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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过了慢慢长夜，我终于意识到，这个据说是圣地的地方里的一切味道都让我讨厌至极。我倒不是嫌这里脏，绒布寺可以说是我在西藏所见过的最干净的地方之一，我讨厌的是各种各样的混合在一起味道，人体常年不清洗散发出一种模模糊糊的怪味儿（一年之中这里的人往往只在秋天洗一次澡），酥油灯冒出的强烈气味儿，那是一种强烈的麝香味儿，而且建造这座寺庙建筑的石块也散发着一股味道，那似乎是一股铜的气味儿，就像是刚刚喷溅出来的血液的味道。我不由得为这最后一个念头骂了自己两句，这里的藏传佛教徒根本和暴力两个字沾不上边儿。在附近的贝鲁尔山谷中，世代以来，动物们过着不被打扰的生活，理查曾经告诉过我们，未受驯服的山羊会跑进你的帐篷里，野生天鹅会飞过来啃咬你的手，而且据说喜马拉雅山脉的白狼不会在那里猎杀它们的猎物。所谓的贝鲁尔，就是几个世纪之前，法术高强的莲花生大师用佛法的力量变出的圣谷。

　　一位喇嘛出现在昏暗的天色中，我们跟着他和他那盏闪烁的酥油灯穿行于许多如迷宫一般的房间。在另一位喇嘛来找我们的时候，诺布·切蒂依然用指关节揉着双眼。

　　我本来以为葬礼会在绒布寺内举行，结果喇嘛们带着我们走出后门，沿着一条石块铺成的小路走去。我们几个人默不吭声地穿过了一大堆如迷宫一般高大的砾石，然后开始向上攀爬。不管这次葬礼要在何处举行，至少已经距离绒布寺有半英里远了。

　　最后我们停在了一片开阔地上，那里有四个藏人，这几个人破衣烂衫的，一看就知道很穷，他们正站在一块非常奇怪的平坦石头边上等待着。在这块巨大的石头祭坛（我觉得这石头就是祭坛）后面，矗立着很多更高的砾石，上面好像还雕刻出了很多巨大的怪兽塑像。

　　第一位来找我们的喇嘛说话了，诺布·切蒂翻译道：“这位喇嘛说这四个人是阿旺丹曾一家祖孙三代，祖父、两个儿子和孙子，他们是巴布·里塔的死亡使者。喇嘛还说葬礼期间你们可以坐在那里。”诺布·切蒂指了指一块长长的平坦砾石，然后转身就走。

　　“等等！”让-克洛德说，“你不留下来参加葬礼吗？”

　　诺布扭过头来说：“不了。我不是巴布·里塔的家人。”他一直走进了黑漆漆如迷宫一般的砾石之间，和两位带我们到这里来的喇嘛一起走远了。

　　此时东方现出了隐隐的光亮，可今天肯定是个乌云密布、冰冷无比的日子。夜里我把特地带来的一件毛衣也穿上了，可不管是这件毛衣，还是我的法兰绒衬衫，抑或是那件薄薄的诺福克上衣，都没法让我暖和起来。我真希望也把我的芬奇羽绒外套塞进背包里带了来，而不是只带了几块巧克力和那件毛衣。我看到J.C.也被冻得瑟瑟发抖。

　　我们冲阿旺丹曾一家人点头致意，那个应该是祖父的老人有一张布满皱纹的脸，脸上都是花白的粗短须，那两个非常胖的中年男人一共只有两道眉毛，而那个像电线杆一样瘦的小男孩只有十几岁，不过看上去非常小。阿旺丹曾一家人对我们的点头致意毫无反应。似乎还有什么人要来。

　　终于又有四个喇嘛从砾石迷宫里走了出来，这几个人的级别很显然比刚才带我们来这里的两个喇嘛要高。绒布寺在我们身后的山下，现在连影儿都看不到了。出于某种原因，我倒是希望扎珠仁波切本人能够来主持这次葬礼。可很明显，这个给白人大人打工的夏尔巴人不够格，所以那位莲花生大师化身的神圣喇嘛不会来为他主持葬礼……

　　我和J.C.站在那儿，这时候下起了一阵毛毛细雨，虽然时间不长，却冷得要命。

　　葬礼结束了。让-克洛德点点头，我们离开了，从绒布寺周边绕了一大圈，默默地走下山，找到了诺布·切蒂，他正牵着我们的三匹马在那里等我们。我们一言不发，一夹马肚子，驱赶着它们朝大本营奔去。

　　之前，骑我们的小马从绒布寺到大本营只需要不到两个小时的时间。可今天暴风雪打着旋儿，什么都看不到，再加上狂风劲吹，严寒无比，我们回去的路程居然用了三个多小时。

　　在返程的前半部分路途中，我和J.C.都没说话。

　　还差一个小时就到大本营了，刚好到达距离冰碛石和大本营下方不远的那条河，一半河水已经冻上，这时候J.C.对我说：“我想这在理论和实际上都是有道理的，因为大部分西藏的土地一年中有十个月都被冻得结结实实的。”

