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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来的新仇旧恨

　　1938年3月29日，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昌举行，在这次大会做出的决定中，有一项看似不大却与戴笠及他的特务处命运息息相关的决定，那就是扩大特务组织，改组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即成立军统局。

　　在1935年5月成立的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下设三个处：一处为党务处，处长徐恩曾；二处为军警处，即复兴社特务处，处长戴笠；三处为邮检处，处长丁默邨。

　　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改组后，二处，即戴笠的特务处将升格并继续使用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的牌子，简称“军统”；一处和三处，合并为中央党部调查统计局，简称“中统”。

　　蒋介石同时决定，军统局局长由侍一处主任贺耀祖兼任，授中将军衔；戴笠升任副局长，授少将军衔。

　　戴笠知道，军统局是中将级单位，在等级森严论资排辈的国民党内部，他能授少将衔任副局长已经不错了，重要的是掌握实权。

　　这一决定，无疑将使戴笠的特务组织有一个大的发展和飞跃。就在戴笠摩拳擦掌准备大干一场的时候，一封意想不到的神秘电报，将他推入几近崩溃的边缘。

　　电报是闽北站站长严灵峰发来的，内容简单，却犹如千钧重锤，字字砸在戴笠心上：

　　“张超已被福建省主席陈仪下令逮捕，恐有不测！”

　　陈仪为何要逮捕张超？

　　张超，福建长泰县人，肄业于黄埔军校武汉分校第六期，1933年加入特务处，旋即被派回家乡福建潜伏，后被任命为特务处福建闽北站站长，公开身份是福建省保安处谍报股股长。

　　“闽变”平息后，陈仪被任命为福建省主席。戴笠平息闽变有功，深得陈仪好感。也就是说，从特务处角度来说，与陈仪无冤无仇。

　　说起来，张超也算有能力有胆魄之人，在担任公开职务福建省保安处谍报股股长初期，也曾办过几件大案，深得陈仪的赏识和器重。但他也是一介“粗人”，或者说是“狂人”，性格大而化之缺少心思缜密不说，而且不知轻重，缺少自知之明，在“走红”之后竟野心膨胀，骄横跋扈，独断专行，渐渐地连陈仪也不放在眼里了。

　　就保安处谍报股的工作而言，张超与陈仪或许不会有直接碰撞，但张超为扩大特务组织在福建的势力，一直在收买地方民军，收买的方法不外乎封官许愿。最初，对他的保荐陈仪总是大开绿灯，经他保荐的县长、省政府参议、咨议不下20余人。后来陈仪发觉了他的野心，断然拒绝他保荐的任何人选，这让他心中十分不悦。

　　随后发生了几件事，使两人关系迅速恶化。

　　第一件事是“二刘事件”。

　　“二刘”是创办福州电气公司的刘家兄弟之一刘雅扶和侄子刘爱其，也是福州最大的经济汉奸。抗战爆发后，张超为了迎合福建人民的抗日激情，派部属暗杀了“二刘”与有通日嫌疑却深得陈仪宠信的医学博士黄丙丁。事发后，陈仪赫然震怒，认定是张超所为，却又查不到证据。

　　随后又发生了“邝汉事件”。

　　邝汉是金门县县长。金门县辖大嶝、小嶝及金门岛，县治设在金门岛。占领台湾的日军若从厦门登陆，必先攻取金门。由于岛上没有驻军，邝汉曾请示省政府，必要时撤退大嶝，遭到陈仪的严词拒绝：“守土有责，应与城共存亡……”

　　但在1937年10月下旬日军炮轰金门时，邝汉仍携县保安队及家属撤到大嶝，又随后退到漳州。1937年12月17日，陈仪以“弃职潜逃”罪将邝汉处决。

　　然而在不久后的厦门战役中，第七十五师师长宋天才擅自弃城而逃，导致厦门失守，却没有受到任何惩罚，一时舆论大哗。时人有诗云：“退缩宰官理应诛，无殃丧地将雄师。赏刑失措徇偏袒，效死难求孰拯危。”并加注解称：“金门县长邝汉，仅仅有24名法警，退大嶝办公，地失伏诛；宋天才师长将万兵，把厦门放弃不问。”

　　由于邝汉是特务处的人，曾任保安处谍报股科员，为报此一箭之仇，张超特地找到《南方日报》（黄埔军校同学在福建创办）总编辑闵佛九，发表社论《为原金门县长邝汉鸣冤》，矛头直指陈仪以“浙人治闽”，杀人立威。

