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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八章 最伟大的总统

　　约翰·昆西·亚当斯在亚历山大一世时期的俄国待的时间远超克劳塞维茨和拿破仑的总和，尽管如此，他并没有出现在《战争与和平》中。在1824年美国总统竞选逼近之时，莎士比亚作品中的三位人物却萦绕在亚当斯心头。第一位是麦克白，他“不怀好意的野心”让他得到了王冠却丢失了灵魂。第二位是哈姆雷特，对他来说，在阴暗时刻的死亡正是“求之不得的结局”。第三位是来自《理查二世》的博林布鲁克：“谁能抵挡火焰的炙热，仅凭脑中幻想着高加索的寒冰？”亚当斯竭尽全力，但他开始畏惧自己的希望。“对于那些对我们最好的事情，我们却知之甚少，”他在日记中写道，“竞选中最大的不确定性便是我是否希冀成功。”然而，“我所面临的风险远高于联邦中的其他人”。

　　亚当斯想表达的是他对自己父母的亏欠。不到9岁的小亚当斯目睹了邦克山战役中的杀戮，母亲在战争期间悉心照料着他，父亲要求10多岁的他阅读希腊文和拉丁文经典，还要能流利地讲法语。后来他自己又掌握了西班牙语、德语和荷兰语（但是一直没有选择俄语）。年仅26岁的亚当斯担任美国驻荷兰公使，30岁时就任美国驻普鲁士公使，36岁时成为美国议员，而且在担任议员期间他还兼任哈佛大学的修辞和演讲教授。离开俄国后，亚当斯参与了终结1812年英美战争的《根特条约》的谈判，担任美国驻英公使，并于1817年成为国务卿。他堪称截至当时最富影响力的国务卿。此时，麦迪逊和门罗已经迈向就任总统之路，而在家人殷切期许下的亚当斯，从童年开始就在为当总统做准备了。

　　不过，到1824年时，弗吉尼亚王朝和约翰·亚当斯时代的崇敬已经让位于喧嚣的玩世不恭。面对竞争残酷的报纸媒体、刚拿到选举权的选民和不断扩张的疆域，精英们显得力不从心。亚当斯认为绅士不应争夺，但倘若在总统选举中失败，“我过往的工作也将遭受国家的斥责”。此外，他那曾经担任过一届总统的父亲也在马萨诸塞州密切关注着他。18世纪80年代，华盛顿盛行的做法是寻求平衡低调行事，但在19世纪20年代，这种做法并不适用于亚当斯。

　　当美国后来的战争英雄安德鲁·杰克逊获得普选多数票而非选举团的多数票时，亚当斯火力全开。按照美国宪法要求，众议院需要判定选举结果。众议院中亨利·克莱（总统竞选时票数紧跟在亚当斯之后）的支持者加入了亚当斯的阵营，让亚当斯顺利当上总统。亚当斯后来任命克莱担任国务卿。选举中是否真的存在交易并不重要：交易的影子萦绕于选举的每个角落，让杰克逊和他的追随者猛烈斥责其为“腐败的交易”。之后，亚当斯和克莱两人开始了历史学家肖恩·威伦兹所说的“毫无政治才智和想象力”的任期。

　　亚当斯的补救方法就是把军队开到莫斯科去。这当然只是个比喻，不是真的。1825年12月，亚当斯不顾内阁反对，向国会提交了他的第一份年度咨文。这份咨文所描述的抱负和实现抱负的能力之差别是拿破仑级别的。尽管能够运作的力量小到只有他自己一人能察觉，但亚当斯想要的极多：一所国立大学、联邦投资修建公路和运河、统一度量衡、更为强大的海军和一所海军学院、推进全球商业，以及推进门罗主义的积极外交。因为自己痴迷天文学，他甚至要求建立一座国家天文台——美国版的欧洲“天空灯塔”。时人评论道，这位新任总统的想法不仅飘在云里，而且飞向群星了。

　　亚当斯坚持认为，忽视这些急迫的事项等同于“把我们所具有之天赋全部藏入泥土中”。因为“自由即力量”，并且“享有大量自由的国家就理应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被选民意志麻痹的”慵懒只能给国家“招来”“无尽的劣势”。亚当斯的言论也麻痹了他为数不多的支持者，执政一年未满，连任就已确定无望。

　　或许亚当斯希望通过放弃总统职位换回那些为了竞选而抛弃的原则。或许他一直在自我怀疑：自己的双亲将雄心壮志视为责任却鲜有令人安心的保证。或许他已落后于时代：在不远的将来，美国政治是杰克逊式的放权而非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式的集权。或许他走在时代之前：在更遥远的未来，美国内战需要复兴联邦制来取胜。或许他看到奴隶制将会导致内战，希望那邪恶的一天能够推迟到来：亚当斯明白《密苏里妥协案》的脆弱性，他和同时代的大部分人一样不敢直呼“奴隶制”这几个字。不论如何解释，亚当斯最终如同拿破仑1812年离开俄国那样于1829年卸任总统：他精疲力竭，失去了同盟的支持，因自己的错误判断而出局。

　　但亚当斯以拿破仑想象不到的方式重整旗鼓：他选择自降身份。亚当斯同意在马萨诸塞州众议院任职，这位前总统只想在那里为公众服务。1831年，亚当斯轻而易举地成为众议员，并在以后的10年零6个月中专注于一件事：成千上万次地和同僚进行反对奴隶制的辩论。虽然在挑战众议院对此话题的禁言令时经常形单影只，但他取得了最后的胜利。亚当斯说，尽管美国宪法保护奴隶制，但是第一修正案也保证他的言论自由和“请愿权”。坚持不懈，逻辑缜密，目标坚定，亚当斯击败了对手。

　　接着，在1841年3月，74岁的亚当斯将美国最高法院确定为新的目标。亚当斯为“阿米斯塔德号”的囚犯辩护（“阿米斯塔德号”上的非洲人因奴隶制而被卖到西班牙控制的古巴，被美国海军扣押，当时有同情心的律师申请将这些囚犯遣返）。在长达8个半小时的发言中，他提醒在场的法官：《独立宣言》的副本就在墙上挂着，他们怎么能够不产生释放囚犯的想法？在道德、立法本意和《独立宣言》的感召之下，法庭出乎意料地同意释放囚犯。即使付出惨痛的代价，这个国家也迟早会这么做。

　　纵观林肯之前的美国先驱，正是亚当斯将宪法置于《独立宣言》“人人生而平等”的框架之下。当然，亚当斯知道，当时的美国宪法还无法做到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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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48年2月21日，众议院在讨论如何犒劳最近参与了墨西哥战争的军官，即如何订立《瓜达卢佩-伊达尔戈条约》时，发现该问题已在当天一早转至参议院。条约将美国的领土从1845年战争开始前就已吞并的得克萨斯扩张至太平洋。尽管亚当斯早期有志于让美国国土横跨大洲，但如果他有机会的话，肯定会反对这一提议。亚当斯认为当时的总统詹姆斯·诺克斯·波尔克将存有奴隶制的新领土纳入联邦会激起矛盾，但是众议院并没有就条约投票，亚当斯则于当天下午在众议院中风发作，两天后去世。伊利诺伊州首任国会议员、内战批评者亚伯拉罕·林肯可能在当时目睹了这次突发事件。

