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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章 最伟大的战略家

　　在列夫·托尔斯泰关于博罗季诺战役的叙述之前，有一段有趣的对话，出自理查德·佩维尔和拉里莎·沃洛孔斯基的《战争与和平》英译本第774页。这一幕的两个中心人物皮埃尔和安德烈公爵走出帐篷，抬头看到卡尔·冯·克劳塞维茨将军和另一位军官骑马走过。其中一人说：“必须不惜一切代价继续扩张战场。”另一人同意道：“我们的目的是削弱敌人，所以不能太在意己方的损失。”这两人的讨论让安德烈感到厌恶，因为他认为这场战争已经蔓延得太过分了。“德国人的脑子里就只有这种所谓的推理”，他苦涩地对皮埃尔抱怨道，“但这些推理一文不值。他们把整个欧洲都丢给了拿破仑，现在反倒教导起我们来了，可真是一帮好老师！”

　　在小说人物骑马而过的短短一瞬，托尔斯泰就点明了理论和实践之间处处存在差距。小说中的这一片段只是诸多例子中的一个，在这里，他的细微见解也具有宏观意义。克劳塞维茨本人的著作中也有很多这类例子，事实上他对战争时间、空间和规模的理解极其深刻，描述也非常准确，几乎无人能及。

　　小说人物皮埃尔和安德烈当然只在托尔斯泰的想象中目睹了博罗季诺战役，克劳塞维茨可是真实地经历了这一切：当法军在1812年入侵俄国时，他辞去了普鲁士军队的委任，加入俄军，并在这场伟大的战役中英勇作战。作风严谨的托尔斯泰本就知道这一点，并且他在19世纪60年代开始写作《战争与和平》时，可能已经读过1832年出版的克劳塞维茨遗作《战争论》了。正如许多批评家在20世纪不断重申的那样，托尔斯泰笔下的克劳塞维茨更喜欢抽象观察。尽管如此，托尔斯泰可能并非在责备克劳塞维茨，而是在反映当时俄国人对他们普鲁士新盟友的想法。托尔斯泰和克劳塞维茨经历了同一场战争，他们目睹的战场是相似的，但他们各自凭借自己的军事经历构建了自己的军事理论，这些理论本身就具有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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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们陪着新兵上战场。”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中如是写道。毫无疑问，他在这个话题上有着权威的见解。

　　当我军前进时，周遭枪炮声隆隆作响，炮弹穿梭回旋，这开始引起他的注意。枪声在我们附近此起彼伏，我们急忙跑到指挥官和部队驻守的斜坡上，落在这里的炮弹和纷飞的弹片却比想象中的更加密集。突然间就有你认识的人负伤挂彩，随后一记弹片飞溅到众人之间。你注意到几位军官也表现得有些古怪，而你自己也不像之前那样沉稳有素：即使最勇敢的人也会有点儿心烦意乱。奇迹般地，我们居然真的进入了这片肆虐的战场，并且加入最近的指挥官麾下。枪击密如冰雹，而友军的还击也声如雷霆。一位公认的勇士前去为准将传递消息，他小心翼翼地前进，在每处掩体、房子和树丛后不断躲闪。这时听到的任何声音都是危险增加的信号——霰弹在屋顶和地面上轰鸣炸响，炮弹嘶吼着飞过，在空中炸开，而枪声也在我们四周呼啸。我们竭力向火线前进，步兵们已经在那里奋力坚持作战数小时之久。空中飞舞着嘶嘶作响的子弹，它们每次擦过一个人的头部，都会带来一阵尖锐的破响。最可怕的就是目击战友被杀害和肢解，在那之后我们惊恐的心情开始变得平静，并产生怜悯之心。

　　在新兵最终感受到这一层层递进的危险之后，他必定会认识到，在这里人的想法是会被种种其他因素支配的，而理性之光的呈现方式与学术推论中的常规方式完全不同。 注释标题 Clausewitz, On War, p. 113. Emphasis added.

　　托尔斯泰曾在19世纪50年代随俄国军队参加了高加索战役、巴尔干战争和克里米亚战争。现在来看看他对博罗季诺战场的描述。

　　在战场上，拿破仑派出的副官和将领的传令兵不断来回疾驰，通报战局的最新进展，但所有的情报都是错误的：因为在激烈的战斗中，无法分辨出某一特定时刻发生了什么，许多副官甚至根本没有到达实际的战斗地点，而只是把他们听来的情况向上汇报。另外，战局瞬息万变，有时候一个副官带着情报疾驰一英里到达拿破仑身边时，情况就已经有所不同了，而他带回的情报也变得不再正确。拿破仑在接收这些错误情报之后，根据错误的情报下达命令，而这些命令要么在传达到前线之前就已经被执行，要么就是之前没有被执行，之后也再不能被执行了。

　　那些离前线更近的上校和将军也像拿破仑一样，没有亲身参与战斗，只是偶尔奔赴火线下达自己的指示和命令，诸如从哪里开火、向哪里开火、骑兵冲锋到哪里、步兵部署到哪里等，并没有真正听从或者询问拿破仑的指令，而他们的命令也像拿破仑本人的命令一样极少被真正执行。在大多数情况下，战场上的实际情况与他们的指示完全相反。比如，被告知要进攻的士兵在遭受一轮霰弹轰击后就开始后退；被告知要原地驻守的士兵在看到俄军突然出现后，有的向后撤退，有的向前迎击；骑兵则在没有接到命令的时候就冲锋追击俄军……一旦这些人离开炮弹纷飞的战区，他们的指挥官就在后方整顿队伍，组织起纪律，凭借这种纪律将他们再次带上火线，然后他们在对死亡的恐惧下再次丧失纪律，并且根据军中的偶然情绪而四散溃逃。 注释标题 Tolstoy, War and Peace, pp. 799 -801.