　　看到社论，陈仪忍无可忍，但只能将闵佛九免职，对张超仍无可奈何。

　　抓不到张超的罪证，无法予以制裁，陈仪就想控制他的权力，决定在绥靖公署下成立情报处，将在福建的CC（陈果夫、陈立夫为首的政治势力）、复兴社等特务组织统一起来，由情报处统一管理。

　　事到如今张超仍自我感觉良好，认为情报处处长一职非他莫属。可当任命一公布，有如当头棒喝，不仅自己与处长无缘，而且这个新的顶头上司，竟是他的“冤家对头”胡国振。

　　胡国振的公开身份是福建省警官训练所所长，秘密身份是特务处闽北站督察。

　　督察一职就是为督察站长而设，以张超目中无人独断专行的行事作风，免不了被打“小报告”。而在胡国振上任情报处处长不久，很快侦得张超有贪腐行为，曾敲诈南台某大木材商2000元，并在查办禁烟督察处副处长程某私卖烟土案中贪污舞弊。在将这些情况上报戴笠时，胡国振同时汇报了张超与陈仪已势同水火，建议将张超调离福建。

　　为了不影响与陈仪的关系，戴笠接受了胡国振的建议，免去张超明暗两个职务，派严灵峰潜往福州，接任闽北站站长的秘密职务；将保安处谍报股股长的公开职务交给闽北站书记金颂康代理。对张超，戴笠采取“冷处理”的老办法，挂起来晾在了一边，视其自我反省程度再做决定。

　　张超继续“作死”

　　这种“冷处理”一般要被“挂”数月，甚至一年或更长时间。时间长短，要看被“挂”期间的表现，或者有否用人契机。那些不知反省、满腹牢骚、怨声载道者，即使重新起用也很难再有升迁机会，甚至被一挂到底，永不叙用。

　　戴笠在将张超免职后，便挂到一边不管了。却不料，时隔不久，张超却擅自找上门来。

　　当时，忠义救国军总指挥部刚刚在汉口成立（后迁安徽屯溪），戴笠正在汉口巴黎街八号临时住所与副总指挥俞作柏等人商议相关事宜，张超不请自来，让戴笠略略吃了一惊。张超说：

　　“戴先生，我是来请示工作的。”

　　“请示工作？”戴笠显然很意外，都已经被免职了，还有什么可请示的？

　　当张超对他此行的目的侃侃而谈的时候，戴笠不仅听得津津有味，而且连连点头予以肯定。

　　张超虽大大咧咧难以思虑周全，对戴笠的心思却揣摩得十分透彻。他知道在这个被挂起来的特殊阶段，只要毫无怨言，主动开展工作，将功补过，前途就是一片光明，甚至会因祸得福。

　　那么，主动开展什么工作呢？

　　他知道，戴笠最重视的是特工武装，尤其抗战爆发后，戴笠在上海成立苏浙别动队，协助主力部队作战；同时要求平、津两站合作，组建滦榆游击司令部，由王天木与陈恭澍分别担任正副司令。如今苏浙别动队已改编为忠义救国军，滦榆游击队也改编为忠义救国军北方支队，那么，在东南拉起一支同样的游击队伍，应该是戴笠求之不得的。

　　而张超手中正有这张王牌，那就是民军。

　　福建的民军，多年来都是不容忽视的地方武装力量。自北洋军阀势力进入福建之日起，福建就成为各大小军阀的“群魔乱舞”之地。正是“乱世出枭雄”，各路“草头王”乘乱应运而生，各大小军阀乃至各种政治势力的角逐，无不借助或利用民军的势力，因此，福建政局的每一次动荡都为他们创造了发展机遇。而对付这些民军，无外乎“打”与“抚”。到陈仪主闽时，虽然几股大的民军已被平定，但许多小股民军仍十分活跃。张超正是看中了民军可为我所用，拉拢了一批民军首领和失意军官。

　　张超此番前来，是邀了几位民军头目一起来的，在汇报了他的设想之后，将几位民军头目请到了戴笠的办公室。

　　有这几位民军头目的陪衬，对张超来说起到了一举两得之功效：一方面让戴笠看到了他的实力；而另一方面，也让几位民军头目看到了他的强大背景，以及他在戴笠心中的位置与重量。

　　正如张超对戴笠的了解，眼下戴笠最重视的是发展特务武装。他早已注意到福建的民军，只是没有合适人选能够掌握和改造这些地方武装。如今张超主动请缨，又具备这方面实力，戴笠何乐而不为？