　　这正是患病的亚当斯所谓的自己“世界的完结”，但也是见识过开国元勋的最后一代的终结。1809年，林肯出生于肯塔基州的农舍，同年麦迪逊派亚当斯前往俄国。林肯母亲的去世和父亲的漠视让这个9岁的男孩和他12岁的姐姐忍饥挨饿、衣衫褴褛、发间生虱，而此时担任门罗国务卿的亚当斯则正在争取西班牙控制下的佛罗里达。虽然得到继母的救助，但面对认为接受一年学校教育便足够的父亲，林肯还是觉得需要远离，于是，从未听说过哈克·芬恩的少年林肯和朋友搭起一条小船，沿着密西西比河南下。当时是1828年，亚当斯还在总统任上。很多年后当被问起自己的教育经历时，林肯只写了一个词：“缺失”。

　　林肯的回答是对当时大部分美国人的真实写照，那么是什么使他与众不同呢？首先是相貌，林肯自己也说过，他相貌平平。身高1.93米的他几乎总是高人一头。他的双手很大，胳膊很长，裤子总是太短。他认为自己面相丑陋，发型桀骜不驯，动作笨拙，就像会随时撞翻什么东西似的，但是林肯似乎很少对自己的长相表示不满，而是以自我贬低的方式寻求庇护，小心保存着那骇人而又不常爆发出来的力量。林肯发现自己不能避开他人的关注，因此很早就觉得自己可能会备受欢迎。

　　所以，他打磨精进自己的表现力：没有人能像他那样对幽默信手拈来，纯熟且不重复。他的逸事尽管粗俗，但总是能如同那些摇摇谷坠的银行发行的纸币一样四处流转，而这些故事从来不乏目的：据说林肯能够“让猫也发笑”。然而，在这个面具之下却是对宿命论的坚信，似乎总有某件东西或者某个人在指引着他（或许并非上帝）。这可能是绝望童年的阴影，可能是安·拉特利奇的死（他曾希望娶她为妻），也可能是他与玛丽·托德婚后生活中的烦恼，或者是失去了4个孩子中的两个——谁知道呢？也许是莎士比亚笔下那些复杂的人物角色，在他身上不仅能够看到麦克白、哈姆雷特、博林布鲁克，还有法斯塔夫、亨利五世、李尔王、波顿、普洛斯彼罗的影子，当然还能看以后来他的对手恺撒的影子。

　　林肯年轻时喜欢懒洋洋地躺在河边背诵莎士比亚的作品。这条叫作桑加蒙河的河流在伊利诺伊州的新塞勒姆镇附近，林肯最初就住在这个小镇上。河流西岸是一片充满无限可能的空地，东岸有房屋、道路和桥梁，还有法治、进取精神，以及无论起源的一切权利。林肯在这一片游走于两岸之间，却没有选择其中任何一岸：他试过造船、航运、测量、参军、铁轨分道、合作经营杂货店，甚至还当过一段时间的乡村邮政局局长，但是他从未务农。最终，他进入法律行业，接着投身政治。

　　林肯自学法律和政治。他贪婪地阅读，记忆大量实用内容，并极为灵巧地学以致用。尽管没有得到很多帮助，但是他的演说技巧让他毫无阻碍地从法律界步入政坛。林肯在1832年州立法机构选举中落败，后来他又再次竞选，并于两年后获胜。之后，他便再无败绩。在杰克逊的第二任期间，政党已开始在全美组织起来。出于对克莱的尊重，林肯选择了辉格党而非民主党，因为克莱巧妙地将亚当斯“内部改进”的提议进行了包装。不过，这位年轻的立法人员的当务之急是把自己定居的斯普林菲尔德市定为伊利诺伊州的首府，以改进当地的面貌。1839年，这一目的达成，辉格党在1840年的总统大选中获胜，林肯也得以寻求更大的机会。

　　林肯很明智的是，他没有一蹴而就。选举成功需要建立联邦，在伊利诺伊州，这意味着需要等待机会：这也是为什么林肯直到1846年才去寻求众议院中辉格党的提名。这也是林肯在当选众议员后承诺只停留一个任期的原因。他于1847年12月到达华盛顿，迫切想出人头地。所以，他要求波尔克详细说明一年半之前墨西哥人让美国人流血的“点”在哪里。假若如总统所声称的，战争始于自卫，那么到底是谁在保护自己？但是波尔克忽视了他，林肯也只收获了别名“点点”。这和林肯的秉性不符，他操之过急了，这个在过去曾经避免过的错误，在将来不会再犯。

　　1849年，林肯返回斯普林菲尔德市，因为在华盛顿他连土地办公室负责人这个职位也没捞到，所以只能离开。在国会时，除了在“点”上的询问外，他在其他方面乏善可陈。林肯回去后看到自己的法律办公室脏乱不堪。他不在的时候，合伙人威廉·赫恩登尽管还在那里办公，但是他给选民送的种子早已撒在地上生根发芽。林肯40岁了，看起来离发芽的日子也不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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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之后的5年时间里，林肯找到了人生目标，获得了方向指引，然后开启了新航程：如同在众议院的那位终老者一样，他的任务是提醒美国人，为了组成联邦，他们必须谨遵开国元勋的教诲，在艰难的位子上做出艰难的决定。他们允许奴隶制存在的唯一理由是认为这是“必需的”，林肯在1854年时坚称：“而只要这个理由成立，他们就不会放手。”从英国人那里继承了此项制度的他们，一方面知道国家与此共生，另一方面又希望它在某天能自行消失。所以，他们将奴隶制写进了美国宪法却又不明文提及，“就像病人把瘤或癌藏了起来，不敢一次切除，以免流血过多致死……这是我们的先辈所不能行更少却也没有做更多的事情”。

　　然而，奴隶制并没有显示出要消失的迹象。在获得合法地位之后，奴隶制带来了更多利益。3/5的国会代表权和选票保证了奴隶制在国家政治中的地位。那些从墨西哥赢来并成为美国新州的疆土，以或主动或被动的方式接受了奴隶制：只是将奴隶制带入这些地区的“1850年妥协案”已经远不及1820年的妥协案稳固，当然后者也从来不是坚如磐石的。即便在奴隶制不合法的地区，联邦法律也允许奴隶主抓回那些逃亡的奴隶。“7月4日还未完全被忘记，”林肯在1855年悲痛地写道，“起码这还是一个放烟花的好日子！！！”

　　在奴隶制问题上，那名试图浇灭怒火的人，反倒因为机关算尽，变成了最大的煽风点火者。伊利诺伊州的资深议员斯蒂芬·A. 道格拉斯是斯普林菲尔德市的一名律师，经常和林肯展开辩论。他虽然是民主党成员，但对经济发展有着和这名辉格党成员一样的热情。两者都希望自己所在的地方能享受东部的创新和西部的机遇。作为第一步，两者都支持以伊利诺伊州为基地修建横贯美洲大陆的铁路，并且都深知这一举措需要联邦资助、土地授予和军队保护。两者都希望那些期盼有自己道路的南方人获得补偿，但是这位林肯口中的“道格拉斯法官”认为只有他自己知道应该做什么。

