，移动身子探头看看外面冷冽灰暗、没有阳光的圣诞天候。这趟盖德山庄行肯定很有意思。

　　一年前，也就是在火车意外事故之前，狄更斯家相对而言略嫌散漫的1864年圣诞节聚会成员包括我弟弟查理和他太太凯蒂；演员查尔斯·费克特伉俪（以及费克特送给狄更斯的神奇礼物瑞士小屋）、马库斯·斯通和亨利·乔利。今年另一位单身男士波希·费杰拉德也应邀来小住几天，我有点儿意外；我弟弟查理和凯蒂又出现在盖德山庄，我毫不讶异；看见玛丽和乔吉娜心情愉快，我特别高兴；在火车事故中侥幸生还的爱德蒙·狄更森竟然也在场，我无比惊讶，尽管夏天碰面时他已经告诉我，狄更斯邀请他到盖德山庄过圣诞节。所以扣除狄更斯不算，餐桌旁总共有三名单身男士。

　　那天早上狄更斯又告诉我，晚餐时会有另一位令人惊喜的宾客。“亲爱的威尔基，你一定会喜欢我们今晚的神秘嘉宾，这点我敢保证。他们一定能为我们带来欢乐，一如往常。”

　　如果不是因为他口中的“他们”，我也许会打趣地问他是不是祖德先生要来跟我们共进圣诞大餐。不过也许我不会这么做，因为狄更斯提到神秘客人的时候虽然心情振奋，整个人却显得疲累又憔悴。我问候他的身体状况，他坦白告诉我，秋末冬初这段时间以来他一直饱受疼痛之苦，身体没来由地感到虚弱。显然他经常去看我跟他的共同朋友毕尔德医生，却鲜少遵从医嘱。毕尔德好像诊断出“心肌无力”，可是狄更斯似乎认定他心脏的病痛主要来自情感面，而非胸腔。

　　“威尔基，都怪今年冬天这该死的闷热天气害我心情不舒坦。”狄更斯说，“然后，经过三四天不寻常的潮湿闷热，这一波波骤冷又像古代令牌似的打击人的斗志。可是你发现了吗？到现在还没下雪。我愿意付出一切来换取我小时候那种单纯、寒冷的白色圣诞节。”

　　确实没错，这年圣诞节不论伦敦或盖德山庄都没有降雪。但我们被一阵狄更斯所说的骤冷笼罩，圣诞节那天下午我们的户外散步成员包括波希、狄更森和狄更斯的儿子查理。我弟弟查理留在屋里。我们一行人裹着厚毛料还冻得全身麻木，步履沉重地往前迈进，哪像什么绅士健走。就连平时散步时根本不在乎晴雨寒暖的狄更斯也多加了件厚外套，脖子上多一条红色围巾，裹住脖子和口鼻部位。

　　除了我们五个人，同行的还有五条狗：包括懒洋洋的圣伯纳犬琳达、玛丽那只狗如其名的博美犬跳跳夫人、黑色纽芬兰犬唐恩、大型獒犬托克以及苏丹。

　　狄更斯用粗皮链绑住苏丹，还得让它戴上皮嘴套。波希9月时才把当时还是小狗的苏丹送给狄更斯，这回见到苏丹长得壮硕又健康，显得特别开心。等他上前想拍拍苏丹，苏丹却恶狠狠地嗥叫，戴着嘴套的嘴巴似乎想把波希整个手掌一口咬下。波希连忙惊慌又窘迫地往后退，狄更斯却显得有点儿乐不可支。

　　“苏丹对我始终温和又顺从，”他告诉我们，“可是它对于其他大多数动物都毫不留情。它已经咬坏五个嘴套，回家的时候嘴巴经常沾有血迹。我们很确定它曾经吞下一只可爱的小猫，不过它对于自己的残忍行为确实也悔恨不已……至少为消化不良所苦。”