　　就张超的个性而言，与其让他做特工带一个情报站，远不如让他带一支武装部队更合适。

　　但是，民军成员良莠不齐，既有农民起义者，也有土匪流氓，在这些人中拉起一支队伍，人员的选择与考察尤为重要。戴笠曾在致下属电报中特别强调：“非常时期之工作，不可用流氓。因流氓行为招摇，不切实际，用之未有不败者。”因而，戴笠提议，先主办一个东南游击干部训练班，挑选一批优秀青年进行培训，作为日后游击队伍的骨干力量。

　　得到戴笠的首肯，张超大喜过望。就他的个性来说，带一支部队远比干特工弄情报来得畅快。

　　返回福建之后，张超开始大张旗鼓招兵买马，通过闽南、闽北两站，很快招收了100多名学生，并聘请了政治教官与军事教官。

　　万事俱备之后，张超这才想到还欠一点东风，这个“东风”就是经费与装备。经费与装备应由地方财政支出，而他根本没想到应事先征得陈仪的同意。

　　陈仪原本因发现张超有野心而对他采取遏制措施的，如今张超要成立“东南游击干部训练班”，为组建武装部队做准备，这正是陈仪所忌讳的，怎会给他开绿灯？

　　经再三争取，仍毫无转圜余地，张超只好向戴笠求援。

　　其实，由特务处援助开办“干训班”并非不可，只是会影响与陈仪的关系。陈仪在拒绝张超之前，已给戴笠发电报说明情况。不管他以什么理由拒绝，戴笠都不能不接受，毕竟陈仪是一省大员，弄僵了对谁都不好。何况特务处正处于改组阶段，经费紧张。于是戴笠便想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

　　由于军统局成立在即，戴笠已报请蒋介石批准，在湖南临澧开设中央警官学校特种警察训练班，以缓解军统成立后的人员紧缺问题。特训班已在余乐醒、陶一珊等人的筹建中开始招生，张超招募的100多名学生正好送到临澧接受培训，培训结束后统一分配使用。

　　为保护张超的积极性，戴笠决定将他调离福建，到上海沦陷区任行动队长。

　　戴笠的决定，对张超来说也算是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了。张超很快将100多名学生送到了临澧，就等着他本人料理好福建方面的事务，到上海走马上任了。

　　可就在这个时候，张超做出了一个贻误终生的莽撞之举。

　　常言说，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张超并非睚眦必报之人，这次却偏偏没有“忍”住。在送走学生之后，他越想越生气，一次次“好事”都让陈仪给搅黄了，反正马上就要离开福建了，不如趁机报复他一下，也好出出心中这口恶气。

　　当时，各民军首领和国民党CC派都对陈仪不满，省党部主任委员陈肇英与陈仪素有嫌隙，而陈仪抗日态度暧昧，被陈肇英抓住把柄大肆攻击，大有取而代之之势。张超认为，这正是“倒陈”的好时机。

　　于是，张超召集数名亲信，商量“倒陈”事宜，制订“倒陈”方案。该方案由政治的和军事的两部分组成：政治的即制造舆论，以民众抗日自卫相号召，提出“打倒汉奸陈仪”“把陈仪赶出福建”“闽人治闽”等口号，并写成标语张贴；军事的，则以其亲信所掌握的海军旧部，与驻莆田涵江、福声海口的两个水警中队，及福清县（今福清市）自卫中队等部为基础，各自就近联络地方武装和土匪，并由张超派人直接到各县联系地方民军首领，待各方面准备就绪，一同举事“倒陈”。

　　布置好一切，张超准备赴上海就任行动队长，船票已经买好，可是他做梦也没想到，他最信任的亲信已经将他出卖，陈仪已下令省警察局局长李进德将他秘密抓捕。

　　第二天就要启程赴上海了，这天晚上，张超优哉游哉地到福州温泉路福龙泉澡堂洗澡。就在他洗好准备离去的时候，侦缉队队长董兰观突然走进来，向他出示了陈仪的手令。

　　张超并未意识到危险降临，大大咧咧地跟着董兰观上了车，随即被关押在警察局内。

　　倒是闽北站站长严灵峰警惕性高，闻讯后立即给戴笠发报，并断定陈仪不会轻易放过张超。

　　紧急营救，受挫

　　接到严灵峰的电报后，戴笠焦急万分，他本不愿意与陈仪把关系弄僵，想必陈仪也是如此，现在他既然抓了张超，说明已准备拿张超开刀。倘若张超真的命丧陈仪刀下，将会直接影响到以后军统工作的开展，无论如何张超也是为了发展特务武装，再怎么冒犯陈仪，也是罪不当诛。