　　广袤的堪萨斯-内布拉斯加一带西接落基山脉，北临加拿大边界，为什么不在这里废除国会对奴隶制的所有限制，让居民自己决定这里的未来呢？“自决”一词可是被庄严地写入《独立宣言》之中的，只不过地形和气候注定奴隶制根本无法在这个新地区发展起来。道格拉斯想出了一个一石二鸟的妙招，那就是由他提议并于1854年得到国会通过的《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

　　然而，正如斯托夫人后来写道的，这一法案却引爆群情，将“红热的钉子”射向了“各个方向”。1820年和1850年的妥协案平衡了已知利益，而在一个政治焦虑到达极致的时刻，道格拉斯却在定居模式、选举结果和在不熟悉地区进行不确定移民等各个方面暗箱操作。正如林肯指出的，这其实还不是最糟糕的，因为最糟糕的是道格拉斯所谓“人民主权”的信条挑战了开国元勋的遗产。

　　开国者将奴隶制视为必要之恶，因此需要在其消失前容忍其于有限范围内的存在。道格拉斯却宣称中立：假如新地区的居民想要奴隶制，那就给予他们，甚至可以不加期限。1854年10月，两人在斯普林菲尔德市的一次同台期间，性情一向温和的林肯已然控制不住自己的怒火。

　　这公开宣布的中立，不过是把对扩展奴隶制的真实狂热隐匿其中，我不得不说自己对其厌恶至极。我厌恶它是因为奴隶制自身的丑陋不公。我厌恶它是因为奴隶制让我们不再是共和制的世界典范，这让自由制度的敌人可以名正言顺地嘲讽我们是伪君子，也让真正的自由挚友怀疑我们的真诚。我尤其厌恶它是因为奴隶制使我们身边的众多好人公开与自由的最基本原则开战，他们批判《独立宣言》，坚称除了自我利益，再无正确的行动原则。 注释标题 Lincoln Speeches and Writings I, p. 315. Lincoln spoke at Springfi eld on October 4 and in Peoria on October 16, 1854, with Douglas present on both occasions.Only the Peoria version of the speech was published, however. Lehrman,Lincoln at Peo ria, provides the best account of the speech's origins, content, and implications.

　　为什么道格拉斯或者其他人会关心林肯厌恶的事呢？自从国会任期结束后，林肯就消失在大众视野中，现在又傻大个一般吊着嗓子出现在大众面前对抗一名位高权重的议员。当时的道格拉斯，个子不高，但衣衫阔气，声音浑厚，桀骜不驯，人称“小巨人”，而他自己也喜欢被别人这么称呼。当时的林肯即便不算完全默默无闻，也确实还没有成为响当当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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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伊利诺伊州的政治风气消除了这种实力上的不均。政客们光在报纸上发表言论是不够的：印刷的内容冗长，字太小，并且并不是所有人都识字。但是，任何一个人都能够参与公开宣讲，而且小城里的确没有其他事可做。于是，派律师和法官在全州审判案件的巡回法庭，变成了一场口才表演。当然，现在的户外政治集会也没有比当时进步多少，毕竟它们都需要观众呆站几个小时。正是因为这些辩论，道格拉斯大法官聪明反被聪明误，林肯一举成名。

　　林肯开始发言的时候慢条斯理，仿佛还在搜索想法和措辞，甚或是在寻找自己身体某个遥远的部分，但在热身完毕之后，他的姿态就变得自如，声音也开始到位，其论点更是给对手布下致命的陷阱。林肯的发言让记者痴迷不已，全然忘记了记录。和亚当斯一样，林肯也研究过欧几里得，尽管前者是在哈佛大学学习，后者全凭自学，但他们都从这位数学家那里获取了无尽的几何逻辑。下面这段内容就出自林肯之手，它可能是为斯普林菲尔德演讲准备的笔记。

　　假如甲能够最终证明他将乙作为奴隶是正确的，那么为什么乙不以同样的论据证明他同样也能将甲作为奴隶？你说甲是白人，乙是黑人。如果是和肤色相关，那就是说肤色浅的人能奴役肤色深的人。请注意，按照这个规则，你会被肤色比你更浅的人奴役。如果你说和肤色无关，那就是说白人在智力上比黑人优越，因此有权力奴役他们？再次注意，按照这个规则，那些智商比你高的人就会奴役你。如你所说，这是一个和利益相关的问题，那么，如果你把有权蓄奴视为自己的利益，很好，假如他也将有权蓄奴看作自己的利益，那么他也有权将你奴役。 注释标题 Lincoln Speeches and Writings I, p. 303.

　　后来，林肯又在这场演讲中引用了《独立宣言》：“人人生而平等。”道格拉斯法官是否将奴隶看作人？如果不是的话，他们是什么？肯定不是猪，因为猪在国会中可没有3/5的代表权。如果奴隶是人的话，“人民主权”是不是保证他们也有自决的权利？那么，一个人怎么会自己选择去做奴隶呢？我们只见到有人逃离奴隶制寻求自由，却从未看到相反的情况。林肯温和地总结，道格拉斯的观点“即便按照他自己的想法都不怎么站得住脚”。

　　但逻辑在手也得分清楚哪些仗可以打，哪些仗必须推迟。林肯克制自己，没有向美国宪法中奴隶制的部分开火，也没有将矛头指向“五分之三”条款或《逃奴追缉法案》，但他确实提到了杰斐逊。杰斐逊是奴隶主，是《独立宣言》的起草人，是道格拉斯所在的民主党的创始人，同时也制定了禁止在后来的俄亥俄州、印第安纳州、伊利诺伊州和威斯康星州蓄奴的《西北法令》。林肯以杰斐逊为例询问：为什么不解除在堪萨斯-内布拉斯加地区的禁令？即便这样的发问也没有让林肯瞬时变成一个废奴主义者，因为如果在这时候这样自我标榜，是“非常愚蠢”的。

　　与正确的人为伍……与错误的人分道扬镳。和愿意恢复《密苏里妥协案》的废奴主义者站在一起，但如果他们试图废除《逃奴追缉法案》，我们就要提出反对……只要这样你就是正确的……无论在何种情况下，你都要避免陷入危险的极端之中。

　　这一观点否认了奴隶制的道德中立性，将其拉回到开国元勋不情愿给予的合法性问题上，因此，和开国元勋一样，问题又回到了维系联邦这个问题上。因为这会让“全世界成千上万自由幸福的后继者站出来给予我们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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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肯将实用主义和原则、理性和热情、尊重国家历史和展望世界未来合二为一，这让道格拉斯倍感不安。这位参议员只愿区分差异，不愿探索两极。林肯恰恰相反，他从对立中获取力量，而这可能也是因为他自己就是许多矛盾的结合体。这些对立让他变得更强，不论是从体力上、智力上还是道德上，而这些都是他的对手所没有的。在与林肯的辩论中，道格拉斯不可避免地丧失了政治信誉，而他们的每次对阵无不终于这个瘦高个的声名远扬和小巨人的衰落。到1858年，作为新的反奴隶制的共和党候选人，林肯开始向道格拉斯的议员位置发起冲击，而小巨人的再次失算为林肯铺平了道路。

