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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部分|

　　第二十二章 门厅1

　　门厅几乎是正方形的，比较宽敞，左边尽头有一扇门通往地下室，中间是电梯升降机，电梯铸铁门上挂着一张通告：

　　右边是楼梯口。门厅的墙漆成浅绿色，地上铺着编织紧密的麻地毯。左边是门房，门玻璃上挂着勾花小窗帘。

　　一个女人站在门厅门口，正看着公寓住房的花名册。她穿着一件宽松的棕色亚麻布大衣，用一枚镶嵌硫锰矿石的鱼形大首饰针别着。她斜背着一个大大的本色布挎包，右手拿着一张旧得发黄的照片，照片上是一个男士，颊髯浓密，戴着夹鼻眼镜，穿着黑色礼服。他站在拿破仑三世时代式样桃花心木和铜件合制的旋转式书架旁边，书架顶上放着一只栽满海芋的玻璃花盆。他的礼帽、手套和手杖都放在旁边镶嵌了玳瑁的大型办公桌上。

　　照片上的那个男人詹姆斯·舍伍德是一次历代最大诈骗案的受害者：1896年，两个高级骗子卖给他一个“圣器”，说是亚利马太人曾用这个“圣器”接过耶稣的血。一位名叫厄休拉·索比埃斯基的美国女作家，三年来一直重新调查此案，打算以此为她下一本小说的题材。她多方进行调查，今天来到这座公寓是为了核实最后一些材料。

　　詹姆斯·舍伍德于1833年出生于英国兰开夏郡的阿尔弗斯顿。他很年轻就离开英国，后来在波士顿当了药剂师。19世纪70年代初，他发明了一种用生姜做的舒胸膏糖。不到五年，他的药膏糖就以治疗咳嗽有效而出名，药膏糖的宣传广告家喻户晓：“舍伍德药膏糖让你满意！”这是一张六边形图案，画着一位身披盔甲的骑士在雾中用长矛与一个趴在地上发怒的老头——象征感冒的幽灵——作战。这张广告印在小学生吸墨水纸上，广泛在全美国散发；或者出现在大包火柴盒里、矿泉水的瓶盖上、干奶酪盒背面；或者和成千上万的小玩具、文具放在一起，比如蘸水笔笔杆、小本、积木、小拼图游戏、筛金块的小罗筛（只送给加利福尼亚州的顾客）和假冒杂耍歌剧明星签名的照片等，在一段时期内，把上述小商品赠送给所有购买过哪怕一盒舍伍德药膏糖的顾客。

　　他从此出名并发了大财。不幸的是巨额财富解除不了他的病痛：他常年受慢性神经衰弱症的折磨，总是处于嗜睡和衰竭状态。然而，这笔财富至少可以让他从事唯一能让他忘却痛苦的活动——收集孤品。

　　孤品，是书商、旧货商和古玩商的行话。这泛泛的概念包括好几种类型的收藏品。第一类是生产时只生产一件：如八度低音提琴，这个巨型提琴需要两个提琴手，一个站在梯子上按弦，另一个站在小凳上拉弓；或者是1913年获得阿姆斯特丹大奖的勒古伊-瓦瓦索尔·阿尔萨西亚汽车，由于发生战争，这种汽车一直没有投入生产和销售。第二类是动物中只剩下一只濒于绝灭的品种：比如巴黎自然博物馆收藏的在马达加斯加捕获的无尾马达加斯加刺猬；1966年，一位收藏家以一百五十万法郎高价收购的阿洛黛裳凤蝶；或是白脊海豹，人们只是从一位摄影师1962年在尤卡坦拍摄的照片上见到过。第三类是只剩下一件的物品，比如邮票、画、录音磁带、书等。第四类是由于物品的一些特殊经历而成为珍品，比如签署《凡尔赛和约》使用过的钢笔，安放过路易十六或丹东被砍断的头颅的垫麸皮的篮子、爱因斯坦1905年在一次值得纪念的报告会用剩下的粉笔头、居里夫妇1898年提炼出来的第一毫克镭、埃姆斯急件、1921年7月21日登普西扔向卡尔邦蒂埃的手套、泰山穿的第一条三角裤、电影《吉尔达》中丽塔·海沃思的手套等，都属这类物品。这一类包括的物品类别最广，但界限又最不清楚，任何物品都有可能成为珍品，在日本甚至有一家工厂成批生产拿破仑的帽子。