　　他一刻都不敢耽搁，立即写好呈文，冒着炎炎烈日赶往珞珈山蒋介石的临时官邸。

　　正是午休时间，蒋介石的住所就在东湖附近，戴笠远远地看到宋美龄坐在湖畔小亭内纳凉。

　　自西安事变之后，戴笠在宋美龄心中的分量陡然增加。1937年元月戴笠患鼻瘤，在上海宝隆医院实施切除手术，不仅蒋介石多次派员前往医院视疾，宋美龄还亲自前往医院，代表蒋介石进行慰问。宋美龄亲自向院方了解戴笠的治疗情况，特地叮嘱院方：“戴处长是只知有国家，不知为自己的人，这次住院，必须要使他好好休息，非经我许可，不得擅准出院。”

　　宋美龄原本比蒋介石更具亲和力，戴笠在宋美龄面前更觉得轻松自如，不受拘束。有急事由宋美龄转达，往往比直接找蒋介石效果更好。

　　见到宋美龄，戴笠先是松了一口气，远远地向宋美龄打招呼：

　　“夫人好！”

　　看到戴笠走得大汗淋漓，宋美龄问：

　　“大中午的，什么事这么急？”

　　戴笠递上严灵峰的电报和呈文，待宋美龄看过之后，说：

　　“请校长务必让陈主席派人将张超押到武汉来审查。”

　　“好，我替你转交。”

　　有宋美龄答应转交，此事就有了百分之百的把握。一旦张超被押到武汉，就等于有了免死金牌。只要留得青山在，其他一切都不重要。再说，张超如此莽撞之人，不受点惩戒，不知什么时候还会闯下掉脑袋的大祸。

　　不过，戴笠的想象未免太乐观了。

　　倒不是宋美龄的转交没有发挥作用，也不是蒋介石未批准他的呈文，而是他低估了陈仪的胆量。

　　蒋介石看了电报与呈文，迅疾以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名义发报，令陈仪将张超迅速押解汉口查办。

　　这个消息原本让戴笠如释重负，殊不料，在戴笠满怀希望等着张超被押解武汉的时候，第二天，即6月18日，突然传来了张超被处决的噩耗！陈仪出手之快，下手之狠，手段之绝，令戴笠这个掌握着一大批“职业杀手”的特务头子也不得不为之震惊。

　　陈仪与戴笠撕破脸尚可理解，公然对抗蒋介石的命令，却是戴笠完全没有想到的。

　　事实上，陈仪既抓捕了张超，就没打算让他活着出去。倘若将他押解武汉，显然张超再无生命之忧。为解心头之恨，陈仪压下蒋介石的电报，以“阴谋叛乱，反抗政府，公然煽惑军心，破坏抗战大计”之罪名，下令将张超立予枪决。

　　蒋介石的电报，恰恰成了张超的“催命符”。

　　此仇不报，何以向众多部属交代？在军统即将组建之际，出了这样的事，何以招募人才？何以让众下属为之卖命？但是，以陈仪国民党元老的身份，蒋介石根本不能拿他怎样，尤其不能为了一个小特务去制裁一个国民党元老，这也正是陈仪敢抗旨不遵的原因。

　　戴笠打电话找来同窗好友毛人凤，商量如何挽回影响。

　　毛人凤虽然在加入特务处的时间上比“十人团”元老晚了“三秋”，但在先后出任浙江警校特派员办公室书记、武汉行营办公厅第三科第一股少校股长、西安军警宪联合稽查处中校秘书以及特务处处长办公室书记之后，他作为秘书的才干越来越显露无余，在戴笠心目中的分量也越来越重。与众多秘书对比，他不仅旧学根底深厚，思虑周详，工作扎实，忠实可靠，而且为人低调，谦逊随和，谨言慎行，从不会招惹是非，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优秀幕僚长人选，戴笠对他越来越倚重。

　　毛人凤分析说：

　　“既然陈仪敢拿张超开刀，也就与我们结下了不解之仇。常言说君子报仇十年不晚，这个仇我们现在报不了，可以先杀杀他的威风，让他的保安处处长还张超一命！”

　　“看来也只有这样了，你起草一份报告，恳请校长电令陈仪，将叶成押到武汉。我们事先到机场做好准备，人一到立即扣留，说不定还能从他身上找到扳倒陈仪的突破口。”