　　林肯提醒6月提名他的州代表大会，《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的“公开目标”和“自信承诺”一直在于终结“奴隶制混乱”。然而，在过去的4年里，事情的走向截然相反。支持奴隶制的居民涌向堪萨斯，于几个自由州之间建立起了非常“不人民”（unpopular）的主权。这把全美的民主党和辉格党分为南北两部分，为共和党创造了机遇。1857年美国最高法院通过的裁决则进一步扩大了分歧：在斯科特诉桑福德案中，法院判决国会无权对任何新疆域的奴隶制实施监管。美国最高法院还画蛇添足地补充说，《独立宣言》在宣称“人人生而平等”时，并未将不论是奴隶还是自由人的“非洲人”包含在内。道格拉斯的计划失败了，他对此中的任何部分都未曾预见。

　　在1858年，林肯对伊利诺伊州的共和党人说：“如果我们首先明确了自己在哪里，要去哪里，我们就能更好地判定该做什么以及如何做。”做到这一点需要指南针，但道格拉斯一意孤行。他回望太多，以至无法看清自己的踪迹，并因此频繁掉入前方的陷阱，深陷泥潭。林肯也有自己的谋划，毕竟他是一名政客，但是他的指南针符合亘古不变的原则，例如“不和之家难以长存”。

　　随后，“这个政府无法长久存在于半奴隶半自由的状态下”变成林肯的新指南针。开国元勋允许暂时的对立，尽管这个对立长于所期，但是奴隶制终归需要走向没落。道格拉斯则希望奴隶制处于支配地位，就如伯克所指，他争论到最后时早已遗忘了这个国家的初衷。不同的道路之间没有妥协。“我不希望联邦解散，”林肯强调，“我不希望房屋倒塌，但是我真心希望它结束分裂。”

　　绝不可有骑墙的结果。要么是奴隶制的反对者制止其继续扩张，最终将其完全消灭，要么是奴隶制的拥护者将其推广到更远的地方，直至其在所有州都转为合法——不论新旧，无论南北。 注释标题 Lincoln Speeches and Writings I, p. 426.

　　1858年林肯和道格拉斯之间的7次辩论以其长度、内容和雄辩的技巧让人难以忘怀，但也有些如履薄冰：联邦非此即彼的瓦解可能性毕竟过于敏感，因此谁都不愿语焉甚详。

　　于是，林肯将重心放在了展现美国最高法院的“人民主权”之虚弱上：现在，所谓的人民主权，不过是用“一只饿死的鸽子的影子”熬成的汤。他问道格拉斯，一个地区的居民到底有没有合法拒绝奴隶制的方法？陷入绝境的法官则不得不承认，他们只能通过保护奴隶主及其财产做到这一点，因为这是《逃奴追缉法案》所授予的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佯装惊讶的大个子此时猛然反扑：他的对手难道也成了废奴主义者了吗？

　　道格拉斯的回答没让任何人满意，包括他自己，但是伊利诺伊州立法机构的民主党大部分席位为道格拉斯投了票，保住了他议员的位子。外界则认为林肯获得了辩论胜利，这也让他声名远扬。尽管尚未取得领先位置，但林肯已经开始在1860年共和党总统的提名中崭露头角。

　　林肯所展示出来的是一种道德标准的政治实用性。我所指的是一个能够塑造利益和行动的外部参照标准，而非如道格拉斯那样的只能反映利益和行动的内部参考系。林肯的道德不是来自信仰，也不是来自形式伦理学，更不是来自法律——尽管法律必须以务实的态度追求正义。相反，它来自经验，为自我教育所拓宽，受益于雄辩中所展现的逻辑。道格拉斯法官的非道德则不仅仅是错的，还违背了常识的最基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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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支持者给林肯冠名“轨道分离器”，但是他现在不得不成为一名政治“合成器”。党派分裂的事情留给了道格拉斯。共和党在1856年首次参加总统竞选时落败，但不像分裂的民主党和快要灭绝的辉格党，共和党一致同意反对奴隶制的扩张。他们在1860年的问题反倒是太有希望了：《哈泼斯周刊》指出该党共有11位候选人，其中排第一的是来自纽约的老议员威廉·苏厄德。林肯需要在不破坏党内团结的前提下获取他们的支持。“在这个领域我还是新人，”林肯在3月写道，“我并不是众多候选人中的第一选项。因此，我们的策略是不要冒犯他人，这样若他们被迫放弃心中的首选，就会来支持我们。”

　　所以，他把自己变成了共和党的重心。他远赴威斯康星州、俄亥俄州、纽约和新英格兰等地演讲，并且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然后，他在芝加哥召开了提名会议，这样的话竞争对手就不得不以他为中心，而不是反过来。他在斯普林菲尔德市默默观察，细心绕过了所有不必要的露面。等到确信自己已在第三次投票中获得提名，他才从办公室走到前院展开竞选活动，这当然少不了免费赠送授权传记、摆拍照片，以及通过信件和电报与各州的党内组织者保持联系：在他那个时代，林肯算得上一个精通技巧的人。由于其他政党的分裂，他在11月赢得了选举团的多数票，毫无疑问也获得了普选多数票。

　　当选总统后，林肯招募了一群“失意的初恋情人”来组建内阁，或者按照历史学家多莉丝·基恩斯·古德温的说法，他组建了“一个由对手组成的团队”。这其中包括林肯在芝加哥的主要对手：愤怒而失望的苏厄德担任国务卿；来自俄亥俄州的野心昭然的萨蒙·蔡斯担任财政部部长；来自宾夕法尼亚州的西蒙·卡梅伦虽然腐败，但在政治上又不可或缺，因此担任战争部部长一职；来自密苏里州的值得信赖的爱德华·贝茨成为司法部部长；坚定的非竞争者、来自康涅狄格州的吉迪恩·韦尔斯担任海军司令。林肯对他的助理说，虽然这群人可能会相互吞噬对方，但他们是他能找到的最佳人选。所以，他愿意“为了克服叛乱之忧而冒派系斗争的风险”。

　　即将卸任的詹姆斯·布坎南总统不愿冒任何风险，因此，当林肯当选、7个蓄奴州脱离联邦时，这位总统被吓坏了，消极状态也在整个联邦机构中蔓延。焦虑的议员们，包括苏厄德、道格拉斯和肯塔基州的约翰·克里滕登都试着制订妥协方案，但是稍做考虑之后，林肯还是回归到基本原则。

　　我不赞同任何帮助或允许奴隶制在这片国土上继续扩张的妥协行径。任何通过阴谋获取国土，然后允许某些当地政府推行奴隶制的做法都极度可憎。 注释标题 Lincoln to William Seward, February 1, 1861, in Lincoln Speeches and Writings II, p. 197. For Lincoln's consideration of compromises, see Burlingame, Lincoln I, pp. 745-53.