　　这些段落并不抽象，因为我们可以从文字描绘的画面想象当时的场景。读到这里时，你可能会发问，如此混乱的战场到底能打出个什么结果来？然而，博罗季诺战役（尽管没有明显的赢家）却取得了很多成就。

　　这场战役同时削弱了参战双方的实力，但俄国的领土辽阔，甚至超过美国，因而俄国人有大量空间可供撤退，而他们也确实撤退了，并且放弃了莫斯科。离乡背井的法国人则进一步深入作战，因为拿破仑无法抗拒占领这座城市的诱惑。他希望借此震慑沙皇亚历山大一世，以达成停战协议。当这一目的未能达成时，拿破仑这位被公认为恺撒之后最伟大的军事天才却表现得像一只追着汽车跑的狗终于追上了汽车——他在那一瞬间失去了方向。与此同时，正如他最卑微的亲兵提醒他的那样，冬天也即将到来。

　　克劳塞维茨称这是拿破仑攻势的“强弩之末”，认为法国人此时已经累垮了，而“亮出复仇之剑”的俄国人现在则可以把他们赶出国境了。托尔斯泰笔下那位老迈、肥胖而动作缓慢的指挥官米哈伊尔·库图佐夫比克劳塞维茨做得更好：历史上也很少有人能像他这样，表现极少而成就极多。最后的结局是拿破仑失去了他的军队，并在一年半的时间内丢掉了王位。俄国沙皇则耀武扬威地开进巴黎，在伦敦受到尊重，甚至在众人崇拜的目光下到牛津的礼堂里用餐。

　　“战争的‘语法’，”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中写道，“可能只是它本身，而不是它的逻辑。”凭借训练、纪律和卓越的领导能力，军队可以暂时忘记人类逃避危险的本能，就如克劳塞维茨的新兵发现的那样，依靠不懈战斗来无视本能。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逻辑会再度归来，并且包围、击败和最终取代这种战争的“语法”。英雄主义会渐渐消耗殆尽，进攻随着补给线的逐渐拉长而减慢，撤退则又招来反击。俄国广袤无垠而冬天寒冷可怖，如果像只会跟着汽车盲目奔跑的狗那样采取行动，绝无击败俄国的可能。这一点连最蠢笨的人都看得出来，那么究竟为什么拿破仑会浑然不知呢？大概常识确实像氧气一样：人走得越高，它也就越稀薄。在一次次踏着胜利走向巅峰后，拿破仑的战争“语法”变成了他的逻辑。就像恺撒一样，他已经高高凌驾于常人之上，以至看不清自己脚下遥不可及的根基了。此般高度固然令人敬畏，但别忘了，在拿破仑那个年代，即使已经发明能够扶摇直上的热气球，也不代表地心引力不存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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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没来得及完成《战争论》，克劳塞维茨就于1831年去世了，留下这本浩瀚、笨拙而充满矛盾的著作。我时常警告我的学生，细读此书得冒着精神错乱的风险：读者最终会无法确定他所言何物，甚至开始怀疑自我的存在。托尔斯泰在1868年完成了《战争与和平》，但并没有更清晰地认识到自己的著作取得了何种成就：“这不是一本小说，称不上一部史诗级作品，也称不上一部编年史。《战争与和平》是作者想要表达并且有能力以一种特定形式表达出来的产物。”以赛亚·伯林在托尔斯泰的闪烁其词中发现了“折磨人的内心冲突”，这似乎与仔细阅读克劳塞维茨的体验有点儿类似？也许是一种介于“自由意志的虚幻体验”与“历史决定论下的无情现实”之间的体验。

　　不过，如果克劳塞维茨与托尔斯泰两人各自手持自己的矛盾相互格斗，该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景呢？估计他们都会乐在其中而非相互折磨。两人都将决定论看作无可摆脱的铁律。“如果在1 000年中有百万分之一的人得到自由行事的机会，”托尔斯泰写道，“那么显然一个人的自由行为与整个法律规则相悖，就摧毁了全人类拥有法律规则的可能性。”克劳塞维茨对此表示同意，他认为如果法律不能包含“现实世界的多样性”，那么“规则的应用就要允许更大的判断范围”。有句谚语说“每条规则都有例外”，但并不说“每条法律条文都有例外”，这表明当抽象的概念靠近现实时，它们允许“更自由的解释”。这与托尔斯泰的观点一致——托尔斯泰也在广义层面上寻求破坏所有法律。

　　克劳塞维茨抱怨道，有太多的冗论在徒劳地试图成为法律。举例来说，他引用了一种普鲁士灭火规则。

　　如果房子着火，当务之急是先到左边保护房子的右墙，再到右边保留房子的左墙。例如，如果某人要在左边抢救房子的左墙，必须记住房子的右墙是在左墙的右边。假设此时房子的右边起火，那么火情同时发生在左墙和右墙的右边，也就是说右墙比左墙更靠近火，因此右墙如果没有被及时保护，就会在火势蔓延至左墙之前先被烧垮，导致屋内另一样未经保护的东西也一起烧起来，而且比其他东西烧得更早，即使其他东西也没有被保护起来。这又导致第二样东西必须被放弃，而第一样东西要被优先保护。要牢记灭火的优先行动，人们只需要记住：如果房子位于火情的右侧，那么保护左墙就很重要；如果房子位于火情的左侧，那就要优先保护右墙。

　　克劳塞维茨承诺自己会在《战争论》中避免上述这种“废话”，而将呈现他的“思想和信念”。这些思想来自“对战争的多年思考、与深稔战争有才之士的合作，以及与之相关的大量个人经验”。他将以“如同金块般纯粹而浓缩的形式”把这些内容展现给读者。

　　这听起来像马基雅维利的风格——克劳塞维茨熟知并钦佩他的作品。但是，克劳塞维茨51岁就死于霍乱，未来得及缩写和梳理《战争论》，所以这部著作不像他许诺的“金块”，反倒像一条触须混乱缠绕在一起的章鱼。因此，就像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一样，《战争论》也更适合随手翻阅。读者在阅读时千万不要让自己在迈克尔·霍华德爵士所谓“令人发指的不连贯性”中越陷越深。

　　相比之下，略读《战争与和平》可要困难得多：托尔斯泰的写作太引人入胜了。即便这样，在结尾处托尔斯泰还是会让读者陷入冗长而漫无边际的思考，来分析伟人的无用和历史的无意义。不过，让他的语言之河带你体验这些话题，并且对重温它们是很有帮助的。你会发现克劳塞维茨的一些思想在《战争与和平》中得到了反映甚至改进，比如以下这段托尔斯泰关于近代欧洲史的“理论”。

