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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年一月的时候，”理查说，“德国政府拖欠了给条约缔约方的赔款。德国马克对美元的汇率从1921年的75：1跌到1923年初的7000：1。德国政府请求协约国同意延期偿付赔款，至少要等到德国马克开始升值时再行赔付。协约国的答复是由法国给出的。前法国总理，后来成为法国总统的庞加莱派法军占领了鲁尔工业区和其他位于德国腹地的工业区。去年一月，这些军队来了，当时德国马克对美元的汇率是23：1，然后一路跌到1800：1，后来是160000：1，到了去年八月初，竟然跌到了1000000：1。”

　　我试着去理解他的话。我一直很烦经济方面的事儿，从前了解到法军进入德国占领了这片工业区时，我当然没注意到在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占领工业区这事儿会对德国经济产生什么影响。

　　“到了去年十一月，”理查说着向我这边探了探身，用略高于耳语的声音说，“得用40亿德国马克才能换一美元。因为鲁尔法军在监视所有的工业生产、内河交通和钢铁出口，德国实际上是被一分为二了。在我们路过的每个工厂里，所有德国的工业工人其实都处于占领工业区的法军的武装警卫和监督之下，这些工人去年宣布罢工——而且，和鲁尔的工厂一样，在大多数这些工厂里，钢和其他产品的真正生产活动都已经停止，这是因为德国工人消极抵抗，总是搞破坏，甚至打起了游击战。法国人不停地抓人，把抓到的人驱逐出境，还把他们认为的怠工头头儿排成一行枪毙，可结果还是无济于事。”

　　“老天。”我说。

　　理查冲着街上的男男女女点点头。“去年，那些人都明白，就算他们的银行户口里有百万马克，也不够买一磅面粉，或者几个烂胡萝卜。买几盎司糖或一磅肉根本就是奢望。”

　　他深吸一口气，指着雨水滑落的窗外我们正要进入的慕尼黑郊外。“杰克，那里的人都很泄气，而且民怨沸腾。去见西吉尔时可得加倍小心。虽然美国人对这场战争的胜利只是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可依旧算是异类。不过很多人，并非所有人，一看到英国人和法国人就讨厌，在慕尼黑，让-克洛德很可能人身安全堪忧。”

　　“我会小心的。”我说，甚至不肯定在这个奇怪、悲伤又愤怒的国家里，需要怎样“小心”，又要在多大程度上小心才行。

　　理查并没有提前订好宾馆。我们买了晚上10点回苏黎世的卧铺。我有点儿想不通这一点，因为我们完全可以把慕尼黑豪华酒店房间的费用算在布罗姆利夫人的预付款开支账户上。我知道，和让-克洛德不一样，理查既不恨德国，也不恨德国人——我还知道，自从一战爆发以来，他经常到这里来——所以，根本就不是因为焦虑或害怕，我们才会连个好觉都不睡，便如此急匆匆地今天晚上就离开这里。我感觉，就是因为要和那位登山者布鲁诺·西吉尔见面，所以理查才会陷入这种我不理解的忧心忡忡的状态。

　　西吉尔在一封简短的电报里说他同意和我们见面——就见一小会儿，因为他是个大忙人（他就是这么说的）——地点就在慕尼黑东南边一家名为贝格勃劳凯勒的啤酒馆里。见面时间定在晚上七点，我和理查还有时间把我们的行李寄存在火车站，在车站头等车厢休息室的卫生间里稍稍梳洗一番，然后打着深色雨伞，在慕尼黑市中心一家商店也没有的奇怪街道上逛了一两个钟头，然后坐出租车去了市郊。

　　慕尼黑看上去十分老旧，称不上风景如画，一点儿吸引我的地方都没有。雨依旧很大，雨点砸在石板木瓦房顶上，一条条街道上既昏暗又阴冷，和任何一个波士顿的十一月夜晚毫无区别。自打我知道要来德国之后，我总觉着自己第一次真正接触德国，应该是在美丽的夏日暮光下，在菩提树下的大街上闲逛，街上还有数百位穿着考究又友好的德国人，向我说“GutenAbend（晚上好）”。

　　大雨倾盆而下，出租车车窗刮雨器徒劳地刮擦着玻璃上的水流，我们穿过河上的一座桥，桥很宽阔，却空无一人。几分钟之后，那位非常不客气的出租车司机用蹩脚的英语宣布我们到了——也就是紧邻罗森海马大街的海德豪森区贝格勃劳凯勒啤酒馆——并且找我们要三倍车费。理查仿佛是在点数假钱似的点数了一大摞高面值德国马克，没反驳一句话，就付了车费。

　　啤酒馆的石拱入口非常巨大，Büerger（贝格），Bräu（勃劳）和Keller（凯勒）几个字自上而下排列，雕刻在一个拙劣的圆形雕花环中间，这个石雕花环是椭圆形，凹凸不平，底下是个石拱顶。雨水从陡峭的石板房顶上和溢满水的檐槽里流到石拱门上，再哗哗向下流淌。穿过拱门走到真正的大门，就好像是正在走进火车站而不是什么酒吧或餐馆。不过好在到了门厅之后总算不用淋雨了。