　　林肯似乎低估了南方的决心：“我看只需要两三个兵团就能让叛乱各州都执行上美利坚合众国的法律。”1861年1月，他如此向一名狐疑的访问者保证：“然不论实际需要多少兵力，我都会一往无前。”

　　不过，就当时的情况而言，林肯还要再一次诉诸逻辑。在3月4日的就职演讲中，林肯提到口口声声要捍卫美国宪法的分裂主义者时说道：到底哪些权利被剥夺了？奴隶制合法地区的奴隶所有权没有被剥夺，奴隶逃离后的引渡权利也没有被剥夺。美国最高法院依然得到尊重，其裁决永远不要求屈从于“那个高于一切的法院”。每个合法当选的总统依然有责任让联邦法律在每个州得到忠实履行。此问题唯一真正的关键在于“我们国家的一些人认为奴隶制正确，并且需要进一步推行；另一些人认为奴隶制是个错误，并且不应推行”。

　　但是，考虑到国土的不可分离，考虑到联邦为自我毁灭立法的不合理性，考虑到一项前所未有的事业中肯定会出现的其他不可知因素，分裂真的值得吗？

　　在讨论这件严重到损害国家结构的事情之前……先确认为什么要这样，是否这才是明智之举。若很多你想要摆脱的病症可能根本就不存在，你是否还会不顾一切迈出这一步？如果你要奔赴的方向可能有比现在更为严重的病症，你还会迈出这一步吗？

　　林肯坚称“只要有耐心”，就不会失去任何有价值的东西。但是，任何分裂主义者都不应怀疑他的立场：“你们自己不是侵略者，冲突就可以避免。如果你们没有在天堂立下毁灭这个政府的誓言，那我也将庄严宣誓，去‘保存、保护和保卫’这个政府。”同时，他将等待“联邦团队”（那些失意的初恋情人）再次被“我们人性中更善良天使”触动，“肯定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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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使并不关注逻辑，分裂主义者亦然。1861年4月21日，当林肯宣称只提供补给而不予以兵力增援之时，南方邦联向查尔斯顿港的萨姆特堡发起了进攻。从那一刻开始，战争打响，南方背上了开战的恶名。在接下来的4年中，林肯一直秉承着以恢复联邦为目标，怀揣着未来卓越于全球的愿景，但是他也相信，不除去奴隶制的原罪，这个愿景就无法实现。据我所知，林肯从未读过奥古斯丁或马基雅维利有关灵魂和国家之间存在需求竞争的作品。而且在他们之后，也很少有人能够纯熟地平衡此两极。

　　11个州组成了南方邦联，萨姆特堡战役发生后，又有4个州宣布退出合众国联邦。南方邦联拥有内线的优势，但是以奴隶为基础的农业经济无法适应现代战争。地理因素加上先天不足，让机动性、精巧设计和出其不意皆成为军事天才罗伯特·爱德华·李的必备战略。联邦有着优越的人力、工业和后勤力量，但是将领们被外线迷惑，行动迟缓，不敢冒险。亨利·哈勒克将军在1862年1月警告林肯，从这些位置发起进攻的失败率为“99%”。它们是“我读过的每一本兵书中的反面案例”。

　　林肯知道仗不可以照着教科书打。尽管还不敢贸然下令，但他提出了一个击破南方邦联战术的军力部署“总体构想”，其内容如下。

　　我们的人数更多，但敌人更善于在交战点集结兵力。除非能够找到方法让我们的优势胜过对方，否则必定失败。只有以更多力量同时在不同地点威胁对方，我们才能占据优势。若敌方部署未做任何变化，我们就能安全进攻一个或多个点；若敌方削弱一个地方的力量而加强另一个地方的力量，我们就要避开强点，攻打并占领其弱点，以此取胜。 注释标题 Lincoln to Halleck and Don C. Buell, January 13, 1862, in Lincoln Speeches and Writings II, p. 302.

　　联邦能否以同时多点进攻来制衡南方邦联在单独时刻和单独地点上的集中火力？能否在“更多的人数”和“更多的装备”之间取得平衡？能否在有限的时间、空间和规模内协调想法与行动？幸运的是，林肯从未在西点军校上过学，因为上述这些问题足以让他被开除。林肯提出的问题与专业的军队传统相悖，后者仍以占领、建造防御工事和守卫固定位置为重心。尽管对拿破仑的战争谋略展现了关注，但是内战前的美国军事更关注工程而非战斗，他们缺乏一个国家武装的经验。当时的军事权威观点仍来自瑞士战略家安托万·亨利·约米尼，后者以将战争视作几何学而闻名。克劳塞维茨的观点直到1873年才传到英语世界。

　　然而，林肯在不太讨人喜欢的尤里西斯·格兰特将军身上隐约看到了克劳塞维茨的身影，当然这一直觉的准确性需要在三年后才能得到证实。总统的策略就是不论敌军在哪里，只要机会出现，就必须摧毁敌军。简而言之，言而总之，就是一个词：战斗。联邦的人力、领土和技术储备迟早会反超南方邦联，伤亡则会迫使敌人投降，叛乱州也将因此覆灭。对当时的林肯来说，战争就是“以暴力的形式迫使敌人按我们的意愿行事”——当然，他可能从未听说过这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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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句话源自《战争论》的第1页，之后的内容则越发复杂。军队指挥林肯面临的境况亦是如此，就算不读克劳塞维茨的大作也知道战争不论多惨烈，都必须服务于而非消耗战争的发动方。战争从不是目的，但可以是一个岌岌可危的国家自救的方法。林肯也看到，他被迫应对的内战能够让受奴隶制荼毒的美国得到灵魂的救赎。

　　救赎灵魂是先知的工作，政客的优先职责是拯救国家。林肯必须将残破的联邦团结起来，即便牺牲也在所不惜。这意味着必须保证密苏里州、肯塔基州、马里兰州和特拉华州这4个合法蓄奴州忠于联邦。总统承认，失去这4个州意味着“我们同意了即时的分裂，也意味着国会宣布了投降”。或者如他又补充的，他“想让上帝站在自己这边，但坚决不能失去肯塔基州”。

　　所以，林肯命令指挥官不得擅自释放他们所捕获的奴隶：只有总统有权做此决定，不过他现在还没为此做好准备。他签署了国会的《充公法案》，授权联邦可没收包括奴隶在内的反叛者的财产，但是他又禁止执行这一法律。他想等日后再相时而动，但是当北方的奴隶制支持者阻挠征兵并妨碍军队上前线时，林肯毫不留情地逮捕了闹事者，并且拒绝给予其人身保护权，即便美国最高法院对此提出驳回，林肯也拒不撤回命令。

　　所有的例证都说明，林肯的目标是要平衡法律和军事需求，他期望以时间的流逝和军队的胜利来赢取稳定的均势。“如果奴隶制是正确的，世间一切皆对，”他在1864年写道，“我无时无刻不这么想、这么感，然而我却从未觉得总统之位给了我无上的权力，能让我按照这样的判断和感觉行事。”但这个职位确实赋予了他保护联邦的职责，哪怕是以一种孤注一掷的形式。

　　按照一般的法则，生命和肢体都必须得到保障，但为了保护生命，肢体经常需要被截掉，我们从不会为了保护肢体而放弃生命。我认为，除非和宪法相悖，否则任何对保护国家来说必不可少的措施都应该成为法律。不论对错，我都对这一观点予以认可并公开宣扬。 注释标题 Lincoln to Albert G. Hodges, April 4, 1864, in Lincoln Speeches and Writings II,p. 585.