　　猜疑和狂热正是收集孤品者的两大特点。由于猜疑，他们常常过分引证考据——尤其要考证他们收藏的物品确实是原件；而由于狂热，他们又往往盲目信任。高级骗子正是掌握了这两大特点，骗取了舍伍德三分之一的财产。

　　1896年4月某日，舍伍德正要带着三只猎兔狗去散步，他半个月前雇用的油漆花园栅栏的意大利工人隆基向他走来，用蹩脚的英语对他说：三个月前自己把一个房间租给了一位同乡，一个名叫吉多·曼代塔的历史系学生，结果他欠了房租不辞而别，只留下一只装满了书籍和纸张的大箱子，自己指望把书卖了以弥补部分损失，可是担心上当受骗，请老爷帮帮忙。舍伍德认为这些历史书不会有什么值得他感兴趣的东西，打算拒绝隆基，只派一个用人去帮忙。可是隆基又说主要是一些拉丁文旧书，这一下马上引起了舍伍德的好奇。隆基把舍伍德带到自己的住宅，一所大木房，里面有好多妇女和孩子。他们一起走进曼代塔原先住过的房间，舍伍德打开箱子翻看后，就高兴得不得了。因为他在那堆练习簿、活页纸、笔记本、剪报和旧书中发现了一本卡尔利版本古籍书，就是卡尔利于1530年到1570年之间在威尼斯印刷的木雕版精装本之一，这批书芯切口上过漆的书大部分已经绝迹。

　　舍伍德仔细审查了这本书，它已经严重破损，但毫无疑问，是真本。他一刻也不迟疑，从皮夹里取出两张一百美元给隆基，根本不理会意大利人惊讶万分的感激之词，马上让人把箱子运到他家里去，然后仔细地、一件件地查看箱子里的东西。随着时钟的转动，箱内物品逐渐查清，他变得越来越激动。

　　这本书不仅因为它是卡尔利版本古籍书才有收藏价值，而且因为它是著名的阿尔诺·德舍米耶的作品《埃莱娜小传》，作者描述了君士坦丁大帝的母亲一生的主要经历，描写了圣墓教堂的建筑以及如何发现真正十字架的背景。在书的羊皮衬页内还缝着一个小口袋，里面放着五张手稿，比这本书的历史近得多，但也是比较早的，大约是18世纪末。手稿上字写得密密麻麻，几乎无法辨认，详细记载耶稣受难圣物的无数遗址和细节：圣十字架残片在罗马圣皮埃尔教堂、索菲亚圣母院、沃尔姆斯教堂、克莱尔沃教堂、洛赞教堂、博热修道院济贫所、伯明翰圣托马教堂；钉子在圣德尼修道院、那不勒斯大教堂、锡拉丘兹的圣费利切教堂、威尼斯教堂和图卢兹的塞尔尼教堂；朗基奴斯用来扎在耶稣肋旁的标枪在圣保罗教堂的院墙外，在圣让-德拉特朗教堂、纽伦堡教堂和巴黎的圣夏佩尔教堂；圣餐杯在耶路撒冷；三个士兵用来抓阄赌耶稣内衣的三个骰子在索菲亚大教堂；沾满醋和胆汁的海绵在圣让-德拉特朗教堂、圣玛丽-杜特朗斯泰韦尔教堂、圣玛丽-马善尔教堂、圣马克教堂、卡比特的圣西尔韦斯特教堂、巴黎的圣夏佩尔教堂；荆棘编织的冠冕在埃夫勒圣托兰教堂、沙托梅扬教堂、奥尔良教堂、博让西教堂、蓝斯圣母院以及阿贝维尔、卢瓦尔河畔圣贝努阿、凡赞莱伊、巴莱姆、柯尔马、蒙托邦、维也纳和巴杜等地的教堂；圣器在热亚那圣洛伦佐教堂；维罗妮卡的面纱在罗马圣西尔维斯特罗教堂；耶稣的裹尸布在罗马、耶路撒冷、都灵、卡杜安、卡尔卡松、马耶讷、帕尔马、布拉格、巴约纳、约克、巴黎等地的教堂。