　　路易十四是个非常自大而专横的人，他有这样那样的情妇和这般那般的大臣，他统治法国的方式很糟糕。路易十四的子孙也都是些暗弱之徒，也把法国管理得乱七八糟，并且他们也有这样那样的喜好和这般那般的情妇。此外，当时有一批人在写书。18世纪末，二十几个人到巴黎聚会，并且开始讨论起所有人都应该平等而自由，这反而导致全法国的人开始相互屠杀起来。与此同时，在法国有个叫拿破仑的天才，他战无不胜（也就是说，他杀了许多人），因为他就是这样一个伟大的天才。然后，他出于某些原因又跑到非洲去杀那里的人，而且杀得出类拔萃，显得自己狡猾又精明。他回到法国后命令人人都要听命于他，人人莫敢不从。于是，他当了皇帝，之后又去意大利、奥地利和普鲁士继续杀人，杀了一大票人。同时，在俄国有个皇帝亚历山大一世，他立志要恢复欧洲的秩序，并且因此和拿破仑开战。可是在1807年的时候，他突然和拿破仑成了朋友，而在1811年两人又翻脸了，所以他们就再一次杀了一大票人。拿破仑带兵60万到俄国拿下了莫斯科，后来他又突然丢下莫斯科跑路了，然后是亚历山大一世……联合全欧洲拿起武器反对破坏和平的拿破仑，于是拿破仑的盟友突然就变成了他的敌人，并且联合起来和组织了新部队的拿破仑大战一场。这支同盟军打败拿破仑，开进巴黎城，逼拿破仑退位，并把他流放到了厄尔巴岛，但没有剥夺他皇帝的尊严，在各方面都给足他面子——虽然五年前和一年后，人人都认为他是恶棍和土匪。从此，路易十八的统治就开始了，在此之前法国人和外国人还都只把他当笑话看……然后是经验丰富的政治家和外交官……在维也纳谈判，谈着谈着就有人高兴，有人不高兴。突然间，外交官和君主们又差点儿吵起来，并且差点儿就要命令手下军队继续杀将起来。就在这时，拿破仑带着一个营的人回到法国，于是刚刚还恨他入骨的法国人立马又归顺了他。各位同盟国的君主见此大为光火，再次团结起来和法国开战。天才拿破仑又被打败了，并且突然被当作一个土匪流放到圣赫勒拿岛。这个被流放者只好与他心爱的人民和心爱的法国分离，在海岛上慢慢死去，并将他的丰功伟绩传向后世。在欧洲，他的所作所为却引起了许多反响，而所有的王公贵族又开始虐待起他们自己的老百姓来。 注释标题 Tolstoy, War and Peace, p. 1181.

　　我们通常不会认为托尔斯泰或克劳塞维茨会成为笑料，但事实是两人的理论都可能是荒唐可笑的，这恰恰证明了不可预知性的魅力，后人也实在没必要为他们遮掩。

　　我认为真正让这两位作者着迷的东西是讽刺，我将“讽刺”定义为“某事件的结果与对其的预期正好相反”。正如没有一个欧洲人在经历拿破仑时代的风起云涌时不曾大吃一惊一样，这种惊愕也时常萦绕着克劳塞维茨和托尔斯泰，正如他们提出的那些论断一样。论断产生于规律的宇宙法则与不规律的人类奇才之间的碰撞（这两者碰撞的结果可能有无数种，但方式则不可能无穷无尽）：对拿破仑这样的人物来说，即使像达达尼昂海峡这般天堑，他也能够一下子就越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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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诚然，拿破仑在1812年6月24日之前已经跨越很多天堑，先是尼曼河，然后是俄罗斯帝国和在法国控制下的华沙公国之间的边界。其间他没有遇到多少阻挠，毕竟他麾下大军有60多万人（比波斯帝国国王薛西斯一世的军队人数还多）和三座浮桥。然而，当他们在12月狼狈而归时，只剩下9万人了。这样的耗损率让人想起远征希腊的波斯大军、开向西西里岛的雅典部队、扎进条顿堡森林的罗马军团、驶入英吉利海峡的西班牙舰队和踏上美国的英国龙虾兵：这些铩羽而归的军队在想什么？换句话说，拿破仑遗忘了什么？

　　克劳塞维茨用敏锐的见解回答了这个问题，就像奥古斯丁的“正义之师”理论一样，但读者要在他的闪烁其词中寻找答案。例如《战争论》的开篇就好比巴顿将军传记电影的开头，将军在此对他的部队进行了一番慷慨陈词。

　　战争乃是……强迫我们的敌人遵行我们意志的武力行为……战争必然与不言而喻的武力相关，也与被称为国际法律和习俗的微小限制相关，但后者对前者的影响和削弱几乎不值一提。武力（这里说的武力仅指物质力量，因为道德力量只在国家和法律中存在，在战争中几乎不会存在）是战争的手段，而将我们的意志强加于敌方则是战争的目的。

　　接下来你就会读到这段陈述：“上文从理论上论证了战争的真正目的。”那么，战争的实践应该是什么呢？克劳塞维茨向我们保证：“在最大限度地使用武力的同时，无法兼具使用智力。”如果“文明国家不处死囚犯或摧毁城市和国家，那是因为智力在他们的作战方式中发挥着更大的作用，并且教会他们更有效地使用武力，而非诉诸简单粗暴的动物本能”。至此，我们读者仅仅读了大部头《战争论》的前两页，就已经晕头转向了。无论你喜不喜欢电影里的那位巴顿将军，至少他说的话一清二楚。

　　在“告诉手下该思考什么”的段落中，克劳塞维茨却试图教我们该如何思考。他十分确信在未能把握住事物的纯粹本质之时，我们什么都不知道。这一想法最初是柏拉图提出的，但其最具影响力的近代倡导者是差不多与克劳塞维茨同时代的康德。康德认为，如果要调和对立的二者，首先必须明确地构建起对立双方，其次才可能使用渗透、限制和缓解等手段。或者正如克劳塞维茨自己解释的那样：

　　两种想法形成一个真正的逻辑对立面……从根本上来说，每种想法都隐含在另一种想法之中。即使我们自己头脑中的限制让我们无法同时理解这两者，并且通过它们之间的对立看见两者的全貌，至少还是可以通过对立窥见两者的许多细节。 注释标题 Clausewitz, On War, p. 523.