　　狄更森小子哈哈大笑，狄更斯又说：“可是你们看，苏丹对你们大家龇牙咧嘴咆哮，对威尔基却不会。虽然它只对我忠心，它和威尔基却有一股奇特的共通点。”

　　我皱起露在羊毛围巾外的眉头：“狄更斯，你为什么这么说？难不成是因为我跟苏丹一样都有爱尔兰血统？”

　　“不，亲爱的威尔基。”狄更斯的声音从他的红色围巾里传出来，“是因为你跟它如果没有强悍的手善加管束，就有危险性。”

　　白痴狄更森又笑了。查理·狄更斯和波希则是听得一头雾水。

　　不知是因为天冷，或者狄更斯怜惜宾客，又或者是因为狄更斯自己的健康问题，那天下午的健走只是在盖德山庄周遭闲逛，而非平日的狄更斯式马拉松。我们漫步到谷仓观看里面的马匹，比如玛丽的坐骑鲍伊；老马小跑维克；老是正经八百的挪威小马纽曼诺格。我们站在马儿们吐出的一团团氤氲热气里拿胡萝卜喂马，我想起夏天时我来探视在火车事故中历劫归来的狄更斯时，他的神经紧绷到没办法乘坐纽曼诺格拉的慢速板车。那辆板车和此时挂在马厩墙上的挽具，跟平时一样装饰着一组声音清脆美妙的挪威音乐铃铛，可惜天气太冷，不适合乘车出游。

　　我们走出马厩，狄更斯带领我们穿过隧道去到小屋，苏丹则跑在前面，狗链绷得死紧。夏天里绿油油的玉米田如今只剩一大片冰冻的锯齿状褐色残株。在这个灰暗的圣诞节里，多佛尔路人车冷清，只有远处一架运干草的歪斜马车慢悠悠地在冻结的泥土路上移动。尖刺般的野草在我们靴子底下发出清脆的断裂声。

　　离开无人的小屋后，我们一行人尾随狄更斯走到盖德山庄后面的旷野，他在这里停下来望着我，有那么一秒我颇为得意，因为我知道他心里在想什么。

　　就在这个地点，短短五年前9月第一个星期某个晴朗的好天气，狄更斯一把火烧掉过去三十年来收到的所有信件。他儿子亨利和普洛恩把一篮篮信件与文书从他书房里抬出来，他女儿玛丽在一旁恳求他不要毁掉这些珍贵的文字与私人手札。狄更斯烧掉了他收到的所有信件，那里面有我写的信，有约翰·福斯特和利·亨特写的，有阿尔弗雷德·丁尼生和威廉·萨克雷写的，有威廉·哈里森和托马斯·卡莱尔写的，还有他的美国朋友拉尔夫·爱默生、华兹华斯·朗费罗、华盛顿·欧文、詹姆斯·费尔兹夫妇写的，也有他前妻凯瑟琳写的，还有爱伦·特南。

　　后来凯蒂告诉我，她当时拿着一些信跟她父亲争辩，她说她认出丁尼生、萨克雷和其他很多人的笔迹，所以恳求她父亲为后世着想。只是，不管凯蒂为什么说这番话，我知道她在骗我。因为狄更斯突然决定烧掉所有信件的那天是9月3日，当时凯蒂跟我弟弟查理正在法国度蜜月。她直到好几个月后才听说这件事。

　　当时她姐姐玛丽在场，就在这里，就在我此刻驻足的这个俯瞰肯特郡冰冻田野与远处光秃秃树林的盖德山庄后院。当时狄更斯的回答是：“但愿我写过的每一封信件也都在那堆烈火里。”

　　那天狄更斯书房里所有的档案夹和抽屉全都清空以后，亨利和普洛恩用火堆的余烬烤了洋葱，最后来了一场午后暴雨，才把大家赶回屋里。事后狄更斯写信告诉我：“后来降下倾盆大雨……我觉得我那些信件把天国都给遮蔽了。”