　　其余的东西也很有价值。吉多·曼代塔收集了有关骷髅地的耶稣遗物的全部资料，尤其是有关所有遗物中最珍贵的亚利马太人用来接耶稣伤口流下的血的圣器的资料——纽约哥伦比亚大学一位古代史教授J.P.肖的一系列文章，他研究了有关圣器的所有传说，尽量从中找出可以站得住脚的真实成分。肖教授的分析并不令人鼓舞：他证明了传统上有关亚利马太人把圣器带到英国，熔化后藏在格拉斯顿伯里教堂内的说法只是根据受天主教影响（较晚？）的格拉尔民间传说。热那亚教堂的圣器是一个绿宝石盆，传说是十字军于1102年在塞萨雷发现的。可是人们不禁会问，亚利马太人怎么会有一个绿宝石盆？耶路撒冷圣墓教堂里的圣器是一个双耳金盆，可是尊敬的神学家比德——虽然从来没见过圣器——认为盛过耶稣血的容器只不过是一只圣餐杯，人们之所以搞错，主要是因为抄写者把“供”字抄写为“盛”字。第四种传说叙述了埃提乌斯让贡代利克的勃艮第人与撒克逊人、阿兰人、法兰克人和西哥特人结盟，阻挡阿提拉为首的匈奴。他们来到卡塔洛尼战场时，按照当时风俗带着他们赎罪的圣物，其中包括圣器，这是阿里乌斯教派传教士改变了他们的宗教信仰后留给他们的。三十年以后，克洛维在苏瓦松战役获胜夺过圣器。肖教授认为这个传说最不可靠，因为阿里乌斯教徒不承认耶稣变体（圣餐中面包和葡萄酒变为耶稣身体的肉和血），不可能崇拜或让人崇拜耶稣遗物。

　　然而肖教授认为，从公元4世纪至18世纪末，在西方天主教和君士坦丁堡之间的频繁交往中，十字军东征只不过是一个短暂的时期，真正的圣器被保存下来不是没有可能的——在埋葬耶稣后的第二天，圣器就成为人们最崇敬的物品。

　　舍伍德把曼代塔收集的大部分难以辨认的资料全部研究以后，认为这个意大利人找到了圣器的踪迹。他雇了一大批私人侦探试图跟踪曼代塔，但是毫无结果，隆基连曼代塔的长相都说不清楚。于是他决定向肖教授请教。他在新出版的《美国名人录》中找到了肖教授的地址并给他写了一封信。一个月后，舍伍德收到回信：肖教授刚外出度假回来，由于他忙于期末考试，无法来波士顿，可是他很乐意在家里接待舍伍德。

　　1896年6月15日，他俩在肖教授纽约的住所会面。舍伍德刚提到发现卡尔利版本古籍书，肖教授就打断了他的话：

　　“是《埃莱娜小传》这本书吗？”

　　“正是，可是……”

　　“在书衬页内缝着一个小口袋，里边有骷髅地耶稣遗物的全部清单，对吗？”

　　“确实如此，可是……”

　　“好极了，尊敬的先生，我很高兴终于见到了您！这正是我的那本书，被您找到了！据我所知，这是一本孤本，两年前被盗。”

　　肖教授站起来，在一个文件筐里翻寻，找到几张揉皱的纸，走回来对舍伍德说：

　　“您看，这就是我在专业刊物上刊登的失物告示，并把它寄给了全国所有的图书馆。”