　　这套方法论不适合缺乏想象力的人学习，只会让他们更加困惑，同样也不适合胆小的人，可能会吓到他们。不过，如果克劳塞维茨想在这里扮演《神曲》中的维吉尔，带领读者穿过地狱来探寻世界的话，那么这套理论倒是适得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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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争论》在克劳塞维茨的年代确实已俨然成为一幅地狱图，其中呈现了许多“文明”国家早就不该做的事情。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掀起的战争浪潮杀死了上百万人，摧毁了大片领土，还把全欧洲的大批王室贵族都拉下了马。仅凭技术进步无法解释这些动荡，正如迈克尔·霍华德指出的，武器技术在那100年里没有什么进步，而交通技术更是在1 000年的时间里原地踏步，但是政治领域确实已经天翻地覆，正是这种颠覆导致了战争。

　　美国人也在无意中开始了这样的进程。他们以一种马基雅维利主义的精打细算接受且欢迎了路易十六在北美独立战争中提供给他们的帮助，但没有帮助解路易十六的燃眉之急，反而回馈他一个非常不马基雅维利式的普世人权主张。结果，路易十六丢了脑袋，而法国人也丢失了一切克制，反而通过他们的政治革命组织起大规模的军队，也就是霍华德所言那“可怖的凶器”。拿破仑正是掌握了这柄凶器才当上法国皇帝并征服欧洲的。

　　这促成了克劳塞维茨第一个也是最紧迫的发现：战争在这个意义上反映政治（policy），它必须从属于政治和政策，并且是政策的产物。否则，战争只会是无谓的暴力，将沦为一种不应该存在的康德式抽象概念。克劳塞维茨担心这种无谓暴力的出现，但它在当代似乎越来越接近了。因此，战争需要被重新定义为“一种真正的政治工具和政治交媾的延续，但以不同的方式进行……政治目的才是目标，而战争是达到它的手段，手段永远不能孤立其目的而存在”。

　　拿破仑在渡过尼曼河时的确有政治目的，那就是确保亚历山大一世遵循大陆封锁，也就是法国在被英国海军封锁之后主导欧洲大陆进行的对英国的贸易禁运。他本可以通过迅速击败俄国人并仁慈地接受他们的投降达成这一政治目的，在秋天到来之前胜利返回尼曼河西岸。他本可以在有限的手段之内达成目标，也让手段与目标二者相称，但是他为什么没有这么做？况且拿破仑还是一位军事天才。

　　事实是，与之前那些勇敢迎击拿破仑而最终被他击败的对手不一样，俄国人直接撤退了，并把回撤路上的领土全部焚烧一空。不像大多数欧洲人，俄国人并不缺领土。这就是托尔斯泰笔下那位克劳塞维茨所说的通过扩张战场削弱敌人：没有一支军队能在不断拉长补给线的同时增强自身实力。同时，俄国人的撤退还能延长战争的持续时间：法国人越是深入腹地，就需要越多的时间折返。战争打到这个程度，拿破仑本可以停下，承认自己判断失误，并且全身而退，但是，就像薛西斯一世一样，他拒绝了，宣称“（撤回法国）永远不能成事”，并且忘记了他开战时制定的策略：“我的作战计划是一场战役，而我的所有政治手腕也都是成功的。”

　　他在9月初发动了博罗季诺战役，但没有获胜。尽管损失惨重，但亚历山大一世拒绝和谈。当库图佐夫弃守莫斯科时，拿破仑便上来一口吃掉了这座后来被发现是诱饵的首都，只得到一座被焚毁的空城。到了这时，这位天才才开始怀疑自己，而他的军队却在很早之前就已经产生了这种怀疑，两军的心理平衡发生了转变。克劳塞维茨提醒我们，正是在这样的时刻，心理平衡变成了军事平衡。战争的发生确实跨越空间、时间和规模等多个元素，但最后一个元素乃是每个法国士兵和俄国士兵心中的恐惧与希望，以及那位唯一的法国皇帝心中的恐惧与希望。“1812年带领拿破仑远征莫斯科的信心，”克劳塞维茨总结道，“在此离开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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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的第993页从微观描写入手，展现了决战时刻。他描写了一个饥肠辘辘的哥萨克士兵在捕杀了一只野兔又追逐另一只受伤的野兔时冲进了一座森林，在那里他发现了一处巨大而毫无戒备的法国军营。并不期待有多少战果的库图佐夫下令进攻，他的部队获得了一场完全的胜利，这也是自拿破仑入侵以来库图佐夫取得的第一次胜利。“以最小的压力、最大的混乱，以及最微不足道的损失，”托尔斯泰写道，“整个战役取得了最伟大的战果。”当10月18日塔鲁季诺战役开始时，拿破仑的军队“只是呆呆地在那里等着……战役打响”。

　　那么，是一只野兔决定了历史吗？大概并非如此，就像克劳塞维茨本人并没有像在小说里那样骑马奔驰一样。虽然这些戏剧性的转折点往往是历史学家不屑一顾的，但即使是想象出来的转折点，也仍然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说到考据，又有什么文献可以向我们展示一支伟大的军队是怎样在一夜之间失去信心的呢？塔鲁季诺战役的血腥程度远不及博罗季诺战役，但战役打响时拿破仑手足无措。当他决定撤退时，他再也无法阻止部队的混乱，而混乱之后则是恐慌，再是史诗般的大溃败。

　　“在我们独立战争中取得成功的费边战术体系，可能要在这里受到最严酷的挑战。”约翰·昆西·亚当斯当时正在圣彼得堡担任第一任美国驻俄大使，他在给自己父亲的信件中写道：“但这位现代亚历山大大帝可能会像他的先人那样注定要栽在斯基泰人手里。”亚当斯一家常常在家书中玩这种经典的纵横字谜游戏：“拖延者”费边·马克西姆斯曾在第二次布匿战争中诱使汉尼拔入侵意大利，从而消耗后者的实力。“现代亚历山大大帝”指拿破仑，而“斯基泰人”则代指俄国人，不同的是，古代的亚历山大大帝最终战胜了斯基泰人。很快，亚当斯就向他的母亲揭开了法俄战争的悬念。

　　6个月后，拿破仑带来入侵俄国的庞大军队就有九成沦为战俘或喂了蛆虫，从莫斯科到普鲁士800英里的公路上堆满了他军队的大炮、补给车、弹药箱、尸体和垂死的伤员。他不得不抛下这些伤员，让他们听天由命，因为他自己也被三支人数众多、气焰嚣张的常备军和几乎无穷无尽的农民军一路追击。这些农民的收成和房屋都为战争所毁，现在他们渴望为自己、为国家和宗教尽情复仇。