　　叶成，福建省保安处处长。

　　叶成也是浙江人，1905年出生于浙江青田，毕业于黄埔军校第三期，说起来也是“天子门生”，也曾在蒋介石身边任侍从室副官、副组长。

　　与特务处渊源更深的，则是他复兴社干部的身份，是复兴社福建分社书记。

　　“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事实上，对于抓捕和枪杀张超，叶成是一百个不愿意干。与戴笠同是浙江老乡、黄埔校友、复兴社干部，虽无深交，亦有往来；且与闽北站、闽南站向来融洽，让他向特务处的张超开刀，他怎么下得了手？

　　但陈仪下了手令，要他抓捕张超，叶成不能推辞，只好将这个差事交给了省会警察局局长李进德。不曾想，张超被抓到警察局后，陈仪要求速战速决，不经审讯立即“问斩”。面对叶成一脸的为难神色，陈仪拍胸脯说：“非杀不可，出了事我负责！”

　　话虽如此，叶成心里非常清楚，这笔账特务处未必会记在陈仪一人头上。“杀人偿命，欠债还钱”自古天经地义，特务处职业杀手如云，以戴笠的铁血手段，岂会白白放过他？

　　结果不出所料，制裁不了陈仪，戴笠便按照毛人凤的主意，将目标锁定了叶成，带着由毛人凤拟定的报告再次来到蒋介石的临时官邸。

　　戴笠一进办公室，蒋介石就知道了他的来意，陈仪的电报自然比戴笠的脚步要快得多。当时宋美龄也在蒋介石的办公室，戴笠还没来得及开口，蒋介石就说：

　　“张超的事我已经知道了。”

　　戴笠愣了一下，马上说：

　　“校长，张超为了开展工作这么不明不白地死了，我们以后的工作还怎么做？”戴笠眼巴巴地看着蒋介石，又补充一句，“陈主席作为地方官员违抗校长的命令，如果别人都像他那样，我们在地方上就没法开展工作了。”

　　“这个陈仪也太目无中央了。”宋美龄接话说。

　　蒋介石何尝不知陈仪目无中央，这也正是他为之气愤的。

　　“可是张超已死，还能有什么办法补救？”

　　戴笠赶紧递上手中报告，说：

　　“校长，张超死得冤枉。为了挽回影响，请校长下令将枪毙张超的叶成押到武汉审讯。”

　　蒋介石接过报告，点点头说：

　　“好吧，我会考虑的。”

　　第二天，蒋介石便电令陈仪，将叶成押送武汉。

　　陈仪敢抗旨一次，却不敢抗旨两次，尤其蒋介石在电报中严词指责他“目无中央”，这让他不能不有所顾忌。可是，他既信誓旦旦说过“出了事我负责”，就不能失信于叶成。他把叶成找去，出示蒋介石电令，对他说：“你可以放心去，一切由我负责。”

　　又是“我负责”，叶成沉默半晌，只能服从命令。

　　陈仪果然为叶成此行做了周密安排，策划了如何在蒋介石面前状告张超，同时给两位关系不错又深得蒋介石信任的人发去电报，让他们保护叶成避免落入特务处之手并引见叶成晋见蒋介石。这两人一个是军政部部长何应钦，一个是被蒋介石视为“智多星”的贴心幕僚张群。

　　戴笠通过闽北站站长严灵峰，掌握了叶成抵达武汉的具体时间，派出精干特工等候在机场。却没料到，陈仪毕竟是久经宦海的老牌政客，对特务处早有防备。押送叶成的专机一降落，何应钦就从轿车里钻出来，亲自将叶成接上了车。特务处的人只能眼巴巴看着何应钦将叶成接走，并直接送进了张群的住所。

　　头一回激怒校长

　　这天是8月17日，戴笠一直在汉口巴黎街八号的住所等候消息，等来的却是叶成被何应钦接走保护起来的消息。又一次被陈仪抢了先，戴笠怒火难平。可事情远没有结束，更沉重的打击还在后头。

　　第二天上午，蒋介石亲派“信使”来到戴笠的办公室，传蒋介石紧急召见，戴笠并未多想，便迅速赶往珞珈山蒋介石官邸。

　　一进办公室，蒋介石就将一卷东西摔到戴笠面前：

　　“你自己看看，这都是什么！”

　　戴笠展开一看，都是反对陈仪的标语。

　　“你一次次为张超喊冤，又是呈文，又是哭诉，你知道他干了些什么吗？”

　　戴笠看看眼前的标语，真想问，他反陈仪错了吗？陈仪就是亲日、消极抗日！但话到嘴边还是改了口：

　　“我不知道这些东西是哪来的，我只能说，凭这些不能证明是张超所为。”戴笠料到已被叶成反咬一口，又说，“张超已死，死无对证，这只是他们的一面之词，请校长明鉴！”

