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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十七章 用人房间11 奥尔洛弗斯卡太太

　　爱尔茨贝塔·奥尔洛弗斯卡——这个区的人都叫她“波兰美人”——是一位三十岁左右的妇女，身材高大，端庄大方，一头浓密的金发常常挽成一个髻，深蓝色的眼睛，白皙的皮肤，圆润的脖颈，丰满的肩膀。她站在房间中央，正伸着一只胳膊擦拭一架有好几个镂空铜枝的小吊灯，这架吊灯模仿波兰式样，不过规格略小一点儿。

　　房间不大，但是很整齐。左边紧挨墙壁摆着一张床；一张窄而长的凳子上放着几个坐垫，凳子下面装了几个抽屉；一张白木桌，上面放着一台手提式打字机和各种纸张；另外还有一个更小一点儿的金属折叠桌，上面放着一个行军炉，一些餐具。

　　右边靠墙有一张带木栅的小床和一张小凳；长凳旁边也有一张小方凳，一头靠着门，当床头桌用，上面摆着一盏螺旋形脚座的台灯，一个八角形白瓷烟灰缸，一个桶形木雕烟盒，一本厚厚的英文书——《阿拉伯武士：希吉来纪元初封建时期伊斯兰教的新释义》（查尔斯·农尼利著）和一本题名《法官和杀人犯》的侦探小说，这本小说的大意是：某甲杀死了某乙，他所用的手段使法律无法判他有罪；预审法官杀死了某丙，设计使甲成了嫌疑人，并让其被逮捕、审判、枪决，某甲竟承认自己有罪，一点儿都没有可能为证明自己无罪而申辩。

　　地面铺着暗红色亚麻油毡。墙壁涂成浅棕色，上面装有多层搁物架，里面摆满了衣服、书籍、餐具等等。右边墙上，儿童床和门之间，贴着两张色彩鲜艳的招贴画。第一张画着一个小丑，鼻子是乒乓球做的，留一缕胡萝卜色的头发，穿一件格子衣服，系着一个特大的小圆点花蝴蝶结，脚上套着一双长长的平底鞋。第二张画着六个人，并排站着，第一个长着浓密的黑胡子，第二个手指上戴着一只大戒指，第三个人系着红腰带，第四个穿着膝盖有洞的破裤子，第五个只有一只眼睛睁着，最后一个张嘴露着牙。

　　当人们问这张画是什么意思时，爱尔茨贝塔·奥尔洛弗斯卡回答说，这是一首波兰有名的用来哄小孩子睡觉的民间儿歌，歌词大意是：

　　——妈妈说：我遇见了六个人。

　　——孩子问：他们都是什么样？

　　——妈妈说：第一个有黑胡子。

　　——孩子问：为什么？

　　——妈妈说：他不会刮胡子。

　　——孩子问：第二个呢？

　　——妈妈说：第二个有一只戒指。

　　——孩子问：为什么？

　　——妈妈说：因为他结了婚。

　　——孩子问：第三个呢？

　　——妈妈说：第三个裤子上有一条腰带。

　　——孩子问：为什么？

　　——妈妈说：没有腰带裤子要掉下来。

　　——孩子问：第四个呢？

　　——妈妈说：第四个把裤子撕破了。

　　——孩子问：为什么？

　　——妈妈说：因为他跑得太厉害！

　　——孩子问：第五个呢？

　　——妈妈说：第五个只有一只眼睁开。

　　——孩子问：为什么？

　　——妈妈温和地说：因为他和你一样，就要睡着了，我的小乖乖。

　　——孩子喃喃地问：那么最后一个呢？

　　——妈妈轻轻地答：最后一个张着嘴龇着牙。

　　这时孩子最好别再提问题，如果还问：

　　——为什么？

　　妈妈就会大声说：

　　——因为如果你不睡，他要吃掉你！

　　爱尔茨贝塔·奥尔洛弗斯卡十一岁时第一次来法国。那一年在曼恩和卢瓦尔省的帕尔赛莱潘有个夏令营，这个夏令营是外交部为本部和使馆工作人员的孩子们举办的。小爱尔茨贝塔的父亲在法国驻华沙使馆里当门卫，所以她也来了。夏令营的宗旨原则上是国际性的，但那一年来的大多数都是法国孩子，有几个外国儿童也都有点儿想家。其中有个叫布巴克的突尼斯孩子，他的父亲是传统的伊斯兰教徒，生活中与法国文化毫无接触，从来不打算把儿子送到法国去；可是他叔叔是法国外交部的档案员，一定要他来法国，认为这是让小侄子了解法语和法国文化的最好方式，认为独立后的突尼斯青年一代都必须了解法国。

