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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天是黛西生命中最糟糕的一天，她意识到这也许也是她最后一天。

　　但她无法走回那对母女的房子，和她们共用一间地下室。她必须远离这里。她需要回家，一个人痛哭一场。

　　黛西匆匆戴上头盔和护目镜。她抵挡住躲到最近一扇墙后面的冲动，跳上摩托车飞驰而去。

　　她没能骑多远。

　　骑了两条街以后，有颗炸弹正中黛西前面的一幢屋子，她立刻刹住了车。房顶炸开了洞，地面被爆炸的冲击波抖了几下，很快火焰从房屋中熊熊升起，像是煤油炉的煤油泼散出去而引发了火灾似的。没一会儿，一个大约十二岁的女孩从屋子里哭叫着跑了出来，她头发着着火，直奔黛西而来。

　　黛西跳下摩托车，脱下皮外套，紧紧包住小女孩的头，隔绝氧气，扑灭了火苗。

　　女孩不再尖叫了。黛西拿掉包在女孩头上的皮外套。女孩开始嘤嘤地哭泣起来。她没有刚才那样痛苦，但头发全没了。

　　黛西前后观察着街道。一个戴着防空队臂章和钢盔的男人拿着一个侧面漆有红十字标识的锡罐跑了过来。

　　女孩看着黛西，张嘴哭泣道：“我妈妈还在里面。”

　　防空队队员对女孩说：“亲爱的，别怕，我来照顾你。”

　　黛西把女孩留给防空队队员照顾，跑到房子前门。这幢房子看上去是幢分割成廉价公寓的老房子。楼上燃起了熊熊的火焰，但她还能进去。她猜里面的人应该在厨房，于是一口气跑到楼后侧的厨房。她看见厨房地上躺着一个不省人事的女人，小床上有着个婴儿。黛西抱起婴儿跑出了这幢楼。

　　头发被火烧没的女孩尖叫：“这是我妹妹。”

　　黛西把婴儿交到女孩手里，又一次跑进屋子。

　　不省人事的女子太重，黛西没办法把她完全抱起来。黛西退到女人身后，把她撑起来坐在地板上，然后把手臂放在她的肩膀下面，把她拖过厨房和走道放在街上。

　　一辆房车改装的救护车疾驶而来。房车的后部被改装成担架可以出入的宽大平台，顶上盖了层帆布。救护队队员把烧伤的女孩送进救护车。司机跑到黛西身边，两人合力将昏迷的母亲抬上救护车。

　　司机问黛西：“还有人在里面吗？”

　　“我不知道。”

　　司机跑进房子。这时房子塌了。着火的顶层塌到了底楼。司机消失在一片火海之中。

　　黛西情不自禁地尖叫一声。

　　她用手捂住嘴，难以置信地看着眼前的一片火海，想着是不是还能找到那位司机。她知道自己无法冲进去了，那样做完全是自杀。

　　救护队队员说：“老天，阿尔夫死了。”

　　又一颗炸弹落在几百码以外的街道上。

　　救护队队员说：“没司机了，我又脱不开身。”他前后看着街道，但屋子外面站着的人很少，大多数人也许都躲在防空洞里。

　　黛西说：“我会开车，要我开到哪儿？”

　　“你能开车吗？”

　　大多数英国女人不会开车——开车是男人的事情。“别在这种琐碎的事情上犯傻了。”黛西说，“要我把救护车开到哪儿？”

　　“圣巴塞洛缪医院，你知道医院的位置吗？”

　　“当然知道。”圣巴塞洛缪医院是伦敦最大的医院之一，黛西在伦敦住了整整四年，很清楚这家医院的方位，“是西史密斯菲尔德街的那家医院吧。”她想让救护队队员相信她知道那个地方。

　　“急诊室在医院后门。”

　　“我很快会找到的。”她跳进驾驶座，车还没有熄火。

　　队员大声问她：“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黛西·菲茨赫伯特，你呢？”