　　1893年4月6日在美国纽约J.P.肖教授住宅内，一本珍贵的1549年威尼斯卡尔利木雕版阿尔诺·德舍米耶著《埃莱娜小传》被窃，书面破损严重，书芯切口上漆，羊皮衬页。书的空白处写满了注释。有五页J.-B.卢梭 注释标题 Jean-Baptiste Rousseau（1671－1741），法国诗人。 的真迹插页。

　　舍伍德不得不把他以为便宜得手的这本书还给肖教授。他没要肖教授给他的二百美元的补偿。相反，他向教授提出，愿意资助并请他一起利用这份丰富的资料。肖教授却一口拒绝：他在大学里的教学工作已占据了自己的全部时间，尤其是他认为这份资料中没有什么新东西——他已研究了二十年圣遗物历史，那些资料中不会有什么他还没弄清楚的问题。

　　舍伍德坚持自己的建议，最后他给出了一笔巨款，才获得教授的同意。一个月后，学校考试结束了，肖教授来到波士顿，开始仔细研究曼代塔留下的一大堆笔记本、剪报等资料。

　　他们从资料中获知，诗人让-巴蒂斯特·卢梭在洛朗咖啡馆歌曲事件以后，被法国驱逐出境，他在萨伏依的欧根亲王那儿当秘书时，对骷髅地的圣遗物做了清理校订。欧根亲王为奥地利作战，在上一年从土耳其人手中夺回了贝尔格莱德。这场胜利，暂时结束了威尼斯和哈布斯堡王朝对抗奥斯曼帝国的长期战争，1718年7月21日和约在帕萨罗维茨签订，英国和荷兰为调停者。正是在签订和约之际，苏丹艾哈迈德三世把藏在圣索菲亚大教堂夹墙里的一些重要圣物送给欧根亲王，以求得和解。撒克逊的莫里斯在亲王手下效劳并学习军事，其实他早就是一位优秀将士，他给妻子洛本伯爵夫人的信中透露了这批赠品的内容：“……扎耶稣的标枪，荆棘编织的冠冕，耶稣受笞的皮带和笞鞭，可怜的耶稣的袍子和苇席，钉子，圣器，耶稣的裹尸布和面纱。”

　　谁也不知道这些圣物的下落。奥匈帝国以及其他国家的教会从来没有以拥有这些圣物为荣。中世纪时，人们对圣物极为崇拜，到文艺复兴时期，这种崇拜已经过时，欧根亲王请让-巴蒂斯特·卢梭清理这些曾被人崇敬的圣物时只是想嘲讽古人一下。

　　五十年以后，圣器又出现了：1765年政论家贝加利亚用意大利文写信给他的保护人费尔米安伯爵夏尔-约瑟夫，告诉他自己参观了文献学家比蒂斯居斯1727年死后遗赠给他当过校长的荷兰乌得勒支圣热鲁姆中学著名的文物陈列室，他特别提到“一只红陶器，据介绍是耶稣受难的圣器”。

　　显然肖教授知道让-巴蒂斯特·卢梭的清单和莫里斯的信的内容，清单原件就在他的卡尔利版本古籍书中。可是他不知道贝加利亚的信函之事。当他看完这封信后，高兴得跳起来，因为“红陶制的圣器”证明了他长期以来不敢发表的推测：耶稣受难之夜，亚利马太人用来盛耶稣血的器皿不可能是金的、青铜的，更不可能是用一整块绿宝石雕成的容器，很显然是一件陶制品，是亚利马太人去清洗耶稣伤口之前，在市场上买的一个普通的陶罐。肖教授兴奋至极，想立即发表附加评论的贝加利亚的信件，而舍伍德费尽心计劝阻了他，劝他等发现了圣器以后再发表一篇更加轰动的论文！