　　正如戴笠所猜测的，张群已亲自带叶成晋见蒋介石，按照陈仪的事先策划，将张超的为人张狂、放荡不羁、到处招惹是非尤其是对抗陈仪的种种“罪证”，向蒋介石一一汇报。

　　“张超处处与陈仪对抗，私组武力，图谋不轨，难道这不是事实吗？”

　　“张超组织武力不假，可那是为特务处在福建组织游击力量，为的是协助国军作战。既然陈主席不同意，他招聘的学生已经送到临澧接受培训，然后统一分配使用，这怎么能算是以武力对抗陈主席？”

　　戴笠简直气昏了头，他从来没有顶撞过蒋介石，即使蒋介石跟他拍了桌子，他也是恭恭敬敬地洗耳恭听。可是今天，他仿佛把蒋介石当成了陈仪，完全没有了以往的顾忌。

　　蒋介石也是气愤不已，自己最信赖、最倚为干城的心腹门生，竟然为了一个小小特工与他大吵大闹。

　　“你不问缘由，不分青红皂白，在这里大吵大闹，成何体统！好了，这事到此为止。”蒋介石说着，对戴笠一挥手，示意他退下。

　　这句“到此为止”令戴笠更是怒不可遏。张超就这样白白地死了，费尽心机将叶成弄来却被反咬一口，就这样到此为止了？可蒋介石已经下了逐客令，戴笠自然也不便再纠缠。他扭头就走，“砰”的一声带上了门。

　　可能戴笠关门用力过大，蒋介石被这一声再次激怒：

　　“你回来！你怎能如此粗暴无礼，目无尊长！”

　　被蒋介石指着鼻子斥责，戴笠一肚子火气无处发泄，一肚子冤屈无处申诉，“扑通”一声跪在蒋介石面前哭诉：

　　“恳请校长为死者伸冤，让生者性命有保障，否则将无法开展工作！”

　　蒋介石被戴笠突如其来的这一跪吓了一跳，不禁怒责道：

　　“你这是干什么？真是下贱！”

　　“下贱”二字深深刺痛了戴笠。这一跪，有恳求，有忠诚，有对死者生命的尊重，有对生者生命的敬畏，唯独没有下贱！

　　“我今天跪在校长面前，若是为个人升官发财，那是我下贱、无耻！我的同志被无辜地杀死了，他要组织游击部队打鬼子，队伍还没拉起来，就倒在了自己人的枪口下。他是为了开展革命工作被杀死的！他大大咧咧，不拘小节，他冒犯了陈仪，他有罪，可他罪不至死！特务处上上下下都在看着，能不能为他报仇伸冤，已不是他一个人的问题，而是关乎整个特务处今后的工作怎么开展。校长若不给我们做主，我的工作也没法干下去了……”

　　戴笠声泪俱下，满腔怒火与悲愤，犹如决堤的洪水，瞬间倾泻而下。

　　这完全出乎蒋介石的意料，他急召戴笠就是要兴师问罪的，却不料戴笠反应如此强烈，如此反常。他也意识到自己骂重了，可说出去的话，泼出去的水，已无法收回。在门生弟子面前，蒋介石是无须勉强自己的，他丢下戴笠，一个人拂袖而去。

　　戴笠这次也顶上了，全然不顾自己费尽千辛万苦打下的“天下”，毫不珍惜即将到手的军统局，回去就写了一封长达38页的辞职信。

　　“投之亡地然后存，陷之死地然后生。”虽然带着一时意气，戴笠也确实觉得，此仇不报，无颜面对下属，以后谁还肯为军统卖命！与其任人宰割，不如干脆撂挑子不干。只是戴笠气头上并未考虑到，倘若没有“后存”与“后生”，他会不会悔不当初？

　　好在，蒋介石不会意气用事。既然当初从“高手如云”的复兴社选了这个黄埔“晚辈”做特务处处长，今日就不会轻易将军统易手他人。毕竟戴笠已经数年磨砺，又独具特质，且忠心耿耿。

　　几天后，蒋介石火气消了，从戴笠的角度设身处地想想，觉得戴笠的反常也是事出有因，于是再次召见戴笠。

　　戴笠的心情也平静了很多，也觉得自己的种种举动有些过激。来到蒋介石办公室，戴笠垂手而立。蒋介石心平气和地说：

　　“你想辞职，你走了，谁干？你不能这样要挟革命领袖，一个担当革命工作的人，是不准随便辞职的，而且我叫你做这个事情，根本就没有打算叫谁来接替你！”