　　“诺比·克拉克。可千万别把我的救护车开坏了啊！”

　　这辆车配有带手闸的标准变速杆。黛西把档位调到最高的一档，驾车飞驰而去。

　　德国的战斗机依然在空中呼啸，炸弹不停地在四处爆炸。黛西急切地想把伤者送到医院，圣巴塞洛缪医院离事发地不到一英里，但路途非常难走。她沿途经过了利登海尔街、家禽市场和齐普赛德街，但好几次碰到了道路遇阻的情况，她只能绕道走些小街。每条街上都有一两幢完全被毁的房屋。到处都是烟和瓦砾。居民们满身血污，无望地大声呼喊。

　　她跟在另一辆救护车后面，开上了医院的紧急通道，不禁长舒了一口气。救护通道非常繁忙，十几辆救护车正卸下炸断四肢的和烧伤的伤员，把他们送到医院的护工手里。也许我救了这两个女孩的母亲，黛西心想。即便丈夫不要我了，还有人需要我。

　　烧光头发的女孩仍旧抱着她的小妹妹。黛西帮助她俩从救护车后面跳到地上。

　　一个护士帮助黛西把昏迷的母亲抬出救护车，送到急诊区里。

　　但黛西发现女孩们的母亲已经停止了呼吸。

　　黛西对护士说：“这两个是她的孩子！”她意识到自己的声音有些歇斯底里，“现在该怎么办啊？”

　　“交给我吧，”护士语速极快地说，“你必须回去救人。”

　　“必须？”黛西问。

　　“打起精神，”护士对她说，“在天亮之前，还有许多伤员和重伤员等着你去救！”

　　“好吧。”她跳上救护车的驾驶座，把车开到了街上。

　　十月的一个阳光明媚的午后，劳埃德·威廉姆斯抵达了离西班牙边境只有二十英里的法国小城佩皮尼昂。

　　和难以回首的1937年一样，整个九月，他都在波尔多的乡下摘葡萄。他挣来了乘公交和电车的钱，可以在廉价餐馆里吃顿饭，再也不必在农人的院子里挖还未成熟的蔬菜，也不用从鸡圈里偷生鸡蛋了。他正在沿着三年前他离开西班牙的那条路往回走。他从波尔多向南，走过了图卢兹和贝塞尔，大多数时候搭货运列车，有时也到公路上搭个便车。

　　这时他正在佩皮尼昂到西班牙边境沿线东南向公路边的一家咖啡馆里。他穿着莫里斯的工作服，戴着莫里斯的软帽，手里拿着里面有生锈铲子和被炮弹打坏的水准仪，以证明自己是个回西班牙的砌砖匠的帆布小包。可千万别有人真的让他砌墙才好，他才不知道该怎么垒砖头呢！

　　现在他正为如何穿越比利牛斯山而发愁。三个月前在皮卡第，他说服自己，让自己相信完全能找得到1936年向导带着他进入西班牙的那条路，1937年他又沿着这条路的一部分离开。但当一个个陌生的山顶和岔道口出现在眼前时，他的信心破灭了。他以为这段路已经深深地刻在了自己的脑海中，但当他试图回想起某条路、某座桥或某个折转点时，他的记忆模糊了。他已经记不住那么多细节了。

　　他吃完午饭——一碗稀薄的鱼粥——和邻桌的司机们小声交谈起来。“有人能送我去塞贝里吗？”塞贝里是法西边境离西班牙最近的一座村庄，“你们谁去那里？”

　　他们多半都要去那儿：否则不可能出现在法国的东南边境。但他们都犹豫了。这是维希政权下的法国，尽管名义上是独立的，但德国人却占领了过半的领土。没有人会主动去帮一个操着外国口音的陌生人。

　　“我是个泥瓦匠，”劳埃德拿起帆布包说，“我叫莱昂德罗，我要回西班牙的家。”