　　两位“俄国大将”——饥荒和严寒，已经带来了彻底的毁灭。所以，无论从哪个方面看，拿破仑的征服大业都已经走到尽头。法国再也不能对欧洲大陆发号施令了……欧洲即将迎来一个新纪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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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才，”克劳塞维茨写道，“并不仅仅具备一种优秀品质，比如勇气，尽管相比其他心灵或气质上的优秀品质，勇气已经是最适合战争的了。”相反，一个天才需要具备“一系列元素的和谐组合，其中一种能力可能占主导地位，但不会与其他能力相冲突”。简言之，天才要有一种对整体的敏感性。“负责总览全局的人必须带有一种在任何时候都能洞见真相的洞察力，否则不同想法就会一起混乱地涌上来，对一个人的判断力造成致命的妨碍。”

　　那么，真的有人具备“在任何时候都能洞见真相的洞察力”吗？克劳塞维茨对此的回答是将战略与想象联系起来。他观察到，艺术家接近真理的方式是通过“快速认知”那些“思维通常会直接忽视，只有经过长时间的研究和思考才能预见的东西”。他将之称为“洞见之眼”，这也就是马基雅维利所说的“速写”能力，这种能力可以有效传递复杂信息。完整地描述复杂信息会花费太多时间并产生太多内容，因此妨害判断，而过于主观的复杂信息则只会重复印证人们已有的想法。因此，一个军事天才真正需要的是介于上述二者之间的东西。

　　这样，在部队中暴发瘟疫，马匹补给不足，或者沙皇不按照你的预料出牌时，你就能够速写出你所知道的信息，并通过速写想象出你不知道的信息，这能让你更快地从突发情况中回过神来并继续前进。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在克劳塞维茨眼中，战略家和艺术家是同一类人。

　　那么，事前计划将如何预知突发情况？克劳塞维茨用他一贯充满矛盾的风格解释说：“战争中的每件事都很简单，但最简单的事也是难事。”他在一篇具有托尔斯泰神韵的文章中详述道：

　　想象一名旅行者想要在夜幕降临之前多赶些路，因为只要再走4~5个小时，他就能抵达一条备有驿马的康庄大道。这应该是一段轻松的旅程，然而在下一段路上他没能找到骏马，那里只有一些劣马，而前方也变得地形崎岖，路况恶劣，同时天也黑了。在遭遇一连串的困难之后，即使再简陋的落脚之所都能让他欢天喜地。在战争中，突发情况也大致如此。

　　从理论上来说，军纪可以克服这些困难，而事实上在一定时间内也确实如此。然而，后面出现的问题越来越大，逐渐削弱了军队所依赖的多个部分。“一旦条件变得困难——在情势危急时，条件自然就会变得困难，事情就不再像维护良好的机器那样顺利运转了。”

　　到那时，军队这台战争机器就会自发开始反抗，而指挥官则需要竭尽巨大的意志力来克服这种阻力。尽管个别士兵经常发生抗命和争执等问题，但这对军队整体而言并无大碍。真正的问题是意志力与身体状况的日益衰颓，以及身边死伤者让人胆战心惊的惨状。指挥官必须扛住这些消极因素的影响，首先自己坚持住，其次再让那些信任他的人也坚持下去，无论是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挟之以威还是励之以冀。等到每个人的力量都不再由他们的个体意志决定时，军队整体的惯性就又回到指挥官一人的意志上来。他的精神热诚必须重燃其他所有人的目标之火，而他心中之火必须重振他们的希望。只有在指挥官能做到这一点的情况下，他才能保持住对手下的控制和约束。

　　某些事情或某些人迟早会突变，但你无从知晓如何、何地或何时发生变化。你唯一知道的是，由于外力带来的摩擦损耗，“人们总是远远达不到预期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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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克劳塞维茨在这里没有阐述任何新内容。能力与愿景的不对称总是会限制战略，但这恰恰是需要制定战略的原因之一。他极具原创性地定义了士气损耗的原因，指出士气损耗可能在任何层面发生：战争的旷日持久和战场的扩张都会让士气更易损耗。也许他知道当拿破仑挺进莫斯科时，经常往疾驰马车的轮子上倒水以防止其过热。

　　正如克劳塞维茨的“洞察力”概念将战略与想象联系起来一样，他的损耗概念也将理论和实践相互联结。导致损耗的诸多原因“绝不会相互削弱或排斥”。他写道：“相反，它们会相互支持。”这将不确定性置于广义的范畴内，或者说，克劳塞维茨在一个多世纪前就发现了墨菲定律：凡事只要有可能出错，那就一定会出错。或者更直白地说，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

　　从理论上来说，拿破仑知道这一点。这就是为什么他只为了实现有限的政治目标就率领规模庞大的军队入侵俄国。跨过达达尼昂海峡的薛西斯一世也做了一样的事。两人都试图一举吓垮敌人，从而避免损耗。然而，两人都没有看到，即使撤退的敌人也会是个麻烦，因为长时间追击敌人会带来飙升的军事成本。于是，两人都因此损耗了自己的战争机器，到后来军队的继续挺进只会损己利敌。温泉关战役和博罗季诺战役显示了希腊人和俄国人并没有被大军吓怕，而萨拉米斯海战和塔鲁季诺战役却显示出后来被吓怕的恰恰是波斯人和法国人。

　　那么，薛西斯一世和拿破仑到底哪里做错了呢？克劳塞维茨大概会说，他们的洞察力没能够达到“在任何时候都能洞见真相”，这些真相包括地形、后勤、气候、他们的士气和敌人的战略。他们没有重视士兵们的理解：希腊和俄国都是陷阱，正如英吉利海峡之于西班牙无敌舰队。“好的，将军，”克劳塞维茨总结道，“必须了解损耗的存在，而了解它不仅是为了尽可能地克服它，而且是为了在损耗导致军事行动变得困难时不要有不切实际的期望。”

　　为什么拿破仑和薛西斯一世的目光会如此狭隘，简直像戴上了眼罩的驮马呢？克劳塞维茨告诉我们，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

　　有许多人在担任下级军官时表现出极大的决心，但在升迁之后就会丢失这种决心。他们意识到杀伐决断的重要性，同时也注意到决策失误将带来的风险。由于对升迁后面对的新问题不熟悉，他们的思想也失去了之前的敏锐。当意识到自己会陷入犹豫不决所带来的危险之时，在从前的岗位上行动越果断的人，在新岗位上也越容易胆怯。 注释标题 Ibid., p. 103.