　　狄更斯为什么要摧毁他所有的通信记录？

　　一年前，也就是1864年，狄更斯告诉我他写信给他的老朋友演员威廉·麦克雷迪：

　　每天目睹机密信件被拿来不恰当运用，对不相干的大众公开，于是不久前我在盖德山庄后院生起一堆火，把手上所有信件付之一炬。如今我会把所有非关公务的信件随手烧毁，所以到目前为止我都很安心自在。

　　何谓不恰当运用？某些我跟狄更斯的共同朋友（少数那些听说了这场大规模焚信行动的人）猜想，狄更斯跟前妻分居时那些被公之于世（我们不要忘记，那都得怪他自己误判形势）的尴尬处境让他心生恐惧，担心他死后没多久，就会有一些传记作家或文学败类揭露他多年来的信函。这些朋友认为，近几十年来狄更斯的生命与作品一直受到公众瞩目，万一哪天朋友给他的信件里那些对他的私密想法的回应被摊开在阳光下任由好奇大众观赏阅读，那他可就惨了。

　　有关狄更斯为什么烧掉所有信件，我个人的见解倒是不太相同。

　　我认为狄更斯烧信的这个点子是受到我的启发。

　　在1854年《家常话》的圣诞节特刊里，我发表了一篇故事《第四个贫穷旅人》，故事里的叙述者是一名律师，他说：“法兰克先生，根据我在法律界的经验，如果所有人都把收到的信件烧了，这个国家的法院有半数以上都要关门大吉。”这些法院无论正义与否，想必是狄更斯创作《荒凉山庄》时念兹在兹的。另外，1858年，他前妻娘家不满他对待凯瑟琳的诸多无情无义行为，包括通奸，扬言要送他上法院。

　　就在狄更斯烧信的前几个月，我在我的小说《白衣女人》里也描述了一段焚烧信件的情节，当时《白衣女人》正在《家常话》杂志连载，每集都经过狄更斯仔细校稿。在我的故事里，玛丽安·哈尔坎收到一封来自华特·哈莱特的信。当时玛丽安的同母异父妹妹劳拉爱上了哈莱特，却应病危父亲的要求答应嫁给另一个人。哈莱特当时即将搭船前往南美洲。玛丽安决定对劳拉隐瞒信件内容：

　　我几乎觉得我或许应该采取更进一步措施，立刻把信烧了，以免哪天它落入有心人手中。写信那个人提到劳拉的那些语句应该永远埋藏在我和那人心底。此外，他还再次提及他怀疑——如此固执、如此难以解释、如此令人忧心——自己被人暗中监视。留下这封信有个风险：一丁点意外就可能让它流入陌生人手中，比如我可能会生病，或者死亡。最好马上烧掉，减轻一点儿烦恼。

　　烧掉了！他的告别信的灰烬——他写给我的最后一封信——已经变成几片黑色焦炭躺在炉床里。

　　我的粗浅理论是，《白衣女人》这段文字在狄更斯心里留下了深刻印象，因为当时他非常非常积极地想要跟爱伦·特南展开他的第二段、不能为外人知的人生。除此之外，无论原因为何，我觉得1860年7月他女儿嫁给我弟弟这件事逼得他不得不焚毁所有信件，我相信他也说服爱伦·特南烧掉过去三年来他写给她的信。我非常肯定，在狄更斯心目中，凯蒂嫁给我弟弟查理的行动意味着家庭成员对他的背叛。或许他想象他的子女，尤其是大家公认个性跟他最相像的凯蒂，会再次背叛他、在他死后贩卖或出版他留存的信件，其实这并非多虑。

　　1857年到1860年这段时间，狄更斯快速老化，有人说他直接从年轻人变成老头子，跳过了中年人那段过程。那段时间里他的健康亮起红灯，感受到死神的威胁，让他想起我书里焚信的段子，于是决心摧毁所有透露他内心想法的证据。