　　蒋介石这番话，令戴笠十分感动，只是他心中的“结”仍未打开，他说：

　　“不知校长是否注意到福建的情况，抗战爆发后，全国人民都投入了抗战，只有福建不见动静。陈主席不仅不做抗战动员，反而派人去香港、上海与日本人联络。张超只是戳破实情，他就违抗校长的命令灭口。张超实在是死得冤枉啊！”

　　蒋介石何尝不知张超死得冤枉。再说，即使张超该杀，也还轮不到陈仪发号施令。可是有一点戴笠不知道，那就是陈仪消极抗战事出有因，这个“因”就出在蒋介石身上。

　　蒋介石迟迟不肯发动全面抗战，就是认为准备不充分，中日双方武力过于悬殊，因而处处妥协忍让，避免刺激日本。殊不料，日本人逮着软柿子好捏，得陇望蜀，处处寻衅滋事，并做起速战速决、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美梦。全面抗战爆发后，蒋介石拿出中央军精锐兵力，打响上海保卫战，粉碎了日本“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美梦。台儿庄大捷鼓舞了中国军队的士气，虽然徐州会战后期中国军队陷入被动，但这场历时五个月的战役，成功钳制和消耗了日军的有生力量，阻滞了日军的进攻速度，为接下来武汉会战的部署赢得了时间。武汉会战已于6月中旬打响，中国军队士气高昂。这是一场历时四个半月的战役，其战线之长，规模之大，伤亡之惨重，在抗战所有战役中空前绝后。它大大消耗了日军的有生力量，使其进攻锐气受挫，战略进攻势头大减，粉碎了日寇企图使中国屈服、快速结束战争的梦想。

　　日本人最担心的是陷入持久战的泥沼，蒋介石在打击日军锐气的同时，寄希望于日军做出让步，回到谈判桌上。直到1940年，终因双方条件南辕北辙，蒋介石最终关闭了与日谈判大门。而此阶段，陈仪的消极抗战及秘密与日本人联络，皆是奉了蒋介石之命。而这些，蒋介石是无法对戴笠明说的。

　　戴笠提出的问题，让他沉默良久，终于无可奈何地说：

　　“你只知陈仪是国民党元老，你可想过这个元老的能量？可想过张群为什么要帮叶成？陈仪是政学系的骨干，他背后站着一群人，包括张群和江西的熊式辉。当年在南昌行营‘剿共’时，他们都是出过大力的。眼下用人之际，牵一发而动全身，陈仪是不能碰的。至于叶成，连何部长都搬出来了，何必不给他这个台阶？再说，叶成也是代人受过。我这就下令免去他保安处处长的职务，送汉口军法执行总监部扣押。你回去安排厚葬张超，优恤家属，这件事就不要再提了。以后遇事，不要只想着你那个特务处，要顾全大局。”

　　蒋介石这一番掏心窝子的话，说得戴笠热泪盈眶。直到这时他才深刻体会到，他的这盘特务处的小棋，要时时刻刻服从校长下的那盘国民政府的大棋。

　　他恭恭敬敬地给蒋介石鞠了一躬，万分激动地说：

　　“我一定秉承校长旨意！”

　　回到巴黎街住所，他立刻挥笔写下“秉承领袖旨意，体念领袖苦心”12个大字，决心以此为座右铭，时刻铭记心间，绝不再给蒋介石添乱。

　　漫长的复仇路

　　戴笠将毛人凤等特务处骨干召集到巴黎街住所，讲了张超事件处理始末，提出以“秉承领袖旨意，体念领袖苦心”12字为特务处行动指南，张超的事以后不要再提。

　　他又召集在武汉的所有特工，为张超举行了哀悼会；下令闽北站厚葬张超，优恤家属，同时筹建一所小学，命名为“佑民小学”（张超别名“佑民”），以此纪念张超。

　　但是，冤有头债有主，不是不报时辰不到。陈仪这头戴笠只能暂时放下，另一头是不能放下的。这另一头，就是向陈仪通风报信之人。没有人通风报信，张超就不会被抓被杀，这笔账戴笠不能不算。

　　当时，张超被杀的消息传到湖南临澧特训班后，被他保送到这里接受训练的100多名福建学员，个个义愤填膺，强烈要求回福建工作，为张超报仇。

　　戴笠趁热打铁，向分布于全国各地的军统特务组织发出一封“告同志书”，在深切悼念张超的同时，介绍了张超为“革命”、为“团体”牺牲的“事迹”，号召大家学习张超的“革命精神”，吸取张超事件的教训，提高警惕，严格遵守纪律，遵守特工秘密原则。同时要为张超报仇。