　　到了这时，他们便只能直视前方，不听一言，不敢分心，一刻不敢懈怠地指挥，即使这种指挥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这就最终引发了高海拔缺氧式的理智缺失。一个疲惫的“天才”就恍如坠入仙境的小姑娘爱丽丝，会在那里迷失方向。于是一位马型人才就会变成刺猬型人才，然后变得像不知所措的狗，狂奔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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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们再发问，”克劳塞维茨写道，“什么样的人最可能显示出军事天赋？经验和观察都将告诉我们，在战争中我们会倾向选择有条理而不是有创意的人、能力综合而不是专精的人、冷静而不是容易激动的人来托付我们同胞和子孙的身家性命。”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中没有进一步说明，但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中则把拿破仑和库图佐夫拿出来做了对比。

　　拿破仑在小说中最令人难忘的出场是在一次真实发生的历史事件中：在7月1日，即法军渡过尼曼河一周后，他在维尔纽斯与沙皇的侍从官亚历山大·巴拉绍夫将军会面。拿破仑本期待对方提出和谈，但巴拉绍夫坚称只要俄国领土上还有一名法国士兵，亚历山大一世就绝不谈判。这时，拿破仑的脸开始扭曲，左小腿开始抽搐：“他开始用比以前更高、更急迫的声音说话。”说得越多就越难控制自己，并且很快就到达“一个人没完没了地说，却只为向自己证明自己的正确性的那种恼怒状态”。

　　如果你敢挑动普鲁士一起反对我……我就把它整个从欧洲的地图上抹去……我会把你们全部赶出德维纳河，赶出第聂伯河，再重建屏障阻止你们进入欧洲……而全欧洲都要为撤除之前的屏障担责……对，这就是将要发生在你们身上的事，这就是你们胆敢疏远我而得到的报应。

　　这位法国皇帝在房间里愤怒地踱着步，不停地嗅鼻烟壶。突然他停了下来，看着巴拉绍夫的眼睛，充满威胁而又充满渴望地说：“你的主子原本能够统治多好的一个王国啊！”

　　在那之后，拿破仑邀请他的客人参加了一场气氛友好的晚宴，在晚宴上他对稍早发生的事情只字未提。托尔斯泰指出，此时的拿破仑已经自认为不可能犯错了：“在他心里，自己做的一切事情都是好的。这并非因为他做的事情真的符合任何人对好或者坏的定义，而只是因为他做了这件事。”所以，最后拿破仑在晚宴结束时“自我吹嘘并贬损了亚历山大一世一番……这大概是他在今天开始会见俄国人时最不想做的事情了”。

　　托尔斯泰在一个虚构的场景中描写了库图佐夫将军到达他的指挥部，艰难地下马并气喘吁吁地爬上台阶去拥抱安德烈公爵——公爵的父亲刚刚去世。年迈的将军随后询问了他来此准备听到的报告，但他显然对安德烈的情妇在隔壁发出的声音更感兴趣。“他对手下告诉他的任何信息都不会感到惊讶，”托尔斯泰解释道，“因为他事前就早已洞知一切，而他之所以过来听这些报告，也只是因为他需要来，就像有时候人们需要在教堂听唱诗班歌曲那样。”

　　当库图佐夫得知法军（甚至也可能是撤退中的俄军）洗劫了安德烈的家产时，他愤怒地爆发了：“看看他们都给我们带来了什么样的灾难！”但他又补充说，尽管“打赢这场仗很艰难”，并且“需要耐心和时间”，他还是承诺安德烈，要让法国人“吃不了兜着走”。此时他唯一的一只眼睛（另一只眼睛很早之前就在战斗中被弄瞎了）盈满了泪光。

　　安德烈带着“对未来形势的宽慰与对承诺他未来形式的人的宽慰”回到他的兵团驻地，因为他知道库图佐夫永远不会空口许诺任何东西。

　　但他会听到一切、记住一切，把每样东西都放在正确的位置，不会阻挡任何有用的东西或容忍任何有害的东西。他知道总有比自己的意志更强大、更显眼的东西，这无可避免，但他能够看到它们、了解它们，并且鉴于这些了解在必要时放弃自己的想法，换个角度想办法。另外，让他如此相信库图佐夫的最主要原因是，当老将军说出“看看他们都给我们带来了什么样的灾难”时他的声音在颤抖，而说出“要他们吃不了兜着走”时声音却停顿了一下。

　　相比拿破仑，库图佐夫用一种较低的姿态领导军队：他不只拘泥于身边发生的事。他有时可能会疏忽懈怠，但绝不会忘记自己的目标。因此，托尔斯泰写道，尽管沙皇还心存怀疑，但“人民选择库图佐夫担任总司令的决定得到了广泛赞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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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维吉尔带领但丁穿越地狱之前，他曾辅导屋大维关于养蜂、养牛、轮作和葡萄栽培的基本原理。他似乎在说，领导者必须脚踏实地。克劳塞维茨也持有类似的观点，但是在他的著作中没有任何有逻辑的结论。他解释说：“每当线索太单薄时，我宁愿直接放弃它。就像有些果树长太高就不结果实，所以理论的花草必须被加以修剪，并且靠近它们生长的土壤——实践经验就是土壤。”

　　那么，又该如何“修剪”理论呢？克劳塞维茨回答道，从任何现实实践中推断出理论“确实有点儿太轻率了”，而“普遍规律应该适用于任何个例，无论有什么样的偶然因素”。那些永远无法走出“奇闻异例”，没完没了地重复各种无意义案例的人也同样没用，因为他们只会“从个例上构建历史，仅仅寻找适合他们理论的案例，而从来不会触及影响事物的普遍因素”。

　　理论的存在使人们不用每次都重新整理并深究现有的材料，而能直接让这些材料井井有条。理论的存在本是为了教育未来的指挥官，或者更准确地指导他进行自我教育，而不是陪他踏上战场，就像聪明的老师能指导和激发年轻人的智力发展，但注意不要在他的余生中牵着他亦步亦趋。

　　克劳塞维茨将理论视为训练，它能够“在巨大的挑战中磨砺身体，在极度危险的环境中强大内心，并且让判断力少受第一印象的影响”。它是减少摩擦损耗的“润滑剂”，“孕育着冷静这一无价的品质，这种品质会从轻骑兵传递到步枪兵，一直传回到将军本人，从而减轻指挥官的压力”。