　　“亲爱的威尔基，我知道你在想什么？”狄更斯突然说。

　　其他人似乎吓了一跳。他们个个裹着厚厚几层毛衣，正在欣赏肯特郡高低起伏的冰冻原野西边浓厚云层底下的平淡夕阳。

　　“亲爱的狄更斯，我在想什么？”我问。

　　“你在想如果这里有一堆旺盛的篝火，就可以让我们取暖。”狄更斯说。

　　我眨巴着眼，感觉到冻僵的睫毛拍击我冰冷的脸颊。

　　“篝火！”狄更森小子叫道，“这主意太棒了！”

　　“的确不错，只可惜我们该进去陪女士们和孩子们玩圣诞游戏了。”说着，狄更斯用戴着手套的双手猛力击掌，发出的声音有如枪响。苏丹大惊失色，猛然往旁边一跃缩成一团，仿佛真有人对它开枪似的。

　　“进屋喝杯热酒！”狄更斯大喊一声。我们这群围着亮丽围巾的毛料球体又尾随他摇摇晃晃走回屋里。

　　我告退回自己的房间，没有跟孩子们和女士们一起开心地玩游戏。我在盖德山庄向来住同一间客房，发现那个房间仍然为我保留着，我暗自松了一口气，显然最近几个月来我没有被降级。由于孩子们都回来过节，还有一组神秘嘉宾晚上才会到，波希的房间被安排到马路对面的法斯塔夫旅馆。我觉得这很奇怪，毕竟波希是老朋友了，他当然比那个姓狄更森的孤儿更有资格留在山庄里。不过我老早以前就放弃去理解或预测狄更斯的反复无常。

　　亲爱的读者，我应该在此说明，我还没对菲尔德探长或任何人提起那天深夜服用鸦片酊后得到的启发，也就是狄更斯计划谋杀有钱孤儿狄更森（我依稀看见红色天竺葵像鲜血般洒在户外与旅馆房间）。理由显而易见：那只是鸦片酊作用下的深夜灵感，其中某些幻象对于身为小说家的我极具价值，却很难对那个疑神疑鬼的探长说明这个念头背后隐含的连串逻辑以及药物作用下的直觉。

　　话题回到我在盖德山庄的专属客房。尽管过去我在这里小住几日后回到家总是跟卡罗琳抱怨，其实在狄更斯家做客是很轻松愉快的经验。每间客房都有一张异常舒适的床铺，还有好几件昂贵且同样舒适的家具。每间客房、几处玄关和一些公共空间总是备有摆设了书写用具的桌子，比如印有抬头的信纸、信封、剪好的羽毛笔、石蜡、火柴、火漆等。所有客房总是始终如一地干净，有条不紊地整齐，无可挑剔地舒适。

　　盖德山庄的每一位客人也可以在房间里找到足堪媲美图书室的藏书以供选择，床头柜也会放置几册书籍，都是狄更斯亲自为那位客人挑选的。我的床头柜摆着一本我的《白衣女人》，不是我送给狄更斯那本签名书，而是刚买来、纸页还没裁开的新书。其他还有《旁观者》杂志的文集、《天方夜谭》和一本古代历史学家希罗多德的著作，里面有个皮革书签夹在叙述希罗多德探索埃及旅程的章节，正好就是讨论睡眠神庙的页面。

　　我房间的穿衣镜上方贴着一张卡片，上面写着：“安徒生曾经在这个房间住过五星期，那段时间家人们度日如年！”

　　安徒生在盖德山庄久住那件事我也略知一二。某天晚上狄更斯一面喝着葡萄酒，一面聊起安徒生这位和善的丹麦作家（他不太会说英语，这点想必让狄更斯的家人更觉挫折），说他“是一个介于我的《马丁·瞿述伟》里的伪君子裴斯匿夫和丑小鸭之间的人物。是一个非常沉重的斯堪的纳维亚十字架，背一星期已经够辛苦了，何况要背两星期或更久”。