　　一个穿着汗衫的胖司机说：“我可以送你一程。”

　　“谢谢你。”

　　“可以走了吗？”

　　“当然可以。”

　　他们走出餐馆，坐进两旁有电器行标志的破旧雷诺货车。开车以后，司机问劳埃德是否结婚了。被问了几个令人不愉快的私人问题以后，劳埃德意识到胖司机是对他的性生活感兴趣才载他的。怪不得刚才会那么主动：他想利用这个机会问一些让人尴尬的男女问题。一路上，好几个搭劳埃德的司机都有这种见不得人的兴趣。

　　“我是个处男。”劳埃德对他实话实说。但这又引发了司机对他校园时期风流韵事的一番探索。劳埃德在学校里是谈过几次恋爱，但他不准备把这些事告诉一个素不相识的司机。劳埃德试图在不惹恼司机的前提下含糊过去。最后司机放弃了：“我得在这里转弯了。”说着，他停下车。

　　劳埃德谢了他，继续往前走。

　　他知道不能像军人一样挺直了腰走路，而要像农民那样弓着腰走路。他没有带书和报纸，最近刚在图卢兹一条小街的理发店里剃了个乱糟糟的头发。他一星期刮一趟胡子，所以下巴上总有些胡茬。他惊喜地发现，满嘴的胡茬可以让别人注意不到他。他不怎么洗脸洗澡，身上总带着股让别人不愿近身的馊味。

　　在法国和西班牙，工人都戴不起表，因此他必须扔掉伯尼作为毕业礼物送他的那块方面表。他不能把表送给帮助他的法国人中的任何一位，因为这块表很可能会使他们受到牵连。最后，他沉痛地把表扔进了池塘。

　　他最大的软肋在于随身没有一份身份证明。

　　他曾经试图从一个长得很像他的男人那里买下身份证明，也曾经计划过从另两个人那里偷上一份。但战时人们对自己的身份证明看管得都很细致，这些尝试都没能成功。于是他只能避开需要说明身份的场合。他尽量避免引人注意。只要有机会，他就会避开公路，尽量从田里走。他从没搭过客运列车，因为沿途的一些站设有检查身份证明的检查站。至今劳埃德没遇上过任何麻烦。一个村子的村警向他索要过身份证明，他说他的身份证明在马赛的酒吧里喝醉时弄丢了，村警相信了他的话，让他继续赶路。

　　现在，他的好运到头了。

　　他正在穿越荒凉的作物产区。这里在比利牛斯山下，接近地中海，土壤沙化严重。满是灰尘的道路两旁只有小块农地和贫穷的村庄。这里几乎没什么人住。越过左边的山，可以瞥见远处的大海。

　　怕什么来什么。一辆绿色雪铁龙开到他身旁停下，三个村警从车上跳了下来。

　　他们打了他一个出其不意。劳埃德听到了汽车开来的声音——这是胖司机撇下劳埃德之后他碰到的第一辆车。他没去看这辆车，而是像一个疲累的工人那样继续拖着步子往前走。路两边都是光秃秃的树和农田，田里种着萎靡不振的蔬菜。汽车停下时，他刹那间产生了跑过农田的想法。看到跳下车的两个村警把手摸向腰间的手枪皮套，他马上抛却了这个想法。他们的枪法也许不怎么样，但说不定会打到他。劳埃德完全可以和这些村警周旋一番。他们只是些没见过世面的村警，比城里的警察要温和得多。

　　“你的证件呢？”靠他最近的村警用法语问他。

　　劳埃德摊开双手表示无助。“先生，我很不幸，我的证件在马赛被偷了。我是个西班牙砌砖工，我叫莱昂德罗，我正要——”

　　“上车。”

　　劳埃德犹豫了一下，但抗争是无意义的，成功逃脱的机率比任何时候都要低。

　　一个村警牢牢抓住他的肩膀，把他推入汽车后座，让他坐在自己身旁。

　　车开了，劳埃德的希望也随之破灭了。

　　坐在身旁的村警问：“你是英国人，还是其他地方的人？”

