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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重庆报道武汉大轰炸后的第二天，三十七集团军驻渝办事处的留守军官约见了《中央日报》和《大公报》的主编。

　　“我部今日与日军激战，一度攻占日军盘踞的县城，这是一些真实照片，我们康司令认为刊登出来可以激励军民士气，增强爱国观念，请两位先生过目。”詹达魁中校分别递给他们两个信封。

　　《大公报》驻渝主编陈正源在酒桌上检查着一张张照片道：“没有比这些真实图片更能说明胜利的报道了，很有价值。”

　　《中央日报》主编赖连波看完道：“贵部的图片向来真实可靠，而且摄影技术更是一流，请放心我们会专版报道。”

　　詹中校举起酒杯笑道：“那就有劳二位了，来为了抗日早日胜利干杯。”

　　他们也跟着举杯道：“祝贵部再创胜利。”

　　每月几个大型报社都会收到数目不等的份子钱，目的是消除本部的负面影响，如果需要也可以造势，康咏筠本计划也弄份报纸，但是精力不够，只好间接达到这个目的。

　　酒桌外交攻势效果明显，37集团军本来也是人们熟知的抗日铁军，经过报道，人们以为新年期间康咏筠又主动进攻还光复了失地，经过编辑的巧妙报道，变成了国军英勇奋战光复失地后，因日军纠结大批部队，最后没有外援的情况下，37集团军不得不含恨撤离，让大家扼腕兴叹。

　　这篇报道也引来一些将领的不满，好像是他们袖手旁观一般，实际是康咏筠自己鼓捣的，可37集团军有战区命令在先，这些将领只好吃个暗亏，被人们谩骂。

　　康咏筠的目的可不是为了粉饰自己部队，就在报道之后，裕和贸易公司重庆分公司打出广告，37集团军缴获一批日军物资，还包括罚没的一些日本商社“非法”经营货物，现在委托裕和公司低价出售，所得用于在成都创办学校。

　　广告一出，人们都好奇缴获了什么日货，别的日货可以抵制，这种缴获所得算是战利品，购买合情合理。过去一看，各种民用品售价比黑市要低很多，重庆市面的舶来品大多物价颇高，一般百姓难以承受，如此一来人们忍不住哄抢，甚至一些黑市老大也派人来想多买进囤积，可公司早有准备，让购买者凭有效证件等级购买，而且每人有限量。虽然仍然有不法之徒冒名顶替或者从其他人手中收购可也是尽大限度的达到惠民目的。

　　2天不到便将从武汉鬼子商社购置的货物销售一空，也有好事的小报记者想探听究竟，因为缴获也是以军用物资为多，可如此庞大数量的民品来源不得不让人好奇，只是交易秘密，运输全有37集团军控制，就算军统也难以知晓来源。同时人们对康咏筠要创办学校也更加好奇，这批缴获物资的销售所得真的会去用来创办学校吗？

　　其实也正如宣传所说，康咏筠在成都进行了盛大的奠基仪式，汇邀众多社会名流。

　　国立四川咏梅高等艺术学院坐落于成都华西坝。华西坝风景隽美，有田园牧歌式的美景和人间天堂的溢美之词。学院与1910年美、英、加拿大三国的5个基督教会在成都创建的华西协合大学毗邻，这样也可以形成较好的学术氛围。

　　学院将建造六栋各具风格的教学楼，给声乐、器乐，舞蹈、绘画等学科独立授课；有着民族风格的图书馆建成后将成为西部地区拥有中西文史艺术资料最为丰富的藏馆；学院具有可容纳千名观众的多功能礼堂，使之可以上演大型交响乐会、歌舞剧等演出，其他的后勤设施齐备。过年后康咏筠便要求海外公司添置大批教学器具等硬件，同苏联芭蕾舞剧团、美国茱莉雅音乐学院、茱莉雅舞蹈学院等知名院校的谈判也已经展开，学校将开展全方位的国际合作，采取外教轮换的方式，使学生充分得到国际一流教育。

　　咏梅艺术学院由书法名家，国民党元老于右任题写校名，于老先生被誉为“近代书圣”“当代草圣”，尤其擅长魏碑、行草是近代书法史上的大家。于老采用的行楷，参以魏碑笔意，因为他觉得魏碑具有尚武精神、兼粗狂豪放之气，以唤起中华民族的觉醒。

　　康咏筠没敢让老蒋写校名，不然回头学校非让人砸了不可，但是也不能忽视校长的作用，便请他题词“弘扬国艺”，将来放置在开门见山的位置。

　　宋庆龄、宋美龄、郭沫若、徐悲鸿、梅兰芳等都出席了奠基仪式，康咏筠对着媒体表示：“将在领袖关怀下，培养全方位艺术人才，为国家服务，为抗战胜利喝彩。如果日军敢对学校建设和教学进行任何轰炸和破坏，国军将士必将还之成倍的惩罚。”他可不想学校的建设在损失与重建中渡过。

　　学校建筑的设计他选择了日后著名的华人设计师贝聿铭和他的导师瓦尔特·格罗皮乌斯。贝聿铭这时候还是初出茅庐的学生，整个设计还是由导师来完成，贝聿铭被要求给导师提供中国风格的建议。