　　过去我在盖德山庄做客几天甚至几星期之后，回到家总是告诉卡罗琳或哈丽叶我在盖德山庄的日子过得“一点儿都不轻松”，我指的是实质上的意义。尽管狄更斯很风趣幽默，也真心诚意努力让他的客人放松，确保他们生活无虞，用餐或聚会时绝不会冷落任何人，但住在他家里总免不了有种“被狄更斯打量”的感觉。至少我有那种感觉。我猜可怜的安徒生——他在盖德山庄长住那段时间曾经不带恶意地评论凯蒂、玛丽和那些男孩子的简慢态度——应该没有意识到东道主的不耐烦和偶一为之的谴责。

　　楼下客厅传来狄更斯和孩子们玩游戏时的兴奋尖叫声，我房间倒是颇为安静。我拿出妥善存放在手提箱里的鸦片酊药瓶，拿起洗手台旁永远加满冷开水的水壶旁的洁净玻璃杯，倒了满满一杯。我觉得这天晚上应该会很难熬。我喝下第一杯药水，又斟了一杯。

　　来自或许流于主观判断的未来世界的读者，你可能想不通我为什么会答应当那个包打听探长的密探。但愿你读到这篇回忆录里那些描述我认可这桩秘密协议的段落时，不会因此看轻我。

　　我同意那桩魔鬼交易的原因有三：

　　首先，我相信狄更斯要我告诉菲尔德探长那天晚上我们一起去寻找祖德的一切经过，以及之后他跟我说的一切有关祖德的信息。你想必会问：狄更斯为什么要我泄露他的信息？原因我不完全明白，尽管狄更斯没有开口明说，我却十分肯定他希望我那么做。因为他知道菲尔德在追问我，当然也知道像菲尔德那样的人绝对会拿比我跟卡罗琳的关系这种原本就是公开事实更严重的事来威胁我。再者，若非狄更斯自己预期——甚至想要——我把他说的话转达给恃强凌弱的菲尔德，他绝不会把祖德的背景告诉我，更不会如实说出他的地底城之行。

　　我不清楚狄更斯究竟在玩什么把戏，但我始终觉得我跟他之间有种无言的勾结，那种感觉远比我跟诡计多端的菲尔德之间的合作关系强烈得多。

　　其次，我基于个人理由必须利用菲尔德搜集狄更斯和爱伦·特南的信息。我知道狄更斯绝不会告诉我这方面的事。早在火车意外事故揭露真相之前，狄更斯跟爱伦·特南之间的关系就已经改变了他的生活与他跟所有人的关系，包括我。可是，如果狄更斯遂行所愿——通常都是如此——这场秘密恋情与忙碌的全新人生的细节恐怕会被狄更斯带进坟墓里。亲爱的读者，我有理由（或许以后我会告诉你）需要掌握这些信息。生性好打听的菲尔德探长是个完全没有绅士道德感的家伙，而他手下又有遍布各地的忙碌侦探，正好是我取得这些信息的绝佳管道。

　　最后，我之所以会答应菲尔德探长的要求，是因为过去一年来我跟狄更斯之间的亲密友谊渐渐变质，我需要加以重整。坦白说，我对菲尔德转述祖德的信息是为了在狄更斯最脆弱的时刻帮助他、保护他。我认为唯有重拾我跟他之间危殆的友谊，并且重新确立我在这段友谊关系里的平等地位，我才能真正帮助他、保护他。

　　我喝下鸦片酊已经过了二十分钟，我的风湿性痛风在我的脑袋、肠胃和四肢造成的蚀骨疼痛开始缓解。一股深沉的平静感和心神的警醒慢慢遍及我全身上下。

　　不管狄更斯在圣诞餐会上为我们安排了什么样的惊奇，现在我都能用平时我在大家心目中那种威尔基式的沉着和幽默去应付。 谋杀狄更斯（全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