　　但是首先要弄清乌得勒支圣器的来源。比蒂斯居斯文物陈列室的展品大多来自瑞典王后克利斯蒂娜宏富的收藏，文献学家曾多年依附于她。可是两份关于她的藏品介绍中都没有提及这件圣器。幸好，克利斯蒂娜王后的收藏比艾哈迈德三世向欧根亲王献赠圣物的时间要早得多。圣器有可能是这时得到的。然而欧根亲王没有把这批圣物分给教堂，也没有自己留下来——他亲自撰写的著名的藏品目录中没有包括圣物——人们不无理由地想到，他把这些圣物送给了他的亲信，或者亲信的亲信。正是在帕萨罗维茨和谈期间，他的亲信中有许多人有考古的嗜好。肖教授证实了这一关键问题，发现当时荷兰代表团的秘书正是文学家朱斯特·范埃芬。他不仅是比蒂斯居斯的学生，而且还是他的教子，因此可能是他为教父要求并获得了这个陶罐，不是因为它是一件虔诚之物——荷兰人是新教徒，从根本上反对崇拜圣物——而是因为它是一件很好的博物馆收藏品。

　　肖教授给数名荷兰教授、博物馆馆长、档案保管员发了信，大部分人都不能提供令人满意的资料。只有一位鹿特丹的地方档案保管员雅可布·范迪克提供了一些情况，介绍比蒂斯居斯收藏品的历史。

　　1795年巴达维亚共和国成立时，圣热鲁姆中学被关闭，变成了兵营。学校的大部分书籍和收藏品都被运到了“安全之处”。1814年原中学所在地又改为荷兰皇家军事学院。这些收藏品与其他公共或私人组织——如乌得勒支艺术与科学协会——的收藏品放在一起，成了一家文物博物馆的第一批收藏品。可是这家博物馆介绍收藏品的清单中只有几件罗马时期的红陶器，都标明是在乌得勒支附近凡茨坦因发现的出土文物，那儿曾驻扎过罗马兵营。

　　然而这个说法有不少矛盾之处，几个专家都认为第一份清单中就有错。隆德大学贝兹利乌斯教授研究了这些陶器，指出了陶器上的纹章证明其中有一只编号为BC1182的陶器比其他几件都要早，怀疑它不是在凡茨坦因考古挖掘中发现的，因为这里驻扎兵营是比较晚的。这些结论发表在1855年哥本哈根《关于古代史》德文译本第二十二卷。雅可布·范迪克复制了几张陶器图，有不少评语。最后他说明四五年前，编号BC1182的陶器被盗。他已记不得被盗的背景，文物博物馆将会给他们提供确切情况。

　　舍伍德十分烦躁不安，肖教授又给文物博物馆写信。回信很长并附有一份《新潮流报》剪报。陶器被盗发生在1891年8月4日深夜。博物馆位于头年刚刚整修，还没有向公众开放的胡热朗公园里。一位美术学院学生特奥·范斯哈莱赫获准临摹文物，在一间没有对公众开放也没有看守的展室里画画。8月3日晚上，他设法躲在博物馆内。他只是打破了一扇窗，偷了陶器后从下水管道滑下来。第二天早上，警察到他住处搜查时，已经人去楼空。这证明陶器被盗是有预谋的，但是一切追捕都无效。这案件还没有失去法律时效，博物馆的长信中表示希望对方提供逮捕盗贼的线索并设法追回古陶器。

　　舍伍德确信这古陶器就是圣器，美术学院学生特奥·范斯哈莱赫就是历史系的学生吉多·曼代塔。可是如何再找到他呢？曼代塔失踪已有六个月，舍伍德雇用的私人侦探找遍了大西洋西岸，仍不见踪影。

　　此时发生了一件十分巧合的事情。那位意大利工人、曼代塔的房东又来找舍伍德。他说自己去新贝德福德干活，三天前看到那个学生从剑鱼旅馆出来。他穿过马路想去和对方说话，结果那学生已登上马车飞驰而去。

　　第二天，舍伍德和肖教授立即去剑鱼旅馆，很快就查到下榻在这家旅馆的曼代塔，他化名为吉姆·布朗。那天他没有出去，正待在房间里。肖教授首先自我介绍，吉姆·布朗-曼代塔-范斯哈莱赫没有推辞就接见了他俩，并向他们做了解释。