　　“你说得对。”我说。不过我有些言不由衷。

　　在一段长时间的沉默后，让-克洛德转过头看着我。在确定走在前面的诺布·切蒂听不到我们的话之后，他轻声对我说：“如果我在这座山上挂了，杰克，你一定要保证把我埋进冰隙里，或者就让我留在我死的地方。行不行？”

　　“我保证，”我说，“你也会这样对我的，是不是？”

　　J.C.点点头，之后我们一路无语，骑着小马冒着暴风雪又走了十五分钟，回到了大本营。

　　10

　　1925年5月15日，星期五

　　我们在中午之前回到了大本营。那里差不多成了一片废弃的营地。

　　当然了，帕桑医生还在那里，他那两位被冻伤的病人还在他们的帐篷里养病。昨天所有人从绒布寺回来之后，帕桑进行了截肢手术：昂·蚩力的十根脚指都没了；拉帕·伊舍则失去了四根脚指和右手的三根手指。帕桑告诉我和J.C.，正常情况下，他会再等很长一段时间才做手术，可从昂·蚩力的脚指开始，溃烂已经扩大到了整只脚，坏疽也在威胁拉帕的右手和左脚。

　　我和让-克洛德去看望他们俩：昂·蚩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高兴，他说他迫不及待地想试试放在他登山靴脚指位置的木楔，看看在没有真正脚指的情况下走路是什么样子。我和J.C.都产生了一个想法，却没有大声说出来：一个夏尔巴人一生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家中穿着凉鞋走路，并不会穿英国制造的登山靴。可很显然昂倒是不在乎这其中的细微区别。

　　拉帕遭受的创伤没有昂严重，却要沮丧得多。他们两个人的脚上都缠着绷带，红黄色的碘酒浸透了绷带。拉帕轻轻捧着他那只现在只剩下两根手指的右手，一边流眼泪，一边叨叨。据帕桑翻译，他是在说他再也找不到工作了。

　　来到帐篷外，我和J.C.说起了昂·蚩力的高昂斗志，帕桑则轻声说：“永远不要怀疑在术后使用一点点鸦片带来的效果，那东西可以令人精神振奋。”

　　大本营里只有大约五个夏尔巴人，帕桑告诉我们，昨天雷吉和理查给大部分夏尔巴人都分配了背运任务，把装备都背到“高处的营地”去，即在最后一道冰坡底部的三号营地和北坳之上的四号营地。帕桑还说，今天有人捎信下来，山上狂风大作，暴雪特别大，所有人都被困在了北坳下面，只有理查、雷吉和两个老虎夏尔巴人上去了。而且据帕桑猜测，现在就连他们这四个人或许也退回了三号营地。至少二号营地和三号营地有很多顶帐篷、睡袋和食物，可以供多人住进去或整休。

　　帕桑对我们说，他自己也很着急要到更高的营地去，只要他的两个病人病情见缓，他就动身。当然了，他能不能恢复自由，还要看有没有人再受重伤，以至于他只能把伤者送回大本营医治。照我猜测，帕桑只是不愿意和他的雇主，也就是布罗姆利-蒙特福特夫人分开这么久。

　　我和让-克洛德决定要把装备背到今天我们所能到达的最高营地去，虽然我们从大本营出发的时间比较晚。我看我俩都太需要来一次洁净的登山之旅，把装备背上去，一扫黎明时分的阴霾。我知道我会做到。

　　很多吸氧装备已经被夏尔巴人运去了较高的营地，我和J.C.尝试搬运两套装在背物架上的整体氧气罐，这六罐氧气几乎无一渗漏，我们缩身套上了安全带，准备在夜幕降临之前把这两套吸氧装置背上我们所能登上的最高处。

　　把欧文和芬奇改良过的吸氧装备背在背上——今天我们不会吸一口英国的空气，所以面罩和阀门都塞在金属框架里——我们背运的东西就差不多已经达到了理查规定的负重标准上限25磅，不过我们还是背了一些个人物品，以备在哪个高处营地停留之用，或许我们要在那里一直待到尝试登顶的一刻呢。于是，我们用了两个卡肩式前背包，这东西其实是一战期间用来装防毒面具的袋子，是理查买来的（可没买防毒面具），很便宜，他买了很多。这种背包好用极了，可以塞进我们的个人物品，包括额外一些衣物，剃须工具包——我已经有一个星期没用这些东西了，因为我挺讨厌用冷水刮胡子——照相用具，卫生纸，等等。高处的营地里可能有多余的睡袋，不过我和J.C.都不想冒险：我们把睡袋紧紧地卷起来，罩上防水保护套，然后绑在了氧气管框架的外金属杆上。

　　我们带上了那些尺寸不一的奇特冰镐（只把长冰镐放在外面，不和其他东西系在一起）和两个J.C.的祝玛，并穿上了12爪冰爪，用带子将之绑好（虽然去二号营地的大部分路途都要在冰碛石上穿行）。今天冷得要命，雪也非常大，我们穿上了芬奇的羽绒外套和雷吉的羽绒裤子，外面套上了沙克尔顿夹克和滑雪裤。