　　在这里，林肯比克劳塞维茨更为清晰地表达了克劳塞维茨的一个基本观点：在全盘皆输时，拯救部分毫无意义。因此，仅凭常识，我们就能判断出：“政治目的即目标，战争即实现目标的手段，而手段绝不可脱离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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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对《黑人解放宣言》的历史描述中，艾伦·C. 圭尔佐指出，是“纵观全局的天赋”让林肯“迅速看清全局，并几乎马上就知道该如何行事”。圭尔佐没有引用克劳塞维茨的术语，但他确实以托尔斯泰可能都会嫉妒的精确方式展现出对语言的精通。

　　这是一种讽刺而非悲剧性的态度，于其中，对成本的计算非常重要，但不是决定性的，也非随意为之。它更喜欢循序渐进而非一步到位的解决方案……然而，不同于单纯的中庸，它是一种有目的的运动，并拒绝被专注过程的思维麻痹，当然它也明白并不存在可以轻易实现的目标……也不会忘记将整个过程合理化。

　　林肯在成本上精打细算，他不像拿破仑在俄国那样放手任之，也不像格兰特将军的前任那样恐惧到无所作为。他凭借积累的经验而非专业教学中的教条行事。他尊重过程（用法律术语来说，就是讲求程序正当性），但是也知晓在事态紧急时拘泥于程序的风险。从战争开始到奴隶解放，他始终全身心投入联邦事务，但也不乏对时机的精准掌握：在灵活表态与巧妙坚持原则方面，没有人能出林肯之右。林肯完全抓住了克劳塞维茨的悖论：“战争中的每件事都很简单，但最简单的事也是难事。”

　　在战争前半部分，待在林肯身边最久的指挥官是乔治·麦克莱伦将军。这位将军只看到了悖论的后半部分，并将其奉为圭臬。这位自诩“青年拿破仑”的将军（即使拍照也会摆出拿破仑的姿势）建立了一支强大的军队，却没对其加以充分利用。历史学家詹姆斯·麦克弗森写道：“他永远是差不多，但从未真正做好行动的准备。”这让林肯同时多点进攻的战略受到阻挠。总统一度怒火中烧，说“如果麦克莱伦将军不想指挥军队的话”，他“可以借来用用”，但林肯知道自己不能以此手法治理国家，所以一边试用各类头脑僵化的将领，一边开始寻求赢得战争的其他方法。方法之一就是他最终成了一名废奴主义者。

　　过早如此可能会导致战争失败，但是林肯看到，战争对抗正在改变目标，而这意味着实现目标的政策也要改变。总统禁止指挥官释放奴隶囚犯，但不反对让他们从事为军队提供补给的劳动。既然之前就有武装黑奴的做法，加上很多黑奴也很想参军，那么将他们招入军队也说得过去。这一举措让北方人手得以扩充，却让南方坐立不安，令其总在担心黑奴的反叛。一旦曾经的黑奴为联邦而战，北方人也就没有支持蓄奴的理由：尽管总统还未发出政令，但现实正在让黑奴获得解放。

　　林肯对此了然于胸，也没有试图阻止，他只是谨慎地保持距离，直到1862年8月才公开向激进的废奴主义者格瑞莱保证。

　　在此斗争中我的首要目标是拯救联邦，而不是解除或摧毁奴隶制。如果能拯救联邦而无法解放任何奴隶，我会去做；如果通过解放所有奴隶就能拯救联邦，我会去做；如果解放一部分奴隶而保留另一部分才能拯救联邦，我也会去做……当我认为自己所做的事情阻碍了这一目标时，我会少做；当我认为多做一些事能够帮助实现这一目标时，我会多做。我会修正那些明显出现的错误，而一旦新观点得以证实，我也会及时接纳之。

　　林肯说，对所有选项留有选择余地是他的“官方”职责所在，但他“不想改变自己一直表达的个人期望，即所有人，不论在哪里都是自由人”。那林肯真正说的是什么？“他在为重要的一步做准备，”林肯的传记作者理查德·卡瓦丁说，“但他自己并没有意识到。”

　　但是，林肯已经找到让他的愿望成为职责的方法：他宣称废除奴隶制是军事的必然要求。他在7月时对苏厄德和韦尔斯平静地说，这是“拯救国家的绝对必需”。他提议，不以国会的《充公法案》行事，而是以宪法赋予他作为“总指挥官”的“战争权力”

　　行事。没人知道这些权力是什么，但是亚当斯20年前在众议院已宣称这些权力包含“命令奴隶全部得到解放”。内战爆发不久，亚当斯的想法就如幽灵般在林肯脑海中萦绕，但是这位有着纵观全局天赋的总统不同于亚当斯。所以，他一直在等待合适的时机。

　　9月17日，当麦克莱伦将军在安提塔姆取得一场具有象征性意义的军事胜利之时，林肯等待的时机到来了。实际上，这场大战和博罗季诺战役一样，是一场血腥的平局，但事实上麦克莱伦的主动出击和李将军的撤退（令林肯气恼的是，对方竟然毫发无伤）让这场战役的结局变成一场心理上的胜利。5天后，不再绝望而是充满力量的总统宣布：

　　从1863年1月1日起，任何一州或州内指定地区的人仍把他人作为奴隶，将被视为背叛联邦政府，所有被当作奴隶的人从即日起将会获得永久自由。 注释标题 Preliminary Emancipation Proclamation, September 22, 1862, in Lincoln Speeches and Writings II, p. 368.

　　林肯绝口未提那些忠于联邦的蓄奴州中的奴隶：若未与他们开战，林肯就不会向他们宣示战争的权力。当然，他也知道他无须如此：联邦的流血牺牲越多，黑奴的解放就会越发正义和合法。在这层含义下，宣言就是林肯的塔鲁季诺：大笔一挥，便使北方抓住了先机，而南方即便没有像拿破仑那样撤逃俄国，也从此刻起陷入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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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62年12月1日，林肯在第37届国会的第三次会议上发布他任内第二年度国情咨文讲话。和大部分类似的讲话一样，这次的发言内容也多是琐碎信息：提议对非法扣押在查尔斯顿港的挪威船只给予补偿，欢迎和土耳其、苏丹签署新的商贸合约，称赞邮政局财务状况的改善。但是，在讲话中他也号召以宪法修正案的方式将战争期间的废奴主张永久合法化。在该讲话结尾处，林肯的全局观天赋再次显露无遗。

　　我们说自己是为了联邦，世人不会忘记我们的话。我们知道如何拯救联邦，世人明白我们确实知道如何拯救联邦……以解放奴隶的形式，我们将自由归还于自由人，这与我们的付出和保护一样无比高尚。我们要么将崇高地保存，要么将卑贱地舍弃这世上最后的美好希望。 注释标题 Annual Message to Congress, December 1, 1862, in Lincoln Speeches and Writings II, pp. 393- 415.