　　他在乌得勒支学法律时，在一家旧书商那儿获得一卷贝加利亚通信录，贝加利亚著有《犯罪与刑罚》，对刑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于是他买下这本书回家，因为对意大利语单词掌握不多，他只是马马虎虎地翻阅了此书，当看到那封叙述参观比蒂斯居斯收藏品的信时，他才产生了好奇。他的曾祖父曾是圣热鲁姆中学的学生，他决定自己去寻找圣器的踪迹。他找到以后就决定把它偷出来。他一举成功，博物馆看守发现文物被盗时，他已坐上了从阿姆斯特丹去纽约的轮船。

　　他打算出售这件陶器，可是遇见的第一位古董商就讥笑他，要求有更确切的证明，仅仅一封法学家的信是不够的。然而，这个陶器如果正是隆德大学贝兹利乌斯教授所描写的、贝加利亚所见的那个器皿，它的来历还是有问题。范斯哈莱赫在寻找证据的过程中听人说过肖教授——他对教授说：“你是欧美著名的权威。”教授听了脸有些发红——范斯哈莱赫在图书馆仔细研究过所有相关资料，悄悄地混入学生中听肖教授的课和科学报告会。在肖教授被任命为古代史系主任庆祝晚会的夜里，他偷偷潜入教授住宅，偷走了卡尔利版古籍书。尽管他是从另一方向出发探索研究，也终于弄清了圣器的历史。一旦证据在手，他即周游美国，首先去南部，因为听说那儿富翁多。确实，在新奥尔良，一位书商把他介绍给一位棉花种植园大富翁，对方出价二十五万美元，所以他又回新贝德福德来取圣器。

　　舍伍德只是说了一句：“我出双倍价买。”

　　“不行，我与他已经说好。”

　　“你多拿二十五万美元，这值得你废除原来的合同。”

　　“绝对不行！”

　　“我出一百万！”

　　范斯哈莱赫有些犹豫不决。

　　“谁能证明你有一百万美元？你并没有带在身上！”

　　“我是没有随身带，但是我明天晚上就可以筹到这笔钱。”

　　“谁能保证明天晚上之前你不告发逮捕我？”

　　“那谁能保证你一定会把圣器交给我呢？”

　　肖教授打断了他们的对话，向他们提出如下建议：验证了圣器的真实性以后，舍伍德和范斯哈莱赫一起把它存放到一家银行的保险柜里；第二天他们一起在银行见面，舍伍德交给范斯哈莱赫一百万美元以后再开保险柜取圣器。

　　范斯哈莱赫认为这个主意不错，但是他不愿意去银行，要求改在一个中性、安全地点。肖教授再次出马献计：他与哈佛大学的校长迈克尔·斯蒂芬森很熟，知道他的办公室里有一个保险柜，为什么不请他协助这次棘手的交易呢？当然你们可以请他严守秘密，而且不必让他知道交易的内容。舍伍德和范斯哈莱赫一致同意。于是肖教授给斯蒂芬森打电话，最后征得了他的同意。

　　“不要干出你们会后悔的事！”范斯哈莱赫突然对他俩说，一边从口袋里掏出手枪，一边退到房间的另一头，接着说，“圣器在床下，请看吧，不过得小心点儿。”

　　肖教授从床下拖出一个小箱子，把箱子打开。箱子里的圣器被裹得严严实实。圣器和隆德大学贝兹利乌斯教授描写的BC1182编号的陶器形状完全一样，底座下面有红色标记。

　　当天晚上，他们来到哈佛大学，斯蒂芬森正等着他们。四人一起走进办公室，斯蒂芬森打开保险柜，把小箱子放入。

　　第二天晚上，四个人又见面了，斯蒂芬森打开保险柜，把小箱子拿出来交给舍伍德。舍伍德交给范斯哈莱赫一只旅行包。范斯哈莱赫迅速检查了旅行包内的东西——二百五十沓二百张一捆的二十美元钞票——他向三个人点头告别，随即离去。

　　肖教授说：“先生们，我们该喝一杯香槟庆祝一下。”