　　咏梅高等艺术学院的设立也得到了四川军阀和一些民间富豪的参与，在康咏筠筹款期间纷纷慷慨解囊，邓锡侯、范绍增、王赞绪、刘文辉、杨森等皆捐助巨款，尤其是刘文辉，他一直重视教育，民间更有“刘主席说了，如果县政府的房子比学校好，县长就地正法！”的说法，此次不禁出钱更给了两张成都地契，用来给聘请的教师们建造公寓。来自民间和行政官员的捐款多达百万法币，只因后方集结了大批权贵，发起号召的是康咏筠，一些人士也想与他结好，故把捐款看做是投名状。

　　为使学校不收各方的冲击和盘查，宋氏三姐妹、郭沫若、冯玉祥、于右任、孙科、戴季陶、朱家骅都被拉来做了校董或者名誉校董。戴季陶和朱家骅作为文化名人对铁血将领的义举大为赞赏，给予了高度褒扬。

　　第一批学生属于定向培养，在经过半年或一年的速成教育后，转入国军的文工体系中，所以实行军事化管理，这些男女学生均从中学毕业生中选拨，已经随着奠基仪式的结束而成为正式入学。

　　学校建设依旧采取了类似“先安装机器，再建厂房”的模式，建起了一排简易宿舍和教室，百余名学生暂时安置在红砖教室中授课。而教学楼群将在1年内全部建成，为此，康咏筠特地运抵一批进口的施工机械来加速进展。

　　出席完招待会后，康咏筠夫妇去饭店休息，但军务万不能放松。张艳送来战报，趁着日军发蒙的空挡，37航空队从西安出发，空袭了信阳的日军第34师团驻地，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西安距离信阳只有500多公里，B25大胆的减少燃油只携带1500公里航程的油量，改进弹仓结构，合理的进行机舱配重，使载弹量达到4000磅。

　　这次共投掷了8枚500磅炸弹，16枚2500磅炸弹，以及80枚100磅小型炸弹。

　　时间变为日军下午会操的时间，在日军的驻停区上空2500米高度投弹，这下给鬼子下了一阵钢雨，摧毁了34师团的一个旅团部，综合伤亡达一个联队，这也是侵华以来从没有过的损失。

　　第二天，重庆、洛阳便遭到了强烈的报复性轰炸。随即，成都和昆明也接连被日机投弹数吨。

　　康咏筠认为现在可供使用的大型机场还太少，虽然B-25的短距起降能力强，维护时间短，但是如果有多个前进机场便可以将上海、东山划进1000公里的作战半径。为此他给林近华拍发贺电的同时送去了一封密信，要求他代为向空军和国防部高层进言扩建机场，这也是给日后的战略反攻做准备。

　　这个时期国军的大型混凝土机场很少，而且一些机场多为地方军阀修筑，后来中央接手后进行了整修,却多为土制,只有西安、恩施、重庆为混凝土机场。一些抗战前修筑的机场没有考虑防空火力和防御，被日军损毁严重，而桂林、柳州在抗战期间抢修的机场，注重因地制宜，以防范空袭为主要择址条件，但对地面防御未予以加强，面对日军空袭火力薄弱。

　　很多机场修建起来，疏于养护，不仅没有大型修理厂、机库，一遇下雨跑道便泥泞不堪，无法正常起降，甚至地质沉降下发生机毁人亡的惨剧，比如又如 “七.七”事变后的7月中旬，空军第4大队由江西南昌转场至河南周家口机场时，因周家口机场设施简陋，该大队32架飞机先后在进场着陆时竟然先后翻覆损失达5架飞机之多。

　　林近华闻讯后，将康咏筠的战略扩建要求整理成文，以正式建议上书空军司令部，要求在陕西安康、湖北十堰、贵州贵阳、湖南衡阳、江西吉安建设可供重型轰炸机起降的标准军用机场，并扩建成都、西安的机场，要求全部为铺装跑道，并且由完善的防空火力网和地下掩体工程组成。“东至南京、上海，南下广州、台北，北至沈阳、青岛都将纳入轰炸范围，国军空军可任意打击，瓦解敌人军心。日后还可以直飞日本本土，摧毁敌人工业体系。”

　　在方案中，林近华实际按照康咏筠要求的B-17轰炸机起降标准来建议，这是为日后盟军轰炸日本本土埋下伏笔。

　　建议引起了毛邦初、周至柔、何应钦等人的高度重视，蒋介石为此特地召见林近华，详细询问了计划的可行性。蒋介石担心的是费用问题，现在军费紧张，如果建设这样的标准化机场，前面铺好跑道后面日机来炸也是个问题。

　　林近华则提出可以不同时开工，先全面建设衡阳机场、对恩施和西安机场进行扩建和改进，这样可以满足对日军纵深的打击，而且费用还小，同时可以对跑道进行伪装，设置一些空中看上去与混凝土一致的假跑道，来迷惑敌人，甚至在一些想不到的小城市也修建一些临时野战机场，仅供战斗机起降，而不能停驻轰炸机，再摆放上些模型，如果突然冒出十数个“野战机场”，日军势必会无法应付，疲于奔命，而国军则可以不断转场突袭日军基地。

　　蒋介石思路豁然开朗，提笔欣然批复，要求地方配合空军保密建设，不得泄露一丝信息。并对林近华好生抚慰，认为他如此卖力是自己拉拢人心的结果。

　　37航空队利用仅有的几处机场，同空军第一、二轰炸大队进行高度保密的转场飞行，对济南、石家庄、合肥等地的日军进行了多次轰炸，根据战后获得的资料统计杀伤敌人达8000余人，被日军内部称为“黑色三月”。 逐日长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