　　对林肯而言，这并不是新的启示。“世上最好的希望依赖不断延续的美利坚合众国。”他在1952年纪念亨利·克莱的悼词中说。在伊利诺伊州和道格拉斯辩论时，他也经常心怀天下。1861年，在得到克莱和道格拉斯觊觎已久却从未得到的职位之后，林肯对国家的责任做了如下定义。

　　于世间维持政府的形与实，并以改善人民的境遇为主要目标——卸下所有人肩膀上不必要的重担，为共同伟大事业的追求扫除路障，让所有人在人生赛跑中享有无拘束的起点和公平的机遇。 注释标题 Special Message to Congress, July 4, 1861, Lincoln Speeches and Writings II, p.259.

　　如此便可以证明“人民的政府不是无稽之谈”，他当时私下补充道。

　　在1862年的讲话中，他所认定的荒诞之事便是一个分裂的联邦，因为“我们充足的空间、宽广的家园是我们丰富的资源”。它的港口保证所有美国人都能乘风远航，而这些港口的数量将在1925年远超欧洲。黑奴解放缩短了战争时间，为国家发展提供了保障，也相应地增加了“国家的财富”。分裂一旦成功，就只能带来更多分裂，而结果将“严重而充满伤害”。我们不知道林肯是否记得或者知晓亚当斯在1825年的国会讲话，他们两人的讲话有一个共同的核心——“自由即力量”，并且“有着最大自由的国家就应相应地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

　　为此，当国民经济发展的南方反对者被清除出华盛顿之时，林肯抓住了机会。在成为共和党人之前，林肯是辉格党成员。如果他早些出生的话，他可能会成为汉密尔顿式的联邦主义者。同时，林肯寻求并得到了亚当斯和克莱可能会嫉妒的东西：包括通往太平洋的铁路在内的国内交通改进、用于定居的西部廉价公共土地、受资助的州立大学、保护性的关税、中央银行系统，甚至还有在战争时期也照常征收的联邦税收。只有银行和税收有当下的军事效用，而剩下的措施则为未来打下了基础，如果没有这些举措，20世纪的“新世界”就不可能数次从“旧世界”中拯救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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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肯是否读过马克思的作品这件事并不明确。他可能读过：直到1861年，《共产党宣言》的作者一直是格里利在全美发行的《纽约论坛报》的驻伦敦记者。历史学家凯文·佩拉伊诺曾经想象，林肯在自己位于斯普林菲尔德市的布满灰尘的办公室沙发上展开身躯，拿起一份报纸，用上面的革命性话语来骚扰自己的合伙人威廉·赫恩登。所以，他应该读过马克思的判断：北方拥有物质资产优势，而战争可能会引燃南方黑奴的反叛，因此尽管未必容易，但北方势必会取得内战胜利。

　　然而，物质利益可能会阻止这种结果的出现。开国元勋设法阻止任何强大的欧洲势力返回北美，但是现在棉花的全球资本主义带来了风险：工业革命是否允许其主要的棉花供应商，即那个自诩的邦联被联邦封锁切断？这种对分裂主义者的压制方式是否会为他们赢得国际舞台上的合法性？“我对外交一无所知，”林肯承认，“我很有可能会犯大错。”

　　实际上他几无错处。就在萨姆特堡战役前，不顾一切想要阻止联邦分裂的国务卿苏厄德甚至建议，为了转移注意力，应当对西班牙、法国、英国和俄国发起挑衅，而假如总统无法胜任这项任务，包括他自己在内的内阁其他人可以承担此项任务。对于这项不可能的计划，林肯从未发表自己的想法，但是他让苏厄德明白，若是有任何必须做的事情，“我自己肯定会去做”。这让苏厄德偃旗息鼓，远离了危险的边缘。自此两人和谐共处。

　　最重要的是1861年11月，美国海军战舰“圣哈辛托号”的船长查尔斯·威尔克斯自作主张，在公海以“违禁”之名抓捕并扣押了一艘英国船只上的两名南方邦联外交官詹姆斯·梅森和约翰·斯莱德尔：这两人的任务是寻求伦敦和巴黎的外交认可。林肯起初很高兴，但是在意识到此事件将为英美未来关系蒙上战争阴影之后，他做出了让步。苏厄德用“强行征用”的法律名义解释了威尔克斯的做法，林肯的颜面也因此得以保全。1812年，美国人以战争的方式抗议过英国的“强行征用”行为。既然双方都抗议了，林肯也顺理成章地说道，那么这次就没有必要再像上一次那样打一仗了。或者如他对自己的内阁所解释的，“一次只打一场仗”。

　　与此同时，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那个伟大叔叔的自负侄儿）趁美国之虚侵占了墨西哥，然后在一个尚不存在的宝座上安置了奥地利大公马克西米利安这样一个更为弱势的君主。尽管包括很多支持者在内的人士要求林肯和苏厄德平定内战，彰显门罗主义，并派遣南北联军驶往里奥格兰德河以南，但他们最终只是抗议了事。他们明白，只有联邦战胜了邦联，坚持打一场值得打的战役，才能更快地挫败法国和奥地利的自命不凡。随着1863年7月维克斯堡战役和葛底斯堡战役的打响，胜利开始到来。

　　林肯主要出于战争原因才宣布解放黑奴，但随着这一行动的道德含义日益清晰，美国的外交策略也因此变得更为简单。道德含义使联邦处在了良知的制高点。既然北方人不会将参过军的黑奴抓回去奴役，到1864年中期，没有哪个国家敢于认可南方的奴隶制，更不用说插手干涉了。有了这一护盾之后，世界上最大的棉花种植群体发动了历史学家斯文·贝克特所称的速度和规模皆无与伦比的“农业起义”。这加速了联邦的胜利，也保住了一个统一的经济体，给世界带去了所需的希望，甚至也让相信无产阶级革命终会到来的马克思看到了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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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肯坚称战争权力能够让违宪的行为合乎美国宪法：黑奴解放是美国历史上最大的个人财产无补偿没收。但是，林肯似乎从未考虑过取消或者推迟美国宪法规定的选举，在选举中他可能会被替换掉，曾被他撤销职务的民主党候选人麦克莱伦将军可能会上台。在1864年8月，林肯对内阁说：“我有责任配合参选总统，以在选举和就职期间保护联邦”。对林肯来说，“他将以此后不可能留任的理由来确保选举”。

　　军事失败的危险已不存在，但是僵局还在。林肯的将领们，包括弗吉尼亚州的格兰特将军、田纳西州和佐治亚州北部的威廉·特库姆塞·谢尔曼将军、谢南多厄河谷的菲利普·谢里登将军，都在让南方邦联筋疲力尽。战争看不到尽头，但人力、物资和政治代价无法持续。这一前景支持着麦克莱伦将军的总统竞选，而林肯却担心协商得来的和平会在保留奴隶制的同时牺牲联邦。

　　然后，9月2日，谢尔曼将军占领了亚特兰大。这不是塔鲁季诺战役或博罗季诺战役，而是点燃了伊丽莎白的火船，让火焰蔓延至整个邦联且直向大海。林肯的信心与狼烟一同高燃，在两个月后的总统大选中，他高票连任，在22个州的投票中仅失3州。“这次选举悄无声息地结束了，”格兰特将军写道，“这是一次比赢得战争更为重要的胜利。反叛分子和欧洲日后会明白的。”马克思断言：“对你连任的胜利呼声对奴隶制宣判了死刑。”他在伦敦写道：“欧洲的工人……认为这是一件预示着新纪元的大事，林肯，这位率真的工人阶级之子，将肩负带领自己国家的使命，以无可匹敌的斗争来解救被束缚的种族，重建一个新的人类世界。”