　　天色不早，他们喝了几杯后十分感激地接受了斯蒂芬森留他们住宿的邀请。可是，舍伍德第二天早晨醒来时，看到房间里空空的。小箱子放在床头边的一张矮桌子上，陶器还在箱内。头天晚上看到的家仆满堂、灯火辉煌，以及各种艺术品琳琅满目的摆设一下子不见了，只剩下几间跳舞练功房和空房间。“校长办公室”是一间没有家具的小房间，像是衣帽间，里面一本书也没有，更没有保险柜，也没有油画。舍伍德后来才知道这是很多组织、团体举行年会租用的场地，两天前有一位金先生以“加拉哈德协会”名义租用，当然再也无法找到这位金先生了。

　　舍伍德给迈克尔·斯蒂芬森打电话，回答的声音很陌生，他从来没听到过那个声音，尤其不是头天晚上听到的那个声音。斯蒂芬森确实知道肖教授的大名，但是他对获知肖教授已经从埃及考察归来感到很惊奇。

　　隆基住所的那些妇女和孩子，还有所谓的斯蒂芬森家的用人都是按钟点付酬的临时工，隆基和假斯蒂芬森都是扮演某一种角色的下手，他们对于范斯哈莱赫和假肖教授一手策划的诈骗案内情知道不多，也不知道这两个人的真实身份。范斯哈莱赫是一位天才的伪造家，伪造了贝加利亚的信件、文章以及《新潮流报》的剪报。他从鹿特丹和乌得勒支分别寄出伪造的雅可布·范迪克和文物博物馆馆长的信函，然后再来到新贝德福德演出最后一幕以结束骗局。其他材料——肖教授的文章、《埃莱娜小传》、让-巴蒂斯特·卢梭的清单、撒克逊的莫里斯的信件——都是真品，除非是在很早很早以前已有人伪造。假肖教授在真肖教授的书房里找到这些资料，这正是这次诈骗的起因。真肖教授去“法老之乡”埃及考察，假肖教授就成了他书房的常客。那个所谓的古陶器是他们在突尼斯纳布勒市场买的一只凉水壶（一种素烧陶器），稍加修饰加工而已。

　　詹姆斯·舍伍德是巴特尔布思的二外公，是他外公的兄弟，也就是他母亲的叔叔。四年以后，1900年他去世时，正是巴特尔布思出生的那一年，他的巨额财产留给了他唯一的继承人——他的侄女普里西娅，一年半前她嫁给了一个伦敦商人乔纳森·巴特尔布思。她把房产、狗、马、收藏品都在波士顿处理掉，“有贝兹利乌斯标记的罗马陶器”总算卖了两千美元。普里西娅把一部分家具运回英国，其中有一套纯正英国殖民时期式样的桃花心木办公家具：一张写字台、一个文件架、一把躺椅、一把转椅、三把椅子以及这个旋转式书架，舍伍德就是站在这个书架旁拍过一张相片。

　　这个旋转式书架和舍伍德生前狂热寻获的一件孤品——约翰·克鲁齐根据爱迪生设计的图纸制造的第一台留声机，现在都在巴特尔布思家中。厄休拉·索比埃斯基希望能检查舍伍德这些遗物，以便从中找到能让她结束调查的文件，她的调查已经拖了很长时间。

　　女作家研究过此案中相对立双方的关系（“真的”肖教授和斯蒂芬森教授以及舍伍德的私人秘书之间的关系，她看过舍伍德的私人日记）。厄休拉·索比埃斯基重新理顺了这个案件，她几次认为舍伍德是否一开始就猜到这是故弄玄虚：他出钱不是买陶器，而是为了诈骗能实施；他任人引诱，完全按照假肖教授的计划行事，半信半疑又高兴，感到这是一种最有效的解闷方法，比找到一件真正的财富更有趣味。这种推测是很有吸引力的，符合舍伍德的性格。可是厄休拉·索比埃斯基还没有找到充分的证据。只有一件事可以说明她是对的——詹姆斯·舍伍德对花掉一百万美元一点儿也不心疼。两年后，一件社会新闻可能能对此做出解释：1898年，在阿根廷破获了一个试图流通大量伪造的二十美元纸币的团伙。 人生拼图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