　　当我们真正到了贝格勃劳凯勒啤酒馆里面的时候，理查和我都惊讶得一步也迈不开了。

　　这里得有两三千人，大部分都是男人，坐在桌边用硕大的石杯大口喝着啤酒，这些石杯如此粗制，仿佛今天下午才在森林里开凿而成，而且这个地方简直巨大无比，充斥着回声，更像是个巨大的会堂，而不是我以前所见过的各类餐馆或酒吧。说话声，手风琴乐声——如果那不是有人在被严刑拷打时发出的叫喊声的话——向我袭来，真像是一股冲击波袭来一样。这里的气味是另一股冲击波：三千个只是胡乱洗洗或根本就没洗澡的德国人，从他们所穿的粗糙衣服来看，大多数都是工人，他们身上的气味混杂着浓浓的汗臭味就像惊涛巨浪一样朝我们涌来，其中夹杂的啤酒味是如此浓烈，以至于我真以为自己掉进了啤酒桶里。

　　“迪肯先生？来这边。这儿！”一个男人大喊着发出命令，而不是在请求。他站在这个拥挤不堪的屋子中间一张拥挤不堪的桌边。

　　我猜站在那里的那个男人就是布鲁诺·西吉尔。他瞧着我们穿过这个喧闹的地方走近他身边，目光冰冷，一双蓝眼一眨不眨。欧洲人都知道，他是个很棒的登山者，按照那些登山运动杂志所说，此人极为擅长在从无人踏足的阿尔卑斯山山坡上找路。可在我看来，除了因为那件深褐色汗衫袖子卷起来而露在外面的一节结实的前臂，这人压根儿就不像个会登山的人。此人太过刻意地追求肌肉发达，太过上重下轻，太过矮壮结实，太过身材短粗。西吉尔的一头金发剪得很短，头顶上的头发扁平，就像硬毛刷一样，而两侧的头发则被剃得一点儿不剩。有很多块头更大的人和他一起坐在桌边，头发都修剪成差不多的样子。对于西吉尔来说，这个发型可不好看，因为这样正好显得他那对招风耳从花岗岩石块一样的脸孔两侧突出来。

　　“迪肯先生，”我们走向桌边时西吉尔说。这个德国人低沉的声音穿透了啤酒馆里嘈杂的说话声，仿如一把尖刀刺穿了柔软的肉。“欢迎到慕尼黑来，几位爱登山的朋友。通过《登山杂志》和其他途径，我可以说是久仰你的大名，知道你是很多山峰的首攀者。”

　　不出所料，布鲁诺·西吉尔的英语带着德国口音，不过在我这个不那么讲究的人听来，也算是流利，而且能听得懂。

　　我一早知道，理查也能说一口流利的德语，就像随口说出法语、意大利语和其他语言一样，可我还是很惊讶于他能够如此快速且有力地回答西吉尔——“多谢，西吉尔先生。对您的成就和壮举，我同样如雷贯耳[25]。”

　　那天晚上晚些时候坐火车返回的路上，理查把西吉尔和那些德国人所说的每句话以及理查的德语回答都翻译给我听了。现在我猜得没错，听了西吉尔的恭维，理查回答说他也久仰西吉尔在登山方面的成就和壮举。

　　“雅各布·佩里先生，”西吉尔一边说，一边和我握手，他的手紧握着我的手，力道非常大，嘎吱直响，我能感受到他的手上长着被岩石磨出的老茧，“波士顿佩里家的人。欢迎到慕尼黑来。”

　　波士顿佩里家的人？关于我的家庭，这个德国登山者到底知道什么？而且，不知何故，西吉尔用他那Y式德语发音说我的名字“Perry（佩里）”时听上去仿佛他是个犹太人。

　　西吉尔下穿一条皮短裤，上穿一件棕色汗衫，很像军装，袖子高高卷起，外套一件护胸。这间巨大的啤酒馆里人人都穿着皱巴巴的西装，混在这些人中间，他这身打扮本应该显得可笑才对，可他赤裸在外的大腿和手臂结实得很，皮肤被太阳晒得黢黑，那双超大号的手如罗丹雕塑一般，反而使他显得很有力量——几乎就像是神一般的存在。

　　他向我们挥挥手，示意我们去他对面的一张长凳那边——坐在那里的几个男人挪了挪，给我们腾出地方，这么做时他们仍然一口口地喝着啤酒——然后我和理查坐了下来，做好准备开始面谈。西吉尔冲一位男侍者挥挥手，要了啤酒。我简直太失望了。我本以为会有漂亮的小妞儿穿着乡村风格的低胸衬衫给客人端啤酒，可捧着摆有巨大石杯的托盘的全都是些穿着皮短裤的须眉男子。而且我的肚子饿得咕咕直叫，距离我和理查在火车上吃的那顿简便午餐已经过了很长时间。可不管是这张桌面上，还是我们周围的桌面上，除了啤酒杯和德国男人毛茸茸的前臂，就空无一物了。显而易见，这里的用餐时间要么是已经过了，要么就是还没到，也有可能是这里除了啤酒什么都不卖。