　　“我是西班牙砌砖工，我叫——”

　　村警挥了挥手，做了个“别蒙人”的手势：“不要在我们面前扯这种话。”

　　劳埃德发现自己先前太过乐观了。他是个外国人，没有证件便想朝西班牙边境走：警察才没那么傻呢，肯定会猜到他是个逃脱的英军战俘。如果有疑问的话，他们只要脱去他的衣服，便能在脖子上找到他在部队里的身份牌了。劳埃德没有丢掉身份牌，否则很可能被抓到他的任何一方认作间谍枪毙。

　　现在他被困在警车里，周围是三个全副武装的村警。在这种情况下，逃脱的概率几乎是零。

　　太阳从车右边的群山上开始缓缓落下，警车沿着劳埃德原本前进的方向继续前行。边境前没有大的镇子，他们多半会把他扔在哪个村公所的牢房里过夜，到那里再找逃脱的机会也不迟。如果没能逃脱的话，村警明天一准会把他带到佩皮尼昂，交给那里的警察。接下来会怎么样？他们会审问他吗？他突然感到非常害怕。法国警察会对他用刑，德国人会百般折磨他。如果能活下来的话，他会在战俘营一直待到战争结束，或者死于德国人对战俘的大屠杀。那真是太不幸了，他离西班牙边境只有咫尺之遥啊！

　　汽车开进一个小镇。他能在汽车到监禁地之前逃脱吗？他对这里的地形不是很熟悉，什么都计划不了。他只能保持警觉，试图抓住可以利用的一切机会。

　　汽车离开主街，开进一排商店后面的一条小巷。村警们准备枪毙他，把尸体丢弃在这里吗？

　　汽车停在一间餐馆的后门。餐馆后院里扔满了盒子和大的空酒罐。通过一扇小窗，劳埃德看见厨房里亮着灯。

　　前座的村警下车，打开劳埃德这一边接近餐馆的车门。能利用这个机会逃脱吗？必须绕过车才能沿着小巷往前跑。这时暮色已浓，跑了几码以后就不容易被击中了。

　　村警把身体探进车，抓住劳埃德的肩膀，把他拉出来让他站好。逃脱的机会稍纵即逝，但这绝对不是一个太好的机会。

　　村警们为什么要把他带到这呢？

　　他们把他带进厨房。厨子正在对着碗打鸡蛋，一个少年正在水槽边洗碗。一个村警对他们说：“我们带来个英国佬，他说他叫莱昂德罗。”

　　厨子继续着自己的活计，抬头往店堂里喊：“特蕾莎，你过来一下！”

　　劳埃德认识一个特蕾莎，那个特蕾莎是个无政府主义者，在西班牙内战期间教不识字的士兵们读写。

　　厨房门被推开，特蕾莎走了进来。

　　劳埃德吃惊地看着走进厨房的女人。毫无疑问，这就是他认识的特蕾莎：尽管戴着侍者的围裙，戴着一顶白色的小帽，但眼前站着的无疑就是那个特蕾莎，那个有着一双大眼和乌黑长发的特蕾莎。

　　起先特蕾莎没有瞧他。她把一叠脏盘子放在洗碗少年身旁的那块台板上，然后转身亲吻了押劳埃德过来的两个村警：“皮埃尔，米切尔，你们最近好吗？”接着她转身看到了劳埃德，眼睛一下子瞪得大大的：“不——这不可能。劳埃德——真的是你吗？”

　　劳埃德说不出话来，只能木然地点了点头。

　　特蕾莎扑向前抱住他，在他的两边面颊上啄了两口。

　　一个村警说：“这样就好，我们的任务完成了。我们得走了，祝你好运。”他把帆布包还给劳埃德，然后和同伴一起离开了。 世界的凛冬（全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