　　理论的初学者往往不会遇到什么问题，但如果他们渐渐升迁却仍紧抱住理论不放，这种“有悖常识”的教条主义就会成为麻烦。此时的理论就变成了一个“局限和无知的头脑用来为它们先天的无能辩护的借口”。克劳塞维茨特别鄙视“行话、术语和隐喻”，当指挥官身居高位时，这些概念就会“蜂拥而至”，像一群“无法无天的乌合之众”。这些胡诌出来的概念还会被奉为原则，而“只要被放在明面上，它们就会被发现只是一堆垃圾”，它们让理论“站在了实践的对立面，并且沦为那些军事能力无可争辩的人才的笑柄”。

　　一个例子是克劳塞维茨之前在普鲁士军事学校的导师卡尔·路德维希·冯·普菲尔将军，他于1812年成为沙皇亚历山大一世的最高军事顾问。克劳塞维茨在当时悄悄写道，普菲尔是个“对实践一无所知”的人，尤其是在如何最好地部署俄国军队以对抗拿破仑这件事情上。托尔斯泰不太可能看过这条评论，但他在《战争与和平》中清楚地传达了克劳塞维茨所想的。

　　普菲尔是那种理论家中的一位，这种人因为太热爱自己的理论，而恰恰会忘记理论的目的——它在实践中的应用。在他对理论的热爱中，他讨厌一切实用的东西，根本不想去了解它们。他甚至为失败而感到高兴，因为失败的原因恰是偏离了理论而开始实践，这刚好证明了他的理论正确性。

　　托尔斯泰在结束这一场景时让恭敬但持怀疑态度的安德烈（我们可以把他看作现实中克劳塞维茨的一个古怪替身）表达了他对“一个事先知道一切都会变得糟糕，甚至不会对此感到不满的人”的鄙夷，并得到了普菲尔的承认。

　　这是托尔斯泰似乎正在完成的克劳塞维茨书中的众多观点之一——这两人就像那些可以帮对方说完下半句话的亲密夫妻一样。没有谁能比他们彼此更清晰地指明机会在战争和生活中的作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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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任何其他人类活动会像战争一样如此持续或普遍地受制于机会。”他在《战争论》中写道。战争是个“矛盾的三角”，由促使士兵们甘冒生命危险参战的热诚、指挥官的技巧和引发战争那一系列政治目的的连贯性这三者构成，但三者中只有最后一者是完全由理性驱动的，另两者则出现在感性的模糊地带，在那里“常见的衡量标准似乎都不适用”。因此，真正被需要的是一种“能够调和此三者之间平衡的理论，就像悬浮在三个磁极之间的物体”。

　　但是，任何做过磁铁实验的人（克劳塞维茨本人一定也做过）都会知道两个磁极和三个磁极的区别。一个钟摆可以自由地在两个磁极之间来回摇摆，就如同在秩序和混乱之间来回摇摆一样，而第三个磁极的加入却会让这种本来很规律的摇摆变得充满随机性。用数学的语言来说，就是把线性变成了非线性。克劳塞维茨的磁极理论迫使我们发问：理论到底怎样才能调和彼此之间都不平衡的行为，让它们变得平衡呢？

　　克劳塞维茨没有给明确的答复。他将理论置于可以存在例外的规则范畴内，而非没有例外的法律范畴内。他将理论视作矫正特殊情况的手段：理论是对过去经验的浓缩，但尽可能不要用它来解释未来。他依靠理论进行训练，而不用它来指导未知情况下的行动。他相信洞察力胜过量化归因：任何对战争的量化，“在现实的挑战面前都不堪一击”。他不信任新手指挥官，因为他们没有经过理论训练，所以会缺乏判断力。他们必须“像航船的指南针一样工作”，而“无论实际的海上状况多么模糊未知”，指南针都需要通过预先调设好的参数才能反映“哪怕最微小的变化”。

　　模糊未知则是源于情报的具体情况（如果有的话），只有“在场目击的人知道”。就像在三个磁极之间钟摆的移动方向难以预测那样，凯南在第一次探索偏远西伯利亚的时候也无从预测那里的极光、暴雪和地震。对克劳塞维茨来说，战争的“3/4被迷雾笼罩着”，需要有“敏感而富有辨别力的判断和训练有素的智慧才能嗅出真相”。这真相不可能用理论家生搬硬套出的理论来解释，因为这些理论家往往为他们自己的视野所限制。

　　托尔斯泰再次完成了克劳塞维茨的论证。他补充说：这种简化的表述就像要去给教堂的墙壁糊上石膏的瓦匠，“他们在工头不在的时间里过于热情地把窗户、圣像画和脚手架都糊满了石膏”，还为此颇为自得，因为“在这些瓦匠看来，教堂里的一切都变得又平又滑了”。托尔斯泰是小说家里最不像瓦匠的那一位，同样地，克劳塞维茨是军事理论家中最不像瓦匠的那一位：他们不关心自己面对的问题是不是又平又滑，而是在混乱的边缘寻找不平滑的部分。其实，这才是（或者至少看起来是）最有机会的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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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了这里，克劳塞维茨已经心满意足地完成了论证，但斗志旺盛的托尔斯泰还没有满足。他在《战争与和平》即将结束前的几页里就草草抛弃了他笔下的人物，而把最后的章节变成了一段关于决定论和自由意志二者不可共存的冗长讨论。他的结论如下。

　　历史学正在应用它应当吸收的新思想方式，同时旧历史学在走向自我毁灭的进程中不断把产生现象的原因一再剖析。

　　全人类的科学都走这条路子。数学这门最精密的学科在发现无限小数之后便放弃了解析的过程，开始总和未知的无限小数的新过程。数学放弃原因的概念而寻求法则，也就是寻求一切未知的无限小的元素的共同性质。

　　其他学科也沿着同样的思路进行思考，尽管其形式不同。当牛顿宣布万有引力法则时，他并没有说太阳或地球有特殊的吸引力，而是说从最大到最小的所有物体都具有互相吸引的性质……历史学也走在相同的道路上。假如历史的研究对象是全人类各个民族的运动，而不是记载人们生活中的若干片段，那么，它也应该抛弃原因的概念来寻求那些各个相等的、紧密联系的、无限小的自由意志的因素所共有的法则。 注释标题 Tolstoy, War and Peace, pp. 1212-13.