　　爱尔茨贝塔和布巴克很快就混熟了，并且形影不离。他俩不合群，不和大家一起玩，只是两个人手指勾着手指一起散步，相视而笑，各自用自己的语言讲故事，虽然谁也听不懂对方的话，却很高兴。其他孩子不喜欢他们，跟他们开残忍的玩笑，把死田鼠放到他们床上。那些来和孩子们一起度一天假的家长看到这两个孩子，也很觉新奇：她长得胖胖的，金色的头发梳成两条长辫子，皮肤白得和萨克森素瓷一样；而他长得细长，像藤条一样柔软，深色的皮肤，乌黑的卷发，像天使一样温柔的大眼睛。夏令营的最后一天，他们刺破手指，把血混在一起，发誓终身相爱。

　　分手以后，他们十年未曾见面，只是每周写两封情书。爱尔茨贝塔说服父母让她学法语和阿拉伯语，因为她要去突尼斯和她心中的丈夫布巴克一起生活。而布巴克要说服他父亲是非常困难的，他父亲一直严厉管教他，要儿子绝对尊重他，要求他始终遵守伊斯兰教传统和《古兰经》的教导，绝不能因为要娶一个欧洲女子为妻，就穿西服或到法国城市去生活。

　　最困难的问题是爱尔茨贝塔必须获得到突尼斯去的批准，无论是波兰方面还是突尼斯方面都不好办。他们为了办理行政手续花了十八个月。突尼斯和波兰之间本有合作协定，根据这项协定，突尼斯学生可以到波兰学习当工程师，波兰牙科医生、农学家和兽医可以到突尼斯卫生部或农业部工作。可是爱尔茨贝塔既不是牙科医生，也不是农学家，更不是兽医，整整一年中无论她如何解释，她的申请都被退了回来，上面写着批语“不符合两国协定规定的条件”。后来用极为复杂的方法，她才越过这些机构，见到了副国务秘书。六个月后，她被录用为波兰驻突尼斯领事馆翻译——行政当局终于承认了她的阿拉伯语和法语学士文凭。

　　1966年6月1日，她到达突尼斯迦太基机场。这一天，阳光明媚，她感到自由幸福，容光焕发，充满爱意。她和一群突尼斯乘客一起，在平台上就开始招手，使劲地寻找她的未婚夫，可是没找到。他们互相寄过几次照片，他寄给她的几张，有的是他正在踢足球，有的是穿着游泳衣在萨拉姆波海滩，有的是穿着绣花的民族服装站在他父亲身旁，比他父亲高一头；她的照片是她在扎科帕内滑雪，或在跳鞍马。她肯定只要见到他，就能认出他，可是当真的见到他时，她犹豫了一下：他在大厅里，站在警察监视窗后面。她见到他说的第一句话是：

　　“怎么，你没长个儿！”

　　在帕尔赛莱潘夏令营时，他们俩个儿一般高，后来他长高了二十或三十厘米，而她至少长高了六十厘米；现在她身高一百七十七厘米，而他才一百五十五厘米；她像夏天的向日葵，他却像被人遗忘在厨房架子上的一只柠檬，干瘪萎缩。

　　布巴克首先带她去看他父亲。他是一位代笔人和书法家，在迈迪奈一家小店工作，出售书包、文具盒、铅笔之类的东西，有时有顾客请他填写文凭或证书，或者请他在羊皮上抄写神的哲言，以便挂起来。爱尔茨贝塔见到他时，他正盘膝而坐，膝上放着一块木板，一副镜片像玻璃杯底一样厚的眼镜架在鼻梁上，正在郑重其事地削铅笔。他矮小，干瘦，尖刻，面色发青，眼睛斜视，笑起来样子很可怕，和女人在一起很不自然，很少说话。以后的两年中，他总共和儿媳妇说过三次话。