　　我们离开时和帕桑握了握手，随后穿越肮脏的冰碛石壁和偶尔出现的几根冰柱，一路登上了布满岩石的河谷。天气依旧十分恶劣，可视距离只有15英尺。这里的风要比绒布河谷的大，落下来的雪似乎并没有积得很厚，坚硬的雪粒如同大号铅弹一样，刮到我们的脸上，弄得我们生疼。

　　我俩用一根40英尺长的理查奇迹绳系在一起，肩上还悬挂着更多的绳子，由我打头，我和让-克洛德一路向上穿越12英里长的河谷和冰川，向北坳进发。

　　*

　　我和J.C.先是登上了槽谷，随后攀上了二号营地上方的冰川，在这段漫长的徒步跋涉中只在必要的时候说了几句话。我们分别陷入了各自的思绪中。

　　我想到了山上的死亡。巴布因为我们的胡闹而白白丢了性命，我对他的死感到了真真切切的内疚。此外，我还想起了其他一些发生在登山时的死亡事件，以及我对这些死亡的反应。对于登山时的突然殒命，我并不陌生。

　　之前我已经说过了，哈佛登山俱乐部一直到去年，也就是1924年才正式成立，可当我于1919年—1923年在哈佛求学期间，每逢假期和闲暇时间，在春天和秋天里我们几个人就去附近的昆西采石场登山，到了冬季则会去征服新罕布什尔州的山脉。在登山圈子里，我们几个人称“哈佛登山四人组”。

　　大学讲师亨利·S.霍尔是我们的非正式领队，我们这支特别登山队就在他家里开会，正是此人于1924年组建了哈佛的正式登山俱乐部。我们这个小队的另外两名成员是特里斯·卡特（与我同岁）和艾迪·贝茨，贝茨比我们小一岁，是个讨人喜欢的混血儿，堪称顽强的登山者。个子不高，他登山时会使用膝盖、手肘和快速移动的脚后跟，登山技术异常娴熟。

　　霍尔教授和他那些年纪更大、经验更丰富的登山伙伴专门攀登加拿大的落基山脉和阿拉斯加的落基山脉，不过攀登后者的时候并不多。在我大学三年级的时候，初秋学校放假，我们四个人去爬了加拿大亚伯达的神庙山，登上了东部山脊——现今这座山脊的攀登难度评级为IV5.7左右。艾迪失足了，拉断了一根60英尺长、连接着他、特斯里和我的绳子，不幸摔死了。我们并没有做保护，艾迪摔下来得非常突然，而且是垂直落下，如果不是绳子断了，我和特里斯肯定会和他一起掉下那面北壁。

　　当然了，艾迪的死令我们非常哀痛，我们用年轻人怀念同龄死者的特有方式表达悲伤。艾迪的父母来哈佛收拾他的遗物，我很想和他们说说话，可我唯一能做的就是掉眼泪。开学之后，我开始翘课，就坐在我的房间里沉思。我肯定我再也不会去登山了。

　　这时候霍尔教授来看我。他告诉我，要么去上课，要么就退学。他说我现在这副鬼样子只是在浪费我父母的钱而已。至于登山嘛，霍尔对我说，只要下第一场雪，他就会带学生登山者去登华盛顿峰，还说我应该自己做决定，以后是不是要继续登山——他觉得我的登山技能倒算是可圈可点——还是从此与登山一刀两断。“但是，死亡是这种运动的一部分，”霍尔教授告诉我，“这是一个严酷的现实，很不公平，可客观现实就是如此，用绳子和我们连在一起的朋友或伙伴死了。如果你还想继续登山，杰克，你必须学会说句‘他妈的’，然后继续前进。”

　　我从没听过哪位老师或教授说这三个字，这给了我很大的震撼。他传授给我的经验教训同样令我醍醐灌顶。

　　可在过去几年的登山经历中，我还是学会了说“他妈的”，然后继续前进。起码是在一定程度上学会了这么做。在我、理查和J.C.攀登阿尔卑斯山脉的那几个月里，我们参加了不少于五次营救，其中三次都有人不幸遇难。诚然，遇难的登山者我一个都不认识，可我逐渐了解，人从山上掉下来，一定会被摔得支离破碎，不成人形：四肢张开，骨断筋折，摔下去的过程中衣服被凹凸不平的岩石扯破，血流各处，头骨被撞碎，或者身首异处。从高处摔死决不是一件有尊严的事情。

　　巴布·里塔并没有从山上掉下来，他只不过是跟着两个傻瓜从一个斜坡上滑降下来。下雪的时候，在美国任何一座市政公园里，人们都可以找到这样一个带雪橇滑道的斜坡。只是那些滑道里往往不会有藏在雪下的砾石。

　　“他妈的，”我听到自己轻声说，“继续前进。” 珠穆朗玛之魔（全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