　　我认为托尔斯泰在这里的意思有以下几点。第一，因为一切事物都与其他事物联系在一起，有一种无可避免的相关性普遍存在于时间、空间和规模中，所以要从相互联系的变量中区分独立的变量是不可能的。第二，因此，总会有一些事情是不可知的，把它们细分解构出来也没有用，因为总是可以无限细分下去。第三，由于这些不可知性的存在，我们总会有一种对自身能动性的幻想，无论这种幻想多么微小。第四，虽然一般规律也作用于这些微小的幻想，但它们对我们来说没有任何影响，因为反正我们也无法感受到它们的作用。第五，因此，我们对自由的设想，在实践中便是自由本身。

　　如果我的理解是正确的，那么托尔斯泰已经用推理解决了一个古老的问题：如果上帝是无所不能的，人类可以拥有自由意志吗？然而，托尔斯泰的回答并没有令他自己满意，因此他很快就恢复了对上帝的信仰——之前他还嘲笑这种信仰是原始人的习性，他甚至还不甚成功地试着自己也去做一个原始人。如果考虑菲茨杰拉德关于如何在保留做一件事的能力的同时牢记做相反事情的对立思想，并且把克劳塞维茨的理论用作注释，那么托尔斯泰的推理在最大的意义上都对战略有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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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克劳塞维茨和托尔斯泰对理论与实践二者都保持尊敬，并没有陷入其中任何一者。似乎在他们的思考中，抽象概念和特殊实例是相互促进的，但也从没有为二者预设过孰轻孰重的比例。每种情况都需要进行平衡，而这种平衡由判断力推导，由经验中产生。技能通过过去学习，并为未来而训练。

　　理论将历史的复杂性简化到能够教学的水平。这种简化不是托尔斯泰提到的那种“瓦匠式简化”——这种方法论在寻求可预测性的同时把每个特例都像糊墙一般一以概之了。理论相对于过去的作用，正如克劳塞维茨所言“洞察力”相对于现在的作用一样：它从无穷无尽的变量中吸取经验。它根据你已知的信息简略而快速地告诉你下一步的决策——无论在教室里还是在战场上，你都没有无限的时间来分析。理论服务于实践，并且在实践修正理论的同时（也就是实践好好教训了闭耳塞听的理论家之后），理论也将回馈实践，防止人们跌下悬崖、陷入沼泽，或者向莫斯科进军。

　　艺术家在素描时会先看看景物，再看手底下的素描板，不断重复这个过程，直到图像渐渐被绘制出来。这整个过程是再创造，而不是简单地复制被素描的景物。景物和素描板引领着艺术家的双手，但没有两个艺术家会画出一模一样的景物来。复制和再创造构成了一种相互依赖又相互区别的互惠关系，若失去了这种互惠关系，那么在现实的忠实性和艺术的表现力之间就没有平衡可言了。

　　这种战略速写有个现代术语的名字叫作“净评估”，意思是重现环境中各个可能决定结果的元素，但绝不只是罗列它们。一份优秀的净评估将包括三类元素。首先是“已知”：地理、地形、气候、我方能力、我方追寻的目标。其次是“可能”：对手的目标、盟友是否可靠、文化约束、己方国家忍受逆境的能力。最后则是潜藏在前两个元素交集中的“未知”元素。

　　正如克劳塞维茨的磁极理论一样，净评估的结构也是三角形的，虽然有两种理解方式：当你努力去平衡“已知”“可能”“未知”时，你也在时间、空间和规模三者之间试图寻找平衡。“在战争和生活中，”克劳塞维茨解释说，“构成一个整体的所有部分之间都互相连接，并依靠连接来产生影响，因而无论这种影响多么微小，都会影响到每个部分……并且在某种意义上操纵和更改最终的结果。”这种说法也预言了托尔斯泰之后的微积分思想。

　　这种预言并非是克劳塞维茨真的能预知未来，而是因为他和托尔斯泰都曾在过去直面过战场。他们在战场上知道了目标可能是无限的，但目标绝不可能变成手段，后者恰恰是有限的。这就是为什么战争必须服务于政策——克劳塞维茨明确地指出了这一点，而托尔斯泰则暗示了这一点。当政策开始服务于战争时，就反映出一位身居高位的刺猬型人才（就像薛西斯一世和拿破仑）已经爱上了战争，将战争本身变成了战争的目的。他们只有在自己流干最后一滴血时才会停下来，因此他们攻势的最高潮，即是自己打败自己。

　　过分扩张战场是一种对己方的削弱，其目标和手段都很令人困惑，并且它还会让敌人得到发挥杠杆效应的机会：用小规模行动撬动大的战果。如果不曲解德尔斐神谕，塞米斯托克利斯不可能打赢萨拉米斯海战。伊丽莎白一世对她手下海军将领判断的天气情况给予了充分的信任，而库图佐夫在博罗季诺战役后也就可以高枕无忧了，因为他确信即使俄国人什么都不做，拿破仑视而不见的那些“已知”元素（比如地理、地形和气候）就足以把法国人赶出去了，国界就会成为敌人迫不及待想要折返而回的“金桥”。

　　库图佐夫所言的“金桥”可以被看作大战略的黄金标准。因为如果目标需要与手头可用的手段相称，那么偿付能力和道德（也即实用性和原则）就将要求实现目标时尽可能减少物资和人员耗损。汉密尔顿在《联邦党人文集》中写道：“投入的手段必须与它所带来的损失相称。”无论克劳塞维茨和托尔斯泰花费在著书上的时间成本多么惊人，他们都认为自己著作带来的回报是与之相称的。《战争论》和《战争与和平》这两部作品在史诗般的长度里不断与对方对垒，这也构成了一种充满了共鸣的对矛盾的理解。

　　理论对实践，训练对即兴创作，事先计划对摩擦损耗，武力手段对政策目标，细查对速写，专业化对泛化，行动对不作为，胜利对失败，爱对恨，生对死，高高在上地指挥对脚踏实地地观察，但艺术与科学之间是不存在“对抗”的。综上所述，考虑到他们在看待战略时所表现出来的思想广度、想象力与坦诚程度，把克劳塞维茨和托尔斯泰一并放入最伟大的战略家之列并不为过。 全球战略思想研究合集（套装共8册）