　　第一年是最糟糕的。爱尔茨贝塔和布巴克住在他父亲家里，虽然他们单独有一个小房间，但只能放一张床，没有电灯，和兄弟们的房间只用一层薄板隔开，她能感觉得到，他们不仅偷听，而且还偷看她。她甚至不能和丈夫一起吃饭，丈夫同父亲、哥哥一起吃，她要默默地伺候他们，等他们吃完了，她再到厨房去和妇女、孩子们一块吃。吃饭时，婆婆使劲地吻她，摸她，让她多吃糖，没完没了地为自己的肚子和腰诉苦，向她提些诸如她丈夫如何同她亲热的令人恶心的问题，真让她受不了。

　　第二年，她生了一个儿子，取名马哈茂德。她开始反抗了，并且带着布巴克一起反抗。他们在欧洲人居住的土耳其街租了一套三居室，房间又高又冷，家具十分可憎。有一两次布巴克的欧洲同事请他们去做客，有一两次她在家里请那些乏味的欧洲人吃便饭。其余的时间，他们得好几周才能一起去一次饭馆，每次他总是找借口留在家里或是一个人独自出去。

　　布巴克妒忌成性，吹毛求疵。每天晚上，爱尔茨贝塔从领事馆回来，都要告诉他这一天干了什么事，包括一切细节，要说出她见过的男人，他们一起在办公室待了多少时间，他们对她说了什么，她如何回答，或者她在哪儿吃午饭，为什么给某人打电话时间那么长，等等。他们一起从街上走过，人们都转过身来看这位漂亮的金发女郎，一回家布巴克就向她发脾气，好像她要为自己的黄头发、白皮肤、蓝眼睛负责。她知道布巴克很想把她关在家里，不让别的男人见到她，只留给他一个人看，让他一个人默默地、狂热地爱她。

　　这样过了两年，她终于认识到他们十年中建立的梦想与现在这种小市民式的生活之间的距离。她开始恨她丈夫，把自己的爱全给了儿子，决定和孩子一起逃走。在几位同胞的帮助下，她乘一条立陶宛的船偷偷地离开突尼斯，到达那不勒斯后，改从陆路来到法国。

　　她到巴黎时，正赶上1968年“五月风暴”的高潮。在这狂热和幸福的浪潮中，她和一个美国民歌手相爱并生活在一起，可惜好景不长，在奥德翁被警察占领的那天晚上，他离开了巴黎。不久，她就搬到这所公寓顶楼的那间小屋里，这里原是巴特尔布思的洗衣女工热尔梅娜的居处，她退休后，巴特尔布思没有再雇人，这个房间就空下了。

　　最初几个月，爱尔茨贝塔不敢露面，她怕布巴克突然来到巴黎夺走她的孩子。后来她才知道，布巴克屈从他的父亲，经媒婆介绍，重新娶了一位带着四个孩子的寡妇，又回去住在父亲家里。

　　她在巴黎的生活简朴、清苦，一心扑在孩子身上。起初，她在一家与阿拉伯国家贸易的进出口公司工作，翻译说明书、行政规划和技术规范。后来这家公司破产了，她只好为科学院翻译一些阿拉伯语或波兰语的文章，工资微薄，她还得经常给人干点儿家务杂活，找点儿补贴。很快，公寓里的人都很喜欢她。她的房东巴特尔布思——楼里有名的冷漠无情的人——也开始同情她，在他完全陷入老年的孤独之前，还几次请她吃晚饭，甚至有一次——他从未向别人这样做过——把他这半个月内拼好的拼图板给她看：这是大雪覆盖的温哥华岛的哈默顿渔港，有几间矮房子，几个穿着皮衣的渔夫在岸边给一条长长的灰白色的船拉纤。

　　除了公寓里的一些朋友以外，她在巴黎举目无亲。她与波兰失去联系，与波兰移民也没有来往。只有一个人经常来看她，这是一个上了年纪的人，双目无神，总是围着一条白色法兰绒围巾，拿着一根拐杖。她说他是战前华沙最有名的丑角演员，那张招贴画上长着乒乓球鼻子的人就是他的画像。三年前她在安娜·德诺阿耶街心公园遇见他，那一天，她正在看着孩子玩沙子，他走过来和她坐在一条长凳上，手里拿着一本波兰文版的小说《火的女儿》。他们成了朋友。他每月到她家里吃两次晚饭。他一颗牙都没有了，她给他喝热牛奶，吃炒鸡蛋。

　　他不住在巴黎，而是住在瓦兹省博韦附近一个名叫尼维埃的小村庄里，那里有一所低矮的平房，平房是长方形的，有彩色小玻璃窗。小马哈茂德常常到那儿度假。孩子今年已经九岁了。 人生拼图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