　　张超保送的100多名学员从临澧特训班毕业后，也因这一突发事件，全部返回福建工作。

　　戴笠下令严灵峰，秘密制裁背叛张超向陈仪通风报信的高诚学、谢荫坡二人。

　　为什么要制裁这两人？这两人在张超事件中扮演了什么角色？

　　在张超召集亲信商量“倒陈”事宜时，这两人并未参加。是高诚学的小兄弟林荫将“倒陈”策划方案透漏给了高诚学，高诚学转而与谢荫坡商量，然后两人一起向陈仪告密邀功导致了张超的噩运。

　　也就是说，第一个泄露“倒陈”方案的是林荫。但他泄露的对象高诚学，以及高诚学泄露的对象谢荫坡，都是张超的亲信。这两人未能参加张超的“倒陈”策划，并不代表与张超关系疏远，而是因为张超就近通知亲信，两人所居位置不够方便未能参加而已。

　　林荫与高诚学都是福建省平潭县人，林荫生于1908年，比高诚学小11岁，是高诚学名副其实的小兄弟。两人都曾是民军中的风云人物，分别为福清、平潭著名民军首领。张超将两人拉过来后，将其部队改编为两个水警中队，保荐林荫任水警中队队长，高诚学任福清养淡工程处主任。

　　在张超“倒陈”行动方案中，所涉及的主要武装力量，就是这两个水警中队。而此时这支水警部队已改造成为正规武装警察部队。林荫觉得事关重大，就去找高诚学商量。

　　此时的高诚学由于在养淡工程处表现不错，已被陈仪改任福建省福安县县长。考虑到自己在县长的位子上干得得心应手，高诚学不愿冒险，随后赶往福州，去找谢荫坡商量。

　　谢荫坡也是由张超保荐的，原任福建省政府参议，后被陈仪任命为政和县县长。谢荫坡担心出事后受牵连，干脆提议告密邀功。两人一拍即合，迅速付诸行动。

　　戴笠了解了事情的来龙去脉，放过林荫一马，将制裁目标锁定高、谢。

　　但这两人做贼心虚，考虑到戴笠的铁血手腕，怎敢掉以轻心？尤其军统成立后，这两人更是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他们原本身边都有武装力量，在此基础上又加强了防范，住所有重兵把守，出入则重兵护驾。严灵峰只得对二人密切监视、跟踪，等待时机。

　　直到一年后，在几次暗杀未果的情况下，严灵峰发现闽北站的一个运用人员林某与谢荫坡有私交，便设计让林某骗开了谢荫坡家的大门，埋伏多时的特工们蜂拥而至，制服保镖，将谢荫坡击毙在卧室。

　　但高诚学在福安县长任上干得如鱼得水，办教育、建农场，做了一些颇得民心的好事，又深受陈仪信任，若将他秘密制裁，不仅会造成不良影响，还会让陈仪抓住把柄。

　　这一等就是三年之久。陈仪主闽七年后，1941年8月终于在一片“倒陈”声中离开福建。

　　陈仪走了，隐忍了三年的军统终于有了制裁高诚学的机会。几年过去，军统在福建的组织几经变迁，闽南、闽北两站统一归军统设于省府的调统室管理，制裁高诚学的任务就落到了时任调统室主任的易珍身上。

　　时过境迁，考虑到影响，对高诚学的制裁不宜采取暗杀手段，在易珍等人的部署下，最终以“私藏枪弹，图谋不轨”的罪名，将高诚学送上了黄泉路。

　　终于除掉了两名肇始者，也算为张超报了仇。

　　而被蒋介石下令关押的叶成，即使没有陈仪“打包票”，也不至于丢了性命。毕竟是“天子门生”，又是复兴社高干，而且谁都明白他是代人受过，但职务丢了。叶成自然不愿与军统结仇，被释放后，投奔了戴笠最铁的弟兄胡宗南。

　　奉叶成之命对张超实施抓捕并执行枪毙的福建省警察局局长李进德，也在当时被免除职务。

　　只是对真正置张超于死地的陈仪，不知戴笠真的是大肚能容，还是没有找到机会，在他有生之年一直与陈仪相安无事，却也是老死不相往来。在军统日益强大之后，陈仪肯定为一时泄愤杀了张超后悔莫及。他数次找人给戴笠传话，想与戴笠谈谈，都被戴笠拒绝。直到戴笠飞机失事殒命四年后，陈仪最终被戴笠的接班人毛人凤送上了西天。 戴笠：黑暗时代里最黑暗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