　　一眨眼的工夫我们的啤酒就送上来了，我必须承认，我从前可没用冷冰冰的石头啤酒杯喝过味道甘醇、口感浓烈的德国啤酒。举了这东西三次之后，我总算开始理解为什么我们桌子这一侧的男人全都有发达的二头肌。

　　“先生们，”西吉尔说，“请允许我来介绍一下坐在这张桌子上的几位朋友。唉，他们都对你们的语言不太在行，今晚别指望他们能说英语。”

　　“那他们能听得懂吗？”理查问。

　　西吉尔浅浅地笑了笑。“事实上不行。我左边第一位是乌尔里希·格拉夫先生。”

　　格拉夫先生是个瘦高个儿，留着浓密的黑胡子，很是滑稽可笑。我们冲彼此点头示意。依我看，我们这些人之间大抵不会再握手了。

　　“乌尔里希是他的贴身保镖，去年十一月，他用他自己的身体挡在他身前，中了好几颗子弹，枪枪致命。可你们瞧，格拉夫先生恢复得挺不错。”

　　我听到西吉尔一直在强调“他他他”，简直奇怪极了，而且他的语气里几乎透着一股尊敬的意味，可对于他们谈论的那个人是谁，我根本不得要领。看上去西吉尔压根儿就不打算给我提示，而是继续介绍，我只好扭头看着理查，希望他能为我解惑。可理查正看着桌子对面西吉尔正在介绍的几个男人，并没有注意到我问询的目光。

　　“格拉夫先生左边是鲁道夫·赫斯先生，”西吉尔说，“赫斯先生在去年十一月的那次行动中负责指挥一队冲锋队。”

　　赫斯先生长得怪模怪样，有一双超大的耳朵，胡子拉碴——他这样的人如果有一份体面的工作或者和外人接触，可能得一天刮两到三次脸才能保持整洁——有一双忧郁的眼睛，两道浓眉很像动画片里的人物。在我观察他的时候，他要不就是因为惊讶一直扬着眉毛，要不就是皱着眉头。说实话，一看到赫斯，我就想起了小时候曾在波士顿公共公园里见过的一个疯子，那疯子从附近的精神病院里逃了出来，然后在距离我不到30英尺远的地方，一点儿没有反抗便被三个穿着白大褂的护理员抓住了。那疯子之前一直绕着湖边拖着脚径直朝我走来，仿佛他在执行一项只有他能完成的任务。看着赫斯，我就觉得毛骨悚然，这感觉和当初我看着那个疯子经过天鹅形游船式凉亭朝我走来时的感受一模一样。

　　对于“去年11月的行动”，我同样一点儿头绪也没有，不过听上去那好像是一次军事行动。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坐在这张桌子上的许多男人都穿着带有肩章的准军事棕色汗衫。

　　我从记忆中搜索关于1923年11月德国的新闻，可那个月我去了勃朗峰登山，现在根本想不起在我们为数不多几次住进瑞士旅店的时候，到底有没有听过和看过相关的报道，而那里的广播和报纸大部分都是法语或德语。过去的一年就像是一段爬山假期，而我几乎彻底同外界脱节了，一直到我了解到马洛里与欧文在珠穆朗玛峰失踪的事儿，这种情况才有所改变，而且不管去年十一月发生在慕尼黑的“行动”是什么，都没有引起我的注意。照我推测，那行动不过是一次与政治有关的白痴行为罢了，恺撒大帝倒台之后，不成气候的魏玛共和国掌权，德国人在政治光谱的两边搞些小动作，所以才有了那次的行动。

　　不管这行动是什么，它都与我们跋山涉水来慕尼黑见布鲁诺·西吉尔的原因毫不相干。也与西吉尔正在介绍的身边这六个登山者的姓名更不相干。

　　“首先，请允许我介绍一下，这位是卡尔·巴赫纳先生，除我之外，他是我们这群登山伙伴的另一位领队。”西吉尔说着掌心向上，指着我右边的那个大胡子男人，此人皮肤黝黑，脸部瘦削，神情严肃。

　　“真荣幸能见到您，巴赫纳先生，”理查说。随后他用德语把这话又说了一遍。巴赫纳轻轻点点头。

　　“巴赫纳先生，”布鲁诺·西吉尔接着说，“是慕尼黑和巴伐利亚州很多顶级登山者的导师，这些人都是慕尼黑大学登山俱乐部的成员。”

　　在哈佛大学求学期间，我到底有多少次盼着我的学校也能有一个像慕尼黑登山俱乐部这样的正式俱乐部？虽然有好几位教授也爱好登山，帮助组织我们到阿拉斯加州和洛杉矶脉探险，可哈佛大学登山俱乐部要到几年之后才告成立。 珠穆朗玛之魔（全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