　　在林肯还是个孩子的时候，亚当斯就已经看到一次内战将把奴隶制“从整片大陆”拔除，尽管要承受“灾难性和凄凉的”代价，但结局“如此辉煌”，以至他也“不敢说这不是我们所希望的”。我们永远不会知道对亚当斯来说何种代价不可承受，但是对林肯所承受的代价一清二楚：南北双方共300多万人参战，至少75万人死亡。他在1861年曾估计只需要两三个兵团就能平定分裂，但这显然是过分天真，因为实际上共有3 000多个军团参与了此次战争。当然，林肯确实曾以“然不论实际需要多少兵力，我都会一往无前”来表达自己的决心。

　　因此，林肯的选项既可以是直接地恐吓敌人，也可以是实施他那个时代所能达到的破坏。他让一切都保持于物质、心理和道德允许的范围内，而这使战争的目标不断扩展并纳入废除奴隶制，当然，前提是他自己确定这样有助于战争的进行。林肯对环境演变的敏感（他甚至有能力推进致命事物的发展）让这场战争渗透着克劳塞维茨主义色彩：尽管他不断扩展斗争的手段，但是让国家延续是他始终不渝的方针。在下个世纪，美国将在合适的时机裁军，但也会在必要时期扩充军队。在林肯的时代，没人知道该如何顺应外界情势而变，但是林肯告诉我们的是，他做到了能做的一切。

　　林肯并没怎么把自己看成工人阶级的孩子，他更觉得自己是开国元勋的继承者：“87年前我们的先辈……”奇怪的是，除了约翰·亚当斯，这些先辈竟然都没有自己的子嗣。这样说起来也似乎没错，因为约翰·昆西·亚当斯出现在公众面前的最后一天林肯也在场，而正是这位亚当斯引导林肯走向了奴隶解放的美国宪法基本原理。美国宪法基本原理引领着大众走向“一个自由的新生”，让“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永世长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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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深入研究林肯的现代传记作者总结道，“不知为什么，他在意志坚定的同时不任性妄为，在公平正直的同时不自以为是，充满道德感而不说教”，林肯具有“美国公众生活史上无可比拟的心理成熟度”。简而言之，就是他能够驾驭对立，而不是被对立驾驭。在“缺失”教育的情况下，他是如何获得如此卓越的成就的？在我看来，答案在于林肯能够对规模、空间和时间进行不同寻常的掌控，并从中获取常识。

　　规模设定了经验累积的范围。假如在进化中混乱的边缘会增强适应性，假如在历史中适应性会加强韧性，假如在个体中韧性比僵化更能容纳未知，那么边缘的逐步扩张自然能够更好地让领导者应对意外情况，让他们优于无适应能力的休克者与权力及傲慢的世袭者。

　　对比林肯和约翰·昆西·亚当斯的人生，我们便能看到这种差别。远大的前程激励、催促并困扰着亚当斯，让他在关键时刻失去常识。被他人过分高估，自己又进一步自我加压，让目标总是遥不可及，最终只有靠自退一步获得晚年的满足。林肯则不同，除了自己设定的目标，没有任何的远大前程可以诱惑他。他从底层做起，慢慢向上，直到准备好时才冲击顶峰。雄心壮志与机遇一同扩展，但他又同时将两者控制在自己手中。他寻求的是被低估。

　　空间是愿景和现实的交汇之地。林肯和亚当斯都看到西进运动中的自由力量，但是他们又惧怕这种力量所蕴含的危险。麦迪逊在《联邦党人文集》的第十篇中说，一个能实现利益均衡的共和国可以成为帝国。当然，他所说的利益是多重的、地域性的，甚至是褊狭的。开国元勋的后代们不得不平衡的一项利益就是是否将奴隶制扩张到新的疆域，到最后国家的团结与否也仰仗于此。韧性一旦变得僵化，对某些人来说，任何选择都有不可承受的代价。降职和死亡让亚当斯免于做出选择，而林肯却似乎对选择摆出了欢迎的姿态。

　　因此，林肯在战争中使用空间来恢复联邦。他无视正统理论，钻研地图，计算各种生产量。这些同那些新技术一起体现出北方在外线作战的能力。电报、铁路和工业制造的军火可以与新思想结合，让军队更具机动性，更具集中打击能力。林肯唯一需要的是能够打仗的将军和消灭南方邦联的最佳时机。之后，这个国家就能按照开国元勋的构思控制整个大陆。

　　最后是时间。林肯让时间站在自己一边，他知道如何等待、何时行动，以及向何处寻求保证。在承担责任前他趋向于不可知论，但随着责任越来越大，他的信念也在以非常规的方式不断增强。用林肯的话说，这是一个人和他的“创造者”之间的对话。林肯曾经询问一些信仰坚定的牧师，如果上帝已经将自己的意愿展露给他们，为什么“不直接展露给我”呢？

　　林肯越发相信上帝按照事件的进程而非通过神圣的启示行事。林肯对内阁说，麦克莱伦将军在安提塔姆战役中的胜利是奴隶解放的信号。但是，他仍在担心战争的拖延。他在日记中写道，双方都“宣称按照上帝的意愿行事”，但是“一方肯定有错，也可能双方都是错的。上帝不可能同时支持并反对同一件事”。很快，他意识到了自己的不敬，因为上帝比其天使更远高于世俗的逻辑。“可能上帝的目的不同于任何一方的目的”，或许“上帝安排了这次战争，并命令其暂不可结束”。

　　1865年3月4日，林肯在第二次就职演讲中对全世界说，如果上帝希望战争持续，“直至250年来利用奴隶的无偿劳动所积聚的财富全部散尽，直至奴隶在皮鞭下流淌的每一滴血都用刀剑下的血来偿还，那么，如同3 000年前《圣经》中所说的，‘我们仍要称颂上帝的判决是公允合理的’”。他深知这不是上帝的意愿：多亏上帝，多亏林肯，多亏那些骁勇善战的将军，战争将在5周内结束。那么，到底是谁掌控着一切？我敢肯定，林肯可能会回答我们不必知道。

　　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的最后几页写道，时间、空间和规模的相互依存同时反映着选择和必要性：即使无情的法律宣称不可能，代理制的假象仍让我们相信自由意志。林肯从未读过这本书，也从未读过《战争论》等其他众多书籍，但是，正如他凭直觉感受到了克劳塞维茨一样，他也有可能预见到托尔斯泰的思想。因为林肯发现或者他觉得自己发现了上帝的旨意于历史进程中的呈现。这很接近托尔斯泰了，在后者最伟大的小说中，历史反映着我们人类无法发现的法则。托尔斯泰在小说完成后不久就出现了信仰危机，并将世俗现象归因于神的疏忽。在这一方面，他远远超越了林肯。

　　林肯在1864年写给朋友的一封信中说：“我没有控制住事件，我要坦白承认，是事件控制了我。”这段话可能会让写《战争与和平》的托尔斯泰得到满足。或许我们也应当如此。 全球战略思想研